翻开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我们从未见过有哪一个时代的作家，像今天的某些茅盾文学奖作家们这样自以为是，轻狂和傲慢。当著名作家450万字的“大河小说”《你在高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记者问：“全书450万字，有没有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张炜极其自负地回答说：“我不是一个以大为美的人。写这部作品，是1988年起步的，之前发表作品很多年了，《古船》等获奖不少，但我总觉得内心巨大的压力和张力没有释放，无论是艺术还是精神方面的探索，都还没有掀开盖子。我写作，基本不考虑读者，讨好读者而过分考虑市场，这话或许有点极端。但为读者去写，作家必然做出许多妥协。究竟为谁写作，我慢慢才想明白，我这是为遥远的‘我’写作，写作时总觉得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另一个‘我’在看着我，我写作要让那另一个‘我’满意。”
无独有偶，以长篇小说《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在其新作《古炉》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小说中广遭读者诟病的节奏缓慢，公然宣称：“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写作从来不管读者。”而当代文坛另一位“重量级”的女作家，以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茅奖的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样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傲慢。有记者问：“现在阅读长篇小说是‘奢侈’的事情，因为需要时间和耐性。而您这部小说（《启蒙时代》）似乎尤其需要耐性，因为书里有连篇累牍对革命思想的阐述，对社会体系、人生观的分析。您在写作中，是否考虑过这些内容的可读性？”作者却回答说：“如果读者看得不耐烦，我会觉得无奈和遗憾。但我写作从不考虑读者，读者不会影响到我的创作。你说到‘奢侈’这个词，事实上阅读在今天本来就是很奢侈的，因为需要读者有很多的知识储备，它不像娱乐那么简单。”
看了这些茅奖作家们的回答，或许我们就会真正知道，为什么当代作家的作品在短暂的喧嚣和热闹之后，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倘若读者在读小说时，真的都必须要有像某位作者所说的知识的储备。那么笔者有理由怀疑，这样的作家并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贩卖和炫耀知识。难怪有人戏称被某些评论家们榜捧的平庸之作《天香》，简直就像是故纸堆里整理出来的知识文库，而并非是什么优秀的小说。而在《古炉》中，我们看到，书中的善人所说的话，大量都是从《王凤仪言行录》一书中直接摘抄过来的。在一些作者看来，仿佛只要书中有了这样一些“知识”和智者的嘉言懿行，小说的文化韵味就非同一般，就完全可以吓唬和镇得住读者了。谁要再说其小说写得不好，要么就被作家们说成是不懂小说写作，要么被说成是读者自身的知识储备不够。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这些傲慢的“茅奖”作家们的知识储备无一不是非常欠缺。即便是在他们获得“茅奖”的作品中，各种知识、文史的、语法的硬伤可说比比皆是，漏洞百出。遗憾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有哪一位“茅奖”评委直截了当地指出过这些小说中的毛病。反而到处听到的是批评家们激情澎湃，好评如潮的一片欢呼之声。
批评家们肆意娇宠当红作家，使他们在长时间里一直沉溺于一种无视小说的艺术性，无视读者的阅读感受，狂妄自大的自恋性写作。以某位自称是农民的作家为例，其长篇小说《秦腔》和《古炉》写的虽然都是陕西农村的事。但试问中国的几亿农民们，有几个人读过他这些拖沓冗长，凌空蹈虚的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他在这些小说中，往往采取的都是拿农民开涮表现手法，用肮脏、猥琐、自私、愚蠢等一系列丑化农民的描写，大出他们的洋相。而即便是像李敬泽和雷达这样一些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在读《秦腔》时，也总是感觉天昏地暗。他们要么是对《秦腔》读得发火，要么是将小说中的情节弄得稀里糊涂，人物搞得颠三倒四。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茅奖的61位评委，虽然发扬了连续作战的精神，夜以继日地阅读450万字的《你在高原》，但直到投票时也还有相当多的评委根本就没有读完。他们最终究竟是如何投出手中神圣的一票的，这只能是天知地知，而读者却根本不知。
