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昭

　　

　　雷平阳 男，诗人，1966年秋生于云南昭通土城乡欧家营，1985年毕业于昭通师专中文系，现居昆明，供职于云南省文联。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四个一批”人才，云南有突出贡献专家、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18年1月19日，政协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昆明召开，著名作家、诗人雷平阳当选云南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著有《风中的群山》《天上攸乐》《普洱茶记》《云南黄昏的秩序》《我的云南血统》《雷平阳诗选》《云南记》《雷平阳散文选集》《送流水》《击壤歌》《山水课》《乌蒙山记》等作品集十余部。曾获昆明市“茶花奖”金奖，云南省政府奖一等奖、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奖、《诗刊》华文青年诗人奖、人民文学诗歌奖、十月诗歌奖、华语文学大奖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雷平阳和胡性能一样都是我最珍视的良师益友。他们从不嫌弃我的浅薄和邪门，而一直以一种耐心、实在和诚恳的聊天方式与做人方式来引导我、改变我。如果人真的有前生前世，那我一定在那前生前世里积过很多、很大的德才配在今生今世里遇见他们。我是这样想的。

　　年轻时，跟雷平阳聊得最多的话题不是文学，而是吃。平阳特别会聊，敲骨吸髓、贪得无厌的阅读与见多识广、海纳百川的经历使他的话题特别丰富和厚重。可是不知何故聊着聊着所有话题总是会不知不觉地往吃那边滑过去。在20世纪80年代，刚刚告别黑暗岁月不久的中国生机勃勃，人们对个人与国家的未来信心满满，相信一切都一定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相信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可能会倒退回去让人们“再吃二遍苦，再遭二茬罪”。那时候的中国青年大都在遐想着、憧憬着，小眼睛里冷不防就闪耀出的光芒，证明他们已经确凿无疑地看见了未来。那时候的昭通有一批通常只会谈现代派，谈哲学谈人生，谈理想谈爱情的文艺青年，他们身穿脏牛仔，脚蹬亮皮鞋，大热天也系着条羊毛围巾；他们写朦胧诗，读艾略特，弹红棉牌吉他，唱台湾校园歌曲，会说好几个英语单词；他们高谈阔论，睥睨天下，蔑视现实，一心想挣脱地心引力。在他们面前谈论吃显然是不合时宜甚至是丢人现眼的事。至今还能清楚地记起当年我在他们面前不小心谈到吃时他们那一脸的鄙夷不屑，以及他们告诫我要学会不食人间烟火时的语重心长。雷平阳不像他们，雷平阳是以一种极为虔诚的口吻和神态来谈论吃的。不光是嘴上谈论，我们还落实到行动上，隔三岔五的就找个借口聚一聚餐。雷平阳、胡性能、顾泽旭、陈颂、石应平、冉旗、周玉强、陶永平……我们是另一群人，我们是一党紧密团结在食物周围的铁哥们，是一伙平时偶尔会装装洋但一碰上好吃的东西时肯定就会原形毕露的俗汉。我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肉不够吃时就搜些闲话来下酒。谈到饥饿，谈到嘴馋，谈到形形色色的食物及其匪夷所思的吃法，雷平阳常常仅凭色香味俱全的言语神力就能将我们平时觉得难以下咽的东西变成令人垂涎的美味。他对像我这样有挑食恶习的城里人非常不满，说我们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饿过肚子，说我们饱汉不知饿汉饥，不懂得有东西可吃本身，就是一种多么惊天地泣鬼神的福分。有一次我说起我小时候在外婆家吃南瓜和胡萝卜吃怕了，现在一想起它们来还会觉得恶心，平阳就详细地描述起了他以前在田间地头烧老南瓜吃的往事：如何在一片瓜地里慧眼识真迅速选拔出那个熟透了的老南瓜；如何用枯草、树枝、包谷杆烧旺一堆野火；如何用石块支起南瓜免得它压熄了火苗；如何控制火候尽量将南瓜里的水分烤干，使它吃起来又甜又沙……他一直在陶醉地谈着，仿佛是在谈自己初恋的女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周遭更显空旷和寂静，此时平阳沙沙的嗓音更有抓力了，我都能真切地看见金色的老南瓜在平阳言语的烘烤下心甘情愿地呈现出了一种极其生动的红色。蹲下来，伸出手，我就能真切地触摸到瓜滚烫、焦脆的外壳。“噗”的一声，随着指关节的轻轻一叩，老南瓜的薄壳炸裂开来，一道香甜、幸福的热浪叹着气喷射出来，火焰赶紧摇曳着让开……

