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 青

　　还是先从语言开始吧。

　　达伟自己就是从语言开始的。

　　又有哪一个写作者不是因为语言的无穷召唤而落下奇诡的笔记呢？

　　李达伟是在无穷语言的召唤下，清理他个人的怒江史。作为一个白族人，在掌握汉族语言方面是否经历了漫长艰难的探索，在他的第一本书《暗世界》中有比较明显的挣扎，但在第二本书《大河》里已经从容得多了。所以，此时召唤他的，应该已是汉语无疑。汉语在召唤他时，是否亦如云南的大江密林般莽苍混沌，穿行过云南江河密林的人最清楚。

　　“云南的大河，给人丰盈的感觉，会以流量的大让人产生错觉。”（P.218）

　　云南江河密林的丰盈，让人惊叹达伟记忆力之强大。写《大河》时，甚至写《暗世界》时他分明早已离开了潞江坝，离开了原始森林和那条亘古之河，他依然能够提供出诸多生命的大河现场，依然能够细密地叙写那些草木水土，没有顽强的记忆力是要尴尬的。当然，达伟在怒江时，——与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只要领略到大河密林的伟岸，就不能自拔，因而我在惊叹他绵密的叙述时看到了他在三年中有意地去与大河结缘，几乎走遍他能够到达的江域，不用怀疑他在中间进行了各种强记。

　　但是，语言的召唤会与情欲思绪搅缠在一道，为我们编织更为庞大的迷网，使记忆最终陷入混沌。

　　李达伟关于怒江、潞江坝的记忆是混沌的。即使他当年有笔记有日记，离去后怀念的爱最终使他陷于混沌。

　　混沌就是云南江河密林的本相。任何一种叙述在它面前都将成为碎片。

　　作为地道的云南作家，于坚也写过云南的大河，那是澜沧江，又一条神河。于坚对云南大河的书写是一种归纳式判断式下定义式的书写，他试图梳理出河流密林的秩序（于坚《众神之河》），但最终仍是片段。李达伟对怒江不能下定义，或者说他原本明白他下不了定义，他也不打算下定义，他有意地回避定义，他故意走与于坚相反的路子，于坚试图把秘密的存在物象化以进入日常表达，而李达伟却将显在的物象神秘化。在这里，可能与两个人的身份有点关系。于坚只是澜沧江的过客，而李达伟却几成怒江当地人。所以，自始至终达伟是下沉在叙述中的，沉得越深思得越密，甚至钻了些牛角尖，于是，越发的碎片化。

　　关于文体意识也是一个需要谈到的问题。

　　李达伟汉语言文学语言的积淀，主要来自众多欧美文学翻译作品，他的阅读量与阅读速度惊人，多是翻译作品，很多是小说。因此他的写作语言明白地有着欧美式汉语风，长句，长段，表达的却是碎片，迷思苦想。理解与连缀这些碎片，对读者来说是一个挑战。那么《大河》的语言是诗性化的语言还是小说化的语言，李达伟在写作过程里是否明确了下笔是散文或是诗歌甚至小说？事实上，他将它们融合在了一起。若说有诗性的特点，是指其中的思考能力展现了诗歌的指向，如海德格尔所言：“诗意的本性是真理的建立”。其次叙述者自身的忧郁和慢，辐射到整个叙述对象身上，然后对象便也忧郁了，慢悠悠了，整个叙述环境，大河的生存环境都忧郁了，一切都慢悠悠流淌与伸展。这样，李达伟没想到地制造出了一个忧郁的诗意无限的场。然而，《大河》的语言更明显地是具有杂糅小说和散文的倾向，李达伟用了一种小说的语言来写散文。要说其中小说语言的特点就是来自翻译作品。在叙述中用自我剖析并对对象智性解析的方式进行叙写，在中国小说传统里没有，都是来自现当代欧美作品。这里讲这个话题有点古怪落后了，我是想说达伟在探索，探索一条杂糅的、充满力量感的语言道路，因而他选择了这样一种叙述方式。虽然这种叙述方式在80年代到九十年代就已经被很多中国作家所用，多数用在小说写作中。用来写云南江河的，除却于坚的《众神之河》，海男和雷平阳的诗歌作品里有些，事实上用散文来写云南江河的不多，因而《大河》就显得突出。我们在这里也帮李达伟理下思路，其实语言同与不同并非有明白的界限，关键的问题是指向不同因而区别出散文小说之异。

　　云南江河密林之莽苍混沌适合用这种智性解析的语言来讲述。

　　《大河》的语言，也如大河一样，以其流量的大让人产生错觉。这份阅读历程，对读者是一个挑战，只有那些穿行过云南江河密林的人，那些领会过江河密林之雄魄神性的人，才容易与文本建立自由圆融的平衡关系。当然，实则内部也是一个汹涌澎湃的过程，充斥着长句，长段，节奏缓慢而又思索密集，情绪好似江河一般剧烈地动荡，一直处于强大却又绵长的力量的冲击下，以至于最后疲乏，最终陷入混沌茫然。