自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傲慢的“茅奖”作家们内心是如何的膨胀。他们早已把读者当成了自己的天敌。他们错误地认为，只要是读者喜欢的小说，都是作家在故意讨好读者。而小说写得像王大娘的裹脚布，越是难懂，就表明作家的水平越高。于是，小说就成为了某些“茅奖”作家们千方百计地考验读者耐心，对其进行精神折磨的痛苦阅读之旅。
《天行者》的人工痕迹
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中，湖北著名某作家以其撼人心魄的《天行者》赢得了评委们的高度赞誉。“茅奖”评委在为《天行者》的授奖词中写道：“《天行者》是献给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乡村英雄的悲壮之歌。一群民办教师在寂寞群山中的坚守与盼望，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作者以内敛克制的态度，精确（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地书写复杂纠结的生活，同时，他的人物从来不曾被沉重的生活压倒，人性在艰难困窘中的升华，如平凡日子里诗意的琴音和笛声，见证着良知和道义在人心中的运行。现实性、命运感和对人类精神灿烂星空的确信，使《天行者》的意蕴凝重而旷远。”基于此，笔者在拜读了这部优秀之作之后，就在反复问自己，同时也总是想请教一下“茅奖”评委，难道《天行者》中的书写真的就如此完美，能够称之为“精确”而没有一点瑕疵吗？在仔细阅读了《天行者》之后，笔者发现，初读该小说前半部分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令人感到震撼，但越是往后面读，就越是让人疑窦丛生。这就像那些公园里的假山和瀑布，初看起来都非常的精美，但绝对不可以靠近仔细欣赏和反复把玩。因为观赏者越是看得仔细，其人工的痕迹就可能暴露得越多，甚至让人疑虑重重。在该书中，为了增强小说的情节和可读性，作家特意设计了一连串两两相似的人物。比如，两个瘫痪的病人：余校长的妻子明爱芬和王小兰的丈夫李志武；两个失恋的年轻人：民办转为公办的教师张英才和支教教师夏雪。两个癌症病人：蓝飞的父亲和万站长的妻子；两个曾经的民办教师：她们都因为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不幸，而不得不离开讲台，最后永远都不可能转正为公办教师的蓝小梅和明爱芬；两个眼看着就要转正为公办教师，却乐极生悲，突然死亡的人：明爱芬和胡校长；两个曾经学习成绩都很出类拔萃，但都因为家境贫穷而不得不中途退学，到省城一面打工，一面自学，最终学有所成的人：叶碧秋和肖萌；两个本身并不是真心为了界岭的教育事业，而是为了摆脱人生的痛苦或其他的目的，前来支教的教师：夏雪和骆雨（一个叫雪，一个叫雨，这又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两个为性爱所困惑的民办教师：余校长和孙四海；两个虽然很有钱，但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的生意人：一个开着宝马车追女人，一个拿着大量钞票到宾馆去挥霍赌博。
在《天行者》中，这种过于精巧的设计，简直就像排列组合一样，走马灯似的接二连三，不断出现。真让人觉得，小说中界岭人的生活，丝毫都不像是界岭人自己的现实生活，简直成天就像是在围绕着作家刘醒龙先生的笔在转悠，木偶似的被作家操纵着生活。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余校长的妻子明爱芬即便是在梦中也在咕哝：哪怕我死了，也要到阎王那里去转正。当界岭小学的几位民办教师在为上级拨给的一个转正名额难于取舍，万分纠结的时候，余校长却举贤不避亲地说：“刚才大家投票时忘了一个人，就是明爱芬，我妻子，她也是我校的民办教师。那年腊月，她刚生下余志，就去县里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为了赶车，她从没有桥的冷水河中蹚了过去，还没进考场，人就病倒了。抬回来后，整个人就成了现在这种样子。拖了多年，她的心还不死，夜里做梦都念着转正。正是还没转为公办教师这口气憋在心里没散开，她到死亡线上去了好几次，又依依不舍地返回来。我想，若是真给她转正，过不了几天她就会死的。现在这个样子，她难受，我也难受，连带国家、集体和大家都不好办。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让她将这几步路走快点，走舒服点，让她这一生多少有点高兴的事。