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芙康其人其文_边疆文学（文艺评论）_杂文_网络文摘

·韩石山

没有金刚钻，揽下这么个瓷器活

微信是个好东西。

　　2018年12月25日20：40，贵阳陈兴蕾女士发来微信：“那天给《文学自由谈》打电话，说三、五、六期都未收到。今天刚刚到同事家取来这三期，三、五都有你的，还没看，感觉你接替李国文的班？呵呵！”

　　我正在听唐派京剧《未央宫》，王志英饰的韩信正唱到“我恨只恨萧何丞相——”那一刻，真想冲着天津方向，唱上句：“我恨只恨潘渊之主编！”当即给此人发去一条微信：“渊之兄，你说你是不是在害人？你可以做任芙康，我不想做李国文！”

　　这就要说到任芙康编《文学自由谈》的往事了。此公编此刊，差不多有二十年，连上以副代正，怕更长，特色种种，不一而足。我最为诧异的是，后期大约十年不止，期期都有李国文的文章。多亏《文学自由谈》不是“国刊”（据说中国有这样的刊物），若是，李某人的文章，真是“国文”了。

　　其时我也编本刊物，对芙康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某次在天津，说起此事，我说，别说李某人的文章未必篇篇好，就是真的篇篇好，也不能这么着。我得先承认，我说这话时的口气不怎么柔和，芙康反应之强烈，更是出乎我的意料。用他那带着四川口音的天津腔说，老韩啊！你要这么说，我就告诉你，只要我任芙康办这个刊物，我就期期都李国文打头条。

　　别说，他还真的做到了。他交卸的那一期，开了个会，我去了，拿到刊物一翻，果然，还是李国文打头条。

　　有这个前因，就知道我说潘渊之那句话，分量有多重了。潘接任后，我曾多次向他表态，决不当第二个李国文，他总是用文章好嘛来搪塞。也是那两天，说起为芙康写篇评论文章，是渊之提出的，还是我提出来的，记不清了。好在我的微信从不删，一查，果然查出来了。微信上有我的回复，原话是：“那就二期也定下了，给芙康写一篇，批评为主，表彰为辅的文章。老兄开了口，不写就小人了。”

　　不是要归功于谁，也不是要诿过于谁，路上任何一个不相干的人，拦住我说，你该给任芙康写篇文章，我也会写的。这句话，本来想模仿《纪念刘和珍君》里，有学生劝鲁迅写文章的笔调。一想，任芙康活得好好的，装那个洋蒜做什么。路上云云，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想说的是，对我写作经历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认为我该给芙康写篇文章。是呀，那么多年，人家发表了你那么多文章，一还一报，写篇文章，不是应该的吗？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你说错了，我要反驳你；说对了，承认你的结论，原因嘛，也要想着法儿别出“新”裁。我是要写，但道理不能这么讲，他是发表过我许多文章，我也可以说我支持他多少年，给过他多少锦绣文章。

　　好了，不抬这个杠了，把我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吧。

　　我从来都认为，对相知甚深的人能写出好文章而不写，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可以说，是我一时冲动，没想过手里有没有金刚钻，就先揽下这么个瓷器活。眼看到了交稿日期，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写下去，且看手中这支中性笔，能不能当了金刚钻使使。

才能好比一种冲动，莫非他是一个例外

与芙康相识甚早。

　　初识记得是，中国小说学会1995年在天津开会，彼此都与会，顺便就相识了。交谈过几句，谈不上多么的热乎。分手之际，说有稿子尽管寄来，也只当作寻常的客套。正好我有篇压箱底的文章，不是好的舍不得拿出来，是知道寄出去也不见得会用，故而一直在抽屉底部放着。忽一日翻出，想起芙康的临别叮嘱，便寄了过去，居然就发了。从此以后对芙康便另眼相看，一来二往也就热乎起来，去了天津，必去新华路上的编辑部坐坐。

