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

　　近年来以杨庆祥、黄平、金理、何同彬、刘涛、徐刚、周明全、李德南、傅逸尘、项静、岳雯、金赫楠等为代表的80后批评家通过期刊推介、出版社扶持、体制支持等方式出场，逐渐成为学界内备受关注的一个群体。尽管有学者提出过代际划分的不合理性，80后批评家内部也确实呈现出多元的面貌，但对“80后批评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命名也不乏其一定的合理性—— 一方面他们“因了共同承受的历史事件、社会变革”而“形成此一代际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文化品格、精神结构乃至群体意识”；另一方面，这一群体客观上确有不少与上几代批评家不同的共性——他们大都是名校博士出身，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知识结构；师从名家，能得到学界前辈的有力支持；多数任职于学院，受学术体制的“规训”；有锐气，有个性，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等等。他们的批评实践已经或正在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生产现场中重要的声音，在70后批评家尚未完成“批评变革”之时（孟繁华、张清华语），80后批评家已然崛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貌，文学批评也就在批评家的代际更迭中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革新。对80后这一代批评家进行整体观照，考察他们的批评环境与批评实践，深入地理解他们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处境，或可见出当代文学批评的生产机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的可能。[4]

一、制度的“规训”与学院派批评及学理性批评

从制度层面考察文学已是一个常见的方法，如布迪厄所言，“尽管文学场内部进行的斗争在原则上(也就是在决定它们的原因和理由上)是极其独立的，但在起源上，无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起源上，总是依靠它们与(总体上发生在权力场或社会场内部的）外部斗争保持的联系和这类人或那类人能从中找到的支持”，这种联系和支持，很大程度上也就表现在制度的“规训”上。当文学批评逐渐成为现代学科划分中的一个具体环节时，制度无可避免地成为影响其产生和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制度，也并不只有表面上我们所能看见那一层，按照杰弗里·威廉斯的分法，制度的含义丰富，起码包括如下两种—— 一种是具体可见的，“它指代的是当代大众社会与文化的规章与管理结构，和‘自由’、‘个性’或‘独立’等词语正好处于相反的方向……更普遍的说法是，它设定了一些看似难以调和的国家或公务官僚机构，如美国的国税局、各种学校等，我们置身其中，我们的所作所为受其管制。这或许可以称作制度的具体意义”，这是我们对“制度”最为常见的理解，但除此之外，“‘制度’还有一层更为模糊、抽象的含义，指的是一种惯例或传统”，“这层含义的轻蔑意味较弱——我们甚至还可以对这些惯例、地点或人物致以崇敬之情”。可见，制度既指显性的、有形的装置，也包括隐性的、无形的“成规”。具体到文学批评制度，同样应包括“文学的运作、评价、调控、引导等有形的机构、规章、管理机制、运行规则等一整套复杂的体系”，如还包括深刻影响文学批评的“习俗、规则、文化心理、集体无意识等潜在的因素。”

　　80后批评家多数供职于高校，也有部分在作协、出版社、杂志社、研究所、社科院等不同的单位任职，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规训”的制度也大不相同。对于任职于学院的大部分80后批评家来说，首要面对的就是来自学术体制的压力，“随着大学科研制度特别是评价制度的不断建立和加强，各种量化考核指标和项目要求成为教授们头上的紧箍咒。”对年轻的学者批评家们来说，这一重压力显得更为紧要，相比于已经没有职称压力的前辈批评家们来说，他们的选择空间显得更为狭小，即使内心里不完全体认这一套评价制度，大多数人也只能选择“老实服从”。如此一来，“文学批评的学院化倾向将是必然的趋势。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在面向文学现状还是归于学术理论的两种选择间更多地倾向后者”，“为文学为创作为当下而文学批评”也更容易变为“为学术为科研为项目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学院派倾向除了受到这一显性层面的影响外，同时也受到另一更为无形但或许更为重要的“制度”制约。在当下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厚古薄今，重远轻近，已成为主导研究方向与学术秩序的潜在规则。在这种学术价值观的影响下，古代比近代有学问，近代比现代有学问，现代比当代有学问，成为通行与流行的看法。至于当代文学批评，在有些人看来还够不上研究，在这样一个序列里，是根本数不上、排不进的”，“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这样的批评文章总是被鄙薄，认为不是学术。一位批评家，如果仅仅关注当下，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没有征引古今中外各种书目做参考文献，其成果就会被视作学术含量不足，此类批评家也很难被看成是好的学者。”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批评家站出来反对这种“厚古薄今”的风气，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看法至今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结果便是很多文学研究者更愿意从事文学史的研究，而认为文学批评“没有价值”。这对当代文学批评来说毋宁是一种“合法性”及“存在价值”的挑战，那些热爱文学批评的批评家们不得不选择另外一种更为有效的写作方式来应对这样的局势，以期重建文学批评的尊严。这样一来，倚重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文学批评，即通常所称的学院派批评便成了栖身于学院的批评家们更愿意靠近的一种批评方式。

