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 波

　　曾几何时，手机微信圈盛传一个帖子，即，讨论聂耳“是不是音乐家”的话题而引发业内的讨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讨论可以说几乎是不需证伪的。如果我们把讨论的视角转入特定的历史语境，就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一个出自偏隅之地、18岁出头的青年去到上海，在很快的时间里即进入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职业艺术表演团体，既奏乐又唱歌还演戏，这已经是难得的天才表现，更何况，在那民族危亡的艰难时期，当他不经意间拿起如椽之笔，即谱写出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集体心理结构中的最强音并由此唤起华夏民众必胜信心的旋律时，他的所有行为，就远远超越了形而上学“艺术”的一切内涵与外延，而具有了横跨古今、超越时代的社会学意义而辐射出情感的热、精神的光。我们知道，在灾难深重的20世纪之初的华夏大地，为了民族的崛起、唤醒昏睡的民众，用音乐达成民众的情感认同、唤起人们的觉悟、搭建情感的社会契约，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文艺青年心底自觉的冲动。其中，以贴近民众的歌曲体裁作为创作方式，尤其以旋律化共性写作这样的手法传情达意的选材方式，就成为热衷于国事天下事有识之士所喜爱的文化鼓动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开篇的讨论，就成为了一个十足的“伪命题”。一个民族，只有记住过往的历史、崇拜先贤的功德，才会有美好的明天。因此，今天由昆明市政协、昆明聂耳研究会牵头开展对聂耳音乐“大众性、民族性、艺术性”历史贡献的纪念活动，也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

一、聂耳音乐文化价值的当代识读

聂耳的名字之所以成为云南一方水土伟大的文化记忆、他谱写的旋律之所以直到当下仍然是中华民族集体精神的历史记忆，首要因素，就在于他将自己的音乐实践体现在关注生活、贴近民族命运的价值情怀之中，辐射出情感的热、精神的光，再现了一个时代不同阶层民众情感的丰富性，从而构成了缕缕深沉壮美的音响世界。如：《铁蹄下的歌女》，中国数千年妇女的悲惨境遇，在聂耳琴键的流动中一旦变为音响，业已上升为心灵创造，便具有一种不可抗拒、令人泣然欲涕的崇高境界，流露出人文之光和人性之美。他的《梅娘曲》，以“格式塔”的手法，依托抒情性的旋律对崇高爱情的倾诉，唤起了人性的复苏，从而将战争的惨烈转化为对爱情、对生命的无比珍惜，进而将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转化为审美人生的必然性，将战争毁灭爱情的苦难变为了对和平自由的憧憬，将悲剧化为了人生的喜剧，以“引领听众去享受悲剧的壮丽和快慰”，这正是尼采所倡导善良的人们必须从日神精神提升到酒神精神、以此不断提升人生意义并不断获得审美快感的要旨。在这里，我们无须考证聂耳在创作心理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在他的音乐实践中，却是这样践行的，且践行的风流潇洒。众所周知，聂耳更以其《义勇军进行曲》为标志，以“大乐必简必易”的审美设计，唤起了一个古老民族集体精神的“仪式”感、抒发了一个古老民族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其犹如号角般激昂的“动机”音调中勇往直前进行曲节拍运动所蕴涵的能量聚集与能量释放，更是应和了中华集体心理结构中对于艺术精神彰显的潜在追求，即：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因此，聂耳音乐创作所表述的崇高情怀与艺术取向，其内涵和外延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的意义，实乃作为艺术家与民族火热生活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物化，节奏运动中蕴含的不屈力量，是音乐家人格向音乐中的沉浸与融合，可以说，作为一种“美与善的结合”，这是中国近代音乐创作优秀传统构建的艺术丰碑。作为一种创作方向，彰显出作曲家贴近生活、紧扣时代脉搏、自觉从生活哲理和情感取向上关注民族未来、与现实生活永难割舍的火热情怀和血肉联系的心声，因而，在聂耳缤纷的音响创造中，无不张扬了那个时代民众的心声。作为一种特殊时代的文化记忆，聂耳的音乐满足了不同时代民众的审美需求，以他的旋律，与他所生活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保持了一致的状态，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定格”。我们从聂耳许多历久弥新的音响所呈现的审美隐喻中，直到今天，仍然能够聆听到时代风烟滚滚的回声、感悟到民族铿锵的呐喊，由此，绵延乐音的流动，其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与后世构建了一种永恒的可对话性。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执着表达，既是中国近代主流音乐的传统使然，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根脉所系之必然。作为一种把握生活脉搏、关注民族命运的艺术取向，聂耳音乐所倡导的激扬时代精神、鼓舞民族抗争的创作风范，永远是当下音乐创作应该传承的典范。