　　那些年，平阳不知用语言、用故事为我烹制过多少道珍馐！而愚钝的我则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才从中慢慢品出了它们中深藏着的一种滋味：更多的还不是被吃的东西的滋味，而是“吃”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的滋味。“吃”，才是我们与世界、与生活最基础也最本质，最直截了当也最深刻犀利，最人道也最残忍的连接点。遥想亚当当年，女朋友被捏出来了，天真烂漫，无忧无虑。谈笑间，伊甸园灰飞烟灭……害死人的好奇心，一切祸事都是从夏娃带头偷吃禁果开始的。其后的任何吃，都不可避免地变了味：吃奶、吃饭、吃斋、吃醋、吃枪子、吃败仗、吃草根、吃树皮、吃大户、吃观音土、吃人、吃忆苦饭、吃苦酒、吃哑巴亏、吃后悔药、吃白食、吃公款、吃官司、吃果子狸、吃江山、吃独食、吃括号、吃老本、吃皇粮、吃青春饭、吃低保、吃闭门羹……病从口入，我们整部吃相难看而且吃错了药的历史，其实都是在一张大嘴巴里发生的。吃不仅是我们每天都必不可少的一种实在的、牢靠的动作，而且还成了世界的存在与我们的存在之间的一种玄奥的关系隐喻。吃既是一种私人性的行为，又是一种历史性的事件，还是一种人类性的仪式。吃与被吃才是我们历史文化真正的全息图像和密钥。因此，当雷平阳大谈特谈吃时，他实际上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生活与世界黑暗而幽深的地带。

　　对雷平阳来说，“吃”绝对是一个及物动词。“吃”在活灵活现地展示它自身的吃相与过程的同时，也将被吃之物的气质、特征高清晰度地还原出来了。1990年初秋的某天下午，在昭通撒渔乡的一个小水库边，平阳跟我讲起了他吃洋芋的往事：他在到处都是乱坟堆的昭通县一中住校读书时，得自己背米或者包谷去交给学校的食堂才能打到饭吃。家里每周只能给他五角钱的生活费，因此他每顿饭只能打五分钱的洋芋汤或者白菜汤。平阳说：白菜洋芋就是一大锅地煮在一起，就是用我们老家煮猪食的那种大铁锅煮。煮好了舀一大勺油辣子哗地一泼，拿勺子在汤上晃几晃，汤面上就会红红火火地漂起几团油膜，看上去仿佛很好吃很有营养的样子。我问平阳实际味道如何，平阳说还是吃得出白菜、洋芋的味道来的，关键是他们很舍得放盐巴，轰的一大勺，又轰的一大勺。我说那时候一个星期要上六天的课，就算一天只吃一角钱的菜，也还有一天没得菜吃，你是咋个对付的？平阳说每星期从家里带一包煮熟的洋芋来，再用瓶子带点酱、酸菜之类的，平时吃不饱饭就吃点冷洋芋下酱。洋芋是洗干净连着皮煮熟的，之所以不刮掉皮，是怕洋芋馊掉。到星期四、星期五洋芋就会发霉，有股冷馊味，一掰开就会看见一根根黏线，像藕丝样的。那些年县一中周围村庄里有人会煮点白菜汤、洋芋汤挑到学校去卖，市场经济公开跟计划经济对着干，量少，但是比学校食堂卖得便宜，两分钱、三分钱就能买一小勺。那汤的表面看得见油星子和葱花，刀工好好唷，洋芋切得跟纸一样的薄……