　　同样是学院派批评，既有脱离了文学本身、自说自话、“不及物”、讲究论文规格、玩弄概念游戏一类的文章，也有“将开阔的文学史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锐意的思考、流畅而近乎美文的行文表述等集于一身”的“学理性批评”文章。前者经常为学院派批评招来诟病，其原因或许正在于近二十多年来，学院派批评“一家独大”，其所暗含的精英化的倾向使其逐渐成为“由‘知识’‘学术’‘专业’‘学科’所划定的疆域里自言自语、孤芳自赏、对影自怜”的专业，“客观上促成了一种心脑分离、以脑代心的批评样式的出现，它强调了知识、理论和智力，而淡化甚至取缔了体悟、情绪和意志。正是这样的分离、取代，造成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公众之间的‘隔’，也造成了文学批评在当下文学活动中基本丧失其动力性、引领性和建设性的核心功能。”上述批评可以说是对学院派批评的代表。尽管学院派批评在近些年来受到了不少的非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学院派批评中占主流的还是那些学理与才情兼具的文章。学理性批评追求“史料、材料的支撑”“理论的接地、及地、在地”“文本分析、文本细读”，以及广阔的文学史视野等，这些方法与追求在80后批评家的文章中都不少见。

　　80后批评家这一代大多接受过本科到博士完整的“文学教育”，这意味着他们大多有丰富扎实的文学史知识，在他们的文章中很容易见出这点。在《隐秘的火焰：吴文君的抒情小说》这篇文章中，李德南在分析吴文君的抒情小说时梳理了中外文学史上的抒情小说的创造，指出吴文君“早期的作品，更多是受西方思想和西方小说的影响，接近于伍尔夫所说的‘心理学的诗’；在晚近的创作中，她则更多是想着‘回到先秦’，回归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传统，尤其是抒情传统。”在读小昌的小说时，黄平想起了他所熟悉的王朔，指出两者笔下的边缘人的不同——“王朔的人物还有反讽，反讽者多少还是不甘心。而到了小昌这里，仿佛到了路的尽头，路的尽头一片寂灭。”除了对某种文体、人群等进行文学史脉络的考察，将批评对象与经典作家或作品进行异同比对或是探求承继关系，也是一种文学史意识的体现。丛治辰在评论宁肯的长篇《三个三重奏》时就将其与昆德拉之间的关系仔细辨析了一番——他们的小说中都有一种“精心设计的节奏之美”，他们都对形而上的思考怀有强烈的热情，“他们都如此谙熟理论，如此热衷于对世界——他们身处的世界和他们所创造的世界——进行哲理性分析，他们使写作成为一种高度理性的行为，他们的激情来自理性抵达透彻之后的狂喜”，由此指出了宁肯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小说家所具有的宝贵特质，同时又通过两者对权力共同的关注进入到对作品更深入的理解中，“权力，我们当然记得，这也是米兰·昆德拉的关键词，始终贯穿于他的小说创作当中......他关注的不是某个权力，或某种权力，而是权力本身……因此宁肯拒绝去书写那些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权力的细节。他绕开来，深入到权力背后，通过讲述权力的侧影与背影达至陌生化的效果，让我们得以在更加形而上的层面上思考权力的内在机制。”在重读《花腔》的文章中，黄平则将李洱与加缪并论，黄平发现了李洱“午后的诗学”与加缪“正午的思想”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找到了另一种关于《花腔》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加缪与李洱，在不同时期面临着相似的处境，经历了在他们看来作为‘反抗’歧途的‘革命’。在加缪看来‘我们的罪犯不再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孩童。他们以爱为理由替自己辩解……而李洱对于《花腔》的回忆，仿佛在回应加缪所批判的以‘爱’为名的罪恶。”除了有扎实的文学史知识，80后批评家同样不乏良好的理论素养，他们常常手握着各种新式的理论进入作品或作家，得出不同寻常又能让人信服的结论，比如黄平运用叙事学理论中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来对《无名指》进行形式分析，讨论李陀在形式层面如何反对现代主义的“内心叙事”，又如项静在论及苏童时引入了一个“接受者和文学后继者”的视角讨论了苏童的文学装置及其对后继者的影响，指出这套文学装置的意义及束缚所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80后批评家的学理性批评与那种广受批评的学院派批评不同，它们往往都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另外，也由于他们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之间始终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正如黄平所说，“在纵向地继承了文学批评传统的同时，也横向地感受着社会的压力。这决定了这代人的文学批评，不会限于纯粹的艺术范畴，而是和自身的精神历程密切相关”，他们的批评也因此与现实有了更多的互动。

