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昌

　　楚雄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具有丰富的民间史诗传统。以《查姆》《梅葛》为代表的彝族创世史诗，是研究彝族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和民俗的重要资料。叙事长诗《赛玻嫫》，抒情长诗《哭嫁歌》，彝族民间故事“罗牧阿智的故事”和“沙则的故事”等，构成了楚雄古代彝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来的楚雄文学创作，尤其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前夕，楚雄文学基础极为薄弱，只有少数从事文学教育的教师和新闻工作者搞业余创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文艺界频频发动的政治运动，文学创作活动受到影响，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许多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全州文学活动停滞不前。“文革”十年中，文学作者备受打击迫害。影响所及，“文革”前全州没有一个作家协会的会员。197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建州二十周年大庆时，楚雄州宣传文化部门编辑了一部《文学作品选》，反映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成就，共收入文学作品84件，其中诗歌61件（大部分是新民歌），戏曲曲艺10件，文学创作仅有曹正枝、杨玉珍等人创作的小说散文13件，而且显得有些稚嫩。“文革”前17年，楚雄没有出版过一部纯文学著作或文艺论著，“小说散文等纯文学作品几近空白”。

筚路蓝缕的开创期（1976年至1984年）

文学在动乱的年代，常被捆绑在疯狂的政治战车上，辗转于命运坎坷的征途。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被逮捕，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文革”结束后，文学也进入了它的“新时期”，充当了思想解禁的先声。那些饱受“文革”迫害的呻吟者，开始舐舔身上的伤口，怀着劫后重生的欣喜感，以蘸满血泪之笔，书写着生命个体及民族的心灵之痛。楚雄文艺界也像全国一样，像一座突然迸发的火山，热气腾腾。在全州城乡广大土地上，自发地拿起各式各样的文艺武器，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表现出无比高昂的创作热情和表演热情。顺应这种形势，在中共楚雄州委的领导和关心支持下，1977年1月9日，在原州文工团的基础上，恢复了州歌舞团和州花灯团。同年8月，召开全州文化工作会议；11月，举办了文艺创作学习班和文艺创作座谈会。1978年8月16日开始，召开了为期9天的全州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为一大批受打击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平反，恢复名誉。会议号召全州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为繁荣文艺贡献力量。

　　1978年11月，在州委宣传部、州文教局党委的具体领导下，楚雄州第一份大型文艺刊物《金沙江文艺》正式创刊，标志着楚雄新时期文学正式开启征程。刊物由当时楚雄一中的语文教师张福三担任主编，随后由田良耕、黄恩泽接替刊物编务。同时，楚雄州的老作家张毓吉、萧晓、芮增瑞都担任了业余编辑。马荣春先生为《金沙江文艺》撰写了发刊词《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在召唤我们》：“清算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是为了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沉湎往事，坐下来修补伤疤，从来不是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性格。今天，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已经开启，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进行这场革命，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是今天八亿中国人民上上下下、男女老少的共同心愿。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正在展开我们前所未遇的战斗。这场伟大革命对我们文艺战线和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一切有志气、有才华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在这场伟大斗争中，我们肩负的光荣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的战斗岗位在哪里？要怎样进行战斗？怎样才能使我们无愧于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从发刊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社会情绪。马荣春先生是楚雄新时期作家队伍建设的重要领导者，无论是担任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还是卸任之后对楚雄作家的持续关注与扶持，都为这支队伍的成长倾注了巨大心力，做出了重要贡献。《金沙江文艺》创办后，编辑部除了通过日常的编辑业务注意发现培养作者之外，还争取每年办一期创作讲习班，办周末文艺进修班，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组织文学小组，送重点作者进修和到外地参观学习。当时省内除了复刊的《边疆文艺》，还没有其他地州级刊物，《金沙江文艺》创刊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顺应这种形势，云南省委宣传部于1979年12月30日批复了楚雄州委宣传部1979年11月17日提出的申报，同意《金沙江文艺》在省内公开发行。

