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末期，胡性能就已经被看作是“云贵高原新生代作家代表之一”了。有人评论胡性能时曾说道：“胡性能的创作都受过哪些经典作家的影响，我不知道，但我确实在他的作品里闻到了川端康成的气息。那种对凄美氛围和伤感情绪的不尽留恋，那种对畸态心理和灰暗心境的精确窥测，那种对难以启齿的隐私感觉的把握和渲染，那种对死亡之美的超乎常情的关注与赞叹……”这些都经常在胡性能所构建的滇东北高原的“雪国”中出现。在他1994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米酒店老板的女儿》中，描写了潦倒滇东北故乡的青年阿胡，对自己在昆明读大学时经常在下雪之时去的那家米酒店老板的女儿的爱慕，当他再次返回昆明寻找那家米酒店时，米酒店已经消失不见了，而老板的女儿也已经堕落在灯红酒绿之中。阿胡大学时代遇见的清纯、洁净的少女代表着一种“天真”的“自然之美”，而三年之后的再次相遇，米酒店老板的女儿那种陌生感和风尘气息，恰如阿胡之前所送出的那些“黄色的小花瓣”，早已经在时间的浸泡中干枯，对于“美”之零落的感伤情绪在这种对比中不知不觉地流露了出来；而之后的《有人回故乡》和《在温暖中入眠》则更进一步地彰显着女性的“温柔与坚韧”，特别是从中表现了她们对于困境中的男性所具有的强大“拯救”力量；《扑腾的鸟》《进修生》则对不同身份的男性人物那种畸态心理和灰暗心境进行了揭示。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不同程度上都包含着“死亡”的主题，《有人回故乡》中绝望的小银为了追赶老鲁而被卷入车轮殒命；《在温暖中入眠》里活了近五十年没碰过女人的席叔终于在“马路天使”的怀中安眠；“进修生”陆苇把课余时间的“猎艳”变成了自己的主修课程，终于在黑暗中杀死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警官张鲁在侦办另一位警官陈凯自杀案件的过程中，把自己想象为那只曾在自己枪下“扑腾的鸟”，饮弹自戕。如果我们把胡性能的第一篇小说中米酒店老板女儿所象征的那种“自然之美”的“凋落”也看成是一种另外的“死亡”的话，确实可以说胡性能“对死亡有研究”。应该说胡性能在上个世纪的这种写作方式是一种对于川端康成骨子里的认同，也因为这种认同，胡性能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显现为一种对于川端康成这位伟大作家的“致敬”式写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这个时期胡性能创作的“标签”。
但是随后，胡性能自觉地意识到了这种被贴上“标签”的危险性，“我意识到，过分的设计，组织和营造，让我的小说与我的人生体验已经越来越远，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从2000年开始，我就尝试着写一些与普通人疼痛有关的小说，但总是没写好。”这应该被看做是作家自谦之语，细读胡性能在新世纪以来的创作，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转变是多么的明显，他的创作是多么的好。
一、“影响焦虑”之下的转变
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前辈作家对后辈作家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前人的影响限制了后人的文学创作，因此使之产生了无法避免的焦虑；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影响又激励了后人不断地超越前人，突破前人的窠臼”，“影响几乎成了一种焦虑原则，但影响的焦虑非但不会影响诗人的创造力，反而会激发他的独创性。”在一定程度上说，胡性能走上小说创作道路之初，就已经带上了川端康成的影子。不论作家如何想，川端康成就站在前列。当胡性能在90年代的创作被贴上了“标签”之后，他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就变成了另一种“川端康成的故事”。即使事实上胡性能的作品在内容上是非常贴近当下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在对于人的内心隐秘的窥测方面。在《谁是小杏》中，吴越对丈夫的猜疑和自己准备出轨的心理状况；《暗处》中简述对于潘小虹的跟踪调查；《在温暖中入眠》中老年席叔对于女性的渴望；《米酒店老板的女儿》中阿胡对于米酒店老板女儿的爱慕与以后再见时的失落伤感。这些可能对于读者来说，可以很容易地让人做到“对号入座”，进而与作品和作者发生精神的碰撞和对话。但是胡性能还觉得这些人、这些故事不够普通，认为其中存在着“过分的设计，组织和营造”，导致让他觉得自己的作品与他的“人生体验已经越来越远”。
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川端康成那种明确的已经在世界文坛上树立起来的独特风格，确定无疑的在某种程度上对胡性能形成了压力，尤其是在胡性能可能自觉地认识到了自己已经被人贴上“标签”之后，他需要一种“防备自卫”的改变。在这种改变中，他不再把目光放在看似相当具体的某一特定的人物身上，他要将他的思维深入到某一段的历史情景之中，发掘出一个时代、或者一类人的故事。发表在《花城》2001年第2期的《记忆的村庄》（后更名为《朱寨》），标志着胡性能的转变。
在这篇作品中，被一位历史老师收养的“我”在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日本人所撰写的《支那地名志》，并在其中发现了关于朱寨“由黔入滇要隘，人口186户，主产稻谷、玉米、土豆，矿产有煤。有陇姓大户在朱寨后面的水塘一旁建豪华大院”的记述与自己的童年记忆有着重合之处，决定前往朱寨追寻自己的童年生活痕迹，由此在对“生命来处”的探求中，展示了一段村庄的变迁史和乡村的生活风俗史。