大家刚才的好意我心领了，转正的名额我不要，能不能把它给——给明爱芬呢？”当余校长的这一提议得到大家的认同之后，明爱芬用肥皂细心地洗净了手，擦干，又朝余校长要过一支笔，颤颤悠悠地填上：明爱芬，女，已婚，汉族，共青团员，贫农，1949年10月出生。然后突然之间那支笔就不动了。这段看似非常悲情，实则相当煽情的描写，可以说好像根本就不是发生在界岭，而是发生在以往我们读过的诸多小说的描写中。它让我们立即想到的是清代作家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中守财奴严监生的那一段有关两根灯草的描写。严监生在死亡的边缘为了那两根费油的灯草，始终不肯落气，在《天行者》中却被嫁接在了遭受巨大不幸的民办教师明爱芬身上，这种移花接木的描写，果真就能撞击读者的心灵，让其感动得泪水稀里哗啦地往外流吗？
在《天行者》中，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人物就是那位支教的女教师夏雪。夏雪为什么要来到穷乡僻壤的界岭来支教呢？小说中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位穿着一袭白色连衣裙，像云一样从山路上飘来，青春年少的女教师，让余校长简直疑为天人。当该校的民办教师邓有米听说夏雪是本科生后，就情不自禁地说：“界岭太小，会浪费人才。”在我看来，邓有米的这句话，完全是出于对夏雪的尊重和惋惜，但想不到夏雪却像吃了枪药一样，火药味那么大。立即就向民办教师邓有米扔出一句犹如生铁一样，冷冰冰，而又砸人的回话：“我不想被珍惜，浪费几年青春，也是件好事。”而当余校长养的那头猪不声不响地用嘴在夏雪的连衣裙上乱拱的时候，夏雪不仅笑了起来，而且还打趣这头猪：“原来你也是咸猪手呀。”读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位美丽的夏雪似乎太有点二百五，脑子就像进了水。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即便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遇到了“咸湿佬”的咸猪手，那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恐怕谁也不愿意轻易就将其公开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位年纪轻轻的夏雪，怎么能够轻易就在初次与这些乡村男教师见面时就说出如此不得体的话呢？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夏雪来界岭小学报到，到县里搭乘班车时，班车后面居然跟了一辆宝马车。这样的车，按照界岭人的说法就是，咱乡全年的教育经费也买不起两个轮胎。夏雪在教育站休息，宝马轿车就停在门口，开车的人夜里就睡在车上。对此，夏雪却视若无睹。而当余校长将张英才的情况告诉夏雪时，夏雪却对张英才刚转正就去省教育学院学习两年的机遇无动于衷。还说，教育学院算不上正规大学，就像老山界上的大庙，看上去香火很好，那些敲钟诵经、披和尚衫的人都是半路出家。而当余校长体惜地告诉夏雪说：“我们这儿路不好走，只要一落雪，山上的人就下不去，山下的人也上不来。”想不到，夏雪却简直犹如圣人一样，说什么：“当老师的有教室就行，生意人才会担心物流不畅。”天哪，这就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说出的话吗？心地善良的界岭人，谁也没有得罪过夏雪，如果夏雪的心理没有变态，她为什么会把界岭老师们的好心当作驴肝肺，如此无礼，如此自大，如此喜欢攻击别人呢？
但就是这样一位女大学生，忽而又像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夏雪不但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爱情诗《当你老了》压在宿舍里的玻璃板下，而且在课余时还领着学生们一起唱歌、做游戏、甚至读爱情诗。真是为了爱情不看对象。在《天行者》中，我们看到，界岭小学那些连饭都常常吃不饱，面带菜色的女学生居然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小学生都还要显得性早熟。作为小学生，小小年纪的叶碧秋不仅早就一直在暗恋自己曾经的老师张英才，她甚至还通过观察发现，他们的支教老师夏雪好像是已经失恋了。之后便将此事告诉了同班的女同学李子。而夏雪老师居然对自己的学生李子说：“如果将来你有机会去城里，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有了钱就急忙去买宝马车的男人，更不要相信那些将宝马车停在身边，与你搭讪的人。”在离开界岭之前，夏雪又将自己的一封信，交给李子。信中称自己离开界岭小学就不再回来了。上山时带来的行李里盛满的是她的青春和爱情。