二、“以批评介入现实”：文学批评与社会的有效互动

余英时曾经谈到过当今时代中国知识人的问题——传统的“士大夫”已经一去不返，只存在历史之中，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只是千万种行业中的其中一种，但“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关系，在中国尚未变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之前，我们总不免对中国知识人抱着一点特别的期待。他们似乎仍有责任重振五四以来久已消沉的‘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在知识和价值两大领域中不断作开拓和耕耘的努力。”在一次讲座上戴锦华同样提到了人文学者在当今时代的现实处境——“不仅是在学科的职业身份上，同时也是在志向和自我期许与社会期许的意义上，我们（人文学者、思考者，引者注）相信自己与人类命运、与世界及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相连接，尝试直面或指认并思考充满变数、危机的现实，也许我们会更清晰地感知并且更深地徘徊,甚至陷溺在一个幽灵出没乃至自身正经历幽灵化的现实之间，我们似乎都负有某种来自幽灵的指令，关于社会正义和解放，但我们同时经历着介入冲动和行动坐标的缺失。”“行动坐标的缺失”几乎是当下所有人文学者面临的共同困境，但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已经逐渐失去了介入现实的冲动与兴趣，又或是“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久已消沉”，相比于去触碰变幻莫测的社会与时代，他们或许更愿意待在“纸房子”里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学术。反映在文学批评上，便是越来越多的批评文章逐渐“失语”，正如80后批评家傅逸尘的追问“我们所写的文章，除了评职称、在核心期刊发表之外，它的读者是谁？对这个时代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作家本身又发挥了什么？我可以不客气地说，几乎没有，或许在很多时候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研究，首先对于作家本身没有引导，对于读者也没有引导。这种自说自话的言说，在什么层面上能够实现我们自己的文学志业？”这可以说是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相比于50-70年代的批评指导创作，80年代的社会批判与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最“无力”的，这里面既有制度变化的原因，也是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的结果。

　　80后批评家身上存不存在这些问题呢？不能说没有，但相对于前几代批评家而言，他们更有一种自觉意识，他们对所从事的文学批评可能陷入的困境多了一层警惕与自我反思。这种自觉意识的唤醒一方面来自在学术路上逐渐远离个人生命经验时的困惑，一方面也来自现实对自身造成的切身冲击。“将鲜活的生命投入到那些散发着霉味的故纸堆中，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些报刊上长篇累牍的民国旧事，又与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有什么联系?如果学术研究只能进行学科内部的知识积累，不能有效地缓解现实生活带给我们的困惑，无法真正回应外部世界普遍关切的问题，那么，它是否只是学术界内部自娱自乐的游戏，只能用来满足学术从业人员的虚荣与幻想?”类似这样的困惑与自我追问对学界前辈来说或许早已不是问题，但对处于当今这个有无数选择与可能性的时代依然选择了“以文学为志业”的年轻文学从业者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终究要直面的问题。

