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为平

　　又到雨季。

　　今年的雨季来得偏早，且淅淅沥沥，缠绵不绝，遂想起汪曾祺的《昆明的雨》来。

　　汪曾祺与昆明是有缘分。十九岁就读于西南联大，1946年离开，前后在昆明生活了七年。离去时犹自恋恋不舍：“昆明的天气这么好，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呢？”

　　走得那么不舍，怀念便如影随形。“我想念昆明的雨”，《昆明的雨》的末句如此写道。因了这份想念，汪曾祺把昆明的雨季写得生动鲜活，摇曳多姿。

　　昆明的雨季一般较漫长，往往从五月份一直绵延至初秋。抗战时期，巴金曾两次来昆明探望未婚妻萧珊。第二次是1941年七八月份，正逢雨季，“差不多天天落雨”，生活、出行均受影响，诸多不便，于是不免埋怨“听到淅沥的雨声……真叫人心烦”，“这雨不知要下到哪一天为止”（见《龙·虎·狗》序）。然而又说，“但正是这雨使我能够顺利地写成这些文章、编成集子”（见《关于〈龙·虎·狗〉》），在被雨阻住的日子里，在租住的先生坡一处寓所的小书桌上，巴金一气写作了《风》《云》《雷》等十九篇散文。——如此说来，昆明的雨也算是对巴金的创作多少有些功劳的。

　　巴金只是过客，他看到的雨不过浮光掠影，汪曾祺就不一样，经年生活于斯，日久不知身是客，故能体味昆明雨季的独特魅力。昆明的雨季虽漫长，“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并且补充说“人很舒服”。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昆明雨季开始时，江南一带正差不多步入梅雨时节，气候湿热粘黏，濡闷难耐；而昆明本以“花开不断四时春，天气常如二三月”的春城闻名，夏天不会太热，下起雨来，更是凉爽怡人，难怪汪曾祺会对昆明的雨季情有独钟。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在汪曾祺眼里，昆明的雨天是明丽动人、饱满丰足的，有生命的欢悦在萌发。读这样的文字，仿佛满目皆是草木在雨水浸润下尽情舒展生长的盎然景象，心里也不由漾起淡淡的欢喜来。

　　在现代作家中，周作人也长于写雨，他甚至以“苦雨斋”名其书房，听上去有些清苦的意味，不过他笔下的雨境却是令人舒畅的。“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苦雨》）这样的意境，与他所谈的“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制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何其相似，表达的都是对一种宁静、闲适又不乏诗意的生命境界的向往。自然，周作人笔下的雨是透着理想化色彩的，汪曾祺在这里所写的雨则充满了现世的生命气息，各自传递着写作者不同的人生意趣。

　　其实，在古往今来的文人笔下，雨所代表的意蕴又何止这两种。“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是欣喜愉悦，“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快意洒脱，“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是锥心孤独，“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是人生凄苦……雨在文学中，实在是扮演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媒介作用。

　　昆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汪曾祺写到的也多：宝珠梨、石榴、杨梅、木瓜、葛根、菌子、糖炒栗子、灰菜、豆壳虫、野菊花……有意思的是，他写到的多为吃食，这自然是“吃货”本性使然了。熟悉汪曾祺的人都知道，他好吃、善吃，对美食很有研究，与吃有关的文章在他的创作中占了不小的比重。这一特点在《昆明的雨》中也自然很突出。

　　

　　

　　在诸多菌子中，他写得最好的是干巴菌。手法上就很独特，先抑：“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然后笔触一转：“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手法、文字之精之妙，令人绝倒。李渔曾款宴友人，以蕈、莼二物做羹，加入蟹黄、鱼肋，名“四美羹”。座中客人吃得不亦乐乎，说：“今而后，无下箸处矣。”以前读到此处，不由拍手称绝。如今来看，似乎汪曾祺更胜一筹。二者皆妙在不直接描绘味道如何鲜美，仅以食者极端的反应来衬托，为美味留下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想象空间。《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此三者，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在《昆明食菌》一篇中，汪曾祺到底忍不住，还是细细描绘了这令他吃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味道：“干巴菌，菌也，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曹白鱼鲞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肝香味，且杂有松毛的清香气味。”这样的味道，估计除了自称“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苏轼，自诩“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的张岱等这般美食家外，普通人是不易品味出来的。而这几样东西中，除了宣威老火腿和松毛，其余皆为江南特色美食。从千里之外的异乡食物中品出家乡熟悉的味道来，这其中多少潜藏着一缕乡愁吧？

　　文中写到的物产还有杨梅和缅桂花。

　　昆明的杨梅个头大，名为“火炭梅”，颜色黑红黑红，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味道也不酸，汪曾祺将之与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相比，结论是“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他特意写到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她们“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原汉文化地区的读者来说，多少会有些新奇感。其实，昆明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提及汉朝时，生活于今滇池地区的有滇部落，及周围“君长以什数”的众多部落。历史研究也表明，这一带在古代就是百越、百濮各民族共同混杂居住的地方，因而多元的民族文化也便成为昆明的一个特色。这些卖杨梅的苗族女孩大多来自昆明周边山区，她们从山上摘来杨梅，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

　　在昆明，整个雨季总是弥散着缅桂花淡淡的幽香。缅桂花这一名字，似乎只有云南一带这么称呼，其他地方大多称之为白兰花，北京又叫“把儿兰”。“缅桂花”之名，当是与云南和缅甸相邻有关。自小见到的缅桂花大多高大，及至读到汪曾祺不无惊叹地说“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时，才知道原来云南的缅桂花自有独特之处。文中提到他当年住过的若园巷二号院内有一棵大缅桂树，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花开时节，每天便和她的养女搭了梯子摘花拿到市场去卖，也许是怕房客乱摘，时常也给他们送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想起读过的一个小故事，说一个盲人每天都会摸索着准时打开楼道的路灯，别人大惑不解，你自己又不需要灯，为何那么积极去开灯？盲人笑着解释道，开灯能给别人带来方便，也给我自己方便。灯亮了，别人也就不会撞到我了。这样的事，远比割肉喂鹰、舍身饲虎之类的故事更能打动人，只因它更真实，更贴近人性。这世上的圣人毕竟少之又少，而我们每一个凡俗之人都有自己卑微的欲求；有的善意，动机不见得是高尚的，但方法对了，也会给人以温暖。

　　在《昆明的雨》中，汪曾祺还特别提到昆明的一个习俗：旧时人家会在门头上悬挂八卦图、小镜子以及仙人掌以辟邪，因了空气湿润，仙人掌不仅不死，还能继续生长开花。——多年前读过之后，这一景象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却不免遗憾这样的景象在现实生活中已难觅踪迹，如今昆明城处处高楼林立，仙人掌也成为花市里售卖的点缀品，大多数人恐怕没见过汪曾祺描绘的那种生长在山间地头“极肥大”的仙人掌了。不过在偏远的郊区，偶尔会见到一些。一次去团结乡那边的山里游玩，驱车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时，不经意瞥见路旁一个明显有些年头的老旧院落，门头上挂着的正是一支仙人掌，围墙上草蔓萋萋。一时竟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这是汪曾祺离开昆明四十年后写的诗，并说：“我怀念昆明的雨”。四十年的时光，苍狗白云，世间已是多少沧桑，而依然能念念不忘的，该是一种怎样的深情！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