那件白色的婚纱，是18岁生日那天用自己从小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为自己买的。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盼着当新娘子，现在我恨的就是当别人的太太。若是不觉得这婚纱难看，等到你和所爱的人举行婚礼时，就当它是我送的礼物吧。之后，在将前来接夏雪的那个开宝马车的男人抽了一记耳光之后，夏雪被那个男人笑容可掬地搂着腰接走了。到了小说最后，夏雪确乎是死掉了。更严格说来，应该是自寻短见。当然，为了表达对界岭小学的怀念，夏雪就在遗书中让自己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让并不富裕的父母到界岭小学来捐资助学。
如果有人问，天上会掉馅饼吗？人们肯定会说，世界上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但在《天行者》中，这样的好事不但有，而且经常都会发生。比如民办教师张英才，从来就没有表现出过写作的天赋，第一次投稿时，就因为一篇题为《大山、国旗、小学》的文章发表在省报，而且是头版，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仅仅是这一篇文章，就让有关部门特意为界岭小学拨了一个转为公办教师的指标。在我看来，这样的概率几乎就同买彩票中头奖一样，人人都说很难，可偏偏就在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身上发生了。又如，在界岭小学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辍学到省城打工的肖萌，原来只是一家酒店的清洁工，居然在一夜之间就捡到了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那天，一个身家上亿的建筑公司老板带着客户去酒店打麻将，突然遇到警察抓赌，情急之中便将牌桌上所有的钱用桌布包好，塞到窗外做清洁的叶萌怀里，让他赶紧拿走。警察破门而入，因为找不到赌资，只好放过这个老板和他的客户。隔了一阵，董事长再去那家酒店，叶萌居然将那一万多元现金如数还给了这位老板。老板问明了叶萌的身世，就将他聘用为该公司的总出纳。我不知道这个身家过亿的老板智商何以低到了如此的程度。如果没有绝对的安全系数，他能够轻易就带客户去酒店打牌赌博？况且对于一个身家过亿的大老板来说，一万元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赌博。而即便是真的遇到了抓赌，凭他亿万富豪的实力，难道还在当地摆不平这样一桩区区小事？我更不能相信，有哪一个亿万富豪会因为诚实，就将其公司总出纳这样的财务大权轻易就交给一个清洁工来掌握。小说中称，叶萌出任该建筑公司的总出纳之后，每年经手的现金就有几千万。试想，一个没有丝毫财务知识的人，他怎么去把握财务核算，以及其中哪些资金是必须支出的，哪些资金是可以暂时不用支出的？倘若遇到会计在票据上作弊，他又怎么能够去防范和杜绝诸如此类的财务漏洞？真正的财务，难道就像《天方夜谭》里叫一声“芝麻开门”那样简单？
其实，在《天行者》这部小说中，类似这样经不起仔细推敲的情节还有很多。诸如王小兰的丈夫李志武，为了上山采药挣钱，不幸摔断了腰。瘫痪了这么多年，王小兰早已为他把棺材都准备好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活着就只是一口气了。但李志武在得知妻子王小兰与界岭小学民办教师孙四海有染之后，便用手掐死了王小兰。想想看，一个腰已经摔断，长期瘫痪，手无缚鸡之力的病人，怎么有如此巨大的力气，轻易就掐死一个好生生的大活人？在偏僻的界岭山区，李志武瘫痪在床多年，他又是从哪里弄来的毒药进行自杀？这种显而易见，人工编造的痕迹，不能不说是《天行者》中最大的瑕疵。
想要成为哲学家的作家
在《莫言王尧对话录》一书中，莫言曾坦诚地说：“你是一个80年代开始写作的人，如果说没有受到过欧美、拉美文学的影响，那就是不诚实的表现”“像我早期的中篇《金发婴儿》《球状闪电》，就带有明显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在莫言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的后记中，莫言又说：“事情总是这样，别人表现过的东西，你看了知道好，但如果再去表现，就成了模仿。”我们知道，莫言写作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的年代，正是拉美文学在中国大爆炸的年代，作为初登文坛并已开始崭露头角的莫言，无疑是被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迷住了。