　　我经常会想起平阳那首在读者群中很吃香的诗歌《亲人》中所写到的吃——“针尖上的蜂蜜”。甜得那样诱人，少得那样绝情，而且刺痛感还成了这种吃的标配。平阳在很小的时候就尝够了吃之困难的滋味，他后来混得好了，不再为吃发愁了，想吃蜂蜜时也可以大勺大勺地舀着吃而不必再用针尖挑着吃了。从前的许多生活记忆现在只剩下一种恍若隔世的虚幻感，而吃之困难的经验却始终刻骨铭心，成为他对苍生怀着大悲悯心的重要由来之一。曾几何时，在伊甸园里除了禁果之外一切好吃的东西都是为人预备的，亚当和夏娃想吃就吃，吃嘛嘛香，吃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可是人的堕落不仅导致了自己受诅咒，还连累到了无辜的大地：“大地必因人的缘故受诅咒”，必与人作对，长出“荆棘与蒺藜”来为难人。人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于是，吃之困难，就必然成为人的乃至所有活物的宿命。

　　除了各种食物，平阳这半生吃得最多的就是苦了。他上小学之前就学会了为全家人做饭；稍大一点就得经常去距老家欧家营约十里的狮子山马红沟去打柴，再吭哧吭哧地把它们背回来；十八岁多一点，平阳从昭通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到盐津县委办公室当秘书。全县的所有村他全都去过，而且大部分村都是步行去的；几年后他调到昭通市报工作，被人收拾，发配到昭通最偏僻最贫穷的西凉山片区跑新闻；90年代初他又到云南建工集团九公司六处工作，上班和睡觉的地点在安宁县一个名叫“28公里”的小山坡上，周围可以串门子的只有精神病院、火葬场和传染病医院这三家单位；再后来他因为字写得好，公文写得很规范先后被调到云南建工集团工会和《云南建筑报》社工作，其间他马不停蹄地将云南各地差不多跑了个遍……平阳吃过的苦可谓多矣，可谓不堪回首矣，有诗为证：“我想找一个地方，建一座房子/东边最好有山，南边最好有水/北边，应该有可以耕种的几亩地/至于西边，必须有一条高速公路/我哪儿都不想去了/就想住在那儿，读几本书/诗经，论语，聊斋；种几棵菜/南瓜，白菜，豆荚；听几声鸟叫/斑鸠，麻雀，画眉……/如果真的闲下来，无所事事/就让我坐在屋檐下，在寂静的水声中/看路上飞速穿梭的车辆/替我复述一生高速奔波的苦楚”（《雷平阳诗选·高速公路》）

　　我早已从昔日的一名朝气蓬勃的中国青年堕落成了如今的一枚暮气沉沉的中国老年。像我这样的人，吃苦吃到一定的程度，慢慢就变得消极、胆小、迟钝、麻木、自闭、无感了，连红歌和广场舞都没兴趣去唱、去跳了。认命成了我这种人生命的新常态，我远远地躲避着打击，默默地承受着折磨，心如死水，波澜不兴。我这种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在贯彻落实宿命论的重要精神，就是在百无聊赖中等死。我越来越怕吃苦、吃亏，越来越觉得世间的一切临到面前时我都只好吃不了兜着走，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一切越来越感到吃不消，衣兜里随时都装着江中健胃消食片和肠胃灵胶囊。诗人雷平阳跟我则有着天壤之别。由于诗人在本质上就是混进我们这个世界里来的卧底客，所以他对我们早已虱子多了不嫌痒的非人现实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他一直都不肯默认它们，对它们一直都很吃惊。他在吃苦中吃惊，在吃惊中勇敢地吃苦并且不断反思和拷问着吃苦，由于持续不断的吃惊而对所有吃苦的生灵顿生牵挂之心，而这正是他用情至深至诚用笔至简至朴的诗学张力之一。他用诗句射穿了历史和当代生活，将它们导向属人和亲人的、为我们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审美的世界。他从不拒绝吃他在他所卧底的这个世界该吃的任何东西，他细嚼慢咽，吃得异常认真。据我所知，无论是口述还是书写，雷平阳的表达其实都是很吃力的。之所以吃力，是因为他的诗歌表达跟许多诗人相比多了个彻底吃透、完全消化的过程。在这个消化的过程中他越来越相信他对他所吃过的任何苦的认知，归根结底还是自我认知。人在认识世界时，其实是在认识他自己；在表达世界时，其实也是在表达他自己。无论我们写什么，骨子里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写一种隐秘的自传。雷平阳说：“我只是我自己灵魂阅历的记录者”，语气淡淡的，却一语道破了雷平阳式书写的重大秘密之一：

