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传

　　《重庆之眼》是云南著名作家范稳以战时“陪都”——“重庆大轰炸”为背景的一部长篇力作，是“一部拥有民族志气、国家底气、文人诚信和文化自信的作品……《重庆之眼》让‘重庆大轰炸’的历史，终于得到了后续震荡至今的全景式的充分书写”。且与以往抗战小说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神剧式’的去刻画侵略者，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加以观照反思，展示了新的历史视野、国际视野和人性视野。”初读时，我还试图沿用人物、情节和环境的比对方法，对这一“鸿篇巨著”进行“套路式”的分析和处理；可再读，我发现仅从这几个方面来对它进行诠释，是远远不够的。这点，无论是从《重庆之眼》摇曳生姿的叙写方式，还是里面古典唯美的诗词意韵以及诙谐幽默的重庆方言来看，它都集中体现了作家坚实的生活底蕴和深厚的文化修养，正如青年评论家李云雷所云，“小说（《重庆之眼》）再现了重庆袍哥的江湖世界、当地望族的生活世界，以及郭沫若、老舍等进步文人的文化世界，层次丰富，富于意蕴，在新时代铭记抗战历史，以‘重庆之眼’讲述中国故事。”下面，我就以我读《重庆之眼》的一些体会，斗胆献丑，与诸君共赏。

一、行文自由灵活，脉络清晰，摇曳生姿

《重庆之眼》共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子儒为首的“东京原告团”。这些在日军“无差别轰炸”中幸存下来的重庆老人，他们自觉或自发地开始了对日本军国主义“漫漫无绝期”的索赔和控诉；另一条线是邓子儒、蔺佩瑶和刘云翔三人的“情感纠葛线”。应该说，在风云变幻和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背景下，作家对这三人情感和关系的处理，拿捏得很到位。里边有悲情，有缠绵，但更有三人彼此间的包容和理解。两线无所谓主次，交叉进行、互不干扰，集中体现了他们三人之间的旷世爱情和婚恋生活，从而有力的反映出“重庆大轰炸”背景下的主人公那种坚贞不屈和愈战愈勇的民族精神，以及重庆人乐观、豁达、开朗的性格特征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古人云，“文似看山不喜平”，我认为两线交替进行的好处至少是这样：既避免了行文的单调呆板，又造成了摇曳生姿、峰回路转的艺术效果，脉络清楚、层次分明，能让读者在审美愉悦中得到有效的休整和缓冲。

　　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重庆之眼》也并非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着重讲述了一个关乎“三角恋爱”的故事。如果非得这么理解，我以为，这是对三人情感关系的一次“冒犯”和亵渎。刘云翔和蔺佩瑶本是一对相互倾慕的初恋情人，可就因为战争这一罪恶黑手，把这原本深爱的一对，活活分开。最终，蔺佩瑶阴差阳错，嫁给了富商之子邓子儒。故事到这里，这一“情感纠葛”似乎就可画上一休止符。可作家却不甘心，反而“别开生面、横生枝节”的让作为英雄的刘云翔再次出现，且让他再次见到昔日的初恋情人，并旧情复燃。最让人“虐心”的还是，这两人是那般的相爱，却始终不能相守。直到故事的最后，刘云翔一生也没再婚恋。三人就这么在一种超乎“默契”的相随相伴里，慢慢终老。一个昔日的空军英雄，无所谓占有和吃醋，他就这么在恋人痴情的守望中，与日军进行着殊死的交锋，或幸福快乐地伴其左右。需再次指明的是，就在邓子儒、蔺佩瑶和刘云翔三人的感情纠葛中，刘云翔和蔺佩瑶之间的爱情，从始至终，一直都是很“干净的”，是可放到阳光下来进行“晾晒”的，没有丝毫的暧昧和模糊，这对动辄就把“第三者”写得龌龊和不堪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二、浓郁的江湖画面与重庆方言的熟稔使用