　　熟了之后，时不时的，会想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起初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秀的编辑人才。你看他的经历，四川达县人，中学毕业后，去北京近郊的装甲兵部队当兵。当兵期间，便开始写通讯报道，且小有文名。某年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回北京部队，再调天津警备区，转业后分配到《天津文学》，再调到《文学自由谈》，后期还兼任《艺术家》的主编。一个好的编辑，识别稿件，只能算一半的本事，应付得了上头的责问，下头的纠缠，才算是全套的本事。我说芙康是个优秀的编辑人才，正是说他有全套的本事。

　　我也是老编辑了。不妨说他的编辑的本事，我也不遑多让，也就难说多么的佩服，而他的周旋于上下之间的本事，我是只有钦佩的份儿。多年前在一个笔会上，同居一室，彻夜长谈，我甚至劝他别写零碎文章了，干脆写上一个大部头的作品，让人一下子就刮目相看。说这话是因为，我已经发现，他在尽职尽责当好编辑的同时，显露出对文字的兴味，且写了一些极具个人风貌的短小篇章，俗所谓“随笔”是也。

　　且说说，我是怎么看出他对文字的兴味的。

　　编辑有多种，以对文字的亲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文字的兴趣不大的，以为清楚明白无错讹就行了；一类是对文字有兴趣的，以为要典雅隽永有文学的意味。按说，像《文学自由谈》这种介于评论与随笔之间的刊物，有第一类的资质，就是个称职的编辑了。如果你这样看，肯定是个误判。好些作者，以为《文学自由谈》提倡文学批评，批评的火力强些，文章采用的可能性就大些。巴巴地写了酷文寄过去，却不见用，莫名其“恶”，还以为对方是看人下菜碟儿，刻意经营自己的小圈子。有人甚至说到我的当面，说老韩呀，我的火力比你强多啦。意思是，我的怎么就用了，他的怎么就用不了。我心里只有苦笑，真想说，你要是知道，任芙康是个在文字上多么讲究的人，就不会说这种该掌嘴的话了。

　　且举个小例子。2005年某期的刊物上，芙康发了一篇文章，叫《略去故事的印象》，是为天津文联孙福海先生的一本书写的序，如何畅叙友情，如何夸赞真诚，就不必说了，且看末后一段里的这句：“我知道，上述文字一定是错落而无致的。”文中“错落而无致”，显系成语“错落有致”活用而来。上过中学，读过《祝福》的人，该记得文中鲁迅先生活用“芒刺在背”，写成“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老师讲到这儿，是如何地赞赏“大先生”（且借用陈丹青对鲁迅的爱称），信手拈来，妙不可言。

　　芙康的“错落而无致”，堪比鲁迅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仅此一点，就能看出作者在文字上的讲究。正是有这个嗜好，这些年他写了好些类似《陋室铭》之类的文言短章。得到一块好的石头，便做《石头记》；新辟一小室，书房兼着餐厅，便作《双用斋记》；近期搬了次家，便作《挪窝》，骈四骊六，音韵铿锵。想来写罢低吟，摇头晃脑，如古人登上岳阳楼，把酒临风，乐不可支。

　　论数量，作为一个编辑，不能叫多，作为一个作家，就太少了。

　　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池。”才能好比一种冲动，能飞到天上，不会趴到地上，能跃入池中，不会晾在岸上。莫非任公，真的是一手好女红，偏喜欢给他人做嫁衣裳？

看完这样的文章，我都想抽自己一巴掌

芙康前些年写文章不多，2016年退下了，到处跑，文章没少写，发的最多的地方，还是他经营了多年的《文学自由谈》。

　　新主编乃他过去的小同事，老主编的面子还是给的。自家的地儿，想搁哪儿搁哪儿，一句话就办了，连手都不用动。跟处置李国文稿件不同的是，李是期期占鳌头，他是期期都要殿后尾。看似谦卑，实则是一种特殊的尊荣，好比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写《资本论》时的情形，老坐那一个位子，地板上都磨出了马的脚印。

　　文字好的人，写下的文章，不管写的是什么，都想看一看。不定在什么地方，会有一句俏皮的话语，一个惊俗的词汇。这两年承新主编的抬爱，我也常在《文学自由谈》上发文，这样就常接到样刊，也就常看到芙康的文章。

