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全兴

　　俞平伯说它“俨然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就是《浮生六记》。它是清朝苏州人沈复（字三白，1763～1825）著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笔记。“浮生”二字，典出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然而，沈复并不将浮生看作一场春梦，放浪形骸、玩物丧志地及时行乐，而是将寻常平民生活过得既有情调又有意味。林语堂在此书汉译英的序中，也指出书中所述夫妇生活的特点是“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这是沈复做人的高明，这本笔记的价值。

童趣解析

《浮生六记》被有心人杨引传从地摊上发现时，已是残本，只存四记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但就是这残本，也足以显示此书不同凡响。

　　一个人高明不高明，和个性很有关系，和个性中的趣味性更有关系。沈复此人的个性，在于从小就有浓浓的趣味。在封建社会大行科举考试的时代，一个人没有被唯有读书高的风气扼杀，对大千世界事物趣味十足，是很不容易的。沈复童年时期的童趣，使他成为一生趣味性浓郁的人。他在“闲情记趣”说“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这并不是说他果真有明察秋毫的眼睛，而是说他好奇心童趣的流露，使他对藐小之物观察入微。

　　喜欢沈复文章的人，往往赞赏这样一段话：“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有人不以为然，把令人发怵的“夏蚊成雷”，看作“青云白鹤”，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其实，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即个体依据其需要、情绪的主观指向，将自己的特征转移到事物的现象。因此，并不是真的喜欢嗜血成性的蚊子，只是把蚊子想象成自己喜欢的白鹤而已，而这真是童心中趣味性的流露，可以看作化腐朽为神奇的特例。

　　同样，文章中说“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常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又说“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惊恐。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也是心理学上的移情作用，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转移到事物上造成的现象。但童年心理的投射效应和移情作用，比成年心理更为突出和强烈，这是它的年龄心理特殊性决定的，值得重视和珍惜，应该尽可能保持下去，可以对儿童的身心发育和人生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世上太多没趣的正人君子，而沈复是一个有趣的人，怪不得有趣的人能够写出有趣的书。

　　梁启超当年大力提倡趣味教育，认为“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人教版的语文书，曾经将沈复描写的上述童年故事，以《童趣》为题选入，可以说是高度的评价。

散淡的人

罗丹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沈复本是清代乾隆至嘉庆期间的小商人，名不见经传，能够写出有趣的书，还在于他将童趣童心日后发酵开来，成为一个审美的智者，有了发现美的眼睛。

　　当然，这也和他在人格上是一个散淡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散淡的人是潇洒的人，达观的人，优雅的人，因为散淡是一种融合文化底蕴和心胸开阔的人性。一个人散淡了，就能将平淡的生活过得不平淡，在他眼中，天涯何处无芳草？也正是散淡的人，能够将他夫妇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写得清澈而细致。俞平伯说《浮生六记》是一块纯美的水晶，明莹而精微，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散淡的人，心无杂念、襟怀坦白，美的发现必然敏锐、洞察、睿智，应用于实际生活。沈复就是如此。他说，“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 虚实相生是古典美学方法，沈复深中肯綮，说明他的散淡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绝不是胸无点墨的凡夫俗子。再加上他在文字方面特有灵性和天分，随心所欲地将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感，淋漓尽致地娓娓道来，一一形诸笔下，难怪是脍炙人口的美文。

　　一个散淡的人，美的发现必有独特之处。沈复说“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在他看来。扬州园林虽好，但他只看好“九峰园另在南门幽静处，别饶天趣，余以为诸园之冠。”天趣，是他品评园林山水的第一标准。因此，绍兴的吼山为当地名胜，然而“有柱石平其顶而上加大石者，凿痕犹在，一无可取。”同样， 杭州西湖的“湖心亭，六一泉诸景，各有妙处，不能尽述，然皆不脱脂粉气，反不如小静室之幽僻，雅近天然。”天趣、天然与世俗相悖，从而“黄鹤楼江中往来小艇，纵横掀播，如浪卷残叶，名利之心至此一冷。”原来，他之所以尊崇天趣天然，根本原因它们是功名利禄的克星。沈复是苏州人，却对苏州园林山水没有偏爱，而多有微词，说“吾苏虎丘之胜，余取后山之千顷云一处，次则剑池而已，余皆半借人工，且为脂粉所污，已失山林本相。即新起之白公祠、塔影桥，不过留雅名耳。其冶坊滨，余戏改为野芳滨，更不过脂乡粉队，徒形其妖冶而已。”而狮子林，“虽曰云林手笔，且石质玲珑，中多古木，然以大势观之，竟同乱堆煤渣，积以苔藓，穿以蚁灾，全无山林气势。以余管窥所及，不知其妙。”至于灵岩山，他也认为“其势散漫，旷无收束，”不及天平山“别饶幽趣”。

　　是的，散淡的人总是回避庸俗，拒绝庸俗，把天趣天然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

伉俪情深

谈到《浮生六记》，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其中描绘的至诚至爱的伉俪情深。不错，此书正是以和谐的夫妇生活为主线内容的。沈复的妻子芸娘“两齿微露似非佳相”，然而夫妇“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其深层次的原因，芸娘不但有“一种缠绵之态”的女性美，更有非同一般的可贵品性。