　　《大河》最终的指向是什么，就是这种混沌，云南江河密林的混沌，江河密林的无法言说，生命的混沌莽苍。

　　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李达伟的语言探索路，有些兀愣，有些生硬，但充满着青春般躁动不安的表现。他可以文体意识更加明确化，并有意地将这种大河散文的叙写方式发展成他云南书写的个人的一种秘密方式。

　　《大河》中关于江河密林生存状态的讲述也是明白地有着西式的探索特点。

　　讲述必然涉及着讲述者及讲述对象，以及整个讲述空间的背景文化设置。

　　《大河》里多处提到：“你说……” 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叙述起点。由此，写作者将各个关于江河密林的现场描绘转化为讲述，或者两者清晰地结合在一起，既有在场感又有现场感（在场感是指阅读者在当地，现场感是指写作者在阅读者的身边，在阅读现场）；并由此，《大河》塑造出各种讲述的人，《大河》里所有的人都成为讲述者，又是讲述的对象，写作者就是个代言人，《大河》就是为讲述云南江河，江河密林中的各种生命，动物，植物而生成。

　　“你说”中的你，有时就是你，有时又是我，还是你们，或者我们，这些人轮流讲述。充当“你”这个角色的，除了写作者自己，我们还看到了后珍，栗，老赵，老寥，岳，帕后等等。这是一群丛林里的年轻人，他们似乎有些文化，对丛林生存有些理性的认识，他们裹挟着写作者，沉陷在潞江坝，又一起讲述和演绎着丛林生存的美丑。这些人多是村寨里的教师，其中有的还是外地人，他们之于密林生活是既爱又恨，他们经常狠狠地批判当地的生活，竭尽全力地构筑与畅谈理想，却又滋润在密林生存的各种美丽和丰盈中，津津有味地分析与讲演江河密林的奇风异俗。最后，有的人逃离，有的人堕落死亡，有的人淹没在更长久广大的生存疆域失去音信。不管何种结局，本质都相同，即是对当地文化的出离，或者是被当地文化所放逐。

　　当地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答案也是混沌的。在几乎全世界各民族都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的时代，有许多民族来不及总结自我归纳出自己的文化，她们仅只是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同，比如与汉民族不同，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但有多少的不同，不同的深度与历史维度到达哪里，许多民族来不及总结，——便被异族冲破和同化。云南的民族之纷繁多姿就如云南的江河密林般绚烂，但自我尚未壮大即被卷入强大的汉族文化，进而卷入所向披靡的西方现代化。现代化往往是想法先行到达，然而才渐渐对各地进行显性的改造。在现代化高度密集的大城市，人类都还对现代化的终点感到迷茫，就更不要说既想进入现代化又未能真正尝到现代化甜头的少数民族们。

　　因而这样一些年轻人实则是混沌的，他们关于现代化生活的理想只是：“骑着摩托在大河两岸，穿过一片又一片庄稼地，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寨”（p.70）。

　　也许此种混沌使得年轻的生命力无处施展，于是造就了两类人。一是孤独者，二是流浪者。作品中大量存在这两种人。孤独者即以写作者为代表。他试图分析当地文化，他在文中苦思迷想，就快要接近真相，——也正是这些不断的思索使写作者逐渐脱离人群，他原本是努力地进入当地文化，以各种看似当地人的表现，然却因这些思索最终脱离当地，尽管，这些思索的语言绽放出迷人的花朵，使整部作品显而易见有了别于其他描绘云南地域文化的作家作品的特色，然而我们看见他最终竟离开了当地而回归到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城市。——最终他选择了放弃揭露真相，最终他没能整理出当地文化的本质。但思索造就了孤独的诗性。

　　流浪者，也包括那些精神恍惚者，精神病患者，叫花子。这是一类更敏感的人群。为什么在乡间到处有这样的人，他们那么显眼，踟蹰在水边在丛林，在街头巷尾，在村寨野坝。他们抑或更为清醒，抑或更为混沌。他们的存在是要昭示当地文化的没落，还是粗暴冷酷？所以，流浪者，男的女的，也是乡村景观中一个亘古不变的必然存在。

　　然而，孤独者流浪者必是交融在一起。哪一个孤独者不孤独地晃荡踟蹰，哪一个流浪汉心头不孤独恍惚。他们是一个个游荡的叙述体，给每一种文化贡献另类的行吟笔记，提醒着人们对自身存在的再思考。

　　这是自觉的来自底层的叙述设置，给阅读铺排出这样一种极边缘化的人间景象。

　　当然也有一些外地人自然地融进了当地文化，比如那个小镇邮局里的姑娘，那个本地人媳妇跑了的父亲，等等。他们是如何融入当地文化呢？他们也孤独吗？不能。若是孤独便融入不了。

　　写作者是当地的一个教师。他是外来文化的携带者，他并要传播外来文化。他屡屡失败。——遭遇辍学者，又一个群体。辍学者的辍学很多时候并不是经济不能支撑。其实是文化的排斥。进入汉语世界的方式，首先是得学会汉语的历史文化。但辍学者放弃了。也许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进入方式。比如，即使没学会汉语文化，他们依然去了城市打工，或者自己开起了烧烤摊，购置了摩托，骑着飞跑到处耍酷。

