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卡夫卡，一生写过许多极具“荒诞性”的代表作品，如《判决》《城堡》《审判》，但最为人熟知和最负盛名的作品还是中篇小说《变形记》。小说中的主人公格雷戈尔·萨姆沙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硕大的甲虫，他首先担心的是害怕被解雇而不能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然而父母却害怕见到他那可怖的样子，将他关闭在自己的房间里和家庭隔绝，甚至连他最心爱的妹妹也厌恶他，对他深感恶心。即便如此，他仍寄希望于家庭，尝试和家人进行交流，并自认为自己仍然是整个大家庭中的一分子。
母亲由于见到他丑恶的形象而被吓晕，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格雷戈尔想出房间去向家人解释清楚并平息父亲的怒气，结果反而被父亲进行追赶式轰炸。在逃亡中，被父亲所扔的一个苹果嵌入背中，差点要了性命。后来，因为倾听妹妹的小提琴演奏而打扰了房客，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他清清楚楚地听到家人希望他离开的对话，认为他是一只愚蠢的动物，无法与他一起生活。为了成全家人，他自行死去。结局是在他死后，家人们简单地难过了一阵子，随后他们变得轻松起来，开始为未来而作新的规划和设想。
在这看似荒诞、寓言式的故事中，其实主人公一直都在做着一个希望与家人进行交流的努力，这是一种渴望交流的愿望，只是这愿望非但没有实现，反而被家人冷酷地扼杀了，更像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在卡夫卡这里，荒诞性的叙述后面体现的是一种交流愿望的破碎，当这种交流愿望破灭时，同时也象征了一种现实的无奈：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陌生化，不可交流性在家庭尚且如此，何况与外界呢？
一、努力与幻灭：交流愿望的破碎
《变现记》中人和人之间的“不可交流性”是通过一系列交流愿望的破碎进一步揭示出来的。如果把其和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相联系，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一点。在这里，可能得要借用一下弗洛伊德有关于“梦”的解释。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当我们的解释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更进一步讲，这种愿望的满足是如何通过梦来体现的呢？按照他的释梦理论，梦的内容还可以继续细分为梦的“显意”和“隐意”两个部分。所谓显意就是指梦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杂乱无章，毫无秩序，片片断断，而“隐意”就是潜伏或者隐藏在梦的内容之后的梦念，这些梦念通常是一种愿望满足的表达。
如果把《变形记》整篇内容比作一个梦，那么主人公格雷戈尔·萨姆沙变成一只大甲虫以及和家庭发生的种种事件可以算作是梦的“显意”，而梦的“隐意”，也就是作者希望传达和揭示的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性”，但是这一主题却是通过文本中交流愿望的破碎来揭示的，具体表现在文本中便是格雷戈尔·萨姆在变形后一直试图和家庭交流，但却无法实现这种交流愿望。
如前所说，格雷戈尔·萨姆沙在变形后，首先担心的并不是自身的状况，而是家庭状况。“如果不是为了父母而强加克制的话，我老早就辞职不干了，我会到老板那儿去把心底话一吐为快，他听了定会从桌子上摔下来！”他是整个家庭的支柱中心，没有他整个家庭就会垮下去。但是家庭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呢？首先一出房间，母亲便被吓晕，父亲则充满敌意地挥动拳头对他示威。这点姑且可以理解，毕竟初次出场，被变形后的丑陋形象所惊吓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接下来就不可理喻了，格雷戈尔一边说话一边追赶全权代理人，想要说明事出有因，却以“父亲从后面重重地给了他解脱性的一脚，他跌进房间中间，身上流着血。”而告终。在这里要思考的是，格雷戈尔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去追赶全权代理，是因为他还得操心年迈的父母和妹妹，是从整个家庭的大局而出发的，是为了整个家庭而努力的。如前所说，如果没有家庭的束缚的话，他本人可能早就辞职了，但是这种考虑大局和努力的结局是什么呢？不被理解，无法沟通，不可交流，受阻受挫。格雷戈尔虽然变为甲虫，但是其心智毕竟还是人类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表明它与人类的不一样，那仅仅在于他身为甲虫的外表，这就好比，一个人换了一件新的衣服，熟人就认不出来一般荒谬。
