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宁

　　历史永远铭记着：1935年2月4日—14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威信，革命足迹遍及全县60多个村寨。红军所到之处，张贴布告，书写革命标语，演出革命文艺节目，召开贫民大会，积极宣传党的纲领及政治主张，打击土豪地霸，摧毁区乡民团的碉楼，收缴反动武装的枪支，没收地主的浮财，开仓救济穷人。对罪大恶极的地霸头目，认真调查收集材料公示揭发其罪行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开进行处决，赢得了各族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帮助支持。红军纪律严明，真诚待人，军民关系犹如鱼水。红军的这些革命活动，在威信各族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火种，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积极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当时威信儿女报名参加红军的人员就多达3000多人。在威信境内，中共中央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先后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领导地位，作出了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根据“扎西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和军委在扎西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牵制打击追剿红军的反革命军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创建云贵川三省边区革命根据地。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南、黔北和滇东北组建和发展扩大了红军川南游击支队、红军黔北游击支队、红军云南游击支队。以殷禄才为支队长，红军干部陈华久为政委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就是由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领导余泽鸿、刘平臣、龙厚生、刘复初、李青云等亲自培养、组建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

　　殷禄才，字国清，外号殷骡子，1912年5月1日出生在威信县郭家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殷禄才之父殷崇明是一个以帮助周围邻居宰猪摆摊为业的屠夫，母亲杨氏则做米粑粑和豆腐出售，换取极为微薄的收入支撑家用。1921年，殷禄才的父亲殷崇明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家中的事务表面上由殷崇明的兄弟殷吉安掌管，但殷吉安已身患重病，连简单的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实际上是由杨氏支撑。不幸的是，翌年，殷吉安病入膏肓，也不治身亡。杨氏就用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在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年代艰难地撑起家庭，带领一家人走毂奔蹄，勤巴苦做，勤俭节约，艰难地度日，维持生计。殷禄才降生时，恰逢乱世，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正是威信县社会动荡不安，旧中国最黑暗的乱世年代。云贵川三省边境地区的军阀、地霸和绿林武装之间干戈四起、血雨腥风，闹得鸡犬不宁、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国民党军队四处追杀和围剿北上抗日的红军部队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地方官僚和地霸大量搜刮民财，欺压穷人，穷苦百姓无时不处在饥寒交迫和水深火热之中，殷禄才一家南北迁徙，四处逃难。殷禄才不仅亲眼目睹了地霸之间的凶残厮杀、草菅人命的悲惨场景，还亲身多次经历了被敲诈勒索、侮辱欺凌的悲惨遭遇。因此，在他懂事的时候，就对那些狗仗人势、欺行霸市、敲骨吸髓的官府、地霸、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决心与他们势不两立！组织了自卫武装，奋起反抗，劫富济贫，打击土豪劣绅。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威信扎西，在黑夜中闯荡的殷禄才终于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毅然率部投奔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党的教育、培养和考验，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纵队司令员刘复初亲自介绍其入党，其领导的农民自卫武装，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领导下的云南支队。

　　1936年底，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国民党精心策划的“三省会剿”中失利，纵队主要领导人徐策、戴元怀、余泽鸿、曾春鉴、刘干臣、张凤光、龙厚生、李青云等相继牺牲；刘复初、李桂洪、阚思颖等被捕。殷禄才、陈华久所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孤军奋战。红军云南支队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在条件极为复杂、危险、艰苦的情况下，仍然按照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纵队原来的指示，始终坚持党的纲领和红军的宗旨、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胆发动群众在川滇黔一带高举武装革命斗争的大旗，独立自主、灵活机动、艰苦卓绝地继续坚持开展武装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敌人。他们的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符合边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要求，得到了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队伍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由几十人逐步扩大到上千人。

