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忆引起千百个记忆。
——赫尔岑（俄）
好小说以细节、形象以及隐藏其间的情感和思想，披露时代的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民族的心灵史。
——池田正夫（日）
谢谢讲座组织者的邀请和信任，给了我一个大题目：改革开放与当代小说。
开讲之前，先做个小测试：不久前，有关方面发布了一个榜单：“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有影响力小说（四十部）”。请知道这个榜单的同学举手——哇，全部知道！难怪你们都是文史专业的学生，很专业！请读过这个榜单上面十部小说的同学举手——哦，很诚实，一个没有。那么，读过五部的请举手——还是没有。好了，这里我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反面的例子：有一个人，他不仅知道这个榜单，而且他还全部通读过榜单上每一部作品。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在下本人。大家通过主持人介绍，知道在下有过一些与文学相关的职务和身份，是因为本人曾客串过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但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都是业余中的业余，无足挂齿。但是我自认却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专业文学读者。蓦然回首，与改革开放同步的四十年光阴，我居然把精力都主要投入在阅读各种文学读本尤其是当代小说上去了！这在你们看来不可思议，但是在我身上却是真实的发生了。每当回想起，那些曾经带给我强烈阅读快感和深刻教益的某些优秀小说文本，至今还怀想不已——当然，更多粗制滥造、缺乏常识和美感、毫无才情趣味可言的所谓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主体，浪费着各种社会资源和阅读者宝贵的精力时间，我因职业浸淫其间，也就成了苦不堪言的受害者之一。正反两方面的当代小说阅读经验，使我略微有勇气厚颜地以职业读者自居。谓予不信，就以上榜的四十部小说为证，这些作品，我不仅在当时通读过，而且全部收藏着——在数次迁移搬家过程中，扔掉的图书何其多？我居然却把这些作品（当然它们只是我收藏的当代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全部保留了下来。对于这份榜单，发布方说，他们组织了四十人，用时四十天，最后从四十年里，评出了这四十部，认为是完成了一桩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大事。但是你们看出了“大事”背后其实是个游戏，一个标准的数字游戏：为什么就是四十年四十部而不是十部、五十、一百部呢？那么专业（话语权威）的四十个人，真的会用四十天吗？还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大事？”这算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的又一种游戏方式吧？所以聪明如你们，很快识破了它，并且毫不犹豫地把它当做游戏删除了。但是我要批评你们，这样是不对的！别人可以拿它不当回事，你们不可以！你们有责任了解这段历史，阅读这些作品——因为你们是文史专业大学生。这一点，你们要向我学习。这份榜单，让我回忆起自己曾经的职业，并且给我今天讲课找到一个合适的入口，在此，我必须要隔空说一声，谢谢榜单。
请大家看一看榜单，上面有一篇小说，篇名很刺眼：《狗日的粮食》，粗口上了台面。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写灾难和饥饿。榜上不少作品都写到这个主题。为什么呢？我讲一段题外话。几天前，我的刚满六岁的小儿子从上海发视频问我：万圣节就要到了，请爸爸给我出出主意，我应该准备些什么？见我稍微迟疑，儿子马上说，哦，我知道了，爸爸不懂万圣节，你小时候天天挨饿，有一次下巴磕破了，喝的粥都从下巴那个破洞洞里漏出了，还不肯放下碗。最后是粥把那个破洞给补起来了。儿子很聪明，他三岁开始，游学于京津沪，当然，读的是幼稚园小班中班和大班。他把我的童年编排成段子，但基本是真实的往事。时光倒回去四十年，在你们的父辈、爷爷辈那里，有很多这样的真实故事。你们去读一读刘恒那篇《狗日的粮食》，就知道作家为什么要开骂爆粗了。如果大家对刘恒的名字还比较陌生，那么，莫言的名字大家肯定如雷贯耳对吧，看一看他早期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以及他后来无数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小说，几乎都写到了饥饿，有咀嚼树皮而吃出牛筋幻觉的，有吃煤渣子大快朵颐的……莫言在言及自己写作最初动机时说，他写小说，就是为了摆脱影子一样纠缠着的饥饿，“最好是天天有白面馒头吃，过年有饺子吃！”同时期许多作家都写了饥饿：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知青作家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我遥远的清平湾》，各种各样的饥饿，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右派”的劳改营、在以种粮食为生的农民和农村、在“广阔天地”接受改造的知青点、在那些低矮潮湿的街道作坊……由北到南，从东到西，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作家的小说，笔锋所指，几乎相同地写到惊心动魄的饥饿，在众多“饥饿”小说中，刘恒这一篇显然是出类拔萃的。他借“粮食”暗喻一个时代的沦陷，表达了作家出离的愤怒激情，尤其那爱恨交织的标题“狗日的粮食”，更是让人过目不忘。生而为人，饥饿本是一种正常生理现象，上至王公贵胄，下到凡夫俗子，不可能一生都无缘体验个中滋味。春秋战国时候公子重耳逃亡路上对一块麦饼的念叨，明末某位皇帝逃亡缅甸途径腾冲对当地一碗饵丝的怀想，都成为与饥饿有关的千古佳话，其中那碗饵丝更是被后人命名为“大救驾”，如今成为了当地名吃和旅游开发资源。这里我想要说的是，不管哪朝哪代、哪个社会，如果由于执政者的原因造成了全民饥饿无限放大，变成长时间的社会困境和灾难，让“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向只求口腹之欲的原始人全面蜕化，让人高贵的大脑向蠕动的肠胃全面投降，使社会人降格为生物人，并最终不成其为人——这就叫开历史的倒车。那么，历史的顺车又是什么模样呢？我脑子里浮现出一幅漫画，它是由人的肢体和器官组成的：在解决人的直立阶段，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腿足肢体上；在与洪水猛兽争夺部族繁衍权利时，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生殖器官上；在农耕文明的漫长岁月里，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消化和排泄系统、也就是胃肠器官上；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的眼睛耳朵直到整个大脑，才逐渐地位凸显，位置靠前，成为中心。这样漫画似地理解进化史，它是自下而上、由低往高发展变化的，这才是本质上的人往高处走。如果谁硬要摁着让它倒回去，这就叫开历史的倒车。这样的社会，就该被小说家诅咒！