　　1979年12月末至1980年元月初，楚雄州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时任州委宣传部部长马荣春兼任州文联主席，刘树邦、田良耕、芮增瑞、戴发琼、冷永忠为州文联副主席。会议决定《金沙江文艺》交州文联主办，鉴于楚雄文艺工作基础较差，田良耕主张要用“挖老板田开生荒的办法”，扎扎实实做培养人才、建设队伍的工作。他还主张推动文艺创作要从收集民族民间文艺资料入手，文艺工作者通过上山下乡，和民间艺人、人民群众相结合，使人物和素材相结合。继田良耕之后，芮增瑞负责《金沙江文艺》的编辑工作。他继续发扬“挖老板田”的精神，并从楚雄实际出发，认真坚持 “三个为主”的办刊宗旨，即以发表本地作者的作品为主、以本州各族人民生活的题材为主、读者对象以本州读者为主。在田良耕、芮增瑞、杨继中等楚雄文坛伯乐的努力下，编辑部强化培育人才意识，对有一定基础或苗头较好的作品，采取几上几下办法，改好改精，对不能采用者也热情地写信对作者加以鼓励和指导。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在这种热情的关怀和鼓励下走上了文学道路。州文联成立之初，就充分认识到文艺评论在文艺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专门设置了文学评论组，杨继中、马旷源、陈九彬、唐楚臣、张海平等发表了一大批论文和文学评论文章，推动了楚雄州的文学创作活动。从1980年起，州文联几乎每年都举办一次文艺创作讲习班、改稿班、进修班，其中文学方面的最多。除州文联组织学有专长的老师讲课外，还请昆明的李乔、彭荆风等作家作专题讲座。另外，省外作家艺术家来云南深入生活和参观访问，也请来与楚雄作者和文艺工作者见面，或做专题讲座，或座谈，不断开阔作者视野，提高创作水平。其中，先后到楚雄讲学的艾芜、冯牧、汪曾祺、邵燕祥、高晓声、苏策、王松、杨苏、晓雪等，都是全国的知名作家。对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少数民族作者，州文联组织他们外出参加各种文学交流活动，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扩大生活面；有的则送到高等学校深造。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以企业、学校为依托，开办了一批文学社团。这些散布民间的文学组织，团结了大批文学青年，尤以楚雄城区最为活跃，主要有“东瓜文学社”“楚雄总站文学社”“雁塔文学社”“小草文学社”“铜草花文学社”“小荷文学社”“蜻蛉文学社”等。1983年，楚雄州文联为被誉为“云南新诗之父”的梅绍农印刷了《奢格的化石》，诗集由著名诗人艾芜作序。经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楚雄州的文学创作开始了艰难的起步阶段，并得到长足发展。

　　1980年3月，在州第一次文代会以后，马荣春主持召开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座谈会。会议形成了有重大影响的“八三四计划”。即从文化系统抽调有专业知识的8个同志，专职负责，用3年时间，完成4项任务：1.进行一次民族民间文艺的普查，尽可能多地收集起一批民族民间文艺资料；2.整理出版一批民间文艺资料文集或民间文艺作品；3.编写出一部楚雄彝族文学概况或彝族文学简史；4.培养出一批研究民族民间文艺的专门人才。不到10个月时间，就搜集到民歌1000余首，长诗40首，民间故事130多个，民间音乐资料2000余首，都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的口头文学。1982年，州文联与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民间文学讲习班，并组织学员有重点地深入彝山苗寨，进行民间文学普查。著名作家黄晓萍后来写出了描写万德女土司的长篇小说《绝代》，素材和灵感就来源于这次民间文学普查。

　　这一时期的楚雄文学创作，一方面积极适应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新的文学作品不断突破传统僵化的表达模式；另一方面文学需要同政治体制变革相适应，其思想变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带有许多不同于前面时期的显著特点。一是随着思想上的进一步突破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文学打破了以往与政治紧密的联系，而变为与经济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二是创作模式由传统单一和一元化（二元对立模式）转向多元化格局，出现各式各样的文学创作式样、思潮、流派。创作题材也由过去反映革命战争和历史的宏大题材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以《金沙江文艺》创刊为标志，到1984年州第二届文代会的召开，彝州大地上的第一批新时期作家开始在勤奋拓荒。他们中既有历经劫难返回文坛的老作家，如夏扬、芮增瑞、张毓吉等，被称为“重放的鲜花”；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作家，如唐楚臣、卜其明、熊望平等，其中也不乏知青作家；还有二十岁出头的文学新秀，如基默热阔等。1984年7月26日，楚雄州第二届文代会召开。文代会报告指出，《金沙江文艺》已出版27期300万字，团结组织了200多人的作者队伍，其中骨干队伍有50多人，包含了汉、彝、苗、回、壮、傣、傈僳等民族。他们共同见证了彝州文学筚路蓝缕的艰辛。