即便是被父亲给踹进房间里，格雷戈尔仍然没有放弃和家庭交流的希望和努力。他几乎没有把过错归咎在家人身上，而是设身处地地这样想：“总的结论是，目前他必须镇定从事，要有耐心，要极端体贴家人，使他们比较容易忍受他在目前的状况下不得已给他们造成的烦恼、难堪。”显而易见，在这里，他考虑的所有出发点仍然以家庭为出发点，以家庭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正如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本人在《致父亲的信》中所写“因为你是我衡量万物的尺度”一样。不过他这种念头也只能是幻想，起初妹妹似乎还稍微对他有所理解，给他带去不同的食物和水。然而好景不长，那个他一心想攒钱，计划送去音乐学院的妹妹开始变得自以为是，自以为很懂得她的哥哥，然后自作主张想把格雷戈尔的房间“洗劫一空”，自以为这样能够让格雷戈尔自由自在地爬行。
在这里，妹妹自认为“让格雷戈尔能在最大范围内爬动”的“好意”变成了哥哥的阻碍，是“不可交流性”明显的体现，她根本不知道哥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尔后哥哥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无意间吓晕了母亲；为了唤醒母亲、安慰家人，他冒着风险努力爬出房间，最后却被父亲扔来的苹果嵌进背里面，使得他不得不再次逃回房中，这一系列事件进一步体现了交流的不可能性以及交流努力的天方夜谭。
尽管“他变形以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将来惨遭怎样的厄运，而是担心家人离开他的经济收入后会度日维艰。即使到了家里人视他为‘怪物’和累赘而百般厌恶他时，他依然在为家人着想。他的存在仅是为了给家人提供衣食温饱。”；尽管他自己在做和家庭进行沟通交流的尝试，就算是身受伤害也毫不放弃，但最后的结果是家人放弃了他，让他备受挫折，甚至于在最后要死去的瞬间都还心怀善意地希望能够获得家人理解：“他满怀感动和爱意地回想着家人。他认为自己应该消失，这想法很可能比妹妹还坚决。”
在现实生活中人当然不可能突然莫名其妙地变成甲虫，《变形记》是一个梦幻和变异的世界。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卡夫卡的小说是梦幻与现实丝丝入扣的交融。既是向现代世界投去的最清醒的目光，又是最不受拘束的想象。”通过这种梦幻与现实的交融，更深层次地揭示出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和冷漠。格雷戈尔渴望与家人交流的愿望，以及努力后这种愿望的破碎，形成了一个主题：人与人之家无法达到真正的交流和沟通。
二、“动物与人”和“人与人”
前面讲了《变形记》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性”，这个主题是通过“交流愿望”的破碎来揭示的，但是，对于这种交流愿望为何会破碎，又是如何进一步体现人与人之间交流关系的不可能性，则还有待于更进一步深层次的分析和阐释。对于《变形记》来说，“交流愿望”的破碎在文本中还有着客观因素的限制，这种因素便是主人公和家人之间无法消除的物种差别，而“不可交流性”的主题主要表现在动物和人之间的无法沟通上。文章开篇便叙述主人公变成一只甲虫的事实，甲虫属于昆虫，属于动物，从生物意义上来讲，和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当然无法和人进行交流，这是客观所存在的事实；这一事实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不可交流”的悲剧性，动物和人之间的不可交流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种必然。在文章中，开篇便点明这一情形，是一种先兆，也是一种铺垫，所以在小说的结局格雷戈尔死去也是在意料之中。
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动物意象或多或少占有一定比重，如名篇《地洞》《一条狗的研究》以及现在所分析的《变形记》，都是以动物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生活，同时以此来象征人类的生存状况。《地洞》以动物的视角讲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难以自保的恐惧感，《一条狗的研究》中，“空狗”的天方夜谭以及自我绝食企图达到食物从天而降更显得荒诞不经，不论怎么说，这些都是以动物的视角来对现实世界进行的一种反思，是一种对生存状况及世界可能性的探询。
回到《变形记》上来，主人公格雷戈尔作为一只甲虫，本身和家人（家人作为人）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和隔阂的。他具有虫性，即动物性，所以他说的话家人是听不懂的，因为动物和人本来就是两种生物，由于物种的隔阂，因此他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格雷戈尔说的话父亲无法理解，母亲无理解，甚至于自己最心爱的妹妹也无法理解。当他第一次出现在家人面前时，尽管他“妈妈，妈妈”地叫着，还是使得母亲尖叫起来，落荒而逃；尽管他再怎么“谦卑地转着头”，父亲还是挥舞着手杖并一边跺着脚驱赶他回到房间去。
在小说后半部分，格雷戈尔原本只是想倾听妹妹演奏小提琴的乐声，却吓得全家团团乱转，以至于最后家人弄巧成拙，将房客给赶走；不可否认家人在这里首先是被格雷戈尔丑陋的动物形象所吓到，因此竭尽全力将他赶回房间；但是假如格雷戈尔可以表明自己的意图，假如他能够向家人用人类的语言解释他并不想吓走任何人，只是想重温家庭温暖，只是想倾听自己所疼爱的妹妹的演奏，那么结果还会是这样吗？当然在格雷戈尔自己看来，他似乎已经把自己的意图表明得够清楚的了，但是他说的语言是“虫语”，他的肢体的动作也是甲虫类动物才能理解的动作，作为“人”的家人们是无法理解的，这就难免出现戏剧性的结果，这种结局是动物和人之间无法交流的隔阂所导致的。
