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忱忱

　　十六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族大融合和大变革时期，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建立，入主中原，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契机。其中羯族统治者建立的后赵政权，作为十六国政权之一，依靠其自身的文化特色，对中原文化的发展形成自己的影响。文章就以羯胡少数民族为例，探讨相关文化特色及文学发展问题。

　　羯族政权作为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之一，依靠自身特色建国，并依赖中原文化与自身文化的融合，成为当时民族大融合时期的代表。有关羯族建立的后赵历史，现存的有《晋书》《魏书》《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中保留的崔鸿《十六国春秋》部分中得以了解。文章以羯族文化特色分析为基础，继而探讨在羯族文化特色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羯族后赵政权的文学创作，总结后赵政权下文学的发展对于十六国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羯族文化

羯族政权作为十六国时期政权的一支，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注重吸收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因子，对自身文化基础进行改造，并化成自身民族文化中，分析如下：

（一）佛教文化

北方十六国中最早提倡佛教的是后赵。后赵时期在统治者的支持和佛图澄的大力传教下，不仅佛教发展迅速，信教僧徒急剧增加。佛图澄，本姓帛，西域龟兹人。在佛图澄的影响下，胡汉人民信仰佛教的人与日俱增，崇佛成为一时风尚。据《高僧传》载“其弘法之盛，莫之与先。考其声教所及，河北中州之外，江南名僧，亦相钦敬”。后赵时期的寺庙究有多少，由于现存资料稀缺，我们不得而知，据《高僧传·佛图澄传》记“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从上总结可知，佛图澄弟子众多，为当时德高望重之人，且受到后赵政权的重用，由此可以看出后赵政权对于佛法的推崇。

　　后赵佛教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佛教徒积极参与后赵政治军事决策，直接影响着后赵的生死存亡。后赵的佛教徒一面广收弟子，传授佛经，钻研佛典，一面则直接参与羯族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决策，为统治者服务，且影响巨大。从佛教发展史来看，后赵佛教对后世佛教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次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鼎力支持和崇信。自佛教东传以来，无论是汉明帝、楚王英，还是汉桓帝和魏明帝，对佛教的支持都是有限度的。但到后赵时期，不论石勒还是石虎，他们对佛教的崇信，对僧徒的宽容与礼遇，都已远远超越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如佛图澄“事必咨而后行，号曰大和尚”，石虎更救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自是勒诸子多在澄寺中养之”。信仰者有质的突破，上至皇家贵族公卿、文人学士，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大量的信教人员，佛教信众甚多。在石勒、石虎支持下，后赵佛教便突飞猛进的昌盛起来，信众甚多。后赵石勒、石虎崇佛甚盛，朝臣亦事佛起大塔，如尚书张离，张良家富，事佛起大塔，邺中佛寺可考者亦有多所。三，后赵佛教对当时周边各国的影响也很深远。后赵灭亡后其裔部仍在黄河流域一带护法弘教继续促进当地佛教发展。另外，也有大批佛教人物外逃，在周边各国继续弘教，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东晋、前秦、后秦诸国的佛教。史载后赵末年，道安率分遣弟子，各趋诸方，

　　“复宣佛法”。

（二）儒家文化

后赵为了统治汉族人民，极力拉拢汉族士大夫阶级，而这些留在北方的中小地主士大夫阶级所奉的是儒学。因此后赵石勒石虎也极力提倡儒学和保护儒学。后赵石勒对士人采取优容、重用、保护的态度，同时继续采用九品官人制度，如“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属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后来又“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张宾和石勒的合作，对石勒起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张宾的影响和拉拢，北方很多士人臣服于石勒，与石勒合作。如河东裴宪、范阳卢堪、渤海石璞、北地傅畅、颍川荀绰、清河崔悦、荥阳郑略等。