有没有一篇小说的名字叫《狗日的爱情》？没有。如果有谁这样写爱情，那就实在太粗俗、与爱情这两个高贵的字眼儿太不相称了。但是，四十年前，当时想骂出这几个脏字的作家，一定不在少数——看一看那个时期写到爱情的小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都是这个题材开先河之作，且堪称经典。文绉绉的故事背后，你能听到作家对爱情的缺失和错位的诅咒甚至詈骂了吗？其实，比这几个作品出现得更早，也更轰动的，是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榜上有刘心武另一个作品《班主任》，彼时的刘心武，是某中学教语文的一名班主任老师，他抛出几个写中学生活的短篇，一下子就领略了当时中国文坛的无限风光：《班主任》批判极左造成的迂执僵化，《我爱每一篇绿叶》呼唤对人性个性的尊重，这一篇《爱情的位置》，仅仅因为小说的题目出现了“爱情”两字，一经发表，就被万人传看，以至于图书馆里发表了这篇小说的杂志，要靠“走后门”才能一睹芳容。我记得我从同学手中辗转得到这本杂志的时候，杂志几乎翻阅成了“油渣”，而有“关系”借到杂志的同学给我的阅读时间，只是一个小时。几乎是囫囵吞枣的翻看了这篇简单化概念化的小说，却让我百感交集。因为，当时的我，刚好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失恋——作为1977级大学生，我本以为考上了大学，挤过了独木桥，等于积攒了人生第一桶资本，可以为我当时已经发生却岌岌可危的爱情增加一点筹码。殊不知，我曾卑劣地暗自庆幸过的、在百里挑一的七七级高考中落榜的初恋女友蓉儿，却在她母亲一把鼻滴一把眼泪的“劝散”面前，终于止住了爱情的脚步。爱情，本是人性的一种高级形式，但是在物质极度匮乏观念极度扭曲的现实社会面前，她常常又是极度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溃不成军的——鲁迅笔下的《伤逝》，对此早就有过淋漓尽致的刻画了——人生如果无所附丽，爱情就只能随风而逝。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现实中国依然如故，爱情在生活中，还是没有她相应的位置。且看小说吧，作为刻画人物、书写人性的叙事性文体，爱情本是它“永恒的主题”，可当时的现实却是，小说与爱情绝缘，成为不可触碰的所谓禁区。在十七年文学中，杨沫的《青春之歌》，算是粗略涉猎爱情的一部小说了，里面的人物林道静、江华、余永泽，分别代表了爱的三种符号——小布尔乔亚的爱情、革命者的爱情、立场走向反面的自私自利者的爱。爱情被贴上这些标签，已经离人类最丰富复杂的情感相去甚远，即便如此简单粗暴地描写的爱情，也让多少人看得血脉贲张啊！今天看来的简单可笑，但在当时，在很长时间里，即便这简单书写的爱情也不被容许，也要从小说以及各种文本里剔除得干干净净。思想的专制必然导致文化的专制，文化专制的特点就是让人的精神世界荒漠化。如果说粮食是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材料，爱情则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精神材料。孔子说，食色性也。在那个时代，人的本性被生吞活剥，弃之不顾，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基本人性都被抽离了，最终使人进一步地不成其为人——这样的社会，今天的你们已经很难想象了，幸好，小说为后人立此存照，让我们看到造成全民精神困境的社会，是多么荒谬！
与“狗日的粮食”“狗日的爱情”相比，我个人更痛恨的是“狗日的血统论”。因为，粮食短缺只是伤胃，爱情匮乏只是伤心，而盛行数十年间的血统论，它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却是根性的毁灭。“血统论”最通俗的表达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那个年代，“反动”老子何其多！“土改”“镇反”“反右”“四清”、直到“文革”，此起彼伏的各种运动都在不断贡献出新的“反动”，“地富反坏右”以及各种名目的“阶级异己分子”，都归为“反动”之列，并株连到“反动”家庭的所有子女。全国至少上千万家庭及其他们的后代，统统成为了时代弃儿，成为被侮辱被伤害被毁灭的一代人。“血统论”是“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必然产物。“血统论”的实行，在本质上否定了所有人的后天努力，它将人的命运固化在前定的血缘、家世之中，成为一种新的阶级固化、社会板结。大家还记得电影《芙蓉镇》吗？它就是根据这里上榜的古华同名小说改编的，导演谢晋，主演刘晓庆和姜文，都是大明星。那里边有个人物叫王秋赦，是一个象征寓意很深刻的人物，因为他是赤贫，就成为了历次乡村政治运动的依靠对象和主力军，而他流氓无产者邪恶和破坏的劣根性，却被革命的“血统论”完全遮蔽起来。他在电影结尾敲着破锣呼唤“运动了——”的声音，在警示着人们，“文革”绝不能重演，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绝不能停下脚步！新时期之初，批判否定“血统论”的小说，成为那个时代的新启蒙，振聋发聩。其中就有卢新华的短篇《伤痕》——那个时期出现的几种文学思潮，排在第一的就是“伤痕”文学思潮。其后，还有所谓“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几种文学思潮——这些思潮的命名，在后来看来也许未必精准妥帖，但在当时，却是创作和批评界达成的文学共识。以一篇小说命名一种思潮的，唯有《伤痕》，它的重量和影响力毋庸讳言。我记得，《伤痕》最初只是一篇“墙报”之作，它发表在1978年5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某一块墙壁上，被围观后引起轰动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满天飞。同年八月，《文汇报》副刊公开发表了这篇小说，一时间，更引来全国无数报刊电台纷纷转载转播。《伤痕》扯开了很多人身上的各种伤痕，那个很简单的故事我就不复述了。《伤痕》的悲和恨，当然要记在“血统论”的账上。我记得自己也深受过“血统论”之害——我的父亲曾是级别最低的“走资派”（副县长），父母成份又都是“地主”，那个年代于我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填写各种表格时遭遇“成份”一栏的尴尬了。每次我都做贼般在上面填成“革命干部”，别人就在背后指指点点，捂着嘴笑。那个时代的逻辑，地主的子女的子女，依然还是地主——尽管，土地的影子在哪里，压根儿你就不知道。血统论的逻辑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一切都前定好了，你现世的所有挣扎，都成了“瞎子点灯白费蜡”。幸好有了后来的高考改革，而我新的不幸也因为参加了首届高考——记得我在入大学之后不久，当时的“辅导员”就找我秘密谈话，问，知道为什么你是全系最后才得到入学通知书的吗？