而发表于2006年《中国作家》第3期上的《尘封与岁月》则持续了这种对历史进行追寻的创作思路。在“我”寻找《支那地名志》的撰写者的痕迹时，发现了关于故乡丹城的同一人物——李平的不同历史记述时，决心弄清事实的真相。结果当然不可得，正如作者所言：“时光轻易地将一个人七十多年前的足迹抹去了，就像一块平静的水面，扔进去一个石子，溅起了一轮轮波纹，现在水面恢复了平静，谁还会记起扔进水塘的那颗石子呢？”虽然《支那地名志》的撰写者“大垣准藏”以及丹城英烈李平本人的历史在作品中都不能得到确定，但是客观上确达到了目的，“我”就是在时光的平静水面上扔进去的那一个石子，在重新溅起的波纹中，展示出不同的历史侧面。
雷平阳曾说“阿胡（胡性能）的小说，总在好看的故事后面暗藏独特的精神向度，从而让他的作品卓尔不群”，这种对“一书”“一寨”“一人”的“小历史”的探寻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二、“生与死”的反衬与考验
知名作家杨志广曾说“胡性能就像一位医生，……而病人的结局（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十有八九被他弄死了。他的名气也有了，都说他对死亡有研究。”诚然，在胡性能上个世纪90年代的作品中，很多故事都以人物的死亡来作为了结。即使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作品中，胡性能也仍然写死亡，甚至有些死亡仍然带有“凄美”的色彩，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进入新世纪后，胡性能对于他笔下的“死亡”的研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是“死”作为文本构成因素的变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作品中，胡性能笔下的“死亡”，经常发生着决定故事最终发展导向的作用。在这些作品中，“死亡”的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依据故事发展的安排，似乎除却“死亡”之外，已经别无他途。《在温暖中入眠》里面，年近五十身患绝症的席叔，如果不能安排他“在温暖中入眠”，又该如何处置呢？《来苏》中依赖记忆中母亲身上的来苏水味道，畸形地迷恋上蒋一的李琪，如果让她自杀未遂，故事又该如何进行呢？在《有人回故乡》中，如果在绝望中的小银没有因为追赶老鲁而死于火车之下，作为成年女性的那种“柔韧”与“刚强”又该如何表现呢？在这些作品中，“死亡”的结局是故事人物本身具有“性格”和“生命”之后的必然归宿。
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胡性能所写的“死亡”开始从“结局”变为“开端”。《尘封与岁月》的故事展开，是由李平的“死亡”引发的；《重生》同样从章瑶对死去的陈琪的怀念入手；《小虎快跑》也是通过少年小虎的死亡开始。这时的“死亡”， 已经不再是故事的结局，而是承担着一种“开局”的作用，在经由“死亡”的“开局”之后，“死亡”开始逐渐地隐退，它本身已经不再承担着推动故事发展使其走向结局的重任，或者可以说“死亡”在故事的开篇即已经“死亡”。
二是“死”的升华与考验。与“死亡”从结局转变为“开端”相伴随的是，新世纪以来胡性能作品中的死亡本身在故事的结构要素上来说，其分量在减轻，而对于作品的主题来说，其分量则变得更重。故事人物的死亡本身不再成为读者的焦点，关键是通过人物的“死”之结果，来展现人物的“生”之过程。作品中对人物的“死亡”的背景式设定，让读者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到了人物“未死”之时的生活，“生”成为作品的“主旋律”。
发表于《钟山》2014年第3期的《小虎快跑》和《十月》2017年第5期的《生死课》两篇作品，在对于“死”的研究上，正是这一目的的实现。关于《小虎快跑》，作者以一位老扒手的口吻来写徒弟小虎，借此表达底层灰色人群的艰难人生，作者坦言这是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的“曲折表达”，并且认为像“小虎”他们这个群体是一个极具活力与创造的群体，不希望他们掉队，希望他们能够跑快一些，再快一些。在作品的不断展开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小虎”他们身上的那种原初的“善”；《生死课》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关于“生命”与“死亡”的认识教育，如果我们从《说文解字》中“课，试也”的含义出发，我们会发现那群整天和“死亡”相伴的“肉身摆渡者”，他们的“生命”是经得起人世间生活烈火的考验的。
在此，与其说胡性能是将“死亡”上升到了“美学的高度”，不如说是他在“哲学的高度”上来对其进行研究，“死亡”已经脱离了展现人物命运的轨道，升华着“生命”的光辉。
三、“先锋文学”的纵深与扩展