他迫切地想要向外国的大师们学习，但或许是操之过急，在还没有来得及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彻底消化的同时，莫言的小说便开始食洋不化地“魔幻”起来。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的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的腰封上，我们看到了如此显赫的一句广告语：充分展示作者“食草哲学”，将荒诞与魔幻发展到极致的艺术探险。在该书“作者的话”中，莫言写道：“这本书是我于1987～1989年间陆续完成的。本书表达了我渴望通过食草净化灵魂的强烈愿望，表达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膜拜，表达了我对蹼膜的恐惧，表达了我对性爱与暴力的看法，表达了我对传说和神话的理解，当然也表达了我的爱与恨，当然也袒露了我的灵魂，丑的和美的，光明的和阴晦的，浮在水面的冰和潜在水下的冰，梦想与现实。”由此看来，莫言在小说中似乎真的就像出版商所说的那样，确确实实是想要在小说中充分展示自己的“食草哲学”。然而，不知道莫言是否深思过，其小说如此满负荷地承载过多，果真就能够承担起开启民智的哲学重任吗？事实证明，这对于并不充分具有哲学家天赋的莫言来说，无异就像是让汽车在飞机跑道上奔跑，即便是想飞翔起来，但未必就能够一厢情愿地如愿以偿。
我们知道，莫言的《食草家族》一共由六个梦组成。在其第一梦“红蝗”中，为了表现其自认为深刻的哲学思想，莫言在小说中可说是处处与美好的东西拧着来。莫言写道：“走在水泥小径上，突然想到，教授给我们讲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时银发飘动，瘦长的头颅晃动着，画着半圆的弧。教授说他挚爱他的与他患难相共的妻子，把漂亮的女人看得跟行尸走肉差不多。那时我们还年轻，我们对这位衣冠灿烂的教授肃然起敬。”然而，就是这样曾经被“我”仰之弥高的教授，却与一个“我”所认识的含苞待放，像玫瑰花一样漂亮的女学生勾搭在了一起。仿佛在一夜之间，“我”心中的道德大堤一下子就崩溃了。教授也偷鸡摸狗呀！接下来，“我”在有了这个伟大的发现之后，又有了更惊人的发现“起立时，他放了一个只有老得要死的人才放得出来的悠长的大屁，这使我感到万分惊讶，想不到堂堂的教授也放屁！一堆小蝗虫在他的裤子上跳着，如此强大的气流竟然没把娇小的蝗虫从他的肛门附近裤布上打下来，可见蝗虫的腿上的吸盘是多么有力量。”
为了说明温文尔雅，道貌岸然的教授之肮脏，莫言不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小说中旋即为大便唱起了赞歌：“每当四老爷跟我讲起野外拉屎时种种美妙的感受时，我就联想到印度的瑜伽功和中国高僧们的静坐参禅，只要心有灵犀，俱是一点即通，什么是神圣的，什么是庄严的，什么活动都可以超出其外在形式，达到宗教的、哲学的、佛的高度。四老爷蹲在春天的麦田里拉屎看起来是拉屎，其实并不仅仅是拉屎了，他拉出的是一些高尚的思想。”“我们的家族有表达感情的独特方式，我们美丽的语言被人骂成：粗俗、污秽、不堪入目，不堪入耳、我们很委屈。我们歌颂大便、歌颂大便时幸福，肛门里积满锈垢的人骂我们肮脏、下流，我们更委屈。我们的大便像贴着商标的进口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甚至升华成一种宗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
在这里，作为小说家的莫言悄然不见了，而作为哲学家和演讲家的莫言却激情豪迈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于是，在“红蝗”中，文学的描写顿然变成了哲学的讲义，演讲稿一样的段落，便接二连三地出现在莫言的小说里。如：“你不要笑，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被欲望尤其是被性欲毁掉的男女有千千万万，什么样的道德劝解、什么样的酷刑峻法，都无法遏止人类跳进欲望的红色沼泽被红色淤泥灌死，犹如飞蛾扑火。这是人类本身的缺陷，人，不要妄自尊大，以万物的灵长自居，人跟狗跟猫跟粪缸里的蛆虫跟墙缝里的臭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虚伪！” “人是些什么东西？狼吃了羊羔被人说成凶残、恶毒，人吃了羊羔肉却打着喷香的嗝给不懂事的孩童讲述美丽温柔的小羊羔的故事，人是些什么东西？人的同情心是极端虚假的，人同情小羊羔，还不是为了让小羊羔快快长大，快快繁殖，为他提供更多更美的食品和衣料，结果是，被同情者变成了同情者的大便！你说人是什么东西？”“‘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染的事实’，翻腾这些尘封灰盖的陈年账簿子，是我的疯癫气质决定的怪癖，人总是身不由己，或必须向自己投降，这又有什么办法？”