承前启后的发展期（1985年至1999年）

楚雄州第二届文代会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楚雄文学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热潮，由于楚雄地处滇中腹地，受外界干扰不大，当时风靡文坛的先锋小说和现代派文学对楚雄文学的影响不明显，在随即到来的90年代的市场经济冲击中，楚雄作家也依然顽强地在高原上书写着厚重的史诗和传奇的历史。1985年的中国文坛，正是先锋小说登上前沿舞台，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刺激下更加注重形式创新的关键一年。各种文学思潮相继涌入，文学技法令人应接不暇，文学观念推陈出新，中国文学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几乎转眼的瞬间，它便走完了西方现代派文学需要百余年才能完成的形式试验路程。但是回观楚雄文学，却几乎没有出现那种近乎放纵的语言狂欢，换言之，楚雄文学在这一时期与中国文学创作的整体走向是不合拍的。它依然默默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子，以朴拙的姿态，坚定地固守着高原的厚实土壤。这一时期的楚雄文学，也开始出现令人欣喜的变化，最主要的表现便是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多。文学创作固然是要以发表高质量的作品作为检验成绩的首要标准，刊物的级别往往是重要的参照，但书籍的出版在增强作家影响力、提升创作整体实力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阶段，楚雄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小说、散文、诗歌和文学评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绩。这期间的文学创作，既承继了第一阶段的文学传统，紧紧扎根千里彝山肥沃的民族文化土壤，以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为主，并且一批青年作家在文联和刊物的培养下，逐渐茁壮成长，为新世纪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楚雄新时期文学在起步之初，更多表现出对社会情绪的感性表达，其宣泄的色彩过于浓烈，导致作品艺术性遭到不同程度地削弱的话，那么经过了5至10年的发展和转型，作家已从悲愤的激越情绪中逐渐回归理性，作品更注重艺术特性的经营和表达。这期间的文学创作，大致反映了几方面的主题：一是体现出厚重的地域色彩，二是对民族历史传统的理性审视，三是对现实的关注。1986年6月，由左玉堂、芮增瑞、杨继中合编的《楚雄彝族文学简史》，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时代为序，作品为纲，将楚雄彝族文学分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四个板块进行论述。全面展示了楚雄彝族的古代神话、彝文典籍、民间歌谣、传说故事、叙事长诗和文人文学的发展面貌及规律，是深化楚雄彝族文学研究，推动文学发展的奠基之作，开山价值不容忽视。张毓吉、陈九彬、卜其明等作家均在这个时期出版了他们的代表作品。张毓吉的创作主要在旧体诗词和散文方面，集中收录在《诗文散笔》等著作中。他的诗歌随物赋形，庄谐杂出，体现了深厚的古典文化修为。以“岁寒三友”为代表的散文，将自身沧桑经历与患难中结下的友情熔于一炉，在表达对故友的深切思念中，抒发人生的无尽感慨，读来意味悠长。他还写下了多篇关于地方民族文化的考据文章，如对楚雄地名的考释，对巫风楚俗的考证等，都极具说服力和开创性。陈九彬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创作，多半是以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形式出现。出版于1993年的《艺文思辨录》收录了他的多篇文学研究成果，包括文艺理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楚雄本土文学批评，以宽阔的视野和立体型的视角，构建三位一体的文学批评格局。卜其明出版了作品集《楚兰集》。其中《狮山僧》是他青年时期的成名之作，虽是短篇却十分吸引读者，把这位“八千里芒鞋徒步”的建文皇帝狮山为僧的传闻写得很有情趣，人物刻画很见功力。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但长于小说、散文而且戏剧创作也时有佳作，作品语言清新，写古今小说也不故弄玄虚，叙事抒情都有自己的特色。他的小说刻画人物能够从情节发展中塑造形象，从心理活动中深化性格，以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创造典型环境塑造人物形象。他的《彝族诗人鲁大宗及其作品》，对彝族诗人鲁大宗的生平事略及诗文特征进行评述，对挖掘本土文化史料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芮增瑞、马旷源、黄晓萍、熊望平等作家均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写出了他们的成熟之作，在省内外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米切若张的随笔《我从彝家山寨走来》，卡罗的小说《香柏的虚无》，孙庆明的小说《一个肾衰竭病人的最后时日》等作品，也成为这个时期楚雄文学的代表之作。此外，李阳喜、王红彬、李成生、吉霍旺甲等彝族青年作家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楚雄开始他们最初的文学旅程。