　　毕竟在文坛厮混多年，去过那么多的地方，他的文章，常会将新去的地方，鲜见的风物，与驰名的人物，混搭在一起。文笔嘛，仍是又典雅又俏皮，约略类似梁实秋的风格，只是少了梁氏在典故上的兜售，多了些文坛人事的臧否。论水灵鲜活，似乎还胜梁先生一筹。空口无凭，且举上个实在的例子。

　　《我不是要跟他抬杠》，这题目多好，刊在哪一期就不查了。说的是他和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去云南昭通，参加一个文学笔会，会场上看到了李作为一个批评家独具的风采。为了不走调，且多抄几句。

　　一起首，先仿照《百年孤独》开头的句式，也是李建军最厌恶的，许多中国作家竞相模仿以致俗烂的句式，说李建军不同凡响的发言，是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接下来说，李声言自己很少批评女性作家，也很少批评年轻作家，今天看了会上一位年轻女作家的三篇小说，却忍不住大动肝火。因为他看出这位作者的一个恶劣的倾向，就是三篇小说的开头，无一例外，都是模仿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个著名的开头。令他厌烦乃至生气的是，这位年轻的女性作家，并非什么生手，而是一个在当地已颇有声誉的小说作家。比如三篇中的一篇，名为《一个人的冬天》，透过情节的从容铺排，将有声有色的社会，没着没落的人心，体现得真实而别异，但她为什么一上手，就不管不顾地使用，对故事并非必须的这么一个陈腐的句式呢？

　　行文间，对李建军的声口不无调侃。比如在说了李建军自己说很少拿年轻作家说事，乃是遵循鲁迅先生的告诫，不要在嫩苗的地上驰马，不忘加上一笔：“李建军的确是景仰鲁迅的，多年前，还曾蓄有一撇鲁式胡须。后来见他，唇上光洁，大概随阅历渐深，懂得了追求神似。”我所以说遇到芙康的文章非看不可，就是万不可错过这种轻巧别致的好句子。李剃去鲁式胡须，假设多少个理由，都不及这句“懂得了”云云更为妥帖。

　　按说这篇文章，写到这儿，再来上两句，对女作者给以宽慰就行了，让我不明白的是，下面还有一大通对这个笔会地点的介绍，对这一地区作者的嘉许。这到底是篇什么文章呢？不由得有些失望，甚至疑惑，为了看到调侃李建军胡须这么一个佳句，一行一行读完全篇，合算还是不合算？

　　但我很快就原谅了作者。智者千虑，不免一失，这样的失着，名作家也难免，总是心软，没有将后面的赘文尽行删去。

　　前不久，看到一篇《上海十日》，翻了一下，挺长的。芙康的文章，向来以短著称，这篇这么长，想来干货不少，不由分说，便一头扎进去看了起来。

　　果然一开头，就抓住了我。谈他跟李国文的交情，当年怎样在峨嵋山联床夜话，春节前夕又如何电话问候，而电话交谈的内容，又用了上海人最爱说的“弄点小菜吃吃”。接下来笔锋一转，转到在上海的几日勾留，如何随了上海蔬菜（集团）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陈旸先生，完成了一趟“绿色旅行”。其中不乏精妙的句子，可是我读过之后的反感，远超过写昭通笔会的那篇。这是一种什么文章呢？说是报告文学，规格不够；说是别有情怀，我又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反感。

　　啊，我一下子反应过来，这不是前些年，我也曾写过的笔会散文么？想到这儿，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十多年前，四川的一位朋友邀我去看都江堰，同去的还有一群人。看过之后，又去看了上海援建的一个街区，还看了在山里援建的一个法国风情的小镇。过后每人给了一笔钱，说是诸位都是大家，希望回去以后，在报刊上宣传一下这儿的业绩，不必长，千把字即可。那时千字稿费不过百元，这一给就是十倍，怎能不好好写上一篇呢。