　　殷禄才、陈华久所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在川滇黔边境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中长达12年之久，在滇川两省边境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有力地牵制大量敌军，配合中央红军安全转移北上抗日；予以滇川边境国民党乡政权、地霸豪绅、地方民团，国民党正规军多次沉重打击，对国民党统治的西南大后方造成严重威胁，曾一度震惊了国民党重庆行辕和中央政府，当时国民党报刊多次公开称之为“共匪”，并派重兵和地方武装进行7次之多的“围剿”。红军云南支队最终由于兵力分散，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遭到失败！殷禄才、陈华久和支队绝大多数战士也壮烈牺牲！

　　红军云南游击支队的革命武装斗争虽然被国民党反革命武装“剿杀”了，但他们为解放川滇黔边区各族人民，开辟以郭家坟为中心的滇东北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自由和人民幸福的新生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为国捐躯，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悲壮的诗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悲壮的历史，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永远牢记，化悲痛为力量，他们表现出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品德，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勇于胜利和敢于担当的革命气节，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的优良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代传承发扬光大的宝贵精神财富！

　　正因为此，在威信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的周元珠同志接触、了解到殷禄才的革命历史和英雄事迹后，深受感动、勇于担当，历尽千辛万苦，把殷禄才的革命历史故事书写下来，留给后人。

　　但因为记写红军云南游击支队、殷禄才的革命史实，这些珍贵的革命史料，岂能随意杜撰，周元珠同志从2010年起在百忙之中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收集第一手资料，对殷禄才的故居郭家坟和川南一带殷禄才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开展了艰辛的调查、走访，拍摄遗址、遗物等工作，采访了上百的知情人士，奔赴四川珙县、兴文、叙永、筠连等县的史志和档案馆（局）等相关部门开展走访调查，查阅考证了大量相关的史料，得到了许多鲜为人知且具有较高价值的殷禄才的珍贵材料，然后夜以继日、黄卷青灯地加以加工整理，历尽艰辛，费尽心血，终于写出了这部珍贵的长达36万余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当笔者收到周元珠同志寄赠的《殷禄才》（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长篇革命纪实文学作品时，心情确实十分激动，难以平静。在当今社会不少人都热衷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很少关注红色革命历史的挖掘、研究、整理以及不屑于饱含正能量的革命文学的创作状况下，周元珠同志却做到了，确实令笔者由衷地肃然起敬！尽管笔者年岁已高，在人生暮年的路上蹒跚前行，时间很紧，但始终把《殷禄才》一书随时带在身边，走到哪里读到哪里，受益不少，深感这是一部十分珍贵并且很有价值的长篇革命历史文学著作。不论从内容和形式、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典型环境的描写诸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现将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大家共同商讨。

　　“题材决定论”虽然有偏激之处，但长篇文学作品写什么确实尤为重要。因为作者耗尽心力、绞尽脑汁写出来的长篇作品或向广大读者提出什么重大社会问题，反映具有重大历史含量的内容，或传递作者歌颂什么、赞扬什么，或者反对什么、鞭鞑什么、不论作者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于70多年前活跃于川滇黔边境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对中央红军转移的贡献，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带西南对官僚、地霸的打击、劫富济贫，推进西南的解放进程，却惨遭国民党军队与地方反革命武装剿杀的悲壮历史的生动呈现，鲜明地刻画、反映出来，这样重大历史内容的书写，功德无量！因为“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没有革命先烈，没有殷禄才、陈华久那样一批出生入死、不畏牺牲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革命英雄人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还原、记载先烈们惨烈悲壮的斗争历程和坚贞不屈、勇于胜利、敢于担当、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和精神，教育当今广大人民不忘初心，发扬革命传统，是广大文化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昭通文学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方面曾被人们誉之为代中国文学的翘楚、“云南文学的重镇”，曾占据了云南文学的半壁江山。但评价一个地方文学实力或影响，最有说服力的标志或尺度则是长篇小说，在这方面昭通文学目前看来还是弱项。虽然有曾令云、吕翼、沈洋他们竭力创作的一些贡献，有一些作品，但那些作品笔者认为还达不到国家长篇小说一流的水平，远不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那样具有史诗性的价值。至于红色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著作则是凤毛麟角了。而周元珠的这部长篇革命纪实文学长达36万字，写了数十年的革命史实，波澜壮阔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武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悲壮献生的悲壮历史，填补了昭通文学红色革命历史长篇作品的空白，对昭通文学的贡献功不可没！