不等我回答，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你是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的代表，是被我们在“关闸”后才录取的唯一考生——因为你考试分数实在太高，我们觉得不录取实在可惜，所以，你这条漏网之鱼又被捞了进来。你要学会感恩啊！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所录学校非所填志愿的原因：1977年冬天匆忙开始的高考，按“血统论”标准的政审仍然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关卡。所以，我读《伤痕》，悲情激愤，感同身受，为此，我甚至写下一篇类似读后感的小说评论，悄悄投寄发表在校外某学生刊物上——那或许就是我“文学评论”的处女作吧。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大学特别是有文科院系的大学，都有类似复旦发表《伤痕》的墙报、黑板报、油印小报存在。也就在那个时期，我和稍后入学的1978级中文系校友一道，成立了一个名为“普通人”的同人文学社，我们在一块草坪上席地而坐，公推出有君子之风的王康（1978级）作为社长，我因为喜欢奔走服务而作为1977级代表忝列文学社副社长之职。至今我还记得王康为“普通人”文学社一挥而就草拟的宗旨：“……文学不应当仅仅是生活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简单的摹拟，更不应当是政治教条和权力意志生硬的传声。文学应当永远自觉承担描写人民心声的责任，摒弃一切虚饰、消沉和放任的自我发泄；成为现实生活冷静而热烈的见证者，成为人类心灵、人类情感、人类痛苦、人类友爱的忠实记录者和歌颂者；成为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勇敢卫士，成为人类美好理想坚韧的开拓者。”时隔近四十年，回头看这段关于文学使命和作家责任的书写，说得是何等好啊！扯远了，还是回到“血统论”。新时期之初，人们对“血统论”的否定，以及对“阶级斗争中心论”的质疑声讨，是从文学、从小说、从《伤痕》开始的。小说家们以文学形象，彻底否定了这些盘桓多年、伤害众生、扭曲社会、泯灭人性的所谓理论，为改革开放拔下头筹，立了头功。
在座各位的年龄，二十郎当，不可能穿越回去，见证改革开放的时间起点。但是你们必须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它正是起始于对此前那个倒行逆施社会环境的整体批判和否定。简单说，改革就是不断纠错，开放就是不断接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改不行，非改不可。改革开放与当代小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彼此成全，水乳交融的关系。“伤痕文学”描述的这个民族所经受的各种苦难，不过是当时社会的冰山一角。1976年底以前的中国现实，经济濒临崩溃，物质极度匮乏，价值观极度扭曲，民怨累积甚深，整个社会其实已经坐在火药桶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中国处在了选择改革向前还是倒退沉沦的十字路口。从那个时段走过来的每一个公民，必须感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场大讨论。那场“理论务虚”终于带来了中国这艘巨轮整体转向——告别极左，面向务实，顶层运筹帷幄，人民逐渐觉醒，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运动由此发端，不再唯上唯书，不再个人崇拜，不再“阶级斗争为纲”，解构了个人神话，平反了冤假错案，实行了土地承包，打开了封闭国门，鼓励起个私经济发展，进而推行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这些，一言以蔽之，就叫改革开放。如果说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标志，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的话，那么，此前，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一大批小说的公开发表，振臂一呼万人响应的助推思想解放的各种文学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最早为改革开放形成了夺人先声和较为充分的舆论准备。再往前推，甚至可以溯及蒋子龙发表于1976年复刊号《人民文学》杂志上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时的蒋子龙还是一个车间主任，他用小说呼喊：工业必须整顿，社会必须变革！春江水暖鸭先知，以1970年代末期为起点，中国的小说家、诗人，以及所有心怀良知肩负使命的作家艺术家，都自觉地站立时代潮头，为“春江水暖”，为改革开放，发出了文学的疾声呼号。那个年代，处于政治中心、话语中心的中国文学，经历了世所罕见的“蜜月期”——文学和时代、文学和读者、文学和全社会，其关系的亲密，彼此的成全，空前绝后，无以复加。
大家是文史专业学生，讲究科学理性，需要用专业方式量化分析。现在我们就借用这个榜单，按照上榜作品发表（出版）时间先后顺序，重新梳理一下，看看会看到什么吧——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按发表时间排序）
刘心武《班主任》1977/11期《人民文学》 （短篇）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1979/7期《人民文学》 （短篇）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11期《北京文学》（短篇）
谌容《人到中年》1980/1期《收获》 （中篇）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1980/2期《人民文学》 （短篇）
王蒙《春之声》1980/5期《人民文学》（短篇）
汪曾祺《受戒》1980/10期《北京文学》（短篇）
古华《芙蓉镇》1981/1期《当代》 （长篇）
张洁《沉重的翅膀》1981/4-5期《十月》 （长篇）
路遥《人生》 1982/3期《收获》 （中篇）
铁凝《哦，香雪》1982/5期《青年文学》（短篇）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1982/6期《十月》 （中篇）
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1983/1期《青春》 （中篇）
陆文夫《美食家》1983/1期《收获》 （中篇）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3/1期《青年文学》（短篇）
张贤亮《绿化树》1984/2期《十月》 （中篇）
阿城《棋王》 1984/7期《上海文学》 （中篇）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1985/3期《人民文学》 （中篇）
王蒙《活动变人形》1985/5期《收获》 （长篇）
莫言《红高梁》1986/3期《人民文学》 （中篇）
张炜《古船》1986/5期《当代》 （长篇）
路遥《平凡的世界》1986/6期《花城》 （长篇）
刘恒《狗日的粮食》1986/9期《中国》 （短篇）