　　芙康的这类文字，最初的因由，肯定亦是如此。不过是，我这种人奸诈，你说千把字，我就写一千一二百字，绝不肯多费心思，应景而已。芙康为人厚道，受人委托，就卯足了劲儿写，甚至把自己多年来混迹文坛的心得，也写了进去，于是便变成这么一种败絮其外，也还金玉其中的吊诡文章。

是非在他那儿，常会化为轻蔑的一笑

近年的《文学自由谈》，每期的最后一篇，多是芙康的文章。有心人作个统计，不难发现此公近年来的游踪。东南，西南，西北，许多不知名的城镇，都留下了任氏的足迹。用他自己的话说，“拖个拉杆箱，奔走于各地”。

　　辛苦办刊三十多年，六十多了才退下来，是该各处走走，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错！早在退休前多少年，南北的评奖，四处的笔会，不知去过多少地方，多少回。退休后真要饱览大好河山，回他达州老家住上一年半载，蜀地山水，尽够领略。可他哪次回去，待不下三五天，又跑了出来。

　　不是饱览大好河山，又是为何？

　　不怕得罪老朋友，我还是实话实说了吧——

　　吃！

　　说这话，是有些缺德，定会遭人唾骂。我这可不是空口说白话，乃是从他的文章里考证出来的。在《胖子》中，说他“与胖子的口感、所见略同，便相约下了几趟馆子”。《别一种送行》，写的是他与杂文家何满子的交往，最初的热乎，也是在吃上，说初次见面，一顿酒饭之后，何老对他，亦有喜爱之心，视他为“热爱吃饭”的同好。

　　芙康之爱吃，能吃，我是领教过的。某年湖南酒鬼厂约作家去采风，长沙集中，一路西行。过资江吧，当地文联在一家路边饭店招待，吃一种铁锅焖鱼，鱼大而鲜，是从脚下的江里现捕上来的。我吃了两块就吃不下去了，芙康那个馋呀，一块一块又一块，腮帮子还在耸动着，筷子夹起一块已等在嘴边。一瞬间，我就明白了古人说的“大快朵颐”，是何等的形象而又生动，他的两颐，真的一边一个朵儿，恰似即将绽放的蓓蕾。

　　这么说一位文坛大佬，未免刻薄，我却觉得一点儿不为过。人生的三事，不外是吃住行。居家，只占了吃住两事，只有外出，三事尽占。古人最重远行，称为“壮游”。龚自珍有词曰：“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美人、名士、豪杰，这三种人，也只有在壮游之中，才得结识。当今之世，一人独享三百万的事儿，绝无可能。对于作家来说，壮游的机会，却不是不能获得，笔会是也，颁奖会是也。像我这样不入流的作家，时不时的，还与有荣焉；像任公这样执掌名刊的大佬，出入各类笔会，比在天津串个门儿还要方便，端看他愿意不愿意，值得不值得。而出游之乐，别说是大快朵颐，就是猎艳也不为过。何况任公，只专一项，吃喝游乐之外，还能为当地贡献出如此精美，弘扬地方文化的锦绣篇章？

　　近日看到一篇文章，名为《无关诗意的闲话》，令我对芙康的此类文章，又是刮目相看。参加了个笔会（湘东平江县），会上发言没有尽兴，要“属余作文以记之”，回来便加以补充，成了这么一篇谈诗论文的长文，六七千字呢。前面我说，芙康写这类文章，甚是慷慨，常会将自己的家底儿也翻了出来，此篇便是一个绝佳的佐证。几乎可以说，这是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一部袖珍史，舒婷，伊蕾，直到余秀华，一一点评，句句精到。且看——

　　上世纪70年代末，忽忽兴旺的诗坛，女性尤其显眼，福建舒婷，凭着《致橡树》《这也是一切》几首短诗，一夜之间，在中国诗歌江湖，混出了大名鼎鼎。沉鱼落雁的舒诗，没有一句疾言厉色，而对读者心灵的拍击，超越无数披头散发的呐喊。骨子里的忧郁、血液里的浪漫、灵魂里的哲思、生命里的典雅，这套系列配备，为舒婷独有，他人皆无。不仅在当时，就是在而今，依然紧俏、稀缺。回看四十年诗歌园子，盘点女性领地，舒婷长青树，无人可比肩。