　　笔者在文化教育部门工作数十年，但孤陋寡闻，在未读到该书以前，对殷禄才、陈华久等革命前辈为革命献生的光辉史绩根本不知。读了该书以后，对殷禄才、陈华久等革命前辈的印象深刻了，倍感崇敬，感悟不少。即阅读周元珠这部革命长篇史书巨大的精神力量影响所致。

　　既然是纪实文学，首先就必须遵循客观历史事实的真实，其次也要把握好艺术的真实，并着力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没有遵循客观历史事实的真实，就会使读者认为是作者编造的，不可信。而没有艺术的真实，就不能弥补客观历史事实的不足，使人物形象不鲜明、不丰满。作者很注重第一手材料的挖掘，将其真实面貌展现出来，加上一些档案材料的引用，使作品具有文献色彩和可信性。

　　比如，殷禄才对其大夫人何吉珍的喜爱和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听从何吉珍的安排娶小夫人张显珍并与她俩和睦相处、情深谊厚的描写；殷禄才在寻找红军的过程中，听远房亲戚李银珍对“红山顶战斗中”上百名红军战士悲壮牺牲“80多名红军战士的头颅被悬挂在金华山城隍庙的屋檐下示众”敌人对革命者无比凶残的杀戮的讲述，殷禄才听后，心里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对寻找红军参加革命，思想开始有些动摇了，且斗争激烈，但通过对“当年”张占云穷凶极恶砍杀自己、黄朝兴凶狠残忍砍杀自己，张光宗敲骨吸髓勒索自己一幕幕场景的回忆，加上私塾先生殷毛仙对其从小启发教育，对重新树立起“打破这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信念的叙述，就很真实可信。殷禄才率队继续爬山涉水在茫茫大雪山的原始森林中艰难地寻找红军队伍。后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红军了，本想目的已达到，只要听从红军川滇黔纵队的命令指挥、一心一意打击敌人就可以了，但红军川滇黔纵队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仍然把他们留在郭家坟建立滇东北农村革命根据地，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又落在了他的肩头，随后展开了他们打击军阀、地霸的一系列战斗。如此尊重历史事实如实的描写，又使读者可信。

　　再如，川滇黔红军游击纵队与敌人在威信长官司与罗布坳的血战中，老红军战士、老共产党员张风光的牺牲，纵队政委徐策的英勇牺牲场面的描写，红军战士牺牲上百人，而长官司、罗布坳战斗打得不好，纵队指挥员主动检讨自己负有重大责任。如此写来，确实尊重了事件的真实又让人们读了可信，深受教育。还有作者写殷禄才率部在郭家坟一带打击敌人，消灭地霸，不断发展壮大队伍，但从其内心讲他还是深深感到是在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没有党的领导，也就没有正确的方向，更没有远大明确的奋斗目标，于是无论如何千方百计也要找到红军纵队，把自己的队伍拉过去加入红军纵队的过程的描写，也是写得客观真实，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了纵队政委徐策的经历与斗争场面，令读者倍增敬意！任何事物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历的千辛万苦，出生入死的战斗，红军纵队多少将士的流血牺牲、英勇奋战，作者如实生动地展现出来，弥足珍贵。这些都是真实地再现当时特定典型环境中的描写。

　　再看艺术的真实。因为此书不是纯粹的长篇小说，可以尽情地虚构与想象，如果像一般小说那样天马行空，无中生有地写来，其价值和历史教育作用就另当别论了。作者对重要的历史及事件人物是采用复杂的历史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增强其可读性进行写作的。比如，为了使书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一些少数的战斗场景和过程进行必要的、科学的艺术提炼，取舍升华，过于繁琐的重复的战斗故事的描写，正如作者所言，有的是被删去，有的则被合并，有的也有所加强。

