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毅

　　在考虑文学价值系统的建构时，必须将自由、自由思想、自由精神和自由创作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提出来研究，并将其作为支持并统领一切的最高价值理念，贯彻在文学创作和价值建构的所有活动中。因为自由既是从事一切活动的必要元素，最基本的条件，又是搞好一切最根本的思想原则、精神保证。陈寅恪先生曾大力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标举“无自由之思想便无优美之文学”，因为它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

　　什么是自由呢？自由是对限制的否定。自由便是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活动、思考和选择的权力，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这首先是由于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自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人本自由”的命题，他说：“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面临着无数的机会与选择、变动与坚守，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人是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主人。启蒙思想家卢梭更提出了“人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天生本性，是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倘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义务。马克思也专门指出：“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人的本质特征便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若无自由，人便不复为人，或成为奴隶，或成为工具，都会丧失人之为人的资格，成为行尸走肉。萨特曾大声宣称，人就是自由，人存在的本质就在于他的自由。“人首先就是一个过着自己独特生活的计划，而不是一片青苔、一堆垃圾或一朵菜花。”没有任何东西能对人的命运进行预先的安排或规定，人只是循自己的计划而成的东西，只是他自己行为的总和。

　　其次，自由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本质，是人类精神存在的天然属性。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过：“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精神的特权”，是“伟大的天赋特权”，是“理性的晨光所赐的自然礼物”。因为只有自由，人才能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从而也才能知道什么样的道路才真正适合自己。自由既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形式，也是人类生命力的升华，精神的一切属性都是由于自由才得以存在和发展，没有自由，精神便无立足之地和生存之家，自然也谈不上任何的发展。人类精神的自由，并不是动物式的蒙昧无知或随心所欲，而是理智状态下的心志自主，是在各种关系中最高程度的自觉适应。人之所以优于动物，正是由于人具有动物所不具有的思想、精神和理性。这思想精神会引导人去追求自由，提高与扩大自己生命的质量与内容，向着使自己生活得诗意而又神圣的境界发展。无论思想或是精神，随心所欲自由流动，无拘无束自主选择是它最根本的状态，也是其追求的唯一真理。

　　再次，自由是人类崇尚和追求的宝贵价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最有名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便表述了人之自由是高于生命和爱情的崇高价值，它值得每个人舍生忘死去争取、维护和捍卫，而决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因为没有自由对人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惨烈的可悲。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中，主张人类社会本来就应该是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争取人的解放，就是争取自由的人的本质的复归。他认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在这个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主张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建立人世间的“自由王国”。恩格斯也说过：“人类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他们显然都是把自由当作最高的价值目标倾尽毕生精力来追求。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说：“进步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是自由”。因为一部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挣脱出来，走向自由幸福的历史。人类的发展也雄辩地证明，人只有在不受限制的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他的创造力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也才能完全激发调动出来，贡献于社会和国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结语中所说：“自由并非通往某个高尚目标的手段，自由乃最高尚的目标。”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又说：“自由不只是许多价值中的一个价值，而且还是所有其他个人价值的渊源和必要条件。”高度肯定自由乃是价值中的价值！基于以上理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显而易见，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其他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都十分注重自由，一直把自由放在显著的地位，因为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是人类的最高追求，自由属于人类共有和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黑格尔说得好：“世界史就是人们自由意识的进步。”

　　说了那么多，无非是想说自由是一种可贵的生命源泉和精神动力，也是一个现代重要的价值理念，它体现了自由权利和自由意志的诉求，关乎着人的本质及价值理想的实现。在任何时代，只要思想是自由的，人类就会取得较大较快的进步；如果思想是不自由的，人类就会停滞，甚或退步。自由关乎思考，关乎创造，关乎价值。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无不渴望和期盼着自由，更多更大的自由。任何一个人都应当高度重视心灵与行动的自由。

　　折回到文学来说，文学是一方自由驰骋之地，自由是文学高贵的品质，是文学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法宝。有了自由的心灵与自由的创作，作家艺术家才能超越狭隘现实的束缚，摆脱经验与既往思维方式的拘囿，八方驰骋，往来古今，让思绪在广阔的时空中流动，调动全部的知识、才华、见识和想象，去构思与创建新颖奇妙的组合，创造出具有崭新品质和意蕴的作品。

　　众所周知，共和国建立之前，我们还有《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歌词：“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的表达，但越到后来，自由却被视为伪善有害的东西，被丑化排斥，打压封杀，严加管束禁止。使得自由或被当作是十恶不赦、离经叛道的思想，视若洪水猛兽；或被打入资产阶级的罪恶范畴，视为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使“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统统变成一种罪名，致使自由在中国一度成为一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

