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庆

　　晓雪老师是一位我所钦敬和崇仰的前辈作家。

　　还在当知青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充当“梁上君子”，就是把放在县文化馆馆长桌子上的晓雪著的诗集《采花节》“顺手牵羊”，几十年视如珍宝，时时诵读，并珍藏至今。

　　从边疆定居昆明以后，我于1996年考入云南艺术学院作家班。让我惊喜不已的是，来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就有晓雪，这可是天大的缘分，三生有幸啊！

　　晓雪老师学识丰富，造诣深厚而又为人谦和，虚怀若谷，他对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循循善诱，语重心长，满怀期望，热情鼓励。

　　我对晓雪老师的课印象很深，他对我们的教诲我时时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认为我还是处在学习阶段。”在与我们分享时，晓雪老师说60多年来的学习写作体会可归结为三点：“树立一个信心，养成四个习惯，做到八个结合”。“树立一个信心，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自己的特长。每一篇文章都不应该随手写，要深思而后提笔。要更基本、更深层、更自信的相信自己的能力。养成四个习惯，在给自己信心的同时，也要培养自己拥有好的习惯。看、读、想、写。看，就要充分地运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身边的美好事物；读，就要求我们多读书。读书决定人生、读书改变命运。书香飘处，人间天堂；想，指的是人们自己的思想。”晓雪老师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会思考，要有自己的思想。多想出智慧，多想出灵感；写，即看到的、读到的、想到的，都要把它以文字的形式落在纸上。”“做到八个结合。创作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要不断地寻找自己的风格与个性。”晓雪老师还说自己60多年的学习写作可归结为八个结合。即： 1.学习理论和学习社会的结合；2.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外国经典文化的结合；3.博览群书和重点钻研的结合；4.继承传统和革新创造的结合；5.宏观把握和微观体察的结合(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天空)； 6.思想追求和艺术探索的结合(用最淳朴的形式表达最现实的世界)；7.民族化和现代化的结合(要有自己的特点，更要与时俱进)；8.学习别人和找到自己的结合(学习别人是为了找到自己，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晓雪老师在课堂上告诫和提醒我们：“我很开心，今天能和同学们分享我的人生经历，年轻就是天堂。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不是他自己，搞创作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要不断地寻找自己的风格与个性。”

　　毕业以后，我们与晓雪老师之间建立了深挚的友谊，时相往来，关爱有加。

　　他出的书，大部分都会送我。晓雪老师的新作《我的文学人生》（作家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出版以后，我是首批获赠的“对象”之一。

　　洋洋60万言的巨著，我熬更守夜加班加点“大快朵颐”，不言而喻，平心而论，收获良多，感受良多，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撰写人物传记（包括自传），最简单的所谓诀窍，也可以说是最难做到的，就是据实以录——“实录”。

　　如何做到“实录”呢？古代著名史学家班固早在两千多年前，便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归纳八个实质问题，阐明什么叫作“实录”。那就是——

　　“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注：引自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这八个实质问题，只是以上八句话。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何其难矣。

　　（1）善序事理。原文是，“服其善序事理”。这就是说，班固最佩服司马迁善于把所叙述之事的深层次道理说透。

　　（2）辩而不华。延伸一点——庄子曾说过，“大辩不言。”即善辩的智者，自知真理不辩自明。而司马迁的《史记》当然经得起推敲和辩论，但用词并不华丽。

　　（3）质而不俚。这是指司马迁写人或记事的文字质朴，但又不使人觉得像那些粗俗的口语（注：又见《新五代史·唐臣传》：“俚俗，犹谓之‘记事’也。”）。

　　（4）其文直。这句话是说司马迁行文直白，也可理解为并不歪曲事实或采用曲笔。

　　（5）其事核。这里指司马迁对所写之人、之事，都经过核实无误。

　　（6）不虚美。这是说，司马迁对笔下的人物，绝不毫无根据地给予溢美之词。

　　（7）不隐恶。同时，司马迁对于所写到的人物，绝不掩饰或隐瞒那些鲜为人知的恶行。

　　（8）故谓之实录。这最后一句话就点到了实质——因为以上这些记载符合历史事实，所以把这种记载称之为真实的记录。

　　《我的文学人生》正是践行“实录”的典范。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瑕瑜互见、光彩照人的晓雪，他既普通又不普通、既平凡又不平凡，为云南的文化艺术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成为青史留名的大写的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晓雪并没有“我爸是李刚”的荣耀，命运根本没有眷顾这个后来享誉文坛的才子。

