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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时代节点，如何抒写当下中国人的爱与痛、沧海桑田里的灵与肉？如何展开有温度有高度有历史纵深的诗歌创作，把“人人心中有”的感受转化为“开卷处处见”的优秀文本？如何克服“眼前有景道不得”与“为赋新词强说愁”双重弊病、避免放任自流的文字把玩对现实主义写作的消解？……等等，都是每个诗人面临的重大诗学命题。
晨曦照亮时代羽翼，阳光铺开锦绣征程。时代呼唤大诗，人民爱唱大歌。邓小平时代，我们唱出了《春天的故事》，江泽民时代，我们唱出了《走进新时代》。鼓舞人心的盛世欢歌，用诗化语言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高度的概括浓缩，徐徐铺开时代画卷，蕴藏着掀天揭地、扬眉吐气的精神核能量。
我们有幸与新时代相拥，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诗人的创造之根，应深植于当代中国人的鲜活实践，自信地面对异彩纷呈的现实，抒写中国诗篇，以洋溢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作品，传递中华民族的价值与审美追求，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因此，新时代诗歌要创作出具有史诗品格的大气之作，必须拓展宏大叙事创作理念，拓宽创作视野。只有点，没有面，只有微观，没有宏观，单纯依靠见微知著，依靠以小见大，永远见不到时代的黄钟大吕。所以，一旦抵达诗歌层面，宏大叙事不再是包罗万象，不再是麦吉尔所讲的“无所不包的叙述”，而是一种高屋建瓴、尺幅万里的概括能力和技巧。
在语言修辞和常识、诗识的整合过程中，真正有效的诗歌叙事能够判别或厘清其背后负载庸常生活的轻与重，大和小。那些看起来细碎的、偶然的、逼真的生活镜像，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复制还原，没有被诗人转化为真正的诗学共享经验，这样的经验就不再是经验，而是生活场景和语言文字的杂乱堆砌。当下社会生活的鲜活性和多元化超乎想象，素材的盛大壮观给诗性叙事写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继往开来的时代语境和精神激奋昂扬的状态之下，诗人应当在孜孜不倦的敬业探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路径，把那些珍贵的现实经验演绎为有效的诗歌范本，让读者读到与时俱进的心灵风景。
如果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创作是一种奢望，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退而求其次，追求一种具有时代意义上的大诗。在我看来，大诗之大，不一定是全景式的描绘，而是气象大，气魄大，意象精雕，内容精当，意境精彩，思想精深，自动生成天下独步、舍我其谁的豪迈雄浑氛围，合成千古绝唱。杜甫的《望岳》，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就是脍炙人口的大诗。所谓文学经典，都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精挑细选出来的。诗人没有任何理由低估读者的文学审美能力。几乎每一首诗，都能在时代的天平上秤出它们的文学重量。
当代诗人中，毛泽东就是一位擅长写大诗的高手，雄词丽句数不胜数。毛泽东不但是伟大领袖，还是独领风骚的大诗人。即使把毛泽东诗词放在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长河中比较，他那些大气磅礴、光昌流丽的作品，足可与历朝历代的经典诗词比美争胜。毛泽东古为今用，以诗写史，让史入诗，正事写史，余事写诗，诗史合一，完成了古典诗词的现代转型，以此来反映当代生活，反映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程，豪迈情怀登峰造极，表现手法炉火纯青。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经天纬地、气壮山河的大诗气象，大家风范。
同样是吟诗赋词，毛泽东从来不会无病呻吟，诗性叙事的史诗灵感纷至沓来，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不胜枚举。1925年，军阀混战，毛泽东写出名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1934年，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写出名句：“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1935年，中央红军越过岷山，长征即将结束，毛泽东写出名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七律·长征》）。1936年，毛泽东率长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写出名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1949年，南京解放，毛泽东写出名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名诗靠名句传颂。因为名句是思想容量和精神当量的载体，有限的措辞盛载无穷的境界、胸襟和气魄。我始终认为，没有产生名句的诗，算不上一流好诗。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诗篇与之匹配，需要精神上的“满汉全席”。而当下的一些诗人，却一直笑容可掬地给读者上小菜，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就是不见正牌大菜。缺乏毛泽东冠绝天下的大手笔，“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