《重庆之眼》的又一亮点，是作家对袍哥组织（即哥老会）的谙熟掌控。上至对袍哥组织等级的了解，下至对袍哥组织行事做派的描画。“父亲邓闲远作为重庆码头上‘义’字辈‘天门堂’的头排袍哥大爷正在家里摆流水席，接待前来贺喜的重庆本地甚至远到成都各方码头上的袍哥大爷和英雄好汉……他们大都有隔山打人、坐转乾坤的本事，或乘轿，或迈着器宇轩昂的八字方步，身后跟着二爷、三爷或一溜小老幺。他们见面行‘拐子礼’，在茶馆里摆‘茶碗阵’，报上各自码头的山名、堂名、香水名以及字辈排序，拱手互称英雄，喝茶指点江山，俨然一场江湖群英会……”看到这里，我们对小说又有了个新的认识，在众多以革命或抗战为题材的小说里，能如数家珍、细致穿插江湖帮派常识的，着实不多。它不仅能使作品有着一定的“吸睛”的看点，也能让读者对新中国成立前的重庆有着一些关乎“江湖”的记忆。尤其里面适当杂糅了一定帮派成员的口吻，不仅凸显袍哥作为一方社会组织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凸显了主人公邓子儒父亲（邓闲远）本人在重庆的尊荣程度。如“人家罗经理是从大上海来的，‘百乐门’里都兴这个的，我们得让客人高兴吧？让码头上的兄弟伙扎在门外，看哪个龟儿子的还敢来臊皮……”

　　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抽掉它身上特有的“地域标签”，也就等于剥去了它浓郁的地方味道和俗世色彩。《重庆之眼》浓郁的地方方言，不仅能让读者去真切的感受重庆人特有的乐观、豪放和爽朗，也能让读者更好地去把握主人公独特个性的形成，从而加深对重庆方言文化的认识。如“一颗炸弹多少钱？开一次飞机又要背多少油（背油即浪费的意思）？那日本人是方脑壳（形容人木头木脑，愚蠢）唛？他们怕没得那么哈（傻）。”再如：“大爷，去年沙坪坝杨家花园的三姨太裹上了一个大上海来的小开，杨老爷心急火燎的出手，将小开沉江里，三姨太自杀，杨老爷还被捉去关了一阵……”这里，请允许我再啰唆一下这一“裹”字，它意为两性之间那种不正当的、偷偷摸摸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重庆方言简明扼要的这一特色。我想若非西南这边的读者，对这一“裹”字，也是难于理解的。这，也即作者倾力打造重庆地域文化的一大表现吧？至于年轻时的蔺佩瑶霸气冲天、牛气十足的话，更是读者对重庆“辣妹子”火爆、爽朗的性格，有着入木三分的了解。如，“李叔叔……重庆地皮上是哪个说话算数哦，还有王法没得？这个丘八屁侉卵侉的想占我的欺头（占便宜），锤子大爷才虚他龟儿子，哪个砍脑壳的敢拦本小姐的车，老子让他倒霉成冬瓜灰！”

三、提纲挈领的开头和唯美古典的诗词意韵

好的开头，一般都能起到一个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列夫·托尔斯泰在其名作《安娜·卡列尼娜》这么简单的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虽是简单的一句开场白，却昭示着主人公安娜爱情生活的不幸开始。同样，《重庆之眼》的开头和托翁《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在效果上，是几近相同的，它都同时起到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艺术效果。请看《重庆之眼》作者是这么开头的：“邓子儒一生也搞不明白，莱特兄弟为什么要发明飞机。天空本来是属于鸟儿的，人飞上了天，就应了中国的那句成语——无法无天。而人一旦失去了天空，比脚踩不到坚实的大地还要慌乱。”然后通篇就围绕日军“重庆大轰炸”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来进行，并逐次开展了飞行员刘云翔和日机进行殊死搏杀的整个记叙。可以说，这个开头，贯穿了《重庆之眼》这部作品的始终，因而我说它起了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也并非是夸大其词的。

　　至于在主人公情感的烘托和渲染上，作家除不时闪现一定抒情性文字外，更多则通过一些古典诗词来对读者进行一种情绪上的感染。如当刘云翔被袍哥押着上路，逼迫与蔺佩瑶分手时，一首“挥泪赴前线，揖别巴蜀情，此生当已死，巫山再无云。”足以让人肝肠寸断、愁肠千结。再如这首“犹忆旧园青竹短，惊看双鬓白丝长，笑谈别后冤遭屈，喜得相逢寿以康。”就更有两大情敌“一笑泯恩仇”的时光恍惚了。

　　除上述这些，作家还引用了《诗经》（岂曰无衣），刘禹锡《竞渡曲》以及日本俳句等方面的诗词，这对情节的推动和情感的升华，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烘托和渲染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作家在这方面的修养和修为。

　　总之，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除了要带给读者一定“好读”和审美的“本真”，还得向读者折射出一定信息量和强有力的时代音。因而，就这一点来说，《重庆之眼》所折射出来的信息，是宏大的、多元的。这正如《重庆之眼》一书推荐语中所提到的那样，《重庆之眼》的确是一部集“江湖义、儿女情、山河恸、家国事、民族心”为一体的、不得不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