　　正是有感于文学批评与社会时代的脱节，越来越多的80后批评家开始标举“以批评介入社会”。李云雷在《青年批评家面临的时代问题》一文中提到了对青年批评家的期许，“从学院中走出来，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有更多的观察与思考，同时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相对化’、‘历史化’，将之融入文学批评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学批评充满生机与活力……青年批评家面临的时代问题，不仅仅是文艺批评及其语境的变化问题，或许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承担起时代所赋予文学批评的使命，或者说如何以文学批评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与当代中国的变革之中”，80后批评家用自己的批评实践很好地回应了上述呼吁，我们只要看一下80后批评家的文章中的问题意识便能感受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这种转变——比如关注当代文学中的“反讽”传统借以探讨近二三十年来人们的精神世界，关注共同体与参与性危机进而探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关注最新的青年文化及其精神状态，或是直接讨论小说与现实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对于当下时代城乡二元化结构的探讨，对能引起巨大的市场消费的电影、网剧的关注等等。在众多的80后批评家中，杨庆祥可谓是其中最为关注社会现实的一员，同时他也以持续的批评实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回应。

　　早在2011年，杨庆祥就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探讨了自身所在的群体在时代中面临的精神困境与社会难题，在这篇文章中，杨庆祥从自身的切身经历出发谈到80后一代所面临的“失败”实感与当今时代中个人奋斗的失效，进而深入这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困境——“历史虚无主义”，在文章最后，作者热诚而真切地提出了80后一代在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后“怎么办”的问题，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陷入虚无，而是怀着“睁开了眼看”的勇气与希望呼吁，“个体的失败感、历史虚无主义和装腔作势的表演都不能成为逃离的借口或者工具。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惟其如此，80后才有可能厘清自己的阶级，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80后，怎么办？》显示出了一位批评家对于“纯文学”之外的更广阔也更具“实感经验”的世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一种‘跨出’文学的社会学视野，而是深切把握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历史语境的‘多重决定’关系，从‘历史’的高度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总体性’的‘文学’。在他这里，‘总体性’首先意味着，在一种整体的格局中理解‘时代’与文学的关系，重新复活文学的力量与可能性，并重申文学批评在新的观念通过文学媒介传播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即是贺桂梅所说的一种“文学的、有限的、但却是有生命力和介入力的批评实践方式。”而这样的讨论也被证实确实是一种有效且有力的方式，文章发出后（包括后来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的同名书），不仅得到了学界同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也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大量转发与讨论。

　　这是批评家介入社会现实非常成功的一次实践，但杨庆祥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跳出自身所处的群体与代际，把眼光投向这个时代中文学与社会所面临的更为重大的问题。作为一位有人文学者自觉意识的批评家，他很清楚今天这个时代人文主义与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危机——“最严重的危机在于曾经可以提供价值和解释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无法窥视这个时代的本质和核心，也无法汇聚知识的光芒，并提供哲学上的解释”，在这样的局势中，杨庆祥却“知其不可而为之”，重新拾起自己的“天命”，尝试为时代命名，这一尝试的产物便是“新伤痕时代”与“新伤痕文学”这一组命名。所谓“新伤痕时代”，即“同时兼具中国性和世界性的一种时代精神症候。它在普遍的意义上指的是一切非人性的秩序对个体和共同体的伤害，它在其最具体性上指的是中国的‘改革’之阵痛及其伤害。”而在此概念上的“新伤痕文学”，则是指应对这个时代的，相对于“伤痕文学”而言的从21世纪伊始直至当下的“最具美学症候”的一种文学潮流。对杨庆祥来说，对时代及时代中的文学进行命名，绝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为了“窥视时代的本质和核心”，并寻求一种解决方案。这一尝试，同样是作为批评家的杨庆祥直面时代问题，以批评介入社会做出的有效实践，这不仅需要勇气与担当，更需要“历史批判的能力、理解社会的能力和想象一种更好的生活的能力”。房伟准确地指出了杨庆祥这一系列批评实践的独特性及意义所在——“他将生命意志、情感体验和理性反思，有血有肉地融入及物性的批评实践之中，有理论说服力地融入广阔的中国文化现实——这一点，正是杨庆祥的特立独行之处，也是他超越很多同辈甚至前辈学者之处。”杨庆祥的这一系列批评实践，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下文学批评与社会的联系，使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获得了力量，也形成了他个人独特的风格和标志，就像“洪子诚对于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特征’的概括，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对朦胧诗‘三个崛起’的定义，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季红真对新时期文学‘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的把握，孟繁华对1990年代‘众神狂欢’的精彩描述”一样，“尽管并非十全十美，但都引发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能有效地针对时代文化和文学现实发言。”