　　改革开放扫荡了限制人们思想行动的陈腐教条，砸碎了许多捆绑在人们身上的枷锁，使我们国家在走向强大富裕的同时，也锻铸了相对成熟的头脑和宽广的胸怀，自由思想和创造不再是动辄得咎的罪过，反成为人人欣羡的可贵品质。近年来党和政府更是把自由作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推广，让人从中看到时代、社会的根本变化与进步。今天的社会环境比之过去已有翻天覆地的极大改善，但距离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状况，仍有很大差距。需要每一个人继续努力，千方百计去争取自由更大更快的发展。这只消提两个问题，如我们的创作真的能冲破意识形态、时代风潮、世俗舆论的藩篱，无所畏惧，解放思想，尽情写作了吗？真的能不畏权势，不为经济利益，不为流行趣味和读者好恶诱导，而完全打开自我，真诚写作了吗？谁也不敢做完全肯定的回答。由此可见，我们对自由之路的探寻依然是任重而道远，需要加倍努力的。

　　文学是自由思想自由创作的一方独特领域，文艺创作是个人创造力的扩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历史已证明，什么时候能做到真正彻底的自由，文学就能够大放光彩，吐露芬芳。什么时候文学失去自由，它必定就会枝残叶凋，萎靡不振。所以对文学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考虑如何创造各种条件，保证文学创作的自由和生存自由。

　　欲实现创作自由，从外部环境来说，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和行政规定一直到相关部门、相关人员都必须创造宽容宽松、自由活泼的环境空气，促使自由的降生。个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少限制，多支持，不干涉，放手让作家艺术家去进行各种探索试验，尽心竭力去展现个人的所思所想，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智慧与创造本领。

　　从内部环境来说，心灵的真正自由解放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自由。让思想、情感和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许多写作者企盼的境界。心灵的自由不是上帝的恩赐，不是他人的赏予，而是内心的自觉与开悟。唯有内心真正感觉到来自外界的限制是必须破除的，来自自我的限定是必须冲毁的，从而放开手脚，目空一切，法自我出，才能实现内心的自由。这就需要打破他人设置的“思维牢笼”“政治铁屋”，逃离个人洞穴、自我困局，永远葆有一颗向往自由之心，听从自由信念的呼唤，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己做自己的上帝。若能做到这些，即使在恶劣环境中也能保持内心的自由。若做不到这些，即使锦衣玉食，生活优裕，内心也可能是僵冻枯萎的。

　　生命的本质就是自由，卢梭说：“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前句话是理想，后句话却是现实。现实是大多数人总不免被许多有形无形的绳索七缠八绕，重重捆缚。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生命中的各种束缚，或无力反抗被迫顺从，或无奈而日趋消沉麻木，或习焉不察久居不觉。作家艺术家却天生敏感，天性爱自由，他们都懂得自由是文学的天性，是创造的前提。没有自由意志与自主选择，谈何自由创造？所以他们必须做自由的倡导者、实行者与引路人。

　　自由是相对不自由而言的。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其实就是按照个人的心愿，尽情尽兴地活动与表现。自由是人的天性与本性。自由是人对自己的价值和幸福的最高理解，自由是人格的崇高敬意。人生活于世，一切言行都应从自己的天性本性出发，从与人利益的相关性出发。凡符合人的天性本性的就是正当的，不符合人的天性本性的就是不正当的。韩少功说：“在相同条件下做出相同的选择，是限定而不是自由。只有在相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同的选择，在一切条件都驱使你这样而你偏偏可以那样，在你敢于蔑视一切似乎不可抗拒的法则，在你可以违背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常规逆势而动不可为而为的时候，人才确证自己的选择权利，才有了自由……自由常常表现为把自己逼入绝境，表现为对利诱这些词义的熠熠利诱无动于衷。”这是自由的一种境况。

　　让心灵和自己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处于一种自由开放的状态，让如约而至的灵感给创作带来意外的惊喜。“灵魂是一只鸟/它热爱自由”。只要作家自身所有的生命感觉永远处于纯净鲜活的姿态，创作灵感就一定会源源不断。这又是自由的另一种境况。自由的状态是多种多样的。自由是文学追求的目标与理想境界。

　　什么是不自由？外在的限制就不用说了，内心的各种条条框框、观念误区会对自我形成束缚、限制、压抑，那就是不自由。它们会使作家艺术家由于害怕惹麻烦，吃官司，害怕读者对号入座，怕舆论批评，于是根本就谈不上真正的打开自我，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反而处处受制于环境、道德以及内心对自我的约束，小心翼翼畏首畏尾，不敢对世界提出质疑，对人事提出抗辩，不敢对成规冒犯，样样都按规定的来，从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就需要打破外界加诸自身的各种束缚，突破传统的、道德的、甚至包括写作惯例的约束限制。一切的创造，不光需要尽情尽性，而且需要一种“神圣的疯狂”，即超越理性的冲动恣肆，使个人能量和创造力得到极大的舒张释放，让个体摆脱具体的禁锢，在有限的经验中体悟到无限，体会到个人的渺小与伟大崇高，才可望打破陈规陋习的束缚，获得新的飞腾和进步。