所以，把诗性叙事重新提到“议事日程”，除了解决诗歌的思想境界、艺术水准等问题，同时也面临“写什么”的问题。比如，信手拈来的吃喝拉撒、家长里短等生活场景到底承载了什么？如何让私人生活与现实社会发生关联，如何让个人生活的特殊性关涉到大众的普遍性，确实是诗人必须正视的问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不一定都具有诗学价值，我们当然不是在倡导一种简单的诗歌强行介入，但诗人对自己的日常叙事总得有一些“先知先觉”式的诗性判断，而这种判断的多寡，应当与文学常识构成审美对应。同样是游山玩水，毛泽东写出来的作品，为什么能够被放进具有社会现实内涵的历史框架，没有沦为意义缺失的自我把玩？可见，只有在诗性叙事中充分打开个体经验的门户，才能穿越日常生活的表面幻象，在与“大我”的对话中呈现出大千世界丰富多彩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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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叙事是诗歌创作的本质要求。第一要有诗意，第二要及物。这个“物”，可以是物像，意象，也可以是感情思想。不但叙事诗，其它诗也概莫能外。甚至小说领域，也当仁不让，引进了“诗性叙事”的这一概念，强调诗化倾向，鼓励作家们尽可能把句子写得更优美一些。所以，对诗性叙事重新诠释，进行一次粗线条的历史回溯与新时代展望，确实很有必要。诗性叙事要求在抒情中叙事，叙事中抒情，具有分明的抒情气质。英国诗人拜伦的著名抒情诗《雅典的少女》：“还有我久欲一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我要凭这些定情的鲜花/它们胜过一切言语的表达/我要说，凭爱情的一串悲喜/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你看，诗人抒情的过程，其实也是叙事（或叙述）的过程。要抒情，一定要有对象。交代抒情对象的过程，其实就是广义上的叙事。毛泽东在谈到新诗时，多次主张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借鉴，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古典诗歌和民歌，都是通过诗性叙事来完成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样的叙事，既有古典诗歌的风雅厚重，也有民歌的通俗易懂。老百姓不说毛泽东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伟大，而是把毛泽东比作太阳，一个“出”字，任何修辞都要俯首称臣，甘拜下风。“人民的大救星”横空出世，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多么高明的表现手法啊！《东方红》史诗的传唱，亿万人民心里乐开了花，我估计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时也一定乐开了怀。只有诗性叙事，才能打开人民与领袖的感情通道，莅临平凡而又尊贵的文学殿堂。
诗性叙事有两大好处：一是艺术层面上的韵律美，二是思想层面上的哲思美，亦即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也就是说，诗歌中的“叙事”，必须呈现诗化倾向，能够体现对传统日常叙事语法不同程度的背离。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叙事的变形和不完整性，有意识地追求叙事的不完整性，自始自终保持叙事的不透明性，留给读者一种期待中的想象。二是内涵的不确定性。传统叙事的意蕴是封闭而自足的，诗性叙事中却有意地留白，需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填充。所以，诗性叙事又是对普遍叙事语法逻辑的背离。
杜甫的“三吏三别”，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就是著名的叙事诗。用诗性的叙事，深刻写出了乱世飘零中的民间疾苦，对倍受战祸摧残的百姓寄予悲悯同情。诗中有史，史中有诗，所以被称为“诗史”。
诗性的叙事，最能体现诗人的艺术功力。缺乏诗性的叙事，很容易变成“流水账”，难以让思想内容增值。当下有的诗人，并没有真正掌握叙事性写作的精髓，对现实生活和时代处境缺乏切实的体认，滥写跟风之作不断涌现。由于没有足够的生活履历和精神信仰支撑，缺乏“顾全大局”的本领，诗性叙事的天平发生了严重倾斜，使诗歌沦为生活表象和经验碎片互相攀比的文字展览，迅速加入集体遗忘的队列。
杜甫的作品，主题鲜明，手法高超。诗人的忧国忧民思想，批判精神，始终把握着一个度。杜甫的诗，善于提纲挈领，抓住时代特征，叙事切入点精准，甚至不必太多的修辞，仅仅依靠叙事内容本身就能体现出很强的诗性。《新安吏》就充分体现了杜甫诗性叙事这方面的创作特色。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是全诗的起笔。诗人一出手，就详细交代了当时官军抓壮丁的乱世背景。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按照唐朝当时的征兵制度，中男（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不该服役。杜甫也是安史之乱的受害者，知道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明知故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也很狡黠，回答模棱两可：“州府昨夜下的命令，要挨次往下抽选青年人出征。”杜甫接着又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青少年又矮又小，怎么能守住洛阳呢？）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诗歌叙事在一问一答中展开，说明诗人一直在场（历史现场），称得上是那个时代“三贴近”的文学践行者。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无话可说，于是诗人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有母亲送别，长得消瘦的男子则孤苦伶仃，无亲无靠。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人走以后，哭声仍然不绝于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悲惨的场面催人泪下。在这里，诗人通过对人与人、山与水准确而形象的描摹，强烈的诗性在押韵、对仗的句子中洋溢出来，读之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杜甫后来还写到“天地终无情”，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诗人始终维护祖国统一的“大局观”，当之无愧地跻身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列。