　　长篇文学，不论是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要写得好，关键是人物形象的刻画、再现与塑造，必须运用一些艺术手法进行艺术加工，人物形象才能活起来，丰满站立起来。《殷禄才》与那些纯文学的长篇小说有明显的区别也是较为占优势的地方是因为殷禄才确有其人，是威信历史上了不起的一名影响深远、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在民间老百姓中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此不再赘言，必须写好。为此，作者动用了一些创作手法，从宏观、微观，从场面渲染到细节刻画，人物形象是丰满感人的。

　　我们看殷禄才的肖像描写：“两耳垂肩，虎目龙眉，鼻子饱满，鲇鱼阔嘴、“身强力壮，行走如飞”，其貌不凡，俨然一副豪杰形象。再看语言刻画：在寻找红军的过程中，殷禄才把与自己玩得最好的朋友找来，真诚地动员他们说：“我们五个人都是穷人家的娃儿，小时候都是同在郭家坟一起放牛、玩泥巴长大的，但因为我们是穷人，读不起书不说，还经常遭受地霸、团匪的欺压和剥削。今天我们好不容易都长大成男子汉了，男子汉大丈夫，就要有点出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乱世年代，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们要想有饭吃，有衣穿，有钱用，有房住，有自由，一句话，要想真正出人头地，我们穷人就必须团结起来，拿起武器与剥削压迫、欺压我们穷苦老百姓的团匪、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彻底消灭他们，我们的苦日子才会有出头之日。”殷禄才对地霸恨之入骨：“将来有一天，你滚在我的狗肉汤锅里，老子要把你的骨头熬成汤喝了。”言由心生，一个精明识大义、疾恶如仇的青年人的内心世界通过其话表露无遗！“有情未必真豪杰，无情未必不丈夫”。（鲁迅）在第九章“血染青山”那一章中，殷禄才面对敌军重兵围困，“对郭家坟地区进行围剿，宁可杀错百个，不可漏脱一个；对殷姓要斩草除根，诸亲六眷都要杀……！”的血腥镇压屠杀；在与他心爱的两个夫人生离死别时，再三叮嘱她们：“你们一定要坚强啊！不论遇到啥子情况，都要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决一死战。如果不幸落到敌人手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千万不能暴露我们党和支队的任何秘密以及行踪。”一种明大义、识大理的心声脱口而出，语言完全符合人物性格，惊天地、泣鬼神。