　　这里需要再次提到的是，80后批评家之所以相较于前几代批评家更愿意介入社会现实，触碰时代难题，一方面固然是出于知识分子关切社会的“天命”或责任，就像项静所说的，“如果说有一个东西曾经指引着我的话，那就是萨义德说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节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警惕同时代人所持的典型误解、愚见和软弱，同时检视自己的知识和偏见”；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中经历的切身痛感，让他们不得不“走出”“安静”的学院，选择一种可以结合自身专业的方式来回应个人遭遇的时代难题，而文学批评，对他们来说或许就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三、批评主体的在场：“个人化的文学批评”

如前文所提，80后批评家内部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样貌，既有追求学理性，在当下的学术体系中寻求合法性，企图中建立文学批评的“尊严”的学院派批评，也有“以批评介入社会”，通过文学批评由私人困扰抵达公共论题，担起知识分子的天命，同时更使其重新获得了力量的批评，除此二者外，还有另一种更为“无声”，但也同样为许多批评家所认同、喜爱、信奉的批评理念，暂且将其称之为“个人化的文学批评”。这一类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特征是有一个“我”在，更准确地说，有一个“我”的精神世界或是内心世界在，“它是探寻智慧之路上的修炼方式。当我写下对他人的作品的看法，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所活跃的，也不乏我个人的心事与情怀；同样，只有当我意识到我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增进对世界、历史和文学的认识，我才会有书写和言说的冲动。借助批评活动，我希望能从语言与世界的双重馈赠中得滋养，不断地扩展、丰富那原本渺小而单薄的我。”更多时候，批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自己，因为它关涉着“生命的具体性”，就像金理在申明自己的批评观时引用的弗兰克《精神事业与世俗事业》中所说的，“今天和当下的事业以及我对自己周围人的关系，是与我生命的具体性，与生命的永恒本质相联系的......我就必须完成切近的具体事业，因为生命的永恒因素就是表现在这些具体事业之中”，而文学批评就是这样一种“具体事业”，这个时候，“批评(好的文学同然)应该化成批评者的血肉存在，甚至是一种生命机能，‘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见证其在岁月流转中的生命履历，表达批评者浑然的存在体验，个人对现实社会和宇宙全体的直面与担当。”

　　由此，文学批评就不仅仅是一种专业/职业，同时也是“一种愉快而充实的生活方式”，它的职责仅仅在于“讲清楚作品艺术的、历史的、人性的奥秘”，此时，批评家就是一个特殊的读者，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写作者，“与其说在研究和解读别人的作品，不如说他是在经由这些作品，呈现自己关于世界的打量与思考、释放自己的内心情愫与张力”，“文学批评不是在指正培训作者，更不是引领教导读者；确切地说，它是以自己关于作家作品的那些文字，分享阅读，分享自己关于自我内心和外部世界的种种感受和思虑……而文学批评，作为同作家作品密切相关的文字，作为文学写作的一个门类，它同样需要浸润携带着对世事人心的了然与困惑，对世相百态的热爱与警惕。”文学批评也就绝不是文学作品的附庸，而是一种独立的写作，相比于文学创作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批评则取材于作品，它是建立在作品上的言说，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表达了作者自我的困惑与求索，以及对人心，对世界的理解和体谅。

　　在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中，一般很难见到“我”这个字眼，作者们通常会将自己的观念、立场和情感深深地隐藏在繁复的材料与论证中，有时我们在文章中甚至完全找不到作者的情感态度，但在这一类批评文章中，“我”会经常跳出来参与其中。比如在分析郑小驴的小说对计划生育的认识不够深刻时，李德南直接在文章中现身，“我自己和郑小驴一样，是母亲‘躲’出来的;我也本应该有一个哥哥，只因我母亲躲避不严和一位亲戚的告密而被‘人为地扼杀’”，将这种极为个人的经验带入批评文章中，读者立马便能在文章中感受到作者充沛的情感，文章也显得更有温度和人情味；再比如，在写作蔡东论的时候，岳雯这样写道，“然而，我始终摸不透蔡东的态度。在《木兰辞》里，她似乎也有些赞赏邵琴来。甚至将李燕的改变看作可喜的进步，认为是女人而不是男人顶着内心的压力积极往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人比男人更坚韧。可问题是，‘名媛’邵琴就真的保住了最珍贵的一点内核吗?对此我很是怀疑。”，在文章后面，作者又写道，“现在，我大约有一点点了解了蔡东，她以她的血肉，滋养出这些失败者。她深入骨髓的悲观主义，让这些失败者们无路可走。”作者在文章中表露了自己的困惑，同时展示困惑慢慢得以解开的过程，这同样是一种坦诚相见的在场方式；此外，“我”的感受同样可以直接浮现其中，“听着叶梅用我所熟悉的乡音乡韵讲述一切的时候，我仿佛回到了过去。这时候，一个人的抒情变成了许多人的回忆。这就是文学的滋味吧，它是关于自我的，也将自我与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读叶梅的散文集，是为了发现世界是如此辽阔，有许许多多的目的地，有曼妙的风景；也是为了寻找回忆，回到童年，回到那个我们称之为‘家’的所在。”这种带着作者“生命体温”的批评文章，或许更具力量。