走向文学自觉的成熟期（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楚雄文学开始走向自觉，一方面随着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强加在文学身上的束缚渐渐解除，作家心灵的自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创作的干预和管理变得更为宏观，更多体现在舆论引导、组织创作和评奖激励上，注重将作家的才能展示与文化宣传需要有机结合；其三，出版政策的放松，刊物阵地的增加，作者文化层次的提高，使得作品数量急剧增加。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博客、微信等新兴文学媒介强有力地介入了作家的创作与生活，作家与外界交流的渠道得到拓展，其创新意识、竞争意识、质量意识也在不断加强，楚雄文学迎来了繁荣的景象。

　　这一时期的作家阵营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和壮大，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基默热阔淡出了楚雄文坛，再也不见作品问世。其次是吉霍旺甲、李阳喜、王红彬、李玥、黄立新等一批优秀的作家相继调离楚雄，尽管他们仍与楚雄文坛保持着一定联系，但他们后来的作品某种意义上已不属于楚雄本土文学的范畴。第三是陈九彬、卜其明、熊次宪、张海平等一批优秀的中年作家转入了历史文化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新的优秀成果。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只作为他们偶尔为之的自娱方式。其中陈九彬出版《中国古代思想随笔》，与人合著《楚雄历史文化探源》《两姚历史文化探源》等学术著作，功力愈见精进。卜其明出版了剧本集《掌火人》，写了多篇关于楚雄历史文化的散文，文笔老辣精粹，可惜未见结集出版。熊次宪、张海平等人也写了多篇地方文化散文，兼具学术性、知识性和文学性。楚雄文学的各种体裁也渐趋丰富，逐渐形成完整、健全、各类体裁齐头并进的良好格局。小说领域，以孙庆明、李学智、饶云华、段海珍、秦迩殊、李夏、杨淑美等为代表；散文领域，以米切若张、余继聪、李光彪、杨继渊等为代表；诗歌领域，以吴玉华、朱绍章、张学康等为代表；评论领域，以马旷源、芮增瑞、李长平等为代表。此外，黄晓萍和卡罗在小说、散文两方面均有丰硕的成果；马旷源在出版众多文学评论集和文化研究专著的同时，散文成绩也蔚为壮观；曹晓宏的旧体诗词创作赢得众多名家的称赞；卜其明、李垠、夏德金、朱晓云的戏剧创作也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除了相关行业组织作家创作，作者个人也通过多种渠道，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新世纪第一个10年过去，“80后”“90后”作家开始出现，杨荣昌、胡正刚、许红军、郭秀玲、李玉超、李昀璐等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和云南省作家协会。

　　纵观楚雄的三代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从《金沙江文艺》起步，在这里发表他们的处女作，并逐渐为文坛所认知。在刊物的推动下，并经过作家多年的努力，这个群体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艺术特征，其特质大致包括几个要素：一是乡土文学主潮贯穿发展的全过程；二是坚持民族性，作品中渗透着鲜明的民族文化因子，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三是坚持地域性，地方历史文化元素在作品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运用，弘扬了楚雄历史文化的深厚性；四是体现时代性，楚雄作家有着直面社会人生、敢于触碰困难题材的写作勇气。2017年8月12日，在中国作协和省作协的关心支持下，“楚雄作家群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白庚胜出席并讲话，来自中国作协、中国社科院、十月杂志社等重要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为楚雄文学的发展把脉问诊。专家们认为，楚雄作家聚焦本土创作资源，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以优秀作品来讲述楚雄故事。这些作品饱含深情，文字质朴有力。在这片土地上，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融，极大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风貌，很多汉族作家也积极地书写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促进了当地文学面貌的更新。研讨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经过全国各大报刊和宣传媒介的报道之后，楚雄作家群成为继昭通作家群之后又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云南地域文学群体。《中国文学批评》《雨花·中国作家研究》《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等有影响的专业性刊物纷纷刊文评论推介楚雄作家作品。