然而，如果作者只是简单地写“动物与人”这种对立关系的话，那我们还不如直接去读有关生物知识方面的书籍，这里“动物与人”只是作品（梦）的一个“显意”层面，而作品（梦）的“隐意”内涵在于“人与人”这个层面，后者才是作品的核心。也就是说，虽然写的是“动物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实际上仍然是写“人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让他的主人公变成了一只甲虫，就算这个故事再怎么荒诞，作品还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因此卡夫卡笔下的甲虫除了具有虫的性质，同时还具有人的性质，差不多可以用“半虫半人”来形容主人公格雷戈尔。
当然，卡夫卡笔下格雷戈尔的“半虫半人”性质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毕竟他要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因此就算是动物也必须以人类的视角而出发，这是出于艺术真实的要求。“与生活真实不同，艺术真实以假定性情景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的认识和感悟。”甲虫在这里便是一个假定性情景，形象很怪诞，然而再怎么怪诞，“可毕竟还是人的感觉，然后才演变成甲虫。卡夫卡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即使怪诞，也还要以人的真实感受为基点和支柱。”因此。格雷戈尔虽然变成甲虫，但他的生活仍然脱离不开实际的社会生活。在文本中，格雷戈尔与上司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就是现实中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格雷戈尔这种“半虫半人”的性质还可以对作品中另一个情形做出解释，即在与家庭的交流中，为什么家人无法理解格雷戈尔，不论是他的语言还是动作；反之，格雷戈尔却能毫无障碍地听懂他们之间的交谈？这是相当有戏剧性的一个情景，归结起来，是因为格雷戈尔本身仍然具有人性的一面，因此他能听懂父母，妹妹所言；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本身具有动物性，因此家人无法理解他，和他进行交流。这种双方交流的矛盾性最典型地体现在小说快结尾的部分：
“‘假如他能懂我们的意思，’父亲半说半问；妹妹一边哭一边猛摇着手，表示这是不可能的。
‘假如他能懂我们的意思，’父亲重复一遍，接着闭起眼睛，接受了妹妹对此认为不可能的想法，‘那么还可以同他有个协定。但是像这样子——’
‘它必须离开，’妹妹喊了起来，‘爸爸，这是唯一的法子。你只有设法不去想它是格雷戈尔，可我们一直相信它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但它怎么是格雷戈尔呢？如果它是格雷戈尔，他老早就会明白，人和这样一只动物是不可能共同生活的，他就会自动走掉；虽然我们会失去一位哥哥，但我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并且会怀着敬意纪念他……’”
因为家人害怕格雷戈尔甲虫的形象，不能理解格雷戈尔，因此他们希望他消失；另一方面，格雷戈尔具有人性的一面，能听懂他们的谈话，所以最后才按家人所期望的那样自己默默地死去，选择了离开，这是一种单方面的交流，即“交流的被动性”，这一点在下一节将会展开论述。从整个作品来看，作者写的“动物与人”这个层面依旧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可调和性，但是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写“人与人”而得从一只的甲虫的角度来写人呢？这里就要涉及到象征的意义，象征在卡夫卡《变形记》中同样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人与人”关系的主题，因此需要略微提及一下。
“艺术的最大要件，是在具象性。即或——思想内容，经了具象底的人物，事件，风景之类的活的东西而被表现的时候；换了话说，就是和梦的潜在内容改装打扮了而出现时，走着同一的径路的东西，才是艺术。而赋予这具象性者，就称为象征。”这是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一书中，对象征所做的理解和定义，其中同样运用到弗洛伊德梦的理论，特别是把象征和梦联系到一起时，所运用到是梦的“伪装”理论。简单交待一下何谓梦的伪装，在《释梦》里，并没有对梦的伪装有明确的定义，在这里引用一句比较具有诠释性的原文：“换句话说，这种情况所表示出来的伪装是十分巧妙的，是掩饰的一种手段。我的梦念包含了对R的诽谤；而且为了让我也不注意到这一点，梦中还出现了与之相反的情况，即对他充满了情感。”
简单来说，梦的伪装就是一种变形，原本要表现A，却通过变成B的形象来达到表达A的意图。与之相对应，《变形记》中，甲虫的形象就好比是一种伪装和变形，而通过这一伪装，所要达到的正是与此相似的意图。“象征的外形稍为复杂的东西，便是讽喻（allegory），寓言（fable），比喻（parable）之类，这些都是将真理或教训，照样极浅显地嵌在动物或人物故事上而表现的。”甲虫象征着人的异化和变异，卡夫卡在作品中透过格雷戈尔甲虫这一形象与家庭的对立冲突，象征着人与人之间无法达到的理解、沟通和交流。
三、仰视与俯视：交流的不对等性和被动性
