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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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民族都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这是自然规律。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共同经历着时间岁月的煎熬，完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虽然没有汉文化对待女性那么严酷，但是在很多民族的历史中女性的地位还是不能和男性相比。她们只是在传说中辉煌，留存于人类母系氏族时代的诸多传说之中。应该清醒地看到，即使是在束缚较少的少数民族文化中，她们仍然是处于被叙述被赞美的位置，但是对文化的记载和参与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权。所以现实生活中的各民族妇女，仍然有许多束缚，要经历许多悲欢离合。

　　她们故事应该由谁来写，才最有真实感？

　　在8 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中，一个让人高兴的事实是女作者的出现，填补着历史的空白，也实现了“自我表达”的可能。虽然这支队伍的人数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她们的名字应该载入本民族的文学史册。

　　但是，以中国作协编辑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中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各卷收入的女性作者作品为例，情况并不乐观。大致统计一下，阿昌族的小说作者有朗妹喊，德昂族的作者有艾傈木诺、艾叶安布，独龙族的作者有罗荣芬，基诺族的作者有陶亚男、张璨，景颇族的作者有玛波。布朗族、普米族、怒族的女性小说作者则暂时处于缺席状态。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事实，它提醒我们各民族女性在文化中的地位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能进入文学写作的人首先必须能接受现代教育，有一定社会地位，然后还需要有主体精神的觉醒。

　　以《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为例，本文把小说中出现的各民族女性形象划分成两类进行考察。一类是男性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一类是女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她们共同构成了8个人口较少民族女性的群体形象，但是在关注点和表现视角方面多少还是有一些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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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考察一下男作家们笔下的各民族女性形象。对一些还没有出现女性小说作者的民族来说，本民族女性形象的表现只能由男性作家来承担。没有女性小说作者出现之前，这些民族的女性形象是如何被表现，被作家赋予了哪些文学特质？比如普米族，至今没有出现写小说的女作者。

　　和有着悠久传统同时也深受孔孟之道束缚的汉族文化相比，女性在普米族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很高，对女性的尊重和理解也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色彩。在普米族的民俗中，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举行“转狮子山会”，去祭祀“干木”女神。这个节日既是宗教性的节日，也是青年男女进行社交和娱乐的节日。这是一个心灵自由而多情的民族。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普米族的小说中每一篇都有女性形象存在，体现了写作者对女性的尊重和理解。但是具体到每一位作者的作品中，他们对待女性的审美态度又各不相同。

　　在何顺明的小说《歌手坎列》中，主人公的妻子琼琮虽然聪明美丽，但在小说中她只是丈夫的陪衬，以她的温柔善良来支撑丈夫度过人生的艰难曲折。作家对她取的是赞美的态度，但人物的个性并未得到展现。小说的主角是她的丈夫坎列，以及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和善全的小说《山岚》中的玛丽妞，同样也是如此，她以女人的善良温柔维系家庭，在丈夫和公公之间起一个疏通关系的作用，自己的个性和心灵并没有得到深入开掘，因为她不是小说的主人公。

　　尹善龙的小说《骚动的独龙河》和《多情的独龙河》，都是以独龙族妇女的生活为表现内容，这种跨民族写作的现象在云南作家中比较常见。尹善龙长期生活在怒江，对怒江峡谷中的民族村寨和人物非常熟悉，有深厚的生活积累。《骚动的独龙河》以泼辣能干的独龙女人娜凤为小说的主角。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这个独龙族女人经历着许多前所未有的事情。比如担任乡里的计划生育兼职宣传员，应对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离婚，经商……但是作家为她设置的人生道路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出走——回归”的过程：被生活逼迫走出独龙河，再被母性的角色意识所召唤，回到独龙河，继续做一个让人称赞的贤妻良母。或者说这个人物正是男性心中美好愿望的化身，她担任着拯救生活的重任。沦落为少年犯的儿子、日渐衰败的丈夫，都需要她的拯救，有了她以后家才是真正的家。作家在她身上突出了独龙女人吃苦耐劳、牺牲奉献的诸多优秀品质，原本已经败落的家庭在她的努力下重新走上富裕之路。小说设置了一个光明的结尾，让读者看到一个家庭在女人的奉献之下的振兴。