众所周知，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在西方文学史上早已不乏先例。如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在小说中，作为哲学家的萨特第一次以文学的形式提出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基本命题，即存在的虚无性本质。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萨特即便是要表达其“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这一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揭示“在绝对的荒谬和偶然的存在面前，人对于自己存在的唯一感觉就是恶心”这样的命题时，也没有像莫言在小说中那样，情不自禁地，急吼吼地跑出来大呼小叫地进行空洞的说教，甚至激情般地进行“演讲”。并且在描述现实世界的恶心时，萨特也非常懂得什么是节制。如果要表现恶心，可以说萨特更有理由将大便和蛆虫之类令人恶心的污秽之物毫发毕现地描写出来，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果真是那样的话，萨特的小说《恶心》还能成其为优秀的西方现代小说吗？萨特还成其为令人敬仰的哲学大师吗？倘若萨特也像莫言在红蝗中那样，以为自己是在反崇高，揭露人类道貌岸然的虚伪，就可以不顾读者的心理感受，肆意恶心读者，那么莫言的“红蝗”也就可以与萨特的《恶心》齐名，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的哲学教科书。
在《食草家族》的第五梦“二姑随后就到”中我们看到，莫言自始至终都在模仿法国作家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经典之作《等待戈多》。在荒诞派看来，外部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它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存在。因此，在贝克特的笔下，人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始终是处于一种冷漠和隔绝的状态。作品中的主人公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无论怎样等待，也等不到虚无缥缈的希望——戈多。在莫言的笔下，我们看到：“她——随——后——就——到——”就像是一个庄严的宣告、一个严厉的警告、一个振聋发聩的提醒。从大表哥的声音里，我听到了对于食草家族最后的判决，像红色淤泥一样暖洋洋甜蜜蜜的生活即将结束，一个充满刺激和恐怖、最大限度地发挥着人类恶的幻想能力的时代就要开始，或者说：已经拉开了序幕。至于父亲的二姑姑——我们的二姑奶奶究竟什么样子？乱纷纷的家族传说并没有给我们晚辈描述清楚。但据小说中“我”的父亲说，他的二姑姑的双手上，生着一层透明的粉红色的蹼膜，这是属于我们家族的独特的返祖现象。她更像我们的祖先——不仅仅是一种形象，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逼近——所以她的出生，带给整个家族的是一种恐怖混合着敬畏的复杂情绪。果然，二姑奶奶的两个儿子——天和地，真的就成为了令这个家族和整个乡里谈虎变色的冷面杀手，他们杀人如杀鸡。当天举起菜刀，往刀刃上吹了一口气，然后挥臂刀落，喀嚓一声响，麻奶奶一只手齐着腕断了。父亲说埋到你们七老爷爷脖颈时，他鼻孔流血，眼球突出，脸色像茄子。天让痴子举着半截蜡烛照着明，自己掏出匣枪，对准你们七老爷爷的脑顶打了一枪。一股白脑子蹿了出来。在小说最后，莫言写道：万事俱备，只等二姑到来，但二姑迟迟不来。整个第五梦中，我们看到的是与莫言小说《檀香刑》中如出一辙的残酷，比比皆是的血腥和杀人时不无得意的炫技。诸如酷刑中的什么“彩云遮月”“去发修行”“精简干部”和所谓“剪刺猬”等等数不清的酷刑。读来读去，笔者根本就看不出莫言要在这样血腥的场面和深奥的小说中究竟要想表现什么？难道真的就像莫言在其《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所说，“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小说很可能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作家写的。那些具有哲学思维的小说，大概都不是哲学家写的”。
想要成为哲学家的莫言，“希望通过吃草净化灵魂的愿望”虽然很美好，但笔者却担心，这样的“食草哲学”最终只是毫无依据和现实意义的空中楼阁。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