　　这是说舒婷的。不避冗繁，再看怎么说伊蕾的——

　　过了若干年，伊蕾出场。《独身女人的卧室》，一个膨胀欲念的符号，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组诗十四首，每首末句的“你不来与我同居”，以赤裸的呼唤，将种种情感病痛，诸如欲望、幽怨、无助、绝望，痛快淋漓地宣泄一尽。所有诗行，无任何标点，繁复的含义，全凭读者自己领悟。但实际上，智慧的诗人，已然标示出大功告成的句号。不愧为“短、平、快”高手的她，扬名不久，毫不恋栈，决绝地掩埋掉诗人身份，任由绘画的痴迷，吸附走自己生命的激情。

　　后面还有几句，亦很精辟，不抄了。毕竟是笔会，在座的又有小说家，主人中有，客人中也有。先说主人中的小说家，阿袁与蔡小容的作品如何好，笔锋一转，说起当日在场的，山西女作家葛水平。葛氏天生丽质，任公笔下也是抖不尽的风情——

　　这天在场的葛水平，就算引得人注目的大姐大。当初出名，带着一种突袭，仿佛从太行山里一下跳将出来，且无教学之余读书，读书之余写书之幸运。但在文字里徐徐呼出的那份雅致，分明源于百般揉搓之后的释放。她的中、短篇小说不消说得，炼字炼句，臻于炉火纯青。再读她的长篇《裸地》，见血见肉的人文抚摸，全靠手法娴熟的文字调配。于是，瘦田薄土的一片裸地，因了纸面的风流倜傥，生生经营出深宅一座。三十几万字的黄土高坡故事，居然缠住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到头。

　　诸君，你读到这儿一定会说，早就看透了韩某人的用心，写到这儿，该着夸他的老伙计，笔下如何的通达，议论如何的精辟。错了，如果让你猜着，你就是韩石山，韩石山就是你了。实话说吧，起初的感受，确乎跟你没有二致，接下来的思索，跟你却迥乎相异。不说他该怎样了，说说我会怎样，就知道见识应该排在能力之上。

　　我会怎样呢，最简单也是写一篇三万字的《当代女诗人论》，寄给《文学评论》发表。将中国当代的女性诗歌运动，分作三个时期，摘出三个代表人物，即文中谈到的舒婷、伊蕾、余秀华。还有一个选择，写一篇两万字的《舒婷论》，写作提纲，即文中的那句话：“骨子里的忧郁、血液里的浪漫、灵魂里的哲思、生命里的典雅，这套系列配备，他人皆无。”其中每一个偏正词组，便是一个章节的题目。如第一节为《骨子里的忧郁》，可写舒婷的身世，再从她的诗里找上几首或几句，作为佐证，揉和在一起说，恍惚迷离，唬得住人就行。葛水平的长篇，鼓捣起来太费事儿，就免了。这样的内容，我会写出两篇长文，而任某人，把这样精美的货色，轻而易举地打发了。

　　还有要说的是，芙康的文章，精妙处不在这些精心的结撰，他那些意犹未尽的挥洒，才可称得上惊鸿一瞥呢。前面引了说葛水平长篇小说的一段文字，大概是前一两年，参加过长篇小说的评奖，心里的烦闷，郁结多时，说到葛氏的长篇，由不得就借了此酒，来浇自家心中的块垒。于是便有了下面的一番谠论——

　　葛水平家居太行山右手的山西，而大山的左手，则对应出了个山东。山东有位作家，写出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拿去申报茅奖，一举成功。有人质疑，十卷本，四百五十万字，评委们读完了么？

　　就有评委赧然摇头。

　　其实点头就万事大吉了。摇头的后头，必是更大的不妙。哗然声中，一位大佬评委，为扭转局面，慨然发声：经验丰富的评论家，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完全不需要文本的整体阅读。话音落地，杂音顿消。约定俗成的规矩告诉大家，此言正确一半。换句话，否定一部劣作，的确不必读完“足本”；肯定一部佳构，则务必一字不漏。