　　强调自由便根本不用担心自己所写是否合别人的意，是否会引起麻烦，招致灾祸，要敢于在一个强大的气场里写出自己内心的东西，说出真正想说的话。面对任何情形，无论是顺境逆境、掌声或嘘声都不能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失去自我，而要养成自由思考写作的习惯，这才可望能打开堵塞的阀门，放出清流，真正进入自由创作的天地，让思想无疆界，精神无羁绊，才是创造者每天应当努力并践行的准则。

　　必须警惕各种可能出现的“画地为牢”。这“牢”或是别人所设，或是自己所设，但只要有“牢”，大脑就被套上枷锁。每个作家在思考写作时都不免会自我设限、自我规约，以使自己的写作更符合潮流和文学惯例。大多数作家都不敢，也不愿去做个“不合时宜”者。因为在某些方面吃过亏，或看见别人吃了亏。还有是因自己冲不破某些障碍，便认可障碍的存在，不敢再去触碰它。更多的则是某种套路写顺了，尝到甜头，就沿着这套路滑行，不思改进，不再进行新的试验探索，于是也就丧失了自由。写作本是为了自由自在，可写着写着一不留神就为自己套上了枷锁，浑身只剩下了拘束和不自在，这是不少写作者的悲剧。

　　美国哲学家莫里斯说：“敌人在我们自己里面，而我们的力量也在我们自己身上。”卡夫卡说：“我头脑中有个阔广的世界。但是如何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致粉身碎骨呢。宁可粉身碎骨一千次，也强于将它留在或埋葬在我心中。我就是为这个而生存在世上的，我对此完全明白。”他们都强调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自己如何冲破一切障碍，最大限度地张扬个性，发挥个人全部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生命价值最大化，就是最重要的事。在现今这个价值往往是由经济法则决定的社会中，精神和灵魂的自由对于每一个人都尤显重要。因为唯有精神、灵魂保持自由，思想、行为和人的一切活动才能独立自主、活泼不羁，才能超越普通为生存而挣扎的实在世界，向着永恒而美好的理想世界、价值世界奔赴。既不向庸常琐碎的生活现实妥协，也不盲目信从流行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经验，而是将自我的所有正能量统统释放。创作需要自我解放，写作须要绝大的自信，对自由表达的确信和坚信。自由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空间就越大。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既不要让虚荣心、胆怯的焦虑来折磨我们，也不服从规定动作，不按照既定方针“作茧自缚”，时时要以超脱或超越的心态进行跨界、越轨——颠覆式创造，以一种自由、自然、自在的心态从事创作。写作最高的，也是最美的姿态就是自由。只有精神自由的人，才可能写出好文章和大文章。

　　自由是文学生长的土壤，也是文学得以生存的阳光雨露。自由是一种至善的境界，因为它除了把人带入理想的美的境界别无所求。“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伯里克利的演说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而不褪色，至今依旧响亮。自由也是文学价值建构的最高目标，即把自由当作目的，在一切的文学活动都运用自己的理性，贯彻自由呼吸、自由思考、自由行动的原则，让自由的光辉照耀文字、人心和书本，反对和清除一切妨碍自由之物，使之朝着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创作的生命、本质是自由，所以自由精神必须从始至终陪伴在我们周围。帮助我们真正无所顾忌地秉笔直书，自由自在地坦陈己见，写出的文字完全听从内心的声音。当然，达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它需要我们终生与身体中那个怯懦和懒惰的“我”进行不屈不挠地搏斗，需要我们怀抱陈寅恪先生那种“思想之不自由，毋宁死耳”的勇敢决绝，用自己的奋斗去争取自由更大范围的扩张与更大程度地实现。

　　当今中国正在进行全面的深化改革，改革需要自由和创新的思想作动力，文学正是社会思想库发源滥觞之所在，文学应当成为启发创新思想的自由土壤。因此我们期望通过对自由精神、自由创造的大力呼唤，催生更多集时代性、思想性、艺术性、创造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反映当代中国人的审美追求，给人们带来精神的洗礼、情感的愉悦和心灵的提升。

　　

　　马祥和 国画 秋声

　　【注释】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20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3页。

　　[3]《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95出版。

　　[7]约翰·密尔：《论自由》第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出版。

　　[8]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9]韩少功：《人在江湖》第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10]李瑛：《灵魂是一只鸟》（组诗），见2015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11]卡夫卡：《卡夫卡散文》第20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年度西部项目（14XZW04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