贾平凹《浮躁》1987/1期《收获》 （长篇）
方方 《风景》1987/5期《当代作家》 （中篇）
苏童 《妻妾成群》1989/6期《收获》 （中篇）
王小波《黄金时代》1991年台湾《联合报》连载 （中篇）
余华《活着》1992/6期《收获》 （中篇）
陈忠实《白鹿原》1992/6-1993/1期《当代》（长篇）
王安忆《长恨歌》1995/2-4期《钟山》 （长篇）
史铁生《务虚笔记》1996/1-2期《收获》 （长篇）
阿来《尘埃落定》1998/2期《当代》 （长篇）
尤凤伟 《为兄弟国瑞善后》1998/7期《人民文学》（短篇）
李佩甫《羊的门》1999/4期《中国作家》 （长篇）
毕飞宇《玉米》 2001/4期《人民文学》 （中篇）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2005/3期《钟山》（中篇）
铁凝《笨花》2006/1期《当代》（长篇）
莫言《生死疲劳》2006/1期《十月》（长篇）
格非《春尽江南》2011/秋季号 《作家》（长篇）
金宇澄《繁花》2012秋季卷 《收获》
重新排序的榜单让人一目了然。现在可以对这个榜单进行一个简单的数据分析了：
先看上榜作品发表时间以及小说体量。
20世纪70年代（1977-1979）共有3篇小说入榜，而且，全部是短篇小说；
80年代（1980-1989）共有23篇小说入榜，其中，短篇6篇，中篇11部，长篇6部；
90年代（1990-1999）共有8篇小说入榜，其中，短篇1篇，中篇2部，长篇5部；
进入新世纪（2000-），共有6篇作品入榜，其中长篇4部，中篇2部，进入榜单的收官之作，是2012年发表在《收获》（秋季卷）增刊上的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小说在体量上发展变化的一条曲线：在这四十年里，当代小说经历了由短篇喷发、到中篇鼎盛、再到长篇崛起，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这既是事实，也是常识。短篇因其体裁小巧轻灵，小说家们最快地操持上阵，冲在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前沿，所以，仅看这个榜单，最初上榜的居然全部是短篇小说，直到当代文学最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小说体裁才由短篇优势逐渐让渡到中篇成熟，这与当时大型文学刊物大面积出现有着直接关系——京津沪那些文化高地自不用说，即便最边远的省份，哪个没有出笼一两份大型文学期刊？同时也与作家对世相人性的深度追求把握、读者对小说阅读体验有了新的更高期待这双重变化直接相关。进入90年代，短篇走向式微，中篇不再耀眼，取而代之的是长篇迅速崛起，这个榜单上，仅剩象征性的一个短篇、两个中篇，压秤的显然是那五部长篇。到新世纪，入榜的是四部长篇、两部中篇，短篇则彻底从榜单上消失了。当下的小说创作，早已经进入到所谓长篇时代，从年产数百部，到突破上千部，再到每年约两三千部的几何增长速度，如果算上网络长篇，那更是一个年产上万部的天文数字。长篇小说有如热带雨林般快速疯长，真正可以沉淀下来的优秀之作，却是凤毛麟角。长篇的泛滥，既是科技进步之使然，更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前者包括写作工具的进步（电脑码字、搜索引擎、复制粘贴以及文件发送等技术普及，为写作带来了极大便捷），互联网时代出版、传播的进步，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场革命——如果倒退回去二、三十年，这一切都是让人无法想象的。但是，真正到来的市场经济，才是长篇崛起一家独大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的实质，是计划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这只轻灵无形的手取代了权力计划那只僵硬粗暴的手，市场激活了智慧和创造力，带来了当今社会的全面繁盛和部分过剩——比如长篇小说。在小说领域，长篇是与市场经济结合最自然最紧密的一种文体——无论出版业态还是影视化生产，都需要长篇小说作为母体支撑，与之匹配，相互呼应。因此，当下写作长篇的各路人马，多如过江之鲫，自生自灭，不足为训。然而，四十年里，中国小说文体中相对比较成熟的样式，却是中篇而非长篇。为什么？因为当下写作长篇小说的很多人，对其文体特征认识不足，准备不够，就匆匆上阵。长篇小说确有其特殊性，它从来被认为是所有文学样式中体量最大、分量最重、成就最高的一种，那些优秀的长篇，经常被冠以“史诗般”的前缀，以此说明，它不仅可以描绘最有质感的人生画卷，概括最有广度的生活场景，也可以书写最有深度的社会历史，表达忧愤深广的情感思想。在我看来，当下长篇小说大多却是“半部”之作，虎头蛇尾，“半部大师”，几乎成为中国小说家难逃的魔咒。进入长篇写作的多数中国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好像体力、智力的储备和分配明显不均衡，前半部构思缜密，行云流水，后半部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就以这个榜单同时有两部作品上榜的作家为例，比如路遥，他的《平凡的世界》，后来因为成了无数农家学子的励志“圣经”，畅销长销，其影响力当然巨大。但是要说读这部作品会有多么酣畅淋漓的审美快感，我还真没找着。在我看来，《平凡的世界》就艺术的成熟度而言，明显不如他激情飞扬结构饱满人物鲜活的中篇小说《人生》。按照13万字以上才算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评奖规则，在市场里被出版商包装为长篇小说的余华的《活着》，阿城的《棋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榜单里，都被列入中篇，而恰恰是这些小长篇或大中篇，结构上相对匀称，艺术上相对成熟，经受住了时间和读者的双重检验，它们和路遥的《人生》以及其他优秀中篇一道，成为当代小说最具艺术魅力的成熟之作。
接着看上榜作品发表的文学刊物以及所处地区。
《收获》（上海）共计发表9部（篇）；
《人民文学》（北京）共计发表8部（篇）；
《当代》（北京）共计发表5部（篇）；
《十月》（北京）共计发表4部（篇）；
《中国》及《中国作家》（北京）合计发表2部（篇）；
《北京文学》（北京）共计发表2部（篇）；
《青年文学》（北京）共计发表2部（篇）；
《钟山》（江苏）共计发表2部（篇）；
另有《上海文学》（上海）《花城》（广东）《作家》（吉林）《当代作家》（湖北）《青春》（江苏）等刊各发表1部（篇）；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中篇小说形式，最早连载发表于台湾《联合报》（1991年）。