　　这样的立论绝不是说，关注生活就一定是但凡音乐的创作，就一定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进行创作，而其他发挥艺术家主观感受的音乐创作就没有关注生活或缺少生活的根基，更何况，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下是一个提倡政治文明和以人为本的多元时代，我们更不可能采用“红头文件”的方式把艺术家往他不情愿成为其中某个“分子”的层面上驱赶——尤其在一个提倡和谐思维构建、接受个性张扬的新时代，这似乎构成了一个悖论。但是，我们说，艺术创作无论如何超越时代、体现个性，但仍有一个遵从“大众性”的立场问题。历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被时代所铭记的音乐家，他们在现实主义审美道路上，又确立了各自的创作风格，如冼星海、马可、李焕之、吕其明、刘炽、施光南、谷建芬、赵季平、印青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时代火热的生活，即便没有身体“‘在场’的亲历亲为，但在他们充满情感表达的音乐语言的呈现中，却已证明他们的精神一定是‘在场’”的，在他们熠熠生辉音乐音响的回声中，无不折射出他们音乐创作与脚下这块土地紧密的联系、无不以华夏民族丰厚的音乐传统为素养。因此，唯有把生活本身作为艺术的源泉和审美的过程，才能领悟生活的意义。由此出发，审视我省当下的乐坛，可以说，我们不是没有优秀的音乐作品，但似乎是，在面对一个多元需求的新时代，乐坛所呈现的许多作品却缺乏表现大时代大格局的大气度，音乐创作的体裁和题材以及创作技法的使用都显得与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不相匹配，少有“职业化”与“大众化”有机融合的作品在民众中传唱，也少有标志性的作品在全国层面产生影响，即使偶有亮相，也多出自仅有的几位高手，与全省这样一个庞大的音乐消费市场和丰富民族音乐素材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二、从聂耳音乐的价值取向看当下云南的音乐生活

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人人追求文化创新、强调个性张扬的时代，也是一个全民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而努力奋斗的新时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40年我国各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的大背景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的音乐生活也伴随社会思潮的变革出现了各种表现流派和写作风格，特别在青年一代新兴艺术家的音响世界里，云波诡谲各领风骚，人们通过创意迭出的手法，希望以各种新奇的音乐语言来表达自我价值的彰显和个人的生活感受，以此彰显青年一代反理性、反传统的主张，音响中追求标新立异的个性情感流露成为当代音乐表现的主题。在这种多元审美表达的现状下，业内学者不由生出一种茫然若失的感叹：在我们的生活中，仿佛不知道什么是审美的尺度、似乎音乐的创作可以脱离火热的现实社会天马行空、无须与民生相关照，音乐创作“为谁而音乐”已成为一句无力的口号。现实中，个别音乐从业人员，为了单纯追求观念更新而“去思想化”、崇尚虚无的现代手法在作品中的使用而“去价值化”，个别音响只有形式的呈现而缺少内容的表达，更在浮躁心态的牵引下，为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速成”音乐作品的创作，把音乐活动视为谋求物质利益的手段，其创作动机远离了音乐表现生活、涤荡心灵、促进社会移风易的学科宗旨。君不见，曾几何时，为了商业目的，许多低俗的歌会竞相登台，主办方把音乐活动作为“为商业塔桥”的工具、视音乐为商品的附庸而随俗沉浮，活动内涵丧失了社会教化的职责和化人养心的思想启迪，弱化了音乐讴歌生活新风、促进社会启蒙发言的自觉。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国情的需要，从省委、省政府到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等部门，无不对文化建设给予充分的重视，省委宣传部也多次牵头举办了促进云南文学艺术创作的座谈会，但从总体上看，作为本应该对生活抱有最敏锐和最具有鲜活激情的音乐创作，对广大民众、特别是对占云南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民众的关注和作为却不尽人意。如何在音乐创作中通过行之有效的调节与安排，既呈现精品，以适应“专业评价”学科自身发展之需，同时又创作出更多适合普通民众传唱的通俗化作品，以满足“社会评价”的大众审美之需，这对文化管理机构和从业人员都是一种考量。现实中，我们的音乐生活不得不牺牲艺术对不同社会需求的人文关照，更有许多音乐现象值得警觉，那就是只求娱乐至死、不求魅力永驻，只求向社会索取，不求向社会负责、只对主题晚会的委约创作充满激情、不愿潜下心去雕琢精品，以“去主流化”孤芳自赏的态度为由拒绝面对火热的现实，不愿也无法表现眼前的生活，用他们的话说，他们的音乐是“表现自我、表现时尚”的作品，在这样的音响中，要指望再次出现象聂耳那样“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的经典之作，无疑存在较大的距离。法国结构主义学者佛里杰?哈特曼在他的艺术理论中就认为：艺术作品可分为“前景层”和“后景层”的两个紧密关联着的层构造。在哈特曼看来，前景层是物质的、感性的形态；后景层则是精神的内容，亦即当代音乐美学中关乎形式与内容、结构与意义问题的讨论，这样的命题，是值得业内思考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倡导讲品味、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师大家，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这就为包括音乐创作在内的文艺事业回归火热的现实生活吹响了集结号。作为一种精神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的核心要旨就是要求当代的音乐创作，必须用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这无疑对云南当代音乐创作如何走好“传承聂耳音乐传统、开创时代新风”的创作路径提出了期待。