　　《多情的独龙河》中的独龙女人都娜，和娜凤一样是独龙女人的优秀代表，只不过她的牺牲奉献是以另一种方式来体现。分别三年的丈夫从部队转业回家之后，娜凤并没有过上期待中的幸福生活。经历了战争考验活着归来的丈夫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男性功能，给娜凤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而后新的不幸接踵而至，丈夫又在一次上山砍柴时摔伤瘫痪，家里还有一个失明的婆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都落到了娜凤的肩上。小说要着力表现的同样是人物身上的闪光品质：牺牲和奉献。贤惠的娜凤没有抛弃丈夫和婆婆，先是不愿意离婚，后来在丈夫的一再坚持下同意离婚，却提出了“离婚不离家”的要求，要留下来继续照顾那对可怜的母子。她因此而得到周围人的一致称赞，法院的孟庭长当场伸出大拇指夸她：“好，真了不起！都娜，你真不愧是青兰丹人的后代啊！”而一直暗恋她的昆丹也愿意和她一起承担生活的担子。让人物实现了道德上的完美升华后，小说在一片美好的赞美声中落下帷幕。

　　汤格·萨甲博的短篇小说《江边小酒店》，从另一个角度表现自己对女性的赞美。小说中嘎洛寨的两性关系体现出阴盛阳衰的状态，男人都懒，整天只知道抽烟、晒太阳。而女人却很强悍，争相在玉河边做生意养家。作家以客观的态度肯定了女性在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小说的特点之一还有对两性关系的心理描写非常细腻，很好地表现了这一关系中的人物在情感上的纠结、徘徊、挣扎，语言简练生动，有很好的艺术表现力。但是，作家的叙事是从男性的角度去观察揣摩女性的心理和情感。《江边小酒店》中的普米女人独玛美丽能干，独自出来做生意闯荡人生。普米小伙子品楚和次理同时爱上了独玛，却都不敢大胆对她表白，二人处于互相防范对抗的状态。使这场三角关系成了两个男人的对决，而他们其实对独玛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只是喜欢她的美貌和能干。她出来做生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隐情，一个女子独自承担着家庭的重任，还有父母收了彩礼让她不能不嫁的婚姻。表面的三角关系后面，是两性心灵的严重隔膜。所以最后在两个男人长刀和铜炮枪的对决下，独玛注定只能成为爱的牺牲品。得不到她真爱的品楚竟然把枪口从情敌身上移过来，对准独玛的胸膛……爱的自私本质突然显现出来，让人震惊。

　　再来考察一下景颇族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有什么特色和追求。

　　木然·石锐的小说《勒干和娜霜》，背景是“文革”时期，女主人公娜霜和民族一起经历着政治运动的伤害，作家是在曲折复杂的人生背景下来表现人物的品质。娜霜除了体现出对爱情的忠贞和贤惠，还有一种女性身上少见的坚毅果敢的品质。为了挣到婚事所需的彩礼，她忍痛送爱人到异国去打工。面对造反派早山的骚扰引诱，她以坚决的态度进行反抗，甚至给自己带来灾难也在所不惜。后来传来爱人死亡的消息，她也坚决不肯相信，谢绝了昔日姐夫排拉诺的求婚，以执着的精神一直等待渺无音讯的爱人勒干十余年。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是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和汉族文化传统相似的内容，那就是对女性忠贞不移态度的鼓励和引导。像娜霜这样用生命和青春为代价来守护爱情的方式，是能受到本民族成员赞美和肯定的。女性的牺牲奉献在文化传统中被默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她们的生命也只有在这样的牺牲中才被赋予价值和意义。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看，这样的行为无可指责。但是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和角度去看娜霜为爱情做出的牺牲，会让人感觉到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十年青春时光为代价，等来的是一场被肯定和赞美的婚礼，而她的身心所遭遇的痛苦和磨难，则被轻轻地一笔带过。小说结尾，一对新人幸福地笑着、跳着，开始了幸福的生活。这样的人物是为了传统道德标准而存在，为了成为榜样而存在的。