这个也是一目了然：文学的首善之城，只能是北京。这些上榜作品首发的文学刊物，大多或基本集中在北京，其刊物背景，分别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以及《中国》《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北京出版集团的《十月》、北京文联的《北京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等。但是入选上榜作品最多的刊物，却是由巴金创刊于上海的《收获》——这也是中国当代第一份大型文学刊物（我居然收存着20世纪50年代若干本纸质发黄的《收获》杂志，其中有分两期连载的描写解放之初北大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学春秋》，竟然是我小学时期——正处于文革——最喜欢偷偷阅读的当代作品之一）。数十年间，这份刊物由巴金父女接力长期主持编务，积淀了很深的人脉和文脉，至今仍然是“级别”和品味最高、影响最大、订户和读者最多的中国文学刊物。《收获》被很多作家看着是一种标高，一道“龙门”，好像在这上面发表了一篇作品，就是文学人生的巅峰荣耀。我的一个同事，也算资深写作人吧，发表或出书不在少数，职务也当过一届作协主席，因为某年曾有一个短篇发表于《收获》，差不多几年时间里，逢人必说，逢会必讲，那样子和神情，接近《祝福》里的祥林嫂“我单知道冬天里没有狼——”，蛮可爱的。还有一位，靠在偏远地区组织笔会结识了《收获》某编辑，他一个写得差强人意的小说也有幸被《收获》发了，其文学江湖地位陡升，他在心里也美滋滋了很久吧？不管怎么说，《收获》不在北京却取得了文学刊物的霸主地位，是其长期坚持文学品质至上，不轻易被时风左右的结果，可以说这也是多如牛毛的体制文学刊物中并不多见的一枚真果、正果、善果。此次榜单发布，无非是为《收获》背书，它以不同凡响的收获，再次证明了品质才是文学刊物生存的硬道理。
再看上榜作家所属地区分布。（以发表作品时作家所处地区进行粗略统计）
北京，15篇次；
陕西、山东、江苏，各4篇次；
上海，3篇次；
河北，2篇次；
天津、浙江、宁夏、四川、湖北、湖南、河南、黑龙江等地，各1篇次。
这或许提供了中国当代小说版图的一种读解方式。可以感觉到讲政治的发布者虽然考量了某种平衡，但有作家榜上题名的省区，在中国现有省区中还是不到一半。上榜作家麕集之地排名第一的依然是北京，这个毫无问题。第二梯次则有讲究了，它们分别是陕西、山东、江苏。为什么？因为陕西当代文坛有“三驾马车”——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如今硕果仅存一枚）。新时期以来，文学陕军出征，猎猎飘扬的旗帜上，一定会书写这三个名字。某年我听贾氏以他比较难懂的普通话说，如果按秦朝版图来看，中国的心脏在哪里？不在洛阳不在南京当然也不在北京，而在西京（《废都》描写的市井正是）！这个，他说他拿尺子量过。虽然好像这不是专属于他的地理大发现，但他说这话时，确实有一种兵马俑表情般的文化自信。脚踩秦砖汉瓦的陕西人，文化上处处有来历，小说创作不落人后也很自然。而有所谓“一山一水一圣人”之称的山东，其文化的厚重，与陕西不分伯仲，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莫言，因为他是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大陆的首位获得者，仅此名头，足可光宗耀祖，成为中国文坛不朽的话题之一了。而江苏，其省会南京虎踞龙盘，不仅是历史上有名的六朝古都，现实社会中它以很高的GDP贡献率，成为排在最靠前的经济强省之一，吸引和激发出文学领域济济人才，而且特别具有活力——榜单上相对年轻的小说家，均来自该省。近年来江苏某地还折腾出一个“小说故里”，好像要以此证明江苏人从来就很会讲故事，当然如果你就把它看着是文化旅游一个噱头，也没什么大不妥——君不见，平凹故里、莫言故居，不是也雨后蘑菇般冒了出来，每逢长假不是也人头攒动么？
以版图区域来看现当代小说成就和影响，真正可以与北京抗衡的，其实只有上海。中国当代小说的源头，始于提倡白话文写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迄今刚好百余年时间。查百年前专事刊发新小说的报刊，上海远多于北京，从1902年《新小说》的创刊，到1910年《小说月报》的面世，竟达数十种之多。这些刊布于上海的小说杂志，为培养现代意义的小说作者和读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说到现代小说在中国的滥觞，一般会将鲁迅《狂人日记》当着起点，这确实是那个时代最具有现代精神的一部小说。而鲁迅以及同时代的小说写作者，他们的思想源头和美学借鉴又来自哪里呢？那些一上来就有着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特点的小说，究其源头，大约是对英、法、俄、德等欧洲小说家——比如左拉、狄更斯、莫泊桑、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列夫、契诃夫等——的借鉴模仿和本土移植。当时的上海，比如商务印书馆，就承担了西方小说译介出版的大头。说上海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最好的文化土壤，应无歧义。上海还是中国最早面向市场的通俗文学如言情小说（“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武侠小说等流派的发源地。现代文学史上所谓“京派”与“海派”之争，“左联文学”“孤岛小说”现象，等等，都从侧面证明了上海曾经葆有很强的现代小说实力。至于如今在这个榜单上人次略略靠后，偶然罢了，当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最后再看重复上榜的作家作品。
张洁，一个短篇，一部长篇；
王蒙，一个短篇，一部长篇；
铁凝，一个短篇，一部长篇；
史铁生，一个短篇，一部长篇；
路遥，一部中篇，一部长篇；
莫言，一部中篇，一部长篇。
为什么是这些作家作品，会重复登上这个重磅？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里最重要的小说收获。在那个很有仪式感的榜单发布会上，榜单“批准方”代表致辞，称这些作品（当然是指全部榜单作品）“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融合，关注现实与艺术创新的统一，社会影响和文学成就的典范，畅销和长销的共同实现，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学工作者的骄傲，是文化自信的现实基础。”“发布方”代表进而解析，“这是一次带有主题的评选，注重影响力，注重社会影响和社会思潮，从社会学和文学史的双重角度来考察作品。”“其影响力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量：第一，当时的社会影响。就是当时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在读者中激起的波澜。第二，它和文学史的遴选不一样，文学史注重全貌和整体，我们这次注重的是最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作品。第三，也注意在小说发展史的地位和影响。入选作品在小说艺术创新上的成就，比如它延续了什么、它有没有影响其他人的写作、有没有影响时代风潮的变化等。”
这些高屋建瓴的阐释，在我看来，对于这个榜单的多数作品而言，大致是合理的，或者说是说得通的。但是榜单以及解释，也存在着少数的不那么合理，或者说不那么说得通的地方。这就留下了让人稍微质疑一下的空间或可能（敲黑板划重点）。