　　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只有语言描写不行，更重要的是行动刻画，行动最终展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所思与所想。综观全书殷禄才的行动描写是比较成功的，生动地展现了作为一个英雄所具备的革命英雄本色。在《历尽苦难》一节中，为了“读私塾，每天早出晚归，往返十多里的山路，但他从来没有叫苦叫累”。记忆力特别好，“过目不忘，倒背如流”。殷禄才被地霸黄朝兴一刀砍在大腿上，顿时血流如注，“殷禄才却强忍着剧痛，丝毫没有呻吟！”从小坚强无比，一听媳妇说母亲病了，“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跃起来”到王医生的药店用鸦片为母亲换回退高烧的中药。赤手空拳与川军搏斗：“殷禄才大喊一声：‘上’，五个好汉腾空跃起，手起捧落，棒上坚硬的木刺深深的扎进敌人的头部。敌人还没来得及呻吟半声，头上早已血流如注，倾刻间命归黄泉。”殷禄才接受红军川滇黔纵队领导的安排返回郭家坟后，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首先除掉欺压穷人、无恶不作的地霸黄朝兴。经过激烈的战斗，黄保长的20多名团丁顷刻间全部命丧黄泉了，在处决装死的黄朝兴时，他“以10倍的力量，百倍的仇恨举起了马刀，只见马刀在空中划了一个漂亮的孤形，‘咔嚓’一声，黄朝兴卷曲的背脊就变成了两截了。殷禄才还不解恨，再一次挥马刀将黄朝兴的脑袋砍了下来，丢到水田里，用双脚将脑袋踩进了淤泥里”，如此饱含愤怒的描写把殷禄才义愤填膺，家仇国仇一起报描写得绘声绘色。殷禄才不仅对敌人义愤填膺，而且武艺高强，枪法百发百中，如对他与李青云比赛枪法的描写，无比传神：“从衣兜里摸出一块只有大拇指那样大小的小孔铜钱，请一个队员把铜钱用一根线吊在50米远的一棵树上，用一张薄纸糊住铜钱的小孔。只见殷禄才甩手一枪，薄纸被击穿一个洞，但铜钱依然吊在那里，纹丝不动。”描绘出殷禄才有“百步穿杨”的好枪法。在救纵队领导刘复初时，“殷禄才大喊一声：‘卧倒’！随即闪电般冲了过去，一把推倒刘复初，将整个自己的身体严严实实地压在了他的身上。”危及时刻为救同志，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把自己的命搭上也再所不辞。刻画出了殷禄才舍身救同志的崇高品质与大无畏精神！在战火中，“殷禄才纵身跃上一匹匹土坎子。他每跳上一匹坎子，就往上甩一颗手榴弹，然后趁着浓烟快速往坡上前进。”描绘出殷禄才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奋勇杀敌的形象。当殷禄才他被纵队领导批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后，俨然用一名具有鲜明党性觉悟的党员要求自己。他想“从今以后，我就跟以前的骡子不一样了，不能自由散漫，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了，……我必须听从党的指挥和召唤，履行党员的义务，坚持党的宗旨，执行党的决策”他不仅是这样想，这样说，更是这样做。听从组织安排，毅然地离开了好不容易找到的红军纵队大部队，率领支队的同志返回到了郭家坟进行滇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专门打击官僚地霸、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基层政权，没收他们的钱财，用于支队开支和接济穷人，而对老百姓的一切财产却秋毫无犯！在“烂泥坎”一战中，为救红军战士赖麻子，在千钧一发之际，“殷禄才腾空一跃，大刀寒光一闪，几个敌人的脑袋瞬间滚落到地下！”在纵队最后的几个领导壮烈牺牲后，支队成为一支孤军的情况下，他谦逊地接受红军干部陈华久的领导，重新激发起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支队并没有因纵队失利而泄气和丧失斗志，而是按照川南特委和纵队原来的要求、指示……逐步锻炼成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英勇地打击敌人。一次次地挫败敌人，使支队很快发展壮大，人数达到数百人。成功地两次袭击了国民党的军车，惊动了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对此大为恼怒，精心设计重兵报复，企图消灭红军云南支队。最终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惨烈地牺牲，血染青山！在最危及的紧要关头，殷禄才仍然与最亲密的战友陈华久相依为命，同生共死战斗在一起，谱写了共产主义战士血染沙场为国为民捐躯的悲壮史诗！读了英雄殷禄才如此悲壮的短短的战斗一生的描写，我想作为每一个革命同志，每一个共产党人没有不为他悲痛万分的，书中还写到了殷禄才，大义灭亲，罚处犯罪的感人事迹，也写得生动感人，限于篇幅就不多说了。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殷禄才从一个自发的草莽英雄转变为一个具有高尚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其行可嘉，其绩可颂！

　　最后谈一下，作者叙述的语言特色和文本书写的逻辑结构。

　　作者是饱含着革命激情创作写完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的，语言基本用得准确、生动，描述得真实可信。作者还不时运用了一文学语言，让人读了深受感染，正如作者在书《后记》中写到，每次调研，查阅史料，走访群众：“殷禄才当年战斗的隆隆炮火仿佛在我耳边响起，弥漫的硝烟仿佛在我眼前浮现，我常常被先辈们的英雄壮举感动得彻夜难眠。每当这个时候，一位威信的现代史上革命英雄人物的形象就会在我脑海中复活，使我油然而生敬意，肃然起敬！”这就是作者创作的不竭动力。我们再看几段作者叙述的文字。

