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佳

　　夏天敏，云南昭通人，是昭通作家群的中坚人物之一。夏天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至今三十多年，现已出版散文集《情海放舟》以及小说或小说集《好大一对羊》《乡场上的皮匠》《乡村雕塑》《飞来的村庄》等作品。尤其是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曾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由这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也获得无数好评，获得多个奖项。

　　生于斯，长于斯，夏天敏对昭通这片土地怀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转而也就变成他笔下的文字。由于昭通属于高寒山区，自然环境恶劣，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在有感于此的夏天敏的笔下，他的小说，沉重成为一个主基调，伴随之的即是对于苦难的书写。他以通俗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将昭通乌蒙山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状态再现出来，文字背后，真实展现了处于苦难中的民众的爱与痛。

　　对于夏天敏的苦难书写，有论者将其定义为“底层写作”。其实，无论是一般而言的苦难书写，还是对于贫困农民的底层写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接续了现当代文学上的乡土小说。不过，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国人民大都处在贫困、苦难之中，对于平常乡村农民或百姓的书写，也就只是一种普泛意义的乡土中国的缩影。但是，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分化逐渐明晰，贫富不均构成两极社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身处苦难的人们的书写，已经溢出了普泛意义的乡土小说的界定，成为乡土小说的特例。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将夏天敏的很多小说界定为“底层写作”或贫困叙事。

　　无论是八十年代之前的乡土小说，还是当前的底层写作或贫困叙事，都是对现实的某种写照。不过，身处旧中国或贫困的中国，苦难似乎成为人们永远背负着且无法逃避的重担，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承载了对于这类苦难的书写。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地区还处在贫困线之下，虽然在国家政策实施下，扶贫成为人们脱离贫困的一种途径，但是，人们的脱贫致富奔小康仍然是任重道远。作为对昭通乌蒙山区地理环境、民风民俗比较熟悉，有着深厚的生活经历的作家，抱着一颗诚挚之心，夏天敏笔下的贫困叙事，切入农村生活场景，“再现了昭通农村的政治生态和人性百态”。作为现实的某种反映，夏天敏小说中，扶贫自然进入到其贫困叙事之中。但是，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地区贫困？夏天敏笔下，隐约给出了答案：物质基础的贫困，思想观念的贫困，文化制度的贫困。

　　一

　　扶贫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为了帮助贫困地区或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旨在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

　　昭通坐落在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抬升的过渡地带，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昼夜温差大，冬季冷，夏季热，属于典型的高寒山区，该区的主要经济作物为土豆和苹果，人均收入低，人口虽然排在全省第三，但全市的GDP和人均GDP却均排在云南省最后一位。

　　正是由于昭通乌蒙山区比较贫困，全市十一个县区，其中十个县区被列为国家贫困县，而夏天敏的小说展现的正是云南昭通乌蒙山区农民窘迫的生活现状和生存困境。

　　对于不了解昭通农村、农民实际情况的读者来说，或许，夏天敏笔下的乌蒙山只是他刻意构造出来的一个山区，是过去时代的农村，他在将苦难刻意放大，以博取同情。有论者在对同名电影《好大一对羊》进行评述时，认为该片“歪曲中国本土文化的真实性”，其记录手法，“迎合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农民的想象”，这实在是值得商榷的。

　　《好大一对羊》中，德山大叔所生活的黑凹村，“这高原上的荒野，啥也不出，只出些漫无天际的卵石和黄黄的尘土，只有无边亘古的寂寥和慢慢流淌的日子”，“天旱、冷凉、又多霜，这高原大山的顶部，种啥无啥，种啥啥不长”。《徘徊望云湖》中的望云村灰蒙蒙、光秃秃的，“横在村里的一条沟永远都是干涸的，到处是草屑和浮尘……这里气候显得太寒冷了，土地是太贫瘠了，连最低贱的人都养不住”。《土里的鱼》中，那个荒山村，正如其名字一样，“村子默默的、日子淡淡的，寡淡的日子使人关心的是永远填不饱的肚皮”。这片土地的生存环境是如此恶劣，以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们无法从这片土地上攫取更多的饮食资源，贫困也就在所难免。

　　对于这样物质基础很匮乏、过度依赖农业种植的地区，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救济，而不帮助改变其单一的经济模式，这个地区要想走出贫困，实在是不可能的。正如《徘徊望云湖》和《飞来的村庄》中所展示的，当救济的粮食吃完了以后，望云村的人们又会陷入无尽的等待之中。但是，这里的生活环境不是一朝一夕生成的，除了扶贫救济以外，怎样切实改变农民的贫苦生活，夏天敏小说没有给出答案：毕竟，他也只是一个作家。