　　朵示·拥汤的《山巅罗曼曲》，从技术员勒旺的视角，描写了景颇女子玛斑和她的追求。小说虽然是在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但可以看出玛斑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比较新的特质。她是接受了专业教育，有自己的事业和理想的景颇新女性。她不但聪明漂亮，大方热情，还毕业于白云山农大茶桑果系制茶专业，和技术员勒干具有“比肩而立”的条件和资格。所以在她大胆的爱情攻势面前，身为男性的勒干反倒生产了些畏难情绪。玛斑是当代景颇族文学中比较有特色的知识女性形象，代表着更多景颇女性的人生方向和目标。

　　通过阅读以上两个民族部分男性作家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品，可以总结出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他们对本民族的女性充满热爱和崇敬，在小说中承认并赞美着她们在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这些作家都擅长从女性身上发掘优秀的品质进行文学表现，让本民族女性的形象生动地进入小说文体。虽然之前她们的形象在当代文学中也偶尔有所表现，但这是第一次由本民族作家书写的女性文学形象，其意义自是不同。

　　第二，他们的小说虽然体现了对女性的热爱和尊重，但是因为性别的隔膜，他们并不能真正深入地表现女性生命更深层的内涵，写出她们心灵深处的欢乐和痛苦，希望和追求。以及坚韧后面灵魂的挣扎，心灵的呼唤。他们是按照传统的审美来描写女性，按照传统为女性设置好的固定角色来进行文学表现。当她们扮演好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时，才会得到歌颂和赞美。而作为生命个体的更多丰富内涵，还有待女性写作者自己来进行表现和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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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看各民族女作者们笔下的民族女性形象。

　　之所以选择从性别角度把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作品分开来进行考察，是希望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注意到性别因素对小说写作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兴起，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女性文学的体系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备。文坛早出现了一批批有影响的女性文学作家，还有一批批理论水平可以和国际接轨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如女性文学研究界的著名学者盛英说过：“新时期发轫期，女作家们在对人、人性、人道主义的探究中，渐次进入性别领域，女性意识得以苏醒，女性感觉得以发育，女性特征得以复位。她们在对爱的权力、信念的追逐中，证实了‘爱’对于女性生命的基础性意义；她们在对真、善、美和温柔的宣扬里，纠正了以往不谈性别差异的平等论以及无性化情状。人的自觉和女性自觉终于获取了实质性的结合。”

　　这是中国女性的进步，也是中国文学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女性文学在中国已经形成独立学科，有自己的研究系统并取得丰硕成果。所以请不要再说什么“文学不分性别”之类的话，以免贻笑大方。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文学虽然起步较晚，女作家的影响也比较稀薄，但是有一点应该看到，那就是各民族能从事小说写作的女性，都是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在各行各业从事着创造工作的一批文化人。她们在受教育的程度和思想观念上应该与传统的民族妇女有很大区别。性别意识的觉醒在她们身上不应该是个难题。虽然她们的民族意识可能远远大于性别意识，她们的小说也并不是学理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但是写作者自身的性别因素对小说写作的潜在影响一定是存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忽略或者假装看不到。女性文学，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女作家徐坤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它的本质：“女性文学，说到底，无非就是争得一份说话的权利。”徐坤还非常中肯地地说过一番话，道出了女性文学存在的真正意义：“但愿人人都能冷静下来，认真地从女性文学中读出她们那一份不同于男性的、深长而痛楚的生命体验，她们对于爱与善与美的呼唤的焦灼。唯其如此，才能让男性与女性同时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不光有男性那粗粝、坚硬、喉结上下窜动翻滚的声音，还有女性那纤柔、细腻、充满弹性与充满质感的声音于无声处坚忍不拔地响着。”应该客观地看到无论进入哪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性别的因素无所不在。虽然人类历史上的母系制度，在一些民族的文化习俗中还残留着痕迹，这些民族的文化习俗中对女性有一定程度的尊敬。但是从整体上看，女性在某些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都早已经只剩下一个传说。文学是一种文化的发声，也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认真考察会发现，因为性别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各民族女性写作者的作品已经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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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小说的选材，她们的小说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类题材。