三、聂耳现实主义创作之路的当下意义

事实是，我们今天无论身临任何一场弘扬正能量的高水平音乐会，节目单中的多数曲目仍然是聂耳、冼星海、刘炽、徐沛东、印青以及数十年积淀下来的器乐作品，“知识老化”这一说，似乎不太适用于音乐的审美领域。相反，岁月的烟尘常常还会衬托其无尽的魅力，人们熟悉的旋律犹如开坛的陈酿反而更令人陶醉。这说明，但凡记录历史精神、反映民族情怀、立足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旋律，其生命力是完全可以跨越古今、超越物象行迹而不受时空阻隔的。

　　波兰的音乐美学家卓菲娅·丽莎就曾说过，音乐作品“当它无论是在其产生的那个时代，还是在后来的时代……都能唤起人们的感情，打动听众并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时才称得上持续存在着。音乐作品能不能完成这样的功能，是它的价值和持续存在性的标准”。当然，音乐价值属性的产生，是由各种复杂的社会与心理要素决定的，音乐作为“表达人类心灵阵阵波澜状态过程”的一种文化表象，其存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对于人类至深情感的表达、刻画了人类心灵深处最隐秘的情感与律动。无论社会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音乐永远是人类情感最强烈的催化剂，从这个立场来讲，拥有深刻情感内涵的音乐就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美国作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大趋势》一书中就指出：“我们周围的高技术越多，就越需要人的情感。”音乐作为音乐家对客观存在的一种观照，听众一方面以一种特殊的心理表象，即：审美过程中的感觉、体验、想象、情绪等心理形式去感知乐音之流；另一方面，又以其文化观念、审美趣味、生活经历等形成对作品的态度。我们从聂耳虽然不多、但却记录了一个时代民族命运的音响中，无不蕴含着华夏民族对于美好未来的共同追求、体现出华夏民族集体精神的本质力量。我们在这里讨论聂耳音乐的当代价值，这不单单在于聂耳音乐安慰、鼓舞、记录了一个时代，更在于他的音乐超越了时空的四维，烛照了那个时代芸芸众生的灵魂，其“仪式”性的文法表意，为我们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一个民族只有民族精神也同时强大，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民族精神的强大，是不能抛弃自己传统的，没有自己传统的民族，无异于宣布自己的灭亡。

　　千百年来，在人类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与客观现实相适应的审美心理惯性，能自觉地在内容和形式上继承，利用过去时代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如那些高度提炼了的、异常精炼的音乐创作手法美的形式，而那些美的形式，正是千百年来人类精神化了的一种物化形态，他们在人类漫长的艺术创造和审美实践中，早已脱离了具体的事物而具有了独立普遍的审美意义，人们已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审美生理和心理机制。应该说，这正是聂耳音乐能在今天仍然焕发不朽生命力的源头与动力所在。我们如果从诗意化的立场去解读，聂耳音乐中所体现的伟大力量，不仅在于它对中西音乐手法的自觉运用，更在于他的音乐中，深深地承载了中华民众集体精神的灵魂状态，是华夏民族高贵的激情与时代精神相撞击所发出的崇高的回响。因此，铿锵的律动符合华夏传统音乐美学的价值取向：“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

　　我们今天纪念聂耳，其实是对我们民族之魂的祭奠，是一种自我觉醒和发现，特别是在举国上下团结一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民族更需要这种奋进的情和精神的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万众一心，前进、前进、前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