　　在一篇笔会文章中，发这样恺切的议论，在我们老家，有个轻蔑的说法，说是“没爷处放光”。“爷”读如“牙”，指的是神仙。

　　给了我，拉扯开来，定是一篇辛辣的批评文章。

　　假如这三篇文章，及时地写出了，也刊出了，给了任何一个文化人，十年不写一个字，有这么三篇，也是一个响当当的文学评论家。

那不屑的表情，在他的嘴角留下了印痕

芙康有这样的才具，何以未获得响亮的名声？写此文前，我曾跟上海的陈歆耕先生交换过意见。陈先生当过《文学报》的总编辑，也是我和芙康共同的朋友。当然我没有说，我要写这么一篇文章，而是装作无意间提起的样子，问他对任公其人其文的看法。歆耕是坦诚君子，张口便是，太聪明了，没他拎不清的事体。

　　是的，芙康太聪明了，把做人和作文搅和在一起了。若嫌这个说法不中听，说成做人和作文双赢，就悦耳了。

　　我从来认为，做人和作文是两码事。只是我也认为，做人和作文可以相互成全。文学可以成全人生，人生也可以成全文学，只是先得弄清，你是要谁成全谁。成全文学，人生就不能太圆润，成全人生，文学就不能太尖刻。既要成全文学，又要成全人生，这么好的买卖，做起来太难了。

　　这么说，太玄了，切近了说吧。我们周围多少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做人上都希望自己是个人人夸赞的好人，作文上又希望写下的是有独特风格的巨著。纵然是真的风格独特，你若想在人格上找找关联，作者多半会勃然大怒，好像解放前做地下工作，他已成功地打入要害部门，潜伏多年，一朝被你暴露了真正身份似的。

　　世事波诡云谲，文事亦然，该糊涂的时候一定要糊涂。作家如何，我不敢说什么，批评家一定不敢落下“聪明”的名声。落下了，对别人是攻讦的借口，对自己则是取辱的把柄。最好的评价，是小子一会儿聪明，一会儿糊涂，或者是看着挺聪明的，时不时会做下糊涂事。这样，你表彰别人时，明明是陈词滥调，却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是千虑之一得；你批评别人的时候，明明是处心积虑，一剑封喉，却可以说自己是一时迷糊，铸下这痛彻肺腑的大错。

　　这可不是我的什么发明，我这叫鬼说六道，不着边际，芙康早就言之凿凿地说过了。在《鼻孔朝天的人》里，借了夸奖冉隆中先生，说道：“鼻孔朝天的人，通常都是很骄傲的人。而骄傲的人，又多数都是有名堂的人。我服务的刊物，所倚重的就是那些骄傲的作者。写手骄傲，才往往不同凡响，才可能人前说鬼话，鬼前说人话，叫人与鬼都惊诧莫名地吓一跳，因为他们各自听到了不喜欢的声音。”

　　文学批评，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又不是杀人放火，哪有想得到而做不到的？

　　与芙康交往甚多，相知甚深，我知道，从根器上说，他是聪慧的，也是傲慢的，目无余子，很少服人。有一点可以证明，我们在一起，说起一些文坛的龌龊事，我常是干生气而迷惑不解，芙康总是两边的眉梢往上一挑，两边的嘴角往下一撇，一脸的不屑，脱口蹦出一句天津话：“嘛人嘛！”

　　此时的芙康，最见性情，也最是可爱。

　　我甚至疑心，他上了岁数后，嘴角到下巴，那两道斜斜的皱纹，就是这不屑的表情多了，留下的印痕。

　　这几年，退休了，我总以为芙康会有大的作为。办刊三十多年，文坛的千奇百怪，都看在眼里，写一部回忆录最好，事太多无法兼顾，那就取精用宏，写上一部长篇小说。芙康似乎志不在此，想来还是童心未泯，愿意趁着腿脚还好，多去几个地方，写些自个儿满意的文章再说。又是一年多未见，忽一日我看到一篇文章，觉得他还是改了先前的路子，不再写那种应景的东西，开始写自己的文章了。