　　一类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学习和展示，这是一种自觉的精神意识。长期以来她们在民族历史文化中并未获得发声权利，一直处于被写和被表现的位置。现在她们一旦有了发声的权利，可以在文学中进行表达和言说之时，她们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和敬重终于寻找到一个表达的平台。或者说民族身份意识的觉醒，激发了她们用小说来表达和书写民族文化内涵的愿望。在小说这个虚构的艺术天地中，她们在学习和表达。于是，一些全新的题材从她们笔下向读者走来。比如德昂族古老的纹身艺术，在艾傈木诺笔下被演绎成小说《纹之路》。德昂族古歌中悠久厚重的民族历史被艾叶安布演绎成诗意浓郁的小说《达古达楞格来标新说》。她们的创造表明，女性正在用小说的方式参与到民族历史的重构与叙述中。虽然这类作品的数量还非常有限，但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

　　因为时代的进步和女性自身的努力，她们得以和男性一起实现两性共同书写民族历史的理想和愿望。

　　第二类题材是对民族妇女传统生活的表现，这些小说写出了她们的痛苦与挣扎，可以深入细致地感受到各民族妇女的现实处境和心灵重负。

　　独龙族作家罗荣芬是独龙族小说的开创者，也是独龙族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作者，她和她的作品所负载的意义正在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应该看到，她的小说除了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还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弥漫其间。以她的短篇小说《泛滥河水》为例，小说关注的视点是生活在深山峡谷中的独龙族女人阿央的婚姻爱情，以及她在生命欲望中的纠缠与挣扎。小说首先给读者展示的是阿央生命的卑微与渺小，12岁就被父亲以一头牛的代价许给班家做儿媳。定亲时班家送给阿央家的礼物是一副大铁三角，两罐自酿的苞谷水酒，外加几包糖果。在双方家长以实用主义态度决定下的这场婚事中，没有人过问或者关心过主角阿央的感受。而她一次到婆家走亲戚，她看上的不是那个长得瘦瘦小小将成为她未来丈夫的阿豆，而是对阿豆帅气大方的三弟阿克心有所动。但是没有人在意阿央“先甜后苦的心”，双方家长在喝茶、吃芋头的过程中就决定了阿央的命运。独龙女人卑微的命运让人心生同情和感慨。

　　结婚后的阿央一方面忍耐着命运的安排，另一方面又在情欲和道德之间苦苦挣扎。她和阿克的不伦之恋在村子里引起的反响虽然没有汉族文化中的回响那么大，但是对一个弱小的女人来说心灵的压抑和彷徨感还是明显的。因为她冲破禁忌爱上了阿克，但俩人注定不可能结为夫妻。一方面家人和丈夫用一种隐忍的态度对待这场不伦之恋，另一方面阿克对爱情的逃离也让阿央陷入困境。她还必须以一颗坚强的心来承受和阿克的生命结晶。作家在小说中好几处使用了“灵魂”这个词，来传达阿央内心的痛苦与不安。一次是阿克离开村子后，“阿央没有吃惊，她的灵魂已经歇到上岸的竹筏子上”。另一次是生下阿克的孩子后，“阿央的生活照旧。而她的灵魂时不时陷入暗流”。弱小而善良的丈夫阿豆让阿央失望而又感动，对生活怀有野心的背叛者阿克则让她的心割舍不下牵挂。罗荣芬用狗和猫两种的动物习性来形容这两个和阿央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兄弟，生动突现了二人习性上的差异。

　　这篇小说没有取道德批判的视角，也没有随意拔高人物的境界。而是着力于对阿央复杂的感情世界和心灵深处的开掘。却很好地表现了小人物在命运之网面前的纠结与挣扎，对女性的复杂心理有细致表现。

　　小说对阿央的婆婆虽然着笔不多，却刻画出了一个独特的母亲形象。这位独龙母亲其实内心也有很复杂的纠结感。因为在三个青年男女的三角关系中，哪一方面都和母亲有关联。其中的两个男人是她生养的儿子，女人是她的儿媳。所以她表面上采用了沉默的态度来对待这场爱的纠葛，内心则陷入深深的无奈。好在这位母亲有信仰，她选择进教堂去，“脸上的羞愧只面对手里翻开的圣经”。而她对待儿媳阿央的态度，也体现了充分的女性化特点。她理解儿媳心里的痛苦，因为阿央曾经对她倾诉自己的心事：“我想嫁的不是阿豆，妈妈我心里酸呀！”作家把人物置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之中，既是婆媳，又同为女人。如果没有女性意识的影响和制约，是不可能如此深刻地把握好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