　　“眼前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残忍杀戮，震撼着殷骡子（殷禄才）幼小的心灵！他对这个世态炎凉，同室操戈，残忍杀戮的旧世道愤忿不平，切齿痛恨！”用文学的语言刻画出殷禄才从小就生就一种疾恶如仇的性格。“殷禄才听完殷毛仙的龙门阵后，对长辈殷吉祥的爱国思想以及人生悲惨命运感到无比的伤悲和同情，同时对张占云这种处处投机取巧、阳奉阴违的地霸恨之入骨。联想到自己五年多的流离失所和被欺负压迫的苦难人生经历，殷禄才似乎看清了这个人吃人的黑暗社会，暗下决心待将来有机会时，一定要像殷吉祥那样当生作人杰，死亦鬼雄，拉起一支穷人的武装队伍，与地霸、团匪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向他们讨还血债，为穷人打天下。”这段准确而充满激情的文字把殷禄才从小受到长辈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熏陶，加上饱经磨难，树立起崇高的革命志向，准确、生动、形象有力地描述出来。“革命理想高于天，开弓没有回头箭！殷禄才终于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去参加红军，今后无论是上刀山下火海，都绝不回头，视死如归，献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阵夜风轻轻吹到殷禄才的脸上，感觉好爽好凉！殷禄才站了起来深深地吮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顿感全身热血沸腾，心中充满对革命的憧憬和无限的革命激情。”此段运用了既本色又形象的语言，抒情地写出了这位英雄人物选择革命人生道路后，心情的无限释然与愉快。“何吉珍看见浑身鲜血已经凝固的丈夫，心如刀绞，痛不欲生，差点昏厥过去，但只好咬紧牙关，把撕心裂肺的悲痛强行压在心底，不敢大胆表露。往日分离的哀伤，总还有相聚的渴望陪伴，如今死别的苦难，则让何吉珍愁肠寸断，悲痛欲绝。突然刮来一阵猛烈的河风，卷起阵阵尘土，呼啸而去。何吉珍听得出来，是丈夫殷禄才死不瞑目、冤魂不散的灵魂！更是丈夫对她的鼓励支持。她耳边又响起丈夫惊雷般的声音：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作者饱含着无限深情，用铿锵有力的文学语言，描绘出殷禄才与何吉珍这对伴侣、革命战友死别时何吉珍悲痛欲绝而又坚韧的心情与性格，让人读了不仅深感悲痛更感力量无限，是纯粹的口号般的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其中有比喻，有对偶，有引用，有想象，有夸张，而且用得准确恰当，鲜明，生动，很好地寄寓了作者感情。书中用文学语言叙述用得好的地方还很多，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从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始终围绕殷禄才从普通农民英雄成为一名卓越的共产党英雄这个轴心来安排的，全书共分10章从殷禄才从小《历尽苦难》写起，为了生存，劫富济贫，《揭竿而起》；为了拯救民众出水火，追求革命理想，《寻找红军》，从普通农民武装要成为一支红军革命武装，必须要经过艰苦的《随军锻炼》；在锻炼中得到纵队领导的信任《担任队长》；由于革命需要离别了红军纵队，孤军奋战，充分发挥军事谋略，《近交远攻》地打击敌人，沉重打击了地霸、团匪、国民党基层政权，震惊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直至使蒋介石派重点围剿，最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壮烈牺牲，《血染青山》，使《天地同悲》，十分符合事理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物性格成长的内在逻辑，层次分明，线索清楚，涉及人物上百却纷繁而不乱。尤其是殷禄才与红军纵队领导的关系、与他领导的部下的关系，与他自己的亲人的关系，与郭家坟根据地老百姓的关系这些典型环境中的人物关系写得很好，分寸掌握得好，构思好，十分不容易，有力地烘托展现出殷禄才这位革命英雄的英雄形象及其短暂而悲壮的人生！

　　笔者读了周元珠同志的这部长篇纪实革命文学，深受教育。认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不论从史料的价值、人物传记、革命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来看都值得认真研究，都有不少可取之处，为我们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现代史上川滇黔边境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和云南支队革命烈士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屈不挠、英雄献生的光辉形象和丰功伟绩，值得我们后人代代学习、传承！

　　如果说要有什么不足的话，有极个别地方，史实交待不够精准，有的词语褒贬分寸掌握不够到位，还有个别错别字，但瑕不掩瑜，其仍不失为值得点赞的革命纪实文学作品，只要认真读过此书的人一定会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