　　石勒还积极推行汉化改革，以期缩小胡汉之间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距。石勒自己就热心学习汉族文化。《晋书·石勒载记》称其“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石勒不仅自己爱好汉族历史文化，而且也非常注意培养其继承人。其第二子石弘，子大雅，后被立为太子，自少受到比较系统的汉族礼乐文化的熏陶，“幼有孝行，以恭廉自守”，随汉族名士杜暇学习儒家经籍，又随续咸记诵法典律书。作为一个羯族统治者，石勒学习汉族历史文化，绝不仅仅是个人兴趣问题，而主要是为了以身作则，广泛传播汉文化。石勒攻取河北后，即在襄国“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属为文学椽，选将左子弟三百人教之”。这些“将左子弟”中，当有一些羯族人。不久，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左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拆之卫”。并在襄国城西起辟雍，明堂。石勒对这些学校的教育十分重视。他称帝后，曾亲临太学和各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对那些成绩突出者，多加赏赐，以资鼓励。

二、文学创作

后赵由于征战和政权存在时间较短，所收录的作家寥寥。但通过相关史料收录记载所查，亦有相关文学创作的流传，本文分为诗文创作和乐府建制的相关记载，考察有关后赵羯族政权中的文学创作的特色。

（一）诗文创作

　　作家 文（数量） 诗（数量）石勒 16 0石虎 13 0石遵 1 0

　　石勒所存文16篇，如《下令绝刘曜》《下令论功》《下令起建德殿》《复武乡令》《获黑兔下令》《擒刘耀下令》《下书拒石虎等劝称尊号》《下书采集律令之要》《下书国人》《下书赐陈武妻》《下书修祖氏坟墓》《下书八座》《又下书》《下书招贤》《下书议复寒食》《报刘琨》等篇，多为政论性文章，为一定事务下诏，既可表现一位政者的气度，也体现了北地文化的影响。石虎存文13篇，《上石勒书劝进》《敕敬佛图澄》《敕麻秋》《下书称居摄赵天王》《下书以钱谷麦赎刑》《下书尊佛图澄》《下书清定选制》《下书拒上尊号》《下书问中书令》《下书听百姓为道士》《因灾异下书》《又下书》《因天变下书求极言》等篇，以及石遵1篇《假刘氏令》。从所存文来看，全是政令之文，实用性强，功利色彩浓厚，虽然文学特质尚未有较好的显现，但是在文章也能体味出渗透在文中的崇佛思想和文风的豪爽。内容涉及赏罚制度、军政、民灾令、求言招贤，以及建宫修殿与臣子进谏等。

　　1.政论战事

　　身为十六国北方诸多少数民族政权之一的后赵羯族政权，在自己的为政中，难免不了处在战乱之中，所以在存下的文章中，大多数篇什都是对于政事和讨伐之事的叙述，如石勒：

　　《擒刘曜下令》：“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获之，其敕将士，抑锋止锐，纵其归命之路。（《晋书·载纪·右勒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下令论功》：“自孤起军，十六年于兹矣，文武将士从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备尝艰苦，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为赏之先也。若身见存，爵封轻重，随功位为差，死事之孤，赏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晋书·载纪·石勒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此两篇文章均为石勒所存文章，作为后赵政权的建立者，他深知政权稳定的来源，所以表现出了北方地区所生活的少数民族的骁勇善战，为自己的政权开疆拓土，奖励军功，此二文也属于政论性公文，既表现出了当政者的气度，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化与文学修养。这些文章中也就多体现出了前文所论述的，羯族文化中所受到汉族儒学思想影响的成分。

　　2.崇佛尊佛

　　在对于羯族文化特色的分析中，还提到了羯胡文化特色中的佛教因子。在羯族文化中，政权执掌者从石勒到石虎，都表现出了对于佛教事业的支持，以及对于佛教大师佛图澄的尊敬与敬仰。此种现象在石虎的政令之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他的13篇文中有关佛的达4 篇，分别为《敕敬佛图澄》《下书尊佛图澄》《下书问中书令》和《下书听百姓为道士》。如

　　《下书尊佛图澄》：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爵匪顾，何以旌德？从此以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高僧传》九，《法苑珠林》七十六，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一。）

　　《敕敬佛图澄》：司空李农朝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高僧传》九，《法苑珠林》七十六，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一。）

　　石虎作为政权掌控者，亲自以政论文的形式下诏文如此，让全国上下都行佛敬佛，无疑促进了佛教在北方地区的传播，为佛教在后世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更加体现了羯胡政权中的佛教思想因子。