　　首先，什么是“我自己”？“我自己”难道真的就只是那个“一生下来就是苍老的，借用了爷爷的身体和奶奶的魂魄……石头的模样，泥巴的心肠，庄稼的品质”的属土的、写诗歌的中年男人吗？事实上，不唯各色人等，仅只需看看平阳在诗篇里对各种动物和植物的情感、态度，你就能明白所有被他写到的活物，其实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个形象副本。它们与“我自己”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互为替身的关系。例如《云南记·昭通东晋霍氏墓壁画》一诗：“上面有一只鸟/长了三只脚。从少年时代/第一次看见它，我一直就觉得/它长在胸膛上的那只脚/是一只铁箭。它飞行在空中/被铁箭从地上射中。多坚定啊/这一只鸟，它没有在意外的伤害中/沉沦，而是用自己的骨血，宽容地/一点一点地滋养，把铁箭变成了/一只多余的脚。不过，令人/多少有些悲伤，这只鸟/它飞行在坟墓中”。此诗中的“滋养”，实际上就是“消化”的同义词。那只多余的脚，也赫然就是世界加给“我自己”的一个器官，“我自己”不无悲伤而又宽容地接受了它。“我自己”是我所有经验所有记忆的总和。

　　其次，“我”为什么是“灵魂”阅历而非肉身经历的记录者？原因很简单：“我”所“吃”下的一切如果只在肉身层面实现其意义，那就很容易使写作降格并停留在与邪恶、残忍、荒谬的现实近身肉搏、以牙还牙、死缠烂打的胶着状态，就很容易对某些较为极端的经历吃不住、吃不准、吃不透，就很容易由仇恨滋生出更深的仇恨，由痛苦带来更大的痛苦。许多写作者至今都还不明白：文学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恩赐，是极为高贵的东西，现实在她面前算个屁！我们为什么非要拿文学去反映、再现甚至讨好现实不可呢？现实中的邪恶早就过剩了，如果一个写作者只懂得用他的才华去复制、临摹、仿造出一个文字里的现实，那他只是为世界添加了一份新的邪恶而已。我们在世间所吃下、所经验的一切，必须在灵魂里发酵，再拿去供养灵魂，才对得起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否则实在是太吃亏了。这种灵魂的消化与肉身的消化活动只是在字面上相似，各自的属性却有着云泥之别。它们一个是现实崇拜，另一个则属于精神敬仰。

　　由于有着巨大的灵魂消化力，雷平阳诗歌创造的爆发力越来越强劲，周期越来越短，频次越来越密集。到了他最新的诗集《送流水》，我非常震惊和欣悦地看到平阳已经宽容了一切伤害，已经在主持一场对所有怨怼深重的生灵进行放生的仪式。此前他的诗篇里早就有了这种意向，但多多少少还是不时会飘出几缕烟熏火燎的焦灼气息，多多少少会漏出几声鬼喊傩叫的悲苦诅咒。在《送流水》中，我读到的是清明高远的开阔感，灵魂了然的沉静感，以及艺术日臻完美的愉悦感。胡性能说得非常到位：“以前平阳写诗像一个巫师，现在则完全像一个悟道了的和尚，一个高僧大德。”

　　

　　张碧伟 2015年 森林之歌 96 cm×178 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