　　罗荣芬的另一篇小说《孟恰》，也是一篇有着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品。第一次以贴近原生态生活的视角，把独龙女人的家族史和生命史展现给读者。通过独龙女人孟恰曲折苦难的一生，也折射了独龙江峡谷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孟恰》以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承载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第一次把独龙族女人的生命历程写进文学。小说的情节性并不太强，而是采用了以人物成长为线索的线性结构方式，写出了一个女人倔强而曲折的生命历程。孟恰和母亲之间的隔阂看似与生俱来，带有严重的宿命感。但是细品之下，险恶的生存条件和封闭的社会环境，也是造成这对母女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独龙族与世隔绝的生存方式引起外界很多关注，但更多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去生发意义。《孟恰》则是第一次以小说的方式，把独龙女人浸透了悲剧感的生命历程形象地展示给读者。其中渗透了作者对母亲那一代独龙女人的理解和悲悯。单是这句“孟恰是母亲所生十个孩子中的第四个”，就可以深刻体会到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这篇小说的语言生动细腻，对生活细节的捕捉和渲染很有特色，体现了作者对独龙江生活和人物个性的熟练把握。比如小说开篇主人公孟恰的出场就很生动，以她尖厉的骂声拉开帷幕：“我杀了你个没良心的！”而她一路追杀的不过是几只偷袭她玉米地的羊。小到卖不出去的野葱和羊偷袭玉米地这样的琐事，大到天上日食的出现，无不影响着一个独居老人的情绪，制造出焦虑和烦恼。而这背后让人品味到的，还有人物身上浓重的孤独感和悲剧感。日食的出现犹如神秘的屏幕，在黑与白的交替中引发对孟恰人生的回顾……

　　侗族学者杨玉梅在肯定这篇小说价值意义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这篇小说的存在问题：“叙事比较散淡，故事情节的发展还不够紧凑。尽管如此，积淀在作品里的内容含量足以让它载入独龙族文学史，乃至少数民族文学史。”

　　从罗荣芬的这两篇小说中，可以感受到和男性作家笔下完全不同的民族女性形象。作者不是站在社会道德和文化传统的角度，去要求和规约她们的行为。而是从女性视角出发，深入女性生命的内部深层次地感受和表现她们的欢乐与痛苦，揭示出她们生命底蕴中最隐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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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类题材是对现实中复杂社会矛盾的展现。

　　商品经济时代的文学除了关注民族发展进步这个基本主题外，还应当看到因为地处边境沿线，民族地区深受毒品困扰的现象。它不仅是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还影响着一个民族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发展，为很多家庭带来灾难。一些女作家的小说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展现了各民族女性在现实矛盾冲突面前，如何坚强面对，如何努力改变现实的过程。比如景颇族作家玛波的中篇小说《村官来电》和峁朵·波东的中篇《努努》，德昂族作家艾傈木诺的中篇《竹子花开》。

　　穆智·玛波的中篇《村官来电》中，女主人公邓拉瑞原本是个普通的乡村妇女，却被命运推到了村民小组长的位置上，而且要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和矛盾：老村长交出公章不交账本，以表现对她的不满。丈夫早坤是末代山官的儿子，只会躺在火塘边喝酒睡觉，还以种种方式阻挠妻子的工作……

　　小说描写了一个景颇族妇女心灵的智慧和对正能量的传播。以邓拉瑞当选村民小组长这一中心事件，对景颇山的现实生活进行了生动细致的表现。邓拉瑞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抓村子里的禁毒工作，她带着十五个妇女联防队队员，埋伏在村道上抓吸毒人员，然后把他们送去戒毒。其中就有年近六十岁的村民张冲，小说借邓拉瑞之口揭露他：“你是我们村第一个买汽车的人，你现在吸食毒品，连大嫂都跑到山东改嫁了，你还不清醒？”小说中年近七十的村民辛都保因为病痛不但吸毒，还贩毒。邓拉瑞痛心地劝她：从前“您是我们村的压寨美女，看现在吃得只剩一把骨头了。害人害己不值得！”