　　这样一种强调批评主体的在场性的批评主张与实践当然不为80后批评家所独有，它有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中国文学中的文学批评，包括各种诗话，词话，点评，无不饱含着批评者个人生命经验和体悟。“面对一个故事、一部小说、一层人物关系，中国传统的思维惯性和关照方式，是在强调这故事、人物、小说同此在的生活和阅读是什么样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什么不重要，它和自己的关系才是中国人愿意关切和探究的。”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同样不乏这样的批评类型，在周作人、李长之、李健吾、废名、沈从文、傅雷等的批评文章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他们自身的艺术经验，生命体悟和人生哲学。而这样的批评传统也在当下的文学批评界中得到了不绝的回响，批评大家谢有顺就不止一次地在谈论文学批评的文章中申明这样的观点——在一篇写于1999年的文章中，他就提到自己找到了一种有效的与对象交流的方式，“我更愿意相信神学家蒂利希所说的，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我写作文学批评，许多的时候，是从个人对存在的理解开始进入的……除了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外，我实在找不到更为高贵的写作理由……我同样希望，写作能够缓解我内心的恐惧、矛盾和不安，带来真正的慰藉，从而描绘和捍卫属于我个人内部的事物，我的疼痛和寒冷，我的现实和梦想。批评应该做到这些。”在谈到当今文学批评的现状时，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批评主体的空洞和贫乏，是造成批评日益庸俗和无能的根本原因”，批评是要有一种精神的，这种精神的基本构成，“是关于批评对文学的忠诚守护，对人的复杂性的认知”，而批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通过对文学和人的深刻理解，进而展示批评家自身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个体真理”，何谓“个体真理”？即“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所拥有的对世界的理解。在谢有顺看来，理想的文学批评是“以一种生命的学问，来理解一种生命的存在”，“它不反对知识，但不愿被知识所劫持;它不拒绝理性分析，但更看重理解力和想象力，同时秉承‘一种穿透性的同情’(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莱蒙语)，倾全灵魂以赴之，目的是经验作者的经验，理解作品中的人生，进而完成批评的使命。”这样的批评方式确实富有魅力和吸引力，它能够让批评者感到充实和愉悦，但它在多大程度上抵达了历史意义上的真实，它对什么有效，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依然是需要不断考量的问题。

　　重新回到文学批评的生产现场来看，也并不是所有的年轻批评家都有选择这种批评方式的可能，处于学院内部的批评家在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下不大愿意选择这种文体，而秉持这种批评信念的批评家则大多分布在作协（创研部）、杂志社、出版社等有更多选择空间的单位。更多时候，批评文体/方式的选择不仅仅出于个人意愿，它同时还受到各种力量的“规训”或“宰制”，文学批评同文学文本一样，永远“是一个你争我夺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里，主要的社会群体和诸种势均力敌的意识形态都在争夺着控制权”，在不同的场域，处于不同环境与局势的批评家那里，文学批评也就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结语

从整体上看，尽管80后批评家受到不少环境和体制上的约束，但他们依然以其卓有成效的批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尊严”——学理性批评提高了批评的学术品格；回应现实和面对时代发言的文学批评使其得以参与到社会公共问题的讨论中，有效改善了文学批评边缘化的现状；“个人化的文学批评”则将文学拉回到审美的世界，批评家通过与作品进行精神对话，一方面表达了其充满灵性的生命感悟，另一方面也让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更为宽广的形态。80后批评家以这些丰富的批评实践有力地回应了文学批评在当下所面对的质疑，从他们身上也可见出当代文学批评勃发的生机与希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批评已经达到了一个最好的状态，它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更丰富的可能性，也还可以实现自身价值的更大化。