　　其一是志趣相投，芸娘和丈夫有共同的语言。芸娘颇有传统文化知识，对“破书残画反极珍惜。书之残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门，汇订成帙，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字画之破损者，必觅故纸粘补成幅，有破缺处，倩予全好而卷之，名曰‘弃余集赏’”；“于破笥烂卷中，偶获片纸可观者，如得异宝。”她还能够和丈夫评诗论文，说“格律严谨，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故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她对田园生活也很钟情，有一年她与丈夫到苏州郊外菜园避暑，面对一派农家气象，喜不自胜地对丈夫说：“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沈复说当时“余深然之”，又伤感地说“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沦亡，可胜浩叹。”芸娘喜爱书画诗文，符合丈夫兴趣，夫妇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有利于营造淡泊而雅致的文化氛围，生活艺术化是过好家庭生活的重要因素。芸娘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和丈夫品性相似，内心叛逆礼教，对功名利禄冷淡，丈夫弃儒从商，乐于跟随，还一起种植瓜蔬，表明夫妇都崇尚自然，安于平民生活。而这正契合丈夫的心意，如同林语堂说的那样：“我们看见这书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恬淡自适和知足常乐的天性。”芸娘和丈夫情投意合，彼此欣赏，正如芸娘临终前对丈夫所说“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深情缱绻，莫此为甚！

　　其二是惺惺相惜，芸娘有丈夫喜欢的个性。芸娘与丈夫同行同坐，卿卿我我，众人面前毫不顾忌，必然遭到家庭上下非议。又如芸娘给丈夫的信中称公公为“老人”，称婆婆为“令堂”，率性随便，有悖礼仪，必然得罪家长。以家长和传统的眼光来看，沈复不思上进，芸娘不守闺训。不仅如此，芸娘女扮男装与沈复同游水仙庙，“遍游庙中，无识出为女子者。或问何人，以表弟对，拱手而已。最后至一处，有少妇幼女坐于所设宝座后，乃杨姓司事者之眷属也。芸忽趋彼通款曲，身一侧，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旁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尔！’余欲为措词掩饰，芸见势恶，即脱帽翘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与愕然，转怒为欢。’”还有一次，沈复夫妇瞒着家长偕游太湖，泊舟于万年桥下，芸娘与船家女素云行酒讴歌，在当时近狭邪之行，无怪乎朋友以为沈复“挟两妓饮于万年桥舟中”。夫妇随心所欲，即便后来陷入苦难，芸娘依然拔钗沽酒，不动声色，意趣盎然。林语堂说的“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即此谓也。

　　这其二值得一议。芸娘为什么有这样的个性，沈复又为什么欣赏她的个性？芸娘看来娴淑，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娴淑，她的言行已有个性解放、反抗礼法的因素。陈寅恪曾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他又说，“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为什么能够违背“礼法顾忌”而成为“例外创作”？遗憾的是，过去论者没有揭橥其根本缘由。这里只指出一点，“闺房记乐”的人和事，已有不容忽视的世风流变印记。沈复夫妇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江南苏州等地的商业经济文化在欧风东渐的背景下，城市文化生活开始移风易俗，渗透家庭，影响青年男女。尤其沈复夫妇生活在小商人家庭，更对他们的思想感情潜移默化，必然对封建传统文化习俗有所不满，导致他们个性解放、反抗礼法意识的萌芽。芸娘言行举止和传统娴淑有所背离，正合小商人沈复的心意；而小商人沈复的认可和欣赏，又促使芸娘的娴淑走向反传统习俗。而这正是俞平伯、林语堂等新式文人，激赏沈复夫妇带有时代色彩的伉俪情深的原因。林语堂深情地说：“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女人？”言辞不免过誉，但对新女性芸娘的敬仰和赞美之心，可以想见。这也是《浮生六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得到真正发现和风行一时的重要原因。

　　然而沈复夫妇的日子过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坎坷记愁”一记记录了他们颠沛流离、生离死别的忧患岁月，其中经历了家庭不容、寄人篱下、贫病交困等不幸遭际，甚至芸娘至死不肯就医，弥留时惟“愿君另续德容兼备者”。尽管如此，沈复的生动而精致的笔墨，还是将芸芸众生中很多人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滚滚红尘中更多的人认为夫妇生活就是油盐酱醋的看法，彻底的颠覆了。《浮生六记》将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夫妇生活，细腻而率真地和盘托出，怎么不使人看了怦然心动，悠然思绪呢？

　　当然，《浮生六记》也记录了现实中的丑陋，例如芸娘不顾舆论，想方设法为丈夫纳个美妾，甚至结盟妓女称为姊妹，结果妓女贪财，嫁了富人，为此十分伤心。但这固然反映了时代局限性，却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不仅体现了芸娘在妇女问题上的平等意识，还彰显了笔记反映社会现状的真实性，而真实性正是笔记的重要特征和价值所在。今人不必要求古人尽善尽美，更何况今人的所作所为就尽善尽美了吗？

两个亮点

其一，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得到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赞赏，认为人的生活要有诗意。这实际上是指出过分的物质追求会使人的生活失去诗意，从而陷入苦闷。避免这种苦闷的唯一途径，就是人必须有诗意的人文情怀，必须在生活中诗意地栖居。从美学角度看，审美是生命的载体和流动，做到诗意地栖居，需要有审美的生命的态度。《浮生六记》描绘的生活，之所以值得称道，在于沈复夫妇有审美的生命的态度，真正做到了诗意地栖居。

　　

　　张红兵 布面油画 作品八

　　其二，《浮生六记》是雅俗共赏的奇葩，奇就奇在它是古代屈指可数的平民生活纪实美文。归有光、张岱、袁枚等明清散文名家也不在少数，但像沈复那样把家常琐事写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多乎哉不多也。有得一比的是同时代的李渔，他也是一个有趣的人，他的《闲情偶寄》也写得颇有趣味，然而此书关于生活方式的笔墨趣则趣矣，但由于涉及面广，文学的艺术含量略逊一筹，终究算不上笔记中的尤物。而薄薄一册的《浮生六记》，名副其实是笔记中的尤物，至今越读越有味道，其中的至情至理，还是令人心旌摇摇，发人深思，给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