（二）乐府建制

乐府建制也体现出了羯族政权所受汉族文化中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权的建设必须配套的就是一系列的礼乐制度的建制。在羯胡政权中也存在着对于乐府建制的表现。十六国时期，是在西晋政权灭亡后，北方地区所出现的少数民族分裂的多个政权集合。在西晋后，政权重组，西晋时的礼乐建制亦废，其中的“伶官乐器”在后世的十六国政权的更迭中，几经易主，且以隶属羯胡政权的时间最长。

　　关于羯胡政权石勒的记载，于《晋书》中有“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银大格，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备矣”，此段话可以看出石勒仿中原礼乐制度而建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而后“礼乐备矣”，作为一位少数民族政权的主权者，石勒无疑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政权稍稳定后，就立志礼乐制度的建制，达到稳定政权的意图。除此，在一些其他文献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后赵羯胡政权对于乐府建制中的文字：如《邺中记》：“石虎后出行，有女鼓吹尚书，官属皆着锦裤珮玉。”“虎大会，礼乐既陈。……又于阁上作女妓，数百衣皆珠玑，鼓舞连倒，琴瑟细伎毕备。”这些史料的记载中，有“女鼓吹尚书”，这一“女妓”“女监、女伎”的记载，虽然叙述不详，但亦可推断出，这些官制的设置多与音乐制度建设相关，且体现出一种首创性。其中，“女妓”“女监、女伎”称谓的呈现，也属于第一次记载。

　　其他有关乐府建制方面的记载，还有一项值得提出的便是，古代戏曲样式的雏形，参军戏的出现。有关参军戏的史料记载：据《北堂书钞·乐部·倡优》引《赵书》云：“石勒参军周延，每大会，使与俳儿着介帻，黄绢单衣。”这是有关古代参军戏的最早记载。稍后于《北堂书钞》，又有《艺文类聚·布帛部》引《赵书》云： “石勒参军周雅，为馆陶令，盗官绢数百匹，下狱。后每设大会，使与俳儿，著介帻，绢单衣。优问曰：‘汝为何官？在我俳中？’曰：‘本馆陶令，计二十数单衣。’曰：‘政坐耳，是故入辈中。’以为大笑。”这两条史料都确切证实了中国古代戏剧史上著名的参军戏乃从后赵政权之中产生，创作此戏者即当时的乐官“俳儿”，亦即通常所说的“俳优”。都当属于后赵羯胡政权所出，体现了当时音乐方面的进展。

　　以上所列举而出的有关后赵羯胡政权有关乐府建制方面的史料记载，主要为了说明，后赵羯胡政权在十六国政权争斗与更迭多变时期，仍在关注与汉族文化的趋同，努力接受汉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吸收儒家思想，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也体现在音乐建制方面。

三、结语

总之，从上述的情况看，后赵文化有显著的“多元”色彩，西域文化、北方游牧文化、汉文化等多种文化共存并容，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佛教文化与儒学思想交相影响。作为羯族统治的少数民族政权，后赵统治者一直努力与中原文化靠拢，诗文创作偏少，但也有一定的政论文存在。另，在乐府建制中，努力保持与西晋相符的建制，对音乐、戏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为后世少数民族政权建立提供范例。

　　

【注释】

　　[1]（梁）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5页。

　　[2]（梁）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3页。

　　[3]（唐）房玄龄：《晋书·佛图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84页。

　　[4]（梁）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5-356页。

　　[5]（梁）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5-356页。

　　[6]（唐）房玄龄：《晋书·石勒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07-2761页。

　　[7]同上。

　　[8]（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13页。

　　[9]同上。

　　[10]同上。

　　[11]（唐）房玄龄：《晋书·石勒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07-2761页。

　　[12]同上。

　　[13]同上。

　　[14]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十一，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427页。

　　[15]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9页。

　　[1]（北齐）魏收.魏书[M].中华书局,1974

　　[2]（唐）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1974

　　[3]（梁）释慧皎.高僧传.[M].中华书局,1992

　　[4]（唐）房玄龄.晋书·佛图澄传[M].中华书局,1974

　　[5]（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