　　说到这里，且容我宕开一笔。

　　前面说到芙康那些笔会文章时，为了突出这一点，我有意略去了同一时期，他写的为数不少的写人叙事的篇章，比如《胖子》《十子下乡》《让人无计可施的人》《别一种送行》，都是纯正的散文，有的甚至妙不可言，比如因狂妄而早早下乡的同学“十子”，还有也“热爱吃饭”的杂文家何满子先生。

　　收回笔来，还是说我忽一日看到的，芙康改了路子的，是篇什么文章吧。

坚实的才情，迟早会逼他走到正路上来

这篇文章，名为《这条河还在吗？》，是在手机的“美篇”上看到的。

　　看芙康的作品，我已有了警惕：别又是一篇笔会文章。这篇，亦不无嫌疑。以芙康之性情，断不会在网上查得徐州城南有个叫窖湾的地方，便买了高铁票，拖上他的拉杆箱，跑了去，听一位叫李雷的运河徐州航道管理站站长，给他讲述运河的古今变迁。从另一面说，即便真是应了徐州某文化机构的邀请，主人也不会同时安排他去通州，察看乾隆皇上曾驾临的老码头，又经湖州去杭州，考察江南运河终点标志的拱宸桥。这么说吧，这篇文章的写作，应当是他多年壮游的一个意外的收获。积微成著，好整以暇，该是合乎情理的推测。

　　我所以对此篇有兴趣，看了两遍，前后比对，还有个原因，是我少年时，在运河沿线一个盛产烧鸡的中等城市，生活过几年，曾站在河岸，看到过河里樯桅林立的景象。而晚近多少年，多次去过同一河段，看到的却是一截污染了的水沟，连船影儿都没有。长久以来，我也有着这文章标题的疑问：华北这一段的运河，还有吗？

　　探究这个问题，属历史地理学的范畴。曾见有人著文，说清中期，海运开通，北运河就凋敝。最为显著的一个佐证，就是北运河兴旺的年代，山东诸城甚是繁华；海运一通，失去运河的庇佑，诸城就成了一个普通的内地县城。而芙康对南北运河的考察与思索，似乎更胜一筹。

　　对北运河消失的分析，是这样概括的：一条雄赳赳、气昂昂的大运河，走到华北平原这块火运健旺的地盘，仅靠残汤剩水的补给，直至最终倒下，完全符合天时地利，“故而，可以断言，失却自身造血功能的海河流域，正是京杭大运河折戟沉沙的伤心地”“究其实，京杭大运河殁于鲁、冀、津、京一带，恰恰缘于海河水系的株连”。

　　鲁、冀这一段是没有了，而对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则给了另一种解释，且有着诗一样的赞颂：

　　（江南）运河竟也入乡随俗，腾挪有致。比方，为抵消长江、淮河、黄河等天敌的阻碍，陆续翻越大大小小的船闸，借以消弭水位的落差。又比方，流着流着，从南端融入某片湖，再经北端穿出；流着流着，从西头结交某条河，又由东头分手……实在走投无路，还曾有过舟楫顺流入海，沿海岸北去，至天津，进海河，上北京。反正，表面的随遇而安、落拓无羁、相忘于江湖，乃着实的审时度势、忍辱负重、构思于本能，就为坚守初衷，将南方与北方之间，贯通出一片活泼的景气世界。

　　这样一来，竟将先前有的“海运一通，北运河凋敝”的固有观念打通了。两千多公里的运河，既然在江南可以借助现成的河道走上一段，到了北方，为什么不可能借助海洋的水域，也走上一段呢？毕竟进入海河，还是要回到通州那一段运河的河道啊！

　　文章写到这儿，不短了，该挂了。忽又想起大前年春夏之交，应陈歆耕先生之邀，我与芙康同去上海大学参加一个文学的会议。傍晚在校园里散步，说起如今当作家的难处，芙康感慨甚多。平日交谈，我总是满怀钦敬，聆听他的高见。那天晚上多喝了两杯，不记得芙康说了句什么，我大不以为然，朗声言道：

　　“又要做好人，又要做好作家，韩某鄙陋，未之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