　　他在书中写道：“我出身在一个很贫苦的家庭里。家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父亲帮外祖父家在外地做一点小生意，所以我从小寄居在外祖父家。而在我出世以后，外祖父家也早已‘家道中落’，靠雇工种几丘薄田，出租几丘土地和经营一个小货摊维持生活（解放后划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在喜洲那样一个豪门大族和巨商大贾集中的地方，外祖父家的处境和我们的地位都是难免要经常受人鄙视和遭人白眼的。”

　　更加不幸的是，晓雪9岁那年，母亲年仅31岁便离开人世，他早早失去了母爱，人生变得更加晦暗。

　　可是，小小年纪的晓雪非常懂事也很有志气，他常常用外祖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话勉励自己，学习特别奋发努力。小学时成绩就特别好，毕业考试全校第一名，考入初中名列第三。从初中到高中，他都是班上的优等生。195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他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不时在校内外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是师生们公认的佼佼者。

　　1956年晓雪年仅21岁，就写成了一本研究艾青的评论著作《生活的牧歌》，1957年在北京正式出版，产生了剧烈的反响和轰动，也引发了持续的关注和讨论。然而，《生活的牧歌》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和影响的同时，也伴随着数不尽的痛苦和灾难。1957年，他差点被划为“右派分子”，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下放、劳动；“文革”中又被反复点名、批判， 甚至检讨、认错，长期被冷落，得不到重用。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晓雪都能以一颗平常心坦然对之，“得意淡然，失意安然”。即便在“发配”“流放”的日子里，他也能苦中作乐，安之如饴。

　　请看这样的描述— —

　　我们1958年1月20日到上蒜乡，1959年4月8日回到昆明，一年多的下放劳动，正好经历了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全过程。

　　在这15个月下放劳动的日子里，我除挖草煤、挑粪、造颗粒肥料外，抢收小春，割麦子、油菜、蚕豆，种洋芋、苞谷、烤烟、挖老板田、驾牛犁田、播种、拔秧、栽秧、割麦子、打谷子、拆房子、砌墙、打地埂、赶牛车送肥、丈量田地、种实验田、试验种苗单行密植、双行密植、栽小四方棵、小三寸、小五寸等等，可以说，什么农活都干过。有时，一个人一天打五丈地埂。有时，白天泡在水田里拔秧、栽秧8小时，夜里又挑粪3个半小时，每天苦干近12个小时。队长表扬我说：你抵得上我们村最强的劳动力了！

　　这就是大诗人晓雪！这就是大作家晓雪！

　　从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里，不少人出卖良心，出卖人格，要么见风使舵，趋炎附势； 要么口蜜腹剑，两面三刀；要么落井下石，陷害忠良；要么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晓雪恪守做人之良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仗义执言，宁折不弯。

　　在组织批判深受海内外观众喜爱的好电影《五朵金花》时，作为当时云南“头号大笔杆”的晓雪故意保持沉默，不闻不问；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还斗胆发表不同看法，使组织批判者对他怀恨在心，日后寻机报复。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上面对孙凯宇、洛汀、高梁、王伟、柏鸿鹄、李乔等同志的“历史问题”看得比较严重，晓雪在讨论中都发表了要实事求是、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后来，某些人又找借口要把李乔同志打发回老家，又是晓雪向省委宣传部及时反映，才使李乔同志的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更加值得我们敬佩和信服的是，不管经历多少挫折，遭遇何种磨难，晓雪始终抱定初衷，笔耕不辍。

　　晓雪曾这样评价残疾人青年作家潘柏君：他把不幸的遭遇当成财富，他把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成动力，他以超越常人的顽强意志，排除万难，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作品。他的生命，他的青春，他的作品，都是感人肺腑，撼人魂魄的诗篇。

　　他自己不也正是这样吗？

　　我认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对晓雪老师的评价比较中肯。他说：

　　“晓雪首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在长达6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写下了抒情诗、山水诗、爱情诗、哲理诗1000多首，出版了9部诗集，长诗《大黑天神》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晓雪诗选》获得过全国新诗（诗集）奖。其次，他是一位重要的诗歌批评家。多年以来，他的视线不仅眷顾云南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还投射到全国和世界诗坛，写下了200万字以上的诗歌评论，影响深远。另外，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组织工作者。从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到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在多个领导岗位上，他联系团结了云南边陲的各民族作家诗人，参与组织了很多大型文学活动。可以说，在当代文学发展中，晓雪是一位不可被忽视的代表性诗人和作家，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上，同样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读了这本书，我们深为晓雪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是强者、智者、硬汉、好人、良师、益友……与之接触，如沐春风，如坐春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晓雪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不遮丑，不护短，将自己的错误主动曝光，让人们看到他也有软弱、动摇的时候。