　　当前的楚雄文学，有几个群体特征尤为明显。一是青年作家创作活跃。这是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创作群体，在年龄上以“80后”“90”后作家为主，普遍接受了高等教育，容易吸收新鲜和先进的文学思想与创作技法。在文学体裁的选择上，以诗歌写作居多。其中胡正刚获得了2015年度扬子江青年诗人奖，他的诗歌语言具有客观与虚拟的双重品格，审美经验和向度遵从了中国传统的诗歌精神。李昀璐的诗歌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扬子江诗刊》等，对于意象和语词的把握很适度，表达了个体幽微隐秘的生命体验。李玉超的诗歌里有很多深沉的思考，对事物的观察和选择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富有哲理，语言朴实、敦厚、鲜活。许红军的诗歌呈现出一个踟蹰世间的青年行吟诗人的生命痛感体验，诗人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抵达自我内心的真实诗意。笔者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写作，关注重点为当代文学发展主潮、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既注重对宏观思潮的整体性归纳和作家创作的系统性论述，又强调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在青年文学人才的培养上，楚雄师范学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开设文学创作与评论实践课，搭建文学活动平台，创办大型诗学辑刊《彝诗鉴》，引导学生进入文学现场，积极指导和推荐学生作品在各类文学刊物发表。今天活跃在云南文坛的阿卓日古、琚建波、杨蕊、果玉忠、李世武等青年作家，都是在楚雄师范学院开启他们的文学之旅。二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特色浓郁。以彝族作家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作家普遍有着强烈的根性意识，返回本民族传统中吸取古老文化的因子，充盈内在的精神魂魄。彝族作家米切若张的散文集《情感高原》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他的长卷散文《天谴狮蹲留宝地》，以狮子山传统的古八景为线索，透过重重烟云迷雾理清历史发展的源头和脉络，体现散文的创造性品格。彝族老作家杨永寿以长篇报告文学创作为主，他的作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切入社会的横断面，聚焦重大事件，曾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彝族作家卡罗擅长多种文体的写作，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方面都有着代表性作品。彝族作家段海珍的长篇小说《天歌》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采集丰富的地方民族文化元素，借用现代小说叙事手法，传递出一种批判与启蒙并存的精神指向。彝族作家杨继渊的地域文化散文充满了对这方水土的敬畏。除了彝族作家，回族作家马旷源成就最为突出，他长年担任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西游记考证》入选云南省百人百部社科优秀代表著作，已出版文学评论集、长篇小说、散文集、诗集等58部。此外，瑶族作家吴玉华，彝族作家李天永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成绩。其他还有哈尼族、苗族、傈僳族、白族等多民族作家也较为活跃。三是汉族作家实力突出。楚雄作家群的形成离不开全州多民族作家的共同努力。除了上述的少数民族作家，汉族作家的成就也不容忽视。黄晓萍多年担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真爱长歌》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最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军队 军人 军婚》又引起了广泛关注。余继聪的散文被收入国内近百部散文选集和中小学生语文考试试卷，并结集为《炊烟的味道》《收藏阳光》出版，乡村物象在他笔下得到了近于极致般的表现。曹晓宏的旧体诗词创作成就突出，体现了对汉语精粹性的娴熟掌握。李长平的诗集《与一座山喝酒》和散文集《人生山水》，把对故土的深挚爱恋转化为对往事的追怀，成为文学涵育人心的见证。李夏的长篇《大地子民》结构繁复、语言舒缓优雅，呈现出滇中人文历史的精髓。杨淑美的长篇小说《金沙江之西》发表于《陕西文学》2017年第6期，以彝族毕摩生活为表现对象，重构了神奇深邃的滇中历史景观。秦迩殊擅长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石羊美人》《雪色》等，把人物放置于特定历史年代之中来塑型，辅之以多种艺术元素的集中化表达，呈现出一种鲜活的历史感。饶云华的小说向着民族文化的深处掘进，勾勒出一幅滇中人文的绮丽画卷。截至2018年，生活于楚雄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黄晓萍、马旷源、熊望平、杨永寿、米切若张、余继聪、孙庆明、李学智、吴玉华、朱绍章、李长平、杨荣昌、苏轼冰、李茂尊、李夏、杨淑美等，他们的创作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体裁，包括从事文学组织工作，形成了完整的发展格局。

　　一个地方的文学刊物与这块土地的作家创作特色呈同构关系，作家的创作风格会影响刊物的特点，反过来，刊物对某种风格的偏爱、推崇、取舍，也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回观40年的楚雄文学之路，《金沙江文艺》在推动文学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其趋于稳健的办刊理念，拒绝了一些带有先锋实验色彩的作品，注定它在屡次的文学形式变革中无法引领潮流，但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却成了观察这块土地之上真实文化状况的一个特殊载体。这份刊物是楚雄作家的精神家园，培育了三代作家的茁壮成长，推动着楚雄新时期文学融入中国文学的主潮之中，一路健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