　　为什么？为什么还是要进入？

　　就因为，“在城市里，还可以因为太累而偶尔屈服，但在村寨就不行”（《暗世界》p.74）。

　　江河密林丰盈美丽，但为什么在那里就是爱不起来，直等到离开它，才会被其美咬噬心灵。人类是不属于大自然的吗？为什么在自然中我们向往人间的繁华。

　　江河密林，火热，残酷，宏大，摧毁着人类又迷惑着人类。你只要想像一下江河边密林中步行的生活状态就明了。一条神河咆哮在你身边，你总有一跃而起沉于其中的冲动。人类何其渺小，何其迷茫，必得以自己的肉身给予献祭。江河密林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但在城市，江河密林被逼退，肉体的生存变得舒适。

　　也有强劲的人。在无所适从中，他们找到了酒，他们无所事事，将自己想要胜过大河的力量发泄给了酒，他们成为了一个个酒鬼。作者是考虑过把这些倾泻在酒中之力聚集以创造点什么来的。创造点什么呢？这又跟原初人类一般茫然。

　　当地文化的精华被一些残存的老人保留下来。老祖，老祖的丈夫，刀姓老人，女祭司，老巫师，患白内障的老人，一堆大青树下端坐摆龙门阵的老人。他们身上，他们的讲述中，当地人是战胜过大自然的，那些英雄的传说被他们用自己的语言保留和记忆，但似乎被年轻人不屑，似乎外来的文化所展现的人类的力更为强大，因此那些过去的英雄即将被当地冷淡忘怀，最后随着讲述老人的消逝而烟消云散。是这样，《大河》细致真切地再次再现了边缘文化的尴尬境地。

　　到底还有什么此刻仍留存着呢。

　　是依然繁复的江河密林。《大河》的迷人之处还在于它介绍了潞江坝丰盈的自然景观，里边奇异的事物使得叙述充满着在场感，也拨动着阅读者回归原初的潜在欲望。

　　潞江坝如此丰盈，代表着神秘丰饶的云南。这里从来不缺绿色，云南话说插根扁担都能发芽。只要付出辛苦劳作，食粮即与密林协和生长。水稻稗子大麦小麦玉米白芸豆，香蕉桂圆芒果甘蔗牛肚子果，野玫瑰酸蚂蚁甜木瓜，《大河》的作者迷恋于这些大自然对人类辛勤劳作的回报和馈赠，在关于这些多情物事的热烈讲述中，我们深深理解了他的爱。

　　这些或许是城市真正缺失的东西，所以写作者在讲述过程中突然被热爱和自豪控制，运用了一些小技巧，端起架子，制造悬念，故意扰乱阅读者的视野，秘密地逗引着读者。

　　除了前边说过的关于叙述者的设置也算一种方法外，李达伟在讲述中，有大量的叙述延展和叙述反转，有密集的意象堆叠，以及大量的故意停顿，故意反复，利用一些概念的陌生化使叙述场景变得神秘（比如里边有一个异样的概念：出生地。这个概念比较客观甚至冷漠，有明显的西方话语特点，抽离了“故乡”这样典型的中国话语词汇身上的文化意蕴）。当然，这也似乎符合作品的指向。

　　叙述延展表现在讲述者的讲述伴随哲思的无穷延伸上，本来这不是个新奇的技术，但《大河》里用得最显眼，甚至有人就此特点作了专门研究。这里不再多谈，我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讲述的技巧。叙述的反转也多次出现，其实也是起到引导哲思引导讲述顺序的作用。讲述者去看一个失踪的学生，要暗夜渡江，千难万难之时，突然打通了电话，学生已回到了家，便松懈下来，放弃了渡江，一切于此结束了，可是突然他又自言自语起来，想跟摆渡老人谈谈，于是便跟老人谈谈。我们痛恨小酒馆，痛恨酒鬼们，可是突然我们来到了小酒馆，一坐一整天。我们畅谈理想，理想主义，痛心疾首，但事实上已几乎没人再谈理想主义了，弥漫的是生存的现实和冷淡。叙述的反转带来的效果，一是塑造出矛盾的讲述者本人，然后塑造出混沌的江河密林生存状态，最终叫停阅读者的顺畅阅读而进行深度思考。

　　密集的意象堆叠是指整本书的意象繁多，比如上边提到的物事，还有众多音译自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少数民族的许多风俗习惯，等等，都被用汉语加比较西式的技巧表达出来，引起了奇异的陌生化阅读效果。至于故意停顿、故意反复的使用，讲述者自己也经常抽身出来说明，于是更加使得整个文本在场感与现场感交相密布，给阅读者带来别具一格的体验了。

　　——对《大河》作一次解析并于此记下来一点点，实际上就能借其讲述顺便表达了解析者对于云南江河密林的同样热爱，同样困惑，同样混沌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