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蓓

　　儿童文学聚焦可供复述的精彩
——关于冉隆中的传奇性儿童小说

　　蒋 蓓

　　冉隆中新著《从前有座山》与《早年间》，各由六部传奇性儿童小说组成。

　　这组作品的写作之于冉隆中，可谓“双重跨界”。一位早有声名的批评家暨成人文学作家投身儿童文学创作，写作技巧一旦令目标读者感到不适，即会影响作品的品质和接受度。而这十二部传奇性儿童小说，却是例外，因为，它们实现了其可供复述的精彩。

　　作为一种人们借以追寻现实的载体，“故事在远古时代就已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至旧石器时代。从当时尼安得塔尔人的头骨形状，便可判断他已听讲故事了。”通过讲述与倾听，故事的交流与分享得以实现，人类与之相关的先天性欲望得以满足。冉隆中的传奇性儿童小说创作，基本都围绕讲述专属中国的物产名目由来的故事展开。

　　讲述事物名目由来，近似于对万物起源加以想象与解释。这种想象与解释广泛存在于民间神话中，是人类处于“儿童阶段”时好奇与思索的成果，因此形成了最初的神。这种想象与解释逐渐成为一种创作手法，借助它，儿童文学作者赋予故事新的思想内容，将坚毅、勇敢、善良、隐忍、细致、耐心、宽厚、克制等品质的魅力，传达给读者，同时在作品中隐喻对社会生活中假、丑、恶的批判。《从前有座山》里人参娃娃、知母草、何首乌等的故事，与《早年间》里一系列茗茶的故事，莫不如此。当知识、概念、道理