所以，一流的好诗，必须达成诗性和叙事的高度统一，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做到虚中有实，象中有意，情中有义，“个我”中有大我，观物以取意，立意以尽言。当代诗人中，毛泽东就是首屈一指的翘楚。毛泽东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等名句，就体现了诗性和叙事的高度统一，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指点江山”是叙事，诗人确实在看风景，但诗人不经意间又完成了旋乾转坤式的言志缘情。毛泽东心中的“江山”，是“如此多娇”的江山，又是“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江山。“激扬文字”，毛泽东不是在显摆书生意气，咬文嚼字，而是用昂扬的姿态，激活前无古人的雄才大略。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本来口气就大得不得了，毛泽东却来了一句“粪土当年万户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境界！这就是农民首领与人民领袖的区别。“谁主沉浮？”按照正常叙事，毛泽东站在橘子洲头，应当问的是湘江，但他偏要问“苍茫大地”，物像移位意象赋形，从虚到实，由微而宏，诗性和叙事浑然一体，立心铸魄水到渠成，这正是毛泽东高明的地方。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诗词大厦的雄伟基石。毛泽东浪漫主义的革命豪情，始终根植在现实主义的大地之上。所以，无论多么高明的诗化叙事，也不能背离真实，不然就会凌空蹈虚，重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覆辙，靠虚张声势的口号和感叹号来支撑诗歌文本的空架子。外强中干的“大”，夜郎自大的“大”，给读者带来的不是振聋发聩，而是苍白无力。
叙事中的“事”，就是思想内容。叙事的介质融入诗歌之中，可以拓宽诗歌的纵深，打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困囿，衍生出多元的维度。不叙事，托物寓意或借景抒情就没有了“物”的根基。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叙事不能“假大空”。背离了实事求是的表达，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文革”时期，口号诗和标语诗占了很大篇幅，这类作品给人最强烈的感觉是虚假、虚伪和虚妄，有大我无“个我”，有思想激情，无真心实意，叙事与诗性严重脱节，缺乏通常我们讲的诗意、诗思、诗味，阅读价值与文学审美的等高线已经很难持平，从而造成读者审美疲劳。所以，改革开放后，朦胧诗很快就取代了传统叙事诗的位置，在争论中被读者接受，进而成为新诗创作的主流方向。
新世纪之初，有的叙事诗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大量“口水诗”“泛口语诗”。这些手法单一的叙事诗，尽管表现的内容不再是“高大上”，却矫枉过正，对鸡零狗碎所谓的“卑微”事物情有独钟，在刻意低调的语境中展开“向下”“靠后”的书写，生成的诗句严重缺失“居要”的“片言”，从而失去诗性的强大内核，一度成为大众和媒体嘲讽和抛弃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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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经典作品和现代文本的条分缕析，不难发现，诗性叙事的解读，完全可以进入诗歌纹理内部去进行，对各种技艺的不断细化和量化，进而获得精神的净化和思想的深化。
诗歌叙事的难度对应着超越现实经验的难度。现实经验的深层挖掘，离不开对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诗化再现。没有更新换代的叙事穿透力，就无法揭开时代镜像的瑰丽面纱。在个性张扬的叙事中，史无前例的现实经验将成为诗人观察、思考和归位的对象，并直接反映到诗歌文本，让个体情感与现实生活对接或对撞，进而生发心灵的温暖或隐痛，最终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也就是说，有了诗性叙事的创作意识和能力，剩下的，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境界问题，灵与肉的问题。诗歌属于诗人个体的言说，这种言说当然是建立在个体对诗歌本身的技艺、语言、言说对象等方面，从自身出发，抵达个体的内心。然而，“诗到语言止”，毕竟是最低层次的表达，属于“形而下”的表达。诗歌的文学价值，除了言下之意，还有言外之意——亦即“形而上”。《易经·系辞》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只有达到“形而上”高度的诗，才能引起读者思想共鸣，心灵共振，这样的诗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好诗。杜甫望岳，当然是他自己在“望”，一切从自身出发，让感受抵达自己的内心。然而，一旦这种内心感受以文学的形式诉诸于诗，公之于众，这种言说就不仅仅是个体言说，客观上又有可能成为群体代言。人们登山时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诗人替自己说了，而且说得你心服口服，把文学的愉悦功能发挥得痛快淋漓，这样的诗人，才是一流诗人。相反，某些诗人的个体言说，由于技艺拙劣，力不从心，思想缺斤少两，境界捉襟见肘，见识比普通读者还要短浅，鸡肠小肚，这种诗你就是想为群体代言，人家也不喜欢让你“代”。杜甫登高望远，表达的是入世思想，积极进取的人生，兼济天下的豪情。只有卓然独立的人品和诗品，才会千古不磨，万代流芳。