　　二

　　如果说，生存环境的恶劣、物质基础的匮乏是导致贫困的客观因素，那么，人为的原因则是一个更大的因素。

　　望云村村民人均受教育程度很低，这里的人们常年生活在山区，人们的思想还很陈腐落后。《徘徊望云湖》中，村里就卢章华读过初中，算村里文化最高的，就可以当村长。《飞来的村庄》这篇小说中，望云村某一天飞到了比较富裕的另一个省份，望云村的村民除了想得到救济以外，几乎没有人想到自救；他们翘首以盼，当救济的物品发下来之后，村民相继把它们廉价卖掉；当看到其他村民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出去做活，望云村的村民简直无法想象怎么能够忍受浪费早晨睡眠的大好时光；当办综合性的农场时，望云村的村民的疏懒的气质终于展露无遗，其工地场景宛似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锅饭时代；而小说结尾，居然有三分之二的村民过不惯外面的好生活，毅然搬回封闭落后的望云村。这篇小说，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把他心中的苦涩宣泄出来：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对于望云村村民的这种劣根性，作者同样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冰冷的链条》中，恶劣的生活环境锻炼出周膘子这样一群彪悍愚昧的人，“贫穷驱使着一大群人像一大群被冻坏、饿疯的羊，走到到处是沙砾，只剩些枯草茬的草甸上”，很多村民们在本来已经结冰的地面洒上雪，让其结冰更加滑，这样就可以在给更多的过往车辆拴链子的过程中，赚取更多的钱：贫穷在渐渐吞噬人们的善良之心。

　　《土里的鱼》中，秋石秋木两兄弟为了能够获得死去的父亲的阴灵的庇护，攀比着祭祀，把改变子孙命运的愿望寄托在父亲棺材下放的一条鱼的死活上。得到“庇佑”的秋石，当了村长，忘乎所以；而秋木则在兄弟反目之后，捣毁了寄托着秋石唯一希望的鱼，以期将祖先神灵的荫庇转移到自己儿子身上！在这里，上演的不仅仅是愚昧可笑，更是亲情的沦落。

　　恶劣生活环境的锻造之下，很多农民在过惯了救济的日子以后，在他们身上，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传统中国农民的优良品质。夏天敏笔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很多农民的愚昧无知与封闭保守，同时也透露出作者悲凉的感慨。

　　三

　　在贫困叙事的扶贫讲述中，一般都会出现两类人物形象：扶贫者和帮扶对象。不过，扶贫者和帮扶对象总是处于一种不对等关系：扶贫者往往总是以一种俯视的眼光来看待帮扶对象，而帮扶对象的视角却总是仰视，两者之间的某种对立关系始终存在着。这种不对等的关系，看起来是因为两者的身份地位造成的，追究其根源，却是一种官本位思维和官僚形式主义在作祟。

　　《好大一对羊》中，刘副专员和德山老汉一家结为对子，刘副专员完全不顾黑凹村的实际，凭着自己的喜好，让德山老汉一家养两只国外进口的羊，以期德山老汉一家脱贫。但是，在实际的帮扶过程中，刘副专员并不在乎德山老汉一家的境况的改变，在他以及下面的乡长、村长看来，把羊养好就是真正的脱贫致富。而实际的情况是，为了执行刘副专员派下来的“政治任务”，为了养活乃至养肥这两只羊，德山老汉不惜把刘副专员留给自己一家的炒面喂给羊吃，得到刘副专员的重视自是一种荣幸，德山老汉把这一任务看得太重，甚至为了给羊吃的几个鸡蛋，出手打晕小女儿，打晕后竟连冲一个鸡蛋花也要怜惜；德山老汉的这种官本位思想观念也影响到他的小女儿，她在吃了本该给羊吃的鸡蛋以后，总是“心事重重、思虑重重”“甚至对羊有了一种负罪感”，以致最后在给羊割草误入泥淖，活生生饰演了一出“羊吃人”的悲剧。

　　《徘徊望云湖》中，和养羊一样，望云村被定为国家黑颈鹤保护基地，并派人定时给黑颈鹤投放食物。本来，望云村的生态环境是适宜黑颈鹤生活的，但是，当黑颈鹤来到望云村，乡里、省里的领导的关注点都聚焦到黑颈鹤身上，专门拨出粮食，而望云村村民的救济粮就没有了指望，望云村的人们没有粮食度日时，自然也就发生了人抢黑颈鹤的粮食的可悲景象。

　　四

　　物质基础的匮乏、生存环境的恶劣导致乌蒙山区难于生存，当地人们安土重迁、慵懒愚昧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劣根性则是造成苦难的深层根源，而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则加重了人们的苦难，造成当地的“二次贫困”。“作品告诉我们，对贫困地区的扶贫，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扶贫，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扶贫。”但是，无论怎样，如果首先不去解决物质基础的匮乏，那也很难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即使没有“二次贫困”，当地的脱贫之路仍然举步维艰。

　　【参考文献】

　　[1] 舒菲.论夏天敏底层写作[D].云南大学,2016

　　[2] 夏天敏.夏天敏作品精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3] 聂家伟.“被消解”的《好大一对羊》[J].昭通学院学报,2014,36(6):1-4

　　[4] 是经济贫困还是文化贫困？——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J].李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2(04):11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