在《变形记》中，导致“不可交流”这一人与人之间处境的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交流的不对等性和被动性。因为交流是不对等的和被动的，所以真正的交流是不可能达到的。先来谈谈不对等性。这里所谓的不对等性是指在相互交流的双方中，甲方能理解乙方的意图，而乙却不能或者不想了解甲的所作所为，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也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甲对乙采取的态度是仰视性的，他希望能得到乙的青睐，获得交流；而乙对甲是俯视性的，他不愿意或不屑于和甲方交流，因此，双方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交流，只能在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中留下无奈。就《变形记》而言，这种不对等关系的交流是很显而易见的。按正常逻辑，格雷戈尔变成了一只甲虫，作为家人，理应关心其生存状况才合情合理，不论他发生什么变化，毕竟他还是家庭的一分子，可是家庭对他采取的却是恐惧、不闻不问，拒绝的态度；另一方面，格雷戈尔却完全能理解家人所要求他的，以至于最后家人要求他死去，他也如他们所愿了。
家庭，作为一种伦理机构，在和个人相比较时，是作为一种比个人更高一个层次的权力机构而存在的，它代表着权威。因此，家庭和个人之间本身就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所以它无视个人的生存状况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是一种俯视生命的态度。放大来说，愿不愿意沟通，愿不愿意交流是取决于更高一层的权威力量的，如果这种权威力量采取拒绝态度，那么就算再怎么努力，交流和沟通也是枉然。这在卡夫卡的其他小说中也有所表现。如在《判决》中，主人公格奥尔格在与父亲的交流中，父亲一直是蛮横而不可理喻的，他拒绝倾听，并把儿子说得一无是处；又如在《审判》里，约瑟夫·K莫名其妙被逮捕，当他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时，无论是去法庭还是求助于教堂都得不到任何指示，也就是说那些权威机构对他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又如《城堡》，土地测量员K受命来城堡进行工作，但是一直无法弄清楚他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当他向城堡高层写求助信时，回答也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
也就是说，当权威机构对下层人众采取拒绝交流的态度时，这种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旦两者处于不对等关系时，交流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分析到这里时，似乎告一段落了，然而在分析《变形记》中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时，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值得揭示，这就是：家人为什么对格雷戈尔采取拒绝的态度，即为什么不愿意和格雷戈尔进行交流？
除了上一节所说到的格雷戈尔本身作为动物、人和动物难以进行沟通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便是家庭权威的势力性。这种势力性表现在格雷戈尔变成甲虫后的无用性上，因为变成甲虫后，对家庭没有任何用，因此便遭到家庭的抛弃。对于格雷戈尔而言，心心念念为家庭着想，是他的根本出发点，即使变为甲虫，他首先想到的是家庭。为家庭担负，为父母还债才是他去当旅行推销员的原因，即便再苦再累。但是家人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呢？
“虽然后来格雷戈尔赚的钱很多，使他能够负担全家的开销，而且真的负担起了全家的花费。大家反正都习惯了，家人和格雷戈尔都习惯这事了。家人感激地收下钱，他乐意地交出钱，但是那种特殊的温暖之感却再也出不来了。”当付出成为一种理所当然时，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爱了。在格雷戈尔变成甲虫之后，家庭曾一度陷入绝望，因为失去了支撑家庭的经济支柱，但是后来格雷戈尔的爸爸，妈妈，甚至连妹妹都开始工作起来，到那时，再也没有人有空或闲下心来担心格雷戈尔的状况，也就是说格雷戈尔只是作为家庭利用的一个工具，以至于到后来，连最心爱的妹妹都直接叫他离开，叫他死去，因为他对家庭已经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了。
由交流的不对等性延伸出来的另一层意蕴是交流的被动性。因为权威和个体两者双方交流天秤的不平衡，被动性是在所难免的，这也就导致个体只能仰视权威，只能对权威唯命是从，从而导致了两者之间不可能达到真正交流的局面。在《变形记》中，这种交流的被动性最典型地体现在小说快结尾时，父亲和妹妹在对话中都希望格雷戈尔离开，希望他死去，然后格雷戈尔真的就死去了。这种唯命是从看似显得不可思议，但其实也是权威所造成的必然。家庭是权威，个体必须服从它所下达的命令，然后被动地去执行，就算是最终导致个体毁灭也在所不惜。但在《变形记》中，以格雷戈尔的死所付出的代价换来的结果是什么，是家人的心安理得。“他们决定，今天要用来休息和散步；他们应该歇歇工了，而且也实在有这种必要。”在结尾时，“电车到达目的地时，他们的女儿第一个站起来，舒展了一下她那年轻的身体，在他们看来，这恰恰是对他们新的梦想和良好心愿的一种肯定。”