　　玛波的小说没有回避边境民族村寨复杂的社会问题，而是通过邓拉瑞的艰苦努力和处理各种事件的复杂过程，把边境民族基层干部的牺牲奉献精神展现给读者。这是民族作家强烈责任意识的体现，玛波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以生动形象的人物和情节，把景颇山寨的复杂现实呈现出来，塑造了邓拉瑞这样的在云南民族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作为最基层的女村官，她已经突破了以往文学中的村官形象，体现出丰富而多元的审美内涵。她所面对的问题也远比以往文学中的村官所面对的要复杂得多。不但要考虑民族乡村经济的发展，还要面对家庭、社会的种种磨炼。既要把吸毒人员抓起来戒毒，还要考虑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要组织他们进行篮球比赛。目的就是要把他们从灭绝人性的黑线上拉回正常的生活中。邓拉瑞是玛波小说中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形象之一。

　　峁朵·波东的中篇小说《努努》表现了一个景颇妇女努努的人生悲剧，她的丈夫也是毒品的受害者。她悲剧的命运走向，和丈夫吸毒之间就有密切关系。一个吸食毒品的人会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完全无视亲情和人性。小说开篇努努便需要面对染上毒瘾的丈夫卡库，他不但把家里的水田卖了吸毒，连妻子剪头发卖的几百元钱也不放过。毒品使人性和亲情沦陷的现实让人触目惊心。

　　还有一篇小说《竹子花开》在这里也值得一提，它出自德昂族作家艾傈木诺之手，写的却是景颇村寨的故事，并且对边境毒品泛滥的现象没有回避。“吸毒——戒毒”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和矛盾冲突。

　　《竹子开花》是一篇有着强烈现实感的作品，属于跨民族生活的写作。小说表现的是景颇山曼冒寨一对景颇夫妇的悲剧人生，以及他们在苦难中的觉醒与自救。怀揣着对生活美好理想的女主人公木玲，为了实现“盖一间和娘家一样的木楼，有长长的阶梯，有宽宽的晒台，木玲可以坐在有竖条的木窗前织筒裙”的理想，她早出晚归辛勤劳作，把挣到的钱放进陪嫁带来的红木箱子里。箱子里盛放的是一个景颇女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望。而她的丈夫勒干，却像个贼一样，背着她偷偷从红木箱子里把钱拿去换毒品。小说前半部分悬念的设置和人物的心理描写非常生动，围绕着红木箱子里钱物的放与取，展开一个充满悲剧感和现实感的故事。

　　作为一个普通平凡的景颇女人，木玲的希望简单而质朴，一直视丈夫为天，是她和两个孩子的依靠。她的娘家原本幸福的生活已经被毒品所摧毁，憨厚朴实的丈夫勒干是她最后的希望和依靠。可是一夜之间丈夫也成为“四号客”的现实让她坠入了深渊。木玲一家的遭遇，折射了边境村寨因为毒品而凋敝的现实。

　　小说要表现的不仅仅是现实的残酷，更重要的是要表现景颇女人面对现实的坚强和勇敢。在木玲的努力和组织下，村寨成立了以十八个妇女加上老村长组成的独特的戒毒小组，开始了艰难而曲折的戒毒之路。其实作家也不能给主人公的生活一个圆满的结局，只是以忧虑的目光注视着她的行动关注着她的努力，小说以一段景颇山的春天写景而结束。毕竟春天还是能带给人新的感受和希望。

　　像前文提到的邓拉瑞、木玲这样的景颇妇女，在当代文学中属于比较新的形象。她们是现实生活的产物，也让人看到了各民族妇女面对生活困境时，身体和灵魂中爆发出的力量与智慧。

　　虽然表现视角和审美标准不尽相同，但是也应该看到正是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男作家和女作家的共同努力和创造，才在当代文学的舞台上诞生了一批全新的民族女性形象。她们或是打上了古老神秘的传统烙印，带给读者沉重的叹息；或是带着新时代的新鲜气息，带给读者新的希望和感受。如同独龙女人采摘阳光和大自然的元素用心血织成的独龙毯，绚丽多姿，美丽迷人。期待各民族的作家们，写出更多具有生活气息的小说，塑造出更多既能体现时代风采，又具有鲜明女性特色的民族文学形象，为中国当代文学增光添彩。

　　【注释】

　　[1] 盛英.融合之路：女性文学三十年.文艺报.2008-12-16

　　[2]徐坤.因为沉默太久.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10日

　　[3] 杨玉梅.独龙江畔一枝花.中国作家网2012年0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