　　他在书中写道：“6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兴致勃勃地从德宏、保山、大理回到昆明，带着一路创作的一些诗稿和许多准备回来在编辑工作之余陆续写出来的素材，却意外地碰到了省里正传达贯彻以‘反修’为主题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精神，《生活的牧歌》被当作‘宣扬了一系列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全省文艺界受到大规模的批判。在连续几天的大会批判后，我作了一个整天的检讨，并写成《〈生活的牧歌〉自我批判》在刊物上发表，同时给组织上又另外写了8000多字的思想检查。”这也成了一些人后来攻击他“立场不坚定，向极‘左’势力缴械投降”的把柄。

　　此外，在述及云南文艺界建国后几十年的曲折历程时，既把成绩讲够，又不回避矛盾，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部纠纷和冲突，从而总结经验教训，为开辟新时期云南文艺的美好未来出谋划策，尽心竭力。

　　这也是《我的文学人生》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和特点。

　　在国内尚无同类专业烟囱软件情况下，本程序可以为设计人员进行整体悬挂式钢内筒烟囱的设计提供便利，同时可以满足现在设计人员对于工程设计智能化计算的要求，该软件还需后续优化完成自动绘图模块，并需要足够的理论支撑才能完成更加合理的软件设计。

　　博闻强记，过目不忘，是晓雪的过人之处。据经常与他接触的蔡毅先生回忆：

　　晓雪天生一肚子的诗情画意，有生来超群出众的记忆力。他作诗仿佛说话般毫不费力，不管走到哪里一首首诗就随之飘出。每次采风游览，你让他发言，那几乎就是用诗说话。若再提供纸笔，立时一幅书法、绘画作品就诞生了。倘询问历史或某人某事，凡他经历过的，像背诵似地告诉你时间地点，尤其是年月日，隔了几十年也可以分毫不差地告诉你，包括别、车、杜的生卒年月，鲁、郭、茅、巴、老、曹的年岁差异，其数字记忆之清晰准确，堪称一绝。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几十年来坚持记日记。所以，他在书中写的每一件事，都有原始记录。乃至被他批评的某些个人，在事实面前根本无法抵赖。

　　每逢参加重大文化艺术活动，他还注重搜集资料，举凡会议文件、领导讲话、新闻报道、图书资料……他都一一保存，到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派上了大用场，有的作摘引，有的全文引用，原汁原味，毫厘不爽，这是最权威的“原始生态还原”，不由你不佩服。

　　请看晓雪老师与作家班有关的二则记载— —

　　1997年1月13日下午，陪赴玉溪参加红塔笔会返回昆明的几位作家——汪曾祺、高洪波、雷达、曹文轩、李迪、高伟等去云南艺术学院作家班，与学员们见面座谈。因堵车两小时，他们第二天即飞回北京，所以汪、高、雷、曹四位一共只讲了一个多小时，但对学员们已是很大的鼓舞，留下了难忘的记忆。18日，我又去作家班为学员们讲《中国新诗的繁荣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讲课前先传达了全国六次“文代会”和五次“作代会”的主要精神。

　　2014年12月28日晚，经我再三劝阻无效，云南艺术学院吴德铭教授还是邀集了当年他主办的“作家班”的部分师生和文学界的一些朋友，在荣盛轩请我吃饭，买了蛋糕和鲜花，祝贺我八十华诞。张运贵、李丛中、杨振昆、蔡毅、汤世杰小简夫妇、李国庆、李莉、田素昆等参加。吴德铭转达了赵廷光、王天玺的祝贺，汤世杰讲了很动情的话。杨振昆、程地超写了贺诗：“晓来牧歌声悠扬，雪白风清意更长。文章本是千古事，瀚海留名德永昌。”

　　一部好的小说，必须做到塑造人物，讲好故事。文学性的人物传记也是如此。那么，怎样塑造人物，讲好故事呢？简单来说，应该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生动具体、细致入微的描述，从而能够栩栩如生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我认为，本书中写得最好的章节是《初恋》。谓予不信，请看笔者摘引的部分段落— —

　　第三天我又在食堂门口远远地看见她，她也看见了我，但仍旧只那么目光一闪，就同几个女伴说说笑笑地走开了。这时我才看见她穿一件草绿色的短上衣，有一头乌黑漂亮的短发，个子不算高却很苗条匀称，从侧面和背影看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美人儿。她满不在乎，也许没有任何感觉，似乎并不想同我认识，而我却“一见倾心”，爱上了她！