诗性叙事是经典诗歌的强项。《诗经》的诸多名篇，杜甫的“三吏三别”，李白的《静夜思》《子夜吴歌》，还有《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等，都是诗性与叙事完美结合的典范。诗性叙事与日常叙事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有意象，有意境，后者有物像，无意境。意象能够生成意境，而物像只能生成环境。同样是分行文字，有的诗诗意馥郁，心香萦怀；有的诗却寡淡如水，索然无味。诗性叙事与否，就是它们之间的重要分野。
多年来，许多诗人热衷于学习和借鉴西方诗歌的一些创作经验，“诗道尊夷”让我们掌握了一些西方诗歌技巧，同时也带来了一股机械化、同质化、泛深化的诗风，催生出大量思想虚高的“机器诗”。“机器诗”先天不足的智能组词模式，决定了它连起码的日常叙事也无能为力。把时代宏大叙事寄托在小冰身上，就像把万吨巨轮托付给山涧小溪。
世代传颂的经典诗歌，不仅诗性是一流的，叙事也是一流的，达到了意象与意境的高度融合。“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诗性叙事；“太阳落山了，黄河还在流。我想看远点，抬腿再登楼。”就是日常叙事。二者表达的内容差不多，却境界迥异，判若云泥。前者有绝句严格的平仄对仗，有意象也有意境；后者完全是大白话，有物像，无意境。
由此可见，景物的精心选取，词语的精雕细刻，言说的志趣表达，感情的向度把控……等等，都是强化诗性最常用的有效方式，不一定需要太复杂的修辞。“诗无达诂”就是诗性叙事多维审美的结果。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大诗的魂魄是从语言的骨头里散发出来的。从物像到意象，再从意象到意境，经过层层转换升级，才能穿透肉眼凡胎，贴近时代风骨。
一百年来，新诗以灵性之光熔涛精神，净化灵魂，点亮理想，抚慰忧伤。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与密码，彰显着汉语的力量。枝繁叶茂的中国新诗，语言领土不断扩张，扩充着有目共睹的体积和能量。
新世纪以来，新诗的整体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涌现出大量言志缘情、读者喜闻乐见的好诗。所以，我非常认同诗人李少君的判断：“这个时代，已经为伟大诗歌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
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全国上下迅速形成了一股诗歌热潮，讴歌新时代的作品越来越多，涌现出不少优秀之作，风骨之作。上海诗人缪克构的《陆家嘴》，就是其中的一首：
“经济脱实向虚/陆家嘴是反对的/在寸土寸金之地/它越长越高/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每一次拔节/它都没有虚度年华。/与纽约来客谈完一桩国际并购/我喜欢到国金中心的五十八楼/吃下午茶/烈日下的黄浦江/安静极了。/上海证券大厦显示屏上的股指/竖起耳朵/倾听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一艘巨轮的隆隆驶近/也不过是一张轻轻翕动的羽翼。/有那么片刻的眩晕/
让我以为已经君临天下/其实，我的头上，头上头/都还在陆家嘴的脚下/金融城的脑际有一片云/贮存着层层叠叠的密码/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密西西比河每一丝细微的风暴。”
窃以为，《陆家嘴》的诗性叙事确实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诗的内涵是上海的，是陆家嘴的，但它的“外延”，却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整首诗呈现出来的泱泱大国风范，浩浩上邦气派，道出了新时代炎黄子孙的心声。今天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国高度，中国气度，中国风度，几乎都能在《陆家嘴》中找到思想契合、精神吻合的共性。
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维度，诗性叙事与过去、当下和将来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联，走向真理的诗学探索永远在路上。换言之，诗性叙事是一个始终处于“进行时”的诗学命题，对这个命题的不懈破解乃同道中人的应有之义。
知往才能鉴来，推陈方可出新。新时代开启新的征程，回溯经典，是为了展望未来。在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在文学创新的路途上，有时代抱负、有责任担当的诗人，应当勇敢面对思想观念和创造意识上的社会变革，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世界，重温文学经典，善于自我更新，不断锻造审美感悟功能，从而获得更加从容把握当下和未来的能力，用更优秀的作品讴歌新时代新变革，描绘中国人新的精神面貌与心灵图谱。
现代新诗是一项伟大的文学超级工程，新时代迫切需要我们不断增强创作自信，始终保持汇入沸腾生活的高涨热情。需要更多的诗人妙笔生花，踵事增华，不断添砖加瓦，在世界历史前进的洪流中构筑花团锦簇的文学家园。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越来越多的力气花在诗性打磨和叙事提纯方面，将会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作品，迎来中国新诗“两个一百年”的完美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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