　　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对于所身处的世界的那种整体性的、根本性的和确定性的把握或解释的自信,却逐渐崩溃了。制度、工具和我们所熟识的文化方式等等,一切都在或都已经改变了。”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文学批评正呈现出一种泛化的状态，即里面包含了更多的政治性、思想文化和社会内容，“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心化时代趋于终结的这样一个社会整体性的转换过程中,文学批评进入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实现自身的价值最大化,倒是具备了更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到底怎样的文学批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的更大化？在笔者看来，它应该是这样一种批评——紧紧贴着这个时代，又常跳出来对其进行凝视、批判，它“通过对‘当代文学’的创造性阐释与重写，把‘当代文学’中内在的革命性因素发掘出来，并加以放大，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关于当代现实与个体处境的新理解或新认知。它天然指向批评家与读者自身生存的历史性，包含着纠缠在一起的现实理解和自我理解，从而带有一种历史解释学的美学深度和生命紧张感”，这种批评具有强大的洞察力和阐释力，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身和时代，因而也能使其自身重新获得力量和尊严。而这样一种批评家也一定是令人尊敬和喜爱的——他们既有主动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的责任感，又有一种批判历史和时代的能力，他们“不只满足于具备关于文学艺术或美学的知识”，他们“不是将视野封闭在书斋中，目光只盯在文学文本上的学究”，而是“切近地、真实地置身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广泛脉络中，具有观察、思考现实社会生活变化的能力，有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的广泛兴趣和思考能力，以及把种种现象建立联系的‘总体化’的能力”。倘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批评家愿意选择这样的批评信念与批评姿态，则当代文学批评不仅将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与活力，同时也必将产生更为深远的价值，赢得更为广泛的敬意。

　　【注释】

　　[1]如《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自2008年起开始推出杨庆祥、黄平、金理等年轻一代批评家；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80后批评家文丛”，2013年推出第一辑，包括杨庆祥的《现场的角力》、周明全的《隐藏的锋芒》、金理的《一只眼》、黄平的《贾平凹小说论稿》、刘涛的《“通三统”——一种文学实验》、何同彬的《浮游的守夜人》、徐刚的《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傅逸尘的《叙事的嬗变——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2015年推出第二辑，包括李德南的《途中之境》、项静的《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康凌的《读后》等；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青年批评家丛书，80后作者有杨庆祥、黄平、金理、丛治辰、徐刚、金赫楠、陈思、王晴飞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推出“微光”青年批评家丛书第一辑；中国现代文学观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自首届起便有80后批评家的加入等。

　　[2]详见郜元宝《何必以“代”论文学》(载于《文汇报》2014年11月27日)，雷达的《“代际划分”的误区和影响》(载于《文艺报》2015年6月 17日)。

　　[3]金理：《“同时代性”：文学批评的起跑线》，载于《东吴学术》2016年第1期。

　　[4]本文主要围绕着80后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来展开讨论，关于80后批评家的个案研究可参看周明全著《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一书。

　　[5]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

　　[6]杰弗里·威廉斯:《文学制度》，李佳畅、穆雷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第3页。

　　[7]赵普光：《文学批评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制度的重建》，载于《文艺研究》2017年第12期。

　　[8][9]吴俊：《文学批评面临的现时挑战》，载于《当代文学批评》2008年第6期。

　　[10]张江等：《当下批评是不是学问》，载于《人民日报》，2014年8月15日。

　　[11][13]刘艳：《学理性批评之于当下的价值与意义——结合〈文学评论〉对文学批评文章的刊用标准和风格来谈》，载于《文艺争鸣》2016年第6期。

　　[12]王侃：《学院派、诗文体及文学批评》，载于《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14]李德南：《隐秘的火焰：吴文君的抒情小说》，载于《山花》，2013年第7期。

　　[15]黄平：《边缘的青年与边缘的文学——从小昌小说论及80后文学的变化》，载于《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

　　[16][17][18]丛治辰：《小说的三重美学空间——论宁肯的〈三个三重奏〉》，载于《当代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19]黄平：《先锋文学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重读〈花腔〉》，载于《南方文坛》2015年第6期。