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先生评论胡性能的作品时说：“胡性能的小说颇具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却又有所反思，他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选择了与先锋文学不同的路子。”在上个世纪末，西方小说创作理论的引进，迅速地占领了中国小说创作的阵地，一时间元叙事、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和技巧大行其道，让中国的当代小说创作迅速地实现了和世界文学潮流的接轨。但是，西方小说创作理论如何与中国的本土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却又不是每一个从事小说创作的人都能够实现的。如果创作者在写作中不能顺利处理“写什么”和“怎么写”两者的关系，不能实现技巧和方法的“本土化”，其作品就会沦为束之高阁的“案头文学”，当然也就不能更广泛地占有读者，最终只会成为“为技巧和方法”的一种存在。
上个世纪90年代踏上小说之路的胡性能，在创作伊始就开始接触这些正在时兴的理论、技巧和方法，由于不存在阶段性地创作理论上的转型，他单纯去吸收这些新的东西，将这些理论和技巧方法服务于小说的最本质的核心——叙事。如何把一个故事讲好，不论是自己在生活中发现的，还是从他处听说到的，通过熟练的技巧和方法进行编码，使之变得吸引人，成为他自觉的追求。
在胡性能早期的小说创作中，仍然多采用“全知视角”的叙述方法，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可以明显地发现，在他的极具个人色彩的几篇作品中，作为叙述者的“我”已经开始融入到了故事的发展之中。评论家朱霄华说：“如果硬是要尊崇传统的做法，在胡性能的小说里寻找主人公，那么这个主人公就是不断出没或者说环绕在小说文本周围的那个叙述者。”比如在《朱寨》中，那个寻找自己童年的“我”；在《尘封与岁月》中，作为丹城师专历史系教员的“我”；在《消失的祖父》中，致力于弄清祖父历史的“我”；《下野石手记》中，执着于记录剖析自己梦境的“我”；在《小虎快跑》中，作为一名优秀“钳工”师傅的“我”。这种大量采用的“内视角”叙述，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读者再也不能迅速抵达自己根据“全知视角”顺利地预测的彼岸。在胡性能的作品中，作为读者现在需要更多地发挥主动的参与性，融入到故事的建构之中，不断地展开同作品中的叙述者、同作者、同作品人物进行对话，从而形成一种典型的多方对话的关系，构成了胡性能“复调”式叙述的基本美学特征。
另外，胡性能对魔幻现实主义在“怎么写”与“写什么”的两端之间的关系处理也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领悟。作为在技巧和方法层面上“怎么写”的魔幻现实主义，如果不能同内容层面上的“写什么”之间实现紧密的结合，那么即使是产生了作品，也只是“獭祭鱼”，“魔幻”仅仅只成为作者对技巧的炫示，或者说仅仅证明作者有这种“技巧”，只有当“魔幻”和写作的内容与主题水乳交融之时，作品才有可能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存在。
胡性能新世纪以来的作品，开始关注那些生命中因为“时间的浸泡”不能被“确定”的记忆，作者常常让自己跋涉在语言的崇山峻岭和荒林幽僻之所，去寻找那些已经消失的过往。《朱寨》这篇作品的原名是《记忆的村庄》，地主庄园的神秘与恐怖，踩桥与喊魂的阴森紧张气氛，背尸人和左木匠的奇技秘闻，和作者的“童年认知”交织在一起，记忆就是认知本身，就是村庄历史的现实原貌，“魔幻”就生长在其中。《下野石手记》则直接从“梦境”进入“魔幻”，此时的“梦境”写作已经不是简单的“意识流”的写作策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逻辑构建与中国传统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解梦”相互沟通，“我”在无奈的“被动”状态之下，不得不去面对某些已经和“梦境”糅合在一起确切的“记忆”“生与死”“真和假”犹如电影的“闪回”镜像，重构着已经破碎、消失的真相。
整体上来看，在胡性能的作品中，那些以理性的眼光看待时显示的多么不合理的一切，都可以和读者的某种相关经历相切合，因而显得“不隔”，这是其作品的另一种美学特征。
四、结语：“不忘来路”的创作坚守
任何人都不可否认，每一个作者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内的，他们的作品也不会孑然孤立，文学活动本身就是一条承前启后，川流不息的大河。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他的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必须在和其他对象进行相互的观照之中，才能更为清晰地显现出来。这对于读者来说，可以更为顺利地确定出创作者和作品在文学体系中的坐标位置，但是这对于创作者来说，可能会由此导致急于摆脱另一种焦虑的困惑。让人欣慰的是，胡性能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转变。然而，这种自觉的转变，似乎还不能让他满意，“他不张扬，不喧哗，在这个热闹的时代，他懂得沉默的珍贵”，“生活中的胡性能是平和的，他只在小说里暴露他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在这种“沉默”“平和”与“紧张”之中，他在寻找着自己的“来路”，一如他的作品中，那些众多的寻找自己来路的人物一般。
正如胡性能自己所说的那样：“小说的写作毕竟还要坚持下去，尤其是离开故乡之后，因为它是一条精神的回家之路，让我在局促的现实中感到安慰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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