质疑之一，作为一次带有强烈主题意义的评选，评选者又特别强调关注的是上榜小说的影响力——包括对人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对当代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的影响。那么，上榜作品真的每一部都具备对社会思潮或文学史的重要影响力吗？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文学思潮流变简史。四十年里，当代小说思潮大约经历了伤痕小说、知青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等现实主义思潮，以及后现代的先锋小说（包括意识流、新感觉、魔幻现实主义等在内的各种实验文本）等现代主义思潮，前者还是在十七年文学经验框架内以俄苏文学蓝本为依托，后者则是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借鉴西方文学经验的文学探索成果。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从平行到交叉，一度在寻根小说以及风俗小说、新写实小说中形成回归或合流，文学思潮由合到分，在价值多元、文化多元、消费多元的背景下，文学潮流逐渐消融，至今，变构之后多样化的现实主义小说，仍然是其主潮。
一开始，文学主潮的潮头清晰，是因为社会整体趋同的价值观导向了某种程度的文学同质化，小说家的视点和作品题材以及主题的“爆点”也比较整齐。《伤痕》书写“文革”创伤引发社会强烈共鸣，就引出竞相揭露控诉苦难的作品，而且一部比一部更血腥和悲催：比如写“文革”武斗场面的（如郑义《枫》）、写女知青在农村受辱的（如竹林《生活的路》），等等，一直延伸到历史深处的各种伤痕。其间一个身份比较特殊的写作群体的崛起，引起人们关注和兴奋，这就是知青小说现象。知青运动的终点正是知青小说的起点，它也以控诉为基调，不同于一般伤痕文学的是，它多了对青春岁月的感时伤怀和对人生价值的终极拷问，它的情绪和主题更复杂，小说叙事往往是复调的。上榜作家史铁生、梁晓声（至少还应包括张承志以及孔捷生等）就是这个群体最突出代表。如前所述，这些作品既是改革开放的舆论先行，也形象地确认了改革开放必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纠错前提。接踵而至的反思小说，是基于读者和作家对停留在控诉层面的小说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不满足，进而开始思考和追问造成种种苦难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和个人责任，既有制度反思，也有文化反思；既有对整体社会的反思，也有对单个人的反思——部分作品剑锋所指，是让高居神坛的领袖还原为人——这有力助推了进一步的思想解放，而且它的意义还在于，这些作品在总体上并不局限于只对领袖责任的反思，“雪崩时，每一片雪花都难脱干系。”反思小说的人性深度、思想深度以及创作主体的文化自觉，都明显往前大大拓展了，上榜作家中，王蒙、高晓声、张贤亮、古华、陆文夫、张洁、谌容等，就是这个潮头的佼佼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提速，前所未有的新生活扑面而来，小说家直面当下、同步书写的勇气得到鼓励和激活，出现了所谓“改革小说”。基于题材指认的“改革小说”，这个榜单上以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和张洁《沉重的翅膀》为代表。与此同时，意识流、新感觉、魔幻现实主义等各种现代和后现代文学思潮涌入国门，年轻作家在借鉴中寻找着当代小说新的出路，从怀疑传统到否定传统，先锋小说一度甚嚣尘上，大有取代传统小说的雄阔气势。当时的文坛江湖，甚至按东西南北中版图区域，列出“先锋五虎”——马原、格非、苏童、余华、洪峰诸人是也。如今“五虎”中有三人上了这个榜单，所列作品却都不是当初先锋实验的代表作。改革促进了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引发了人们对文化一体化的担忧。因为文化与经济相同之处是有强势弱势之分，与经济不同处是并无简单量化的好坏之别。当是时也，现实主义小说家开始从社会文化思考转向历史文化思考，现代主义小说家也从西方经验借鉴转向本土文化回归，寻根小说恰到好处的出现，正是两种小说流派的殊途同归。此时，那个“在西藏写小说的汉人马原”宣布“小说死了”，洪峰为表示对单位的抗议而在长春街头行为艺术般的行乞，他们自然也就从这个榜单出局。而余华、苏童、格非等纷纷改弦易辙，洗尽“先锋”铅华，以不同于传统小说也不同于先锋小说的崭新姿态，成为当代小说营垒的中坚，“通吃”于主流和市场两端，成了最聪明的小说家。其后各种，限于篇幅，不赘。
此番回顾描述如果大致属实，就不难看出，上榜的多数作品，确实在文学思潮的各个阶段能够找到相应位置，而某些作品却处境比较尴尬可疑了。
质疑之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这个名头，足以说明这真是一个比重磅炸弹还要有威力的“重磅”。果如此，有必要让某几位作家多部作品上榜，而忽略同一时代另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吗？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算个“重磅”。理由无非是，有名无实——只见奖杯证书不见奖金银两；“级别”不高——颁奖单位只是中国作协旗下《小说选刊》打头，且有半官半民社团（如某学会）混杂。非也！大谬不然！君不见，颁奖新闻起首一句就是：“经中国作家协会批准”，这足以表明“榜单”是经官方文学最高机构“批准发布”，而且作为“非常态”评奖，这已经是便于操持的最高规格、最恰当方式了。至于那些个与改革开放时代精神完全不合拍的迂腐的名实观，更是不值一哂。“不见”不等于没有，即便这里真的没有，这个时代，名实转换也是很便捷的，而且以名转实结下的硕果，早已经超出人们想象。更有甚者，名既是实，名大于实。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榜上作家贾平凹先生，十余年间，书法润格陡涨80倍，他在书画集自序里却说，自己打小就没有练过碑帖，也没有什么书法基础（当然这是谦辞。我是欣赏贾字的，并赞同方家对贾氏书法“浑厚逋峭，一派西北气象”的评价）。在如今艺术品市场一落千丈的情势下，贾氏依然保持匾牌单字四万的价格，靠的什么？首先就得益于贾氏文名之盛。无独有偶，另一位上榜作家张贤亮先生，生前某年曾亲口告诉我，他在自己的“西部影视城”，一个春节，单靠卖字（书法）入账就达二百多万元。同属西部的已故上榜作家陈忠实先生，毛笔字完全不入流，却也有价格不菲的卖字记录。这都是当下文人成功实现名实转换最好的佐证。
在我看来，这个文学榜单，不仅很重很高，而且，可以相当于中国版的“诺贝尔文学奖”。仅看其冠名：“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这四十年，还有什么比改革开放更重要的事件发生吗？非同寻常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最有影响力的四十部小说——也就是说，平均一年才摊得着一部，而且是受众最多、影响最广、代表着当下文学最高成就的小说，而且还不论长短，一年也就一部——这岂不等于是评选机构一口气推出了“改开四十年”中国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吗？（与诺奖每年评选一人的惯例相比，这个四十年四十部，有异曲同工之妙）榜单颁发的时间，选择在举国上下即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预热阶段，可以说是大幕拉开之前，文学先上来为重头戏暖场的一个华彩动作。而这个时间节点，往年，国内“娱乐至上”的吃瓜群众的眼球，本该被真正的诺贝尔文学新科状元名单所吸引；今年，因为诺奖文学评委性丑闻事件而破天荒地钟表停摆，无端闲出来的一大块空缺，正好被这份中国版“重磅”恰到好处地拾遗补了缺，这无疑也给榜单发布加重了分量。“榜单”甫一发布，就受到媒体转载、引起街谈巷议，盛况空前，可想而知。