　　[20]黄平：《如何从现代主义中拯救“先锋文学”？——细读李陀〈无名指〉》，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2期。

　　[21]项静：《无家可归者与一种文学装置：苏童论》，载于《当代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22]黄平：《面对时代发言的文学批评》，载于《人民日报》2013年5月31日。

　　[23]余英时：《独立自主的人格》，《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24]戴锦华：《后革命的幽灵》，载于《跨文化对话》第38辑（2018年5月）。

　　[25]杨庆祥、李云雷、霍俊明、李壮、丛治辰、傅逸尘、北乔、饶翔、徐刚、老村、刘欣玥等：《联合文学课堂之五：〈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讨论纪要〉》，载于《青年文学》2015年第12期。

　　[26]李松睿：《走出纸房子——我的批评观》，载于《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6期。

　　[27]李云雷：《青年批评家面临的时代问题》，载于《文艺报》2016年3月21日。

　　[28]详见黄平：《反讽者说：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

　　[29]详见《黄平：反讽、共同体和参与性危机——重读王朔〈顽主〉》，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

　　[30]详见金理：《“佛系青年”与“青年消失论”》，载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4期。

　　[31]详见徐刚：《小说如何切入现实:近期几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札记》，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

　　[32]详见项静：《村庄里的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中的“返乡”文学——以近年人文学者的非虚构写作为例》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33]详见李松睿：《〈战狼2〉:民族主义与中国电影的未来》，载于《艺术评论》2017年第10期，李松睿：《聚焦网络剧》.载于《艺术评论》,2016年第6期。

　　[34]见于“人文与社会”网站，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011，原载于香港《今天》杂志2013年秋季号。

　　[35]徐刚：《重申“总体性”,以及爱与疗愈的文学——“新伤痕文学”的时代意义》载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

　　[36]贺桂梅:《文学批评的“想象力”》，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37]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的统计，相关的回应文章有十数篇之多，媒体报道详见凤凰读书、腾讯网、中国青年报、环球网、人民日报海外网等的转载、访谈等。

　　[38][39]杨庆祥：《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载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

　　[40]贺桂梅:《文学批评的“想象力”》，载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41][42]房伟：《在历史中重寻批评的现实品格——由“新伤痕文学想到的”》，载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

　　[43]项静：《批评是一条被走的路》，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44]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曾讲述过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高校教师在北京租房的经历，高房价等现实压力是这一个时代中大多数人无法避免的难题。

　　[45]李德南：《批评的愉悦》，载于《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

　　[46][47]金理：《“新鲜的第一眼”与“生命的具体性”》，载于《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48]周明全、黄平：《作家与批评家不要太熟：对话80后批评家黄平》，载于《都市》2015年第4期。

　　[49]金赫楠：《我们怎么做批评家》，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2期。

　　[50]李德南:《途中之镜》，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页。

　　[51][52]岳雯：《人与城——蔡东论》，载于《南方文坛》2015年第6期。

　　[53]项静：《行走的诗学——读叶梅的散文集〈根河之恋〉》，载于《长江丛刊》2018年第7期。

　　[54]金赫楠：《作为写作的文学批评》，载于《滇池》2017年第2期。

　　[55]谢有顺：《批评对什么有效》，载于《南方文坛》1999年第5期。

　　[56]谢有顺：《如何批评，怎样说话：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载于《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

　　[57]谢有顺：《批评应该说出个体的真理》，载于《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58]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页。

　　[59]关于这些质疑，何平曾在《文学批评如何重建》（载于《人民日报》2011年3月2日）一文中做过精到的概括，即“失神”“失范”“失效”“失语”“失信”——“‘失神’，是说面对社会转型时代的文化变局我们的文学批评缺乏独立的精神立场和审美尺度；‘失范’，是说我们的文学批评对当下文学秩序匮乏澄清和厘定的力量；‘失效’，则是指文学批评面临着原来的文学经验无法解决中国当下文学问题的尴尬，以至于面对新的文学现象频频‘失语’，进而越来越‘失信’于大众。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家多大程度能够进入到作家所经验和想象的世界，特别是当我们的批评家越来越学院化、书斋化，越来越远离文学现场，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经远远地把批评家甩在背后，而批评家却自甘其后。”

　　[60][61]吴俊：《文学批评、公共空间与社会正义》，载于《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62][63]刘复生：《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一个理论论纲》，载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