这个结局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判决》和《审判》的结尾。《判决》中，格奥尔格最后受父亲判决他“死”的命令，而跳水死去；而在《审判》里，K虽然到最后也没有能弄清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被逮捕，但也还是服从上级安排把他送去刑场处决的命令。回到《变形记》，这三者之间的共通性在什么地方？三个主人公都服从了权威所给他们下达的指令，并也亲身去履行了，但是以死的代价所换来的是什么？这种被动性的交流方式达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谐吗？如果达到了，那么格雷戈尔的家人不会在他死后显得那么轻松和自在；如果达到了，又为什都要以死而作为结局呢？所以，死亡作为卡夫卡小说的一种结局，同样预示和象征着人们交流的不可能性。
【注释】
[1]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03·释梦（上）》，第127页，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2]高年生，韩瑞祥等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Ⅱ·变形记》，第2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3]高年生，韩瑞祥等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Ⅱ·变形记》，第2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4]高年生，韩瑞祥等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Ⅱ·变形记》，第2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5]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下》（修订版），第13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6]高年生，韩瑞祥等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Ⅱ·变形记》，第2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7]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102页，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8]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第9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9]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第153页，花城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
[10]高年生，韩瑞祥等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Ⅱ·变形记》，第2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11]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第33页，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12]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03·释梦（上）》，第144页，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13]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第34页，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14]高年生，韩瑞祥等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Ⅱ·变形记》，第2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15]高年生，韩瑞祥等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Ⅱ·变形记》，第2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16]高年生，韩瑞祥等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Ⅱ·变形记》，第2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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