既高且重的榜单，让某几位一人占多个坑，这就有些不妥了。地球上大腕儿或巨腕儿作家多了去，可诺奖也不带这样评的。诺奖开评百余年，有谁见过一人获过两次以上的诺奖？到了“中国版”，特色就出来了——重复上榜的作家，除了两位作古、一位去国，另三位，都是作协现任或前任主席副主席，而榜单批准机构又正是这个组织，这在大力倡导风清气正的当下，就更不妥了吧？
质疑之三，既然这是一份事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时性的“重磅”文学榜单，发布机构为什么却要选择“以姓氏笔画为序”，而不是最自然也最合理的“以时间先后为序”？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或微言大义？
如前所述，当我把榜单按时间顺序重新做了梳理，一下子就看见了让我比较吃惊的几个事实：居然有3/4的上榜作家作品，是创作、发表（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这个时期！进入新世纪的将近二十年，上榜小说仅6部；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上榜作品仅2部。不是说好的“当代小说始终在前沿记录见证她（改革开放）的辉煌和艰辛，快捷、深刻、全方位地反应变革中的风雨雷电、沧海桑田，始终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的吗？这个榜单反映出来的结果，怎么如此头重脚轻呢？
在我看来，这其中既有符合文学规律的某些客观原因——比如，时间是文学经典的发酵剂，时间距离越近的作品，其影响力和经典性越是难以确定；这四十年的文学经历了从政治中心话语中心到边缘化的位移，等等。即便这些客观原因确实存在，却也无法遮掩当代小说在改革开放的中后期特别是近期，明显落伍、游离甚至脱节于时代，“有高原无高峰”的事实。小说家在整体上无力书写、无能书写、无法书写以及拒绝书写当下时代的“大生活”，满足于“小我”情怀或杯水风波之作却充斥文坛，与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当代文学景观判若云泥。当下的小说家，技术进步了，小说精致了，满足于闲云野鹤、追名逐利或小圈子的自娱自乐的特征却越来越突出了。即便有不多一些具备批判现实的思想锋芒和原创艺术价值、将来可以入史的作品，“评审团”对这些有影响力也存有争议性的小说，似乎不便或无能予以确认，而采取了有意的回避。榜单“以笔画为序”的“障眼法”，以及发布者抽象的高调肯定其“全程同步”，具体到榜单操作却实质性的予以省略（类似于《废都》此处删去多少字），似乎也诉说着某些无奈。
质疑之四，上榜作家的作品，真是这个作家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吗？
稍有文学阅历的读者，估计都可以指出其中的谬误。随便列举几位，比如贾平凹，上榜作品是他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小说《浮躁》，这是他那一时期以大量中、短篇小说书写家乡的“商州系列”之集大成，在他个人创作历史上，这个作品重要但不是最重要，其新鲜感和原创性也不是最突出。反而是他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发表“南巡讲话”的第二年，创作发表（出版）的《废都》，可能在贾平凹写到现在总共16部长篇小说中，堪称影响最大、代表性最强，而且，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关系最密切。正是“南巡讲话”的强劲改革之风，催生和包容了《废都》；也因为改革总是在进退反复中迂回前行，所以这部作品才会因“主题颓废”和“大量涉性”，被“查禁”达十数年之久后又得到解禁。重新“归来”的《废都》首版即达50万册，两年里重复印刷达1200万册，如果算上各种译本以及无法统计的盗版书，它创下了当代中国作家仅见且难以逾越的发行天文数字。作品主人公庄之蝶的末路人生和末世心态，即便到今天，照见了多少当代知识分子的面影？《废都》本身就具有改革开放风向标意味，因为深化改革开放就意味着更大的文化包容，意味着执政者对知识分子以及精神文化产品创作采取更大的鼓励，更宽的怀柔，更多的善意。对于一个文学作品的益与害，不再采取简单的政治评价和道德评判，允许在争议中逐渐接近文学事实的真相，这无疑是改革开放带给文学的巨大红利。批评者可以认为《废都》是“反文化”“反真实性”“反现代性”写作的典型，辩护者也可以认为它是真正接续了古代优秀话本传统的了不起的当代寓言，读者更可以在批评不绝争议甚多的喧嚣中，以自己的眼光去判断验证其中的真伪美丑善恶。对于《废都》上榜与否，我相信榜单评审团一定是有过考量甚至争议的，然而这个结果，仅就贾氏作品评价遴选而言，怎么就如此缺乏气量和水准呢？再比如莫言，莫言的创作貌似有一个“逆生长”现象：获奖“级别”越高，其代表作品和社会评价越低。即：获得“茅奖”的《蛙》不如这个上榜作品《生死疲劳》，而《生死疲劳》的文学质地和影响力，又明显不如他更早的长篇《丰乳肥臀》——尽管后者只获得某个地方文学刊物奖。再比如，方方上榜小说《风景》，其分量怎可与她晚近作品《软埋》同日而语？忽略了《软埋》却以《繁花》作为榜单收官之作，也显出这个榜单评判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不免让人怀疑。
质疑之五，榜单的评审过程，貌似公开专业，无可挑剔。但其结果就一定公平公正吗？
记得见到榜单那天，我正在上海某咖啡厅与一帮朋友小坐闲聊。其中一位朋友，20世纪80年代就在《十月》发表过长篇小说，算是资深写作人了——尽管后来他改行做了影视。见到榜单他说，上面除了尤凤伟、李佩甫二人，其他都还算熟脸孔。并笑称，这些不熟悉的名字，肯定跟榜单上的承办或协办单位有关。当我告诉他，尤曾经是青岛市作家协会多年老主席，而李是河南作协主席时，众皆大笑。这笑声多少有些轻薄。我读过尤凤伟《为国瑞兄弟善后》，应该说，这个曾经获得“鲁奖”的短篇，对底层人性有独特而悲悯的洞见；我也读过李佩甫《羊的门》，这部发表于二十年前的小说，其力透纸背的乡村人物绘写，甚至比他后来获得“茅奖”的《生命册》还好。当我说出这些见解时，在场朋友却坚持认为，这都是在跟作家自己纵比，或者在小区域横比。如果放大到全国，放大到整个“改革开放四十年最有影响力小说”，他们还会有显赫的位置吗？这样的作家作品，每一个地方，不是也会找出一个或几个、一部或数部吗？这个榜单——至少从榜单某些局部的呈现来看，算不算做是“青岛版”或“山东版”？一个关乎全国文坛而且关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磅评选，是否需要加入那一连串的协办承办单位？是否需要把它下放到一个“地方”去进行评选？北京以及中国作协，不差钱啊！这些谙熟人际和市场关系的朋友的发问，一时还真让我无言。