　　此后两个多星期，我再也没见到她，却天天、夜夜、时时刻刻想着她，不知她在哪个教室上课，住在哪个宿舍，是病了，走了，还是故意躲着我。

　　……

　　我们见面后，却半天没说话。两颗心都在怦怦跳动，但不知第一句话该怎么说。我们还没有在一起交谈过。她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我看看她又赶快低下头。还是她笑着先开了口：“你真是个孩子，我要是个坏女人呢？”我说：“直觉告诉我，你不会坏，而且很可能是，也许是我理想中的好姑娘。”她大笑起来，笑一阵后却严肃而有几分忧伤地告诉我，她把我的信反复读了几遍，她被我纯真、直率而热烈的感情深深打动，所以她必须一见面就坦诚地说，她一年多以前已经结婚，而且她已经28岁！比我整整大10岁！说着说着，她眼里竟泪花闪闪地说：“那天我也是偶然发现你，觉得你高高的个子，长得英俊、潇洒，有灵气，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所以多看了你一眼。那是一种本能，没有什么想法，没有别的意思，想不到竟惹得你一个多月不平静。我不好，我对不起你……”

　　看着她白里透红的像刚刚开放的粉团花一样的脸蛋，看着她那双细皮嫩肉像鲜藕一样的手，看着她那双会说话的令人销魂的大眼睛，我感到她比我见过的所有女同学都年轻漂亮，我不相信她会有那么大，也不相信她已经结婚。我希望她是在骗我。但她详细说了她的身世，她的家庭，等了她五六年才同她结婚的丈夫。她说她丈夫原来坚决反对她上大学，就怕她在大学里感情发生变化，她作了保证才来上大学的。

　　所以她最后说：“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关系。你比我最小的弟弟还小两岁，就让我做你的姐姐吧！”

　　……

　　1954年7月，长江水位猛涨，各大学的学生也组织起来轮流奔赴防汛前线，投入抗洪抢险的紧张战斗。毕业班先分配离校，我被调到防汛前线指挥部搞宣传工作。走前与“姐姐”最后一次约会。她说：“两天后我就要走了，分到他所在的城市去，具体单位还没有定。确定后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反复考虑过，我们以后还是不通信为好，我不愿意影响你、耽误你，你一定会找到比我好得多的意中人。希望你一定理解、原谅我……”她说到最后，竟泣不成声，我也伤心地哭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一夜，我们在一起谈得很晚。我尽量引出一些愉快的话题，但彼此却都怎么也愉快不起来。她依依不舍地抚摸我的前额、我的头发、我的耳朵和脖子，我却只顾扑在她的怀里，老是哭，竟没有想到吻她一次。最后她猛不防亲了我一下，就风一般地跑回宿舍大楼去了。她走那一天，我却未能赶回来送行。她走后也真的没有再给我来信。我非常想念她，后来还为她写过不少诗，却因不知道她的单位地址，无法投寄。几十年过去了，我已届花甲之年，她如果还健在，该有七十多岁了。但我至今还保留着她送我的那副手套和一个纪念章，那是当年流行的一种普通的中苏友好纪念章，背面刻有“中苏友好万岁”几个字。

　　可惜，在晓雪老师进入顺境以后，这样生动感人的文字明显减少了，有的是风光体面的高规格接待，灯红酒绿的碰杯和不盈于耳的颂扬赞美之声，我们相信，晓雪老师对此是有所警惕和防范的。

　　在这里，还想提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文学作品应该具备两个功能：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在晓雪老师的作品中，前者占的比重很大，后者则微不足道。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柔情似水，吟诵“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晓雪；也希望看到另一个怒目金刚，“刑天舞干戚”的晓雪；当然，这对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近乎苛求，就算是学生的一点企盼吧。

　　最后需要肯定的是，《我的文学人生》虽然长达60余万字，但构思缜密，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层次分明，语言清丽，诗意浓郁，是一部全景式、史诗式，融文献性、资料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炉的传世之作，起到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弥足珍贵，功不可没。

　　“特别是玉龙山，我不论在校园散步，在街头行走，或在校内外的东坝子背英语单词，只要一抬头就看见她：那么雄伟神奇而又平易近人，那么高大威武而又朴朴素素，那么高洁耀眼、晶莹璀璨。早晨，当第一道霞光照在主峰扇子陡上，她更显得那样的高洁、亮丽而美妙无比。我想，一个人的神韵风采，如果能有玉龙雪山的万分之一也就够了！于是我给自己取了‘晓雪’的笔名，表达了自己的一种向往与追求。”

　　晓雪老师，祝您永远晓风和畅，晶莹如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