也是这些朋友继续发问：上榜作家，有多少是文坛（作协或文联）各种级别的现任或前任主席副主席？我说，关键看作品！我又说，作品影响力和作家职务地位是相辅相成的！朋友说，先不讨论常识。就想看看身份。看就看吧，有看客如我什么关系？不看不知道，看了也不必吓一跳——确实，上榜作家各种主席副主席现主席前主席名头那真叫一个多：抛开作古的、去国的，还真的基本——都是。朋友们就笑了，有人还文绉绉地戏仿了一下鲁迅：“忍看朋辈成主席”！有好事者进而称：铁主席一人上榜两篇，这个，虽然是“经过中国作家协会批准”，作为主席的她肯定是不知道的。因为她上任作协主席伊始就曾有过庄严承诺：绝不参加由中国作协组织的任何文学评奖。百度一下她获过的中国作协主办的文学评奖，她有过一部散文和一部中篇小说分别获得过前两届“鲁奖”——其时，身份只是河北作协主席兼中国作协副主席。由于铁主席言必行行必果，尽管在主席任上自己时有新作，但确实是信守了自己的作品不报不评“茅奖”“鲁奖”，因此至今也没有获得过一次文学分量最重的“茅奖”。这个榜单评审者或许是出于某种善意，将铁凝当选主席那年（2006）年头发表的一部长篇《笨花》列进榜单（铁凝小说从来就不以数量取胜，但质优而且稳定，这部《笨花》当然也不例外）。只是，朋友们问，榜单操作者这样做，真的好吗？
质疑之六，也是这些挑事儿的朋友提出的：“陪审团”（评委）选择不够严肃。比如儿子当评委，父亲榜上有名且不止一次。儿子给老子写评语（颁奖词）。这些，在某些时间某些地方，可以是“知父莫如子”的文坛“佳话”，眼下却不值得提倡，理由不多讲，你懂的。
其实我和朋友们一样，不看国内小说特别是大部头小说久矣。时下文学跟我这个曾经的职业读者的关系，基本维系在与儿童读本有关的温情脉脉的那一部分。面对这些“圈外人士”无需答案的疑问，我自然也是——无以言。
时间不觉就过去了月余。接近十二月，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的日子真的临近，各种与此相关的声音放大了起来，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有影响力小说”那个榜单，却早已淹没了。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几乎任何事情，其信息热度，都会在瞬间散失蒸发。因此，吸睛几乎等于吸金。而严肃的小说或者文学，却与此无关。也因此，那个榜单散失蒸发的速度，更是快到——如白驹之过隙（用文学的话来说）。时间开始了，时间结束了。时间还没开始呢，榜单却已经结束。或许只有我比较无聊地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时代，小说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其实也没多大关系。改革，就像一部汽车，它有前进和倒退以及泊车挡，有脚刹手刹和油门，有控制左右的方向盘，有照亮前路的车灯；改革，也像一条大路，曲曲直直，高高低低……作家和批评家要熟悉这部车，要知晓这条路，学问大着呢！一个榜单，又哪里说得清楚啥呢？
俄国人赫尔岑说，“一个记忆引起千百个记忆。”
日本人池田正夫说，“好小说以细节、形象以及隐藏其间的情感和思想，披露时代的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民族的心灵史。”
榜单评审团说得更简洁，“小说是民族的秘史。”
说得多好啊！
那么，时间会记住哪些小说呢？
好吧，作为一个曾经的职业读者，我以自己眼下的乡居时间，画蛇添足，开列一个相似的榜单吧。列单之前，我斗胆公布一下自己未必正确的选择作家作品上榜的标准：
一是我喜欢的（这个当然，也是我唯一能够确定和肯定的标准）；二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有积极的内在精神关联的（请允许我也说点大话吧）；三是对华夏民族优秀文化人格塑造产生过积极作用的（这个是真心的大话哈）；四是因其艺术品质的原创价值和影响力注定将载入文学（小说）史册的（谁知道呢，但必须这样说）。
且看一个人的排行榜——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按发表出版时间排序，我评版）
刘心武《班主任》1977/11期《人民文学》 （短篇）
卢新华《伤痕》1978/5 复旦大学墙报，1978/8/11《文汇报》）（短篇）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1979/7期《人民文学》 （短篇）
张 洁《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11期《北京文学》（短篇）
谌 容《人到中年》1980/1期《收获》 （中篇）
张 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1《上海文学》（短篇）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1980/2期《人民文学》 （短篇）
汪曾祺《受戒》1980/10期《北京文学》（短篇）
古 华《芙蓉镇》1981/1期《当代》 （长篇）
铁 凝《哦，香雪》1982/5期《青年文学》（短篇）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1982/6期《十月》 （中篇）
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1983/1期《青春》 （中篇）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3/1期《青年文学》（短篇）
陆文夫《美食家》1983/1期《收获》 （中篇）
张承志《北方的河》1984/1期《十月》（中篇）
张贤亮《绿化树》1984/2期《十月》 （中篇）
阿 城《棋王》 1984/7期《上海文学》 （中篇）
马 原《冈底斯的诱惑》1985/2期《上海文学》（中篇）
莫 言《透明的红萝卜》1985/3期《中国作家》（中篇）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1985/3期《人民文学》 （中篇）
王 蒙《活动变人形》1985/5期《收获》 （长篇）
韩少功《爸爸爸》1985/6期《人民文学》（中篇）
张 炜《古船》1986/5期《当代》 （长篇）
路 遥《平凡的世界》1986/6期《花城》 （长篇）
刘 恒《狗日的粮食》1986/9期《中国》 （短篇）
池 莉《烦恼人生》1987/8期《上海文学》（中篇）
苏 童 《妻妾成群》1989/6期《收获》 （中篇）
王小波《黄金时代》1991年台湾《联合报》连载 （中篇）
王 朔《我是你爸爸》1992/6 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
余 华《活着》1992/6期《收获》 （中篇）
陈忠实《白鹿原》1992/6-1993/1期《当代》（长篇）
贾平凹《废都》1993/1期《收获》 （长篇）
王安忆《长恨歌》1995/2-4期《钟山》 （长篇）
阿 来《尘埃落定》1998/2期《当代》 （长篇）
李佩甫《羊的门》1999/4期《中国作家》 （长篇）
毕飞宇《玉米》 2001/4期《人民文学》 （中篇）
阎连科《日光流年》2004年 春风文艺出版社（长篇）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2005/3期 《钟山》（中篇）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之上海女人》2007/8期《上海文学》（短篇）
方 方《软埋》2016/8期《人民文学》（长篇）
谢 凯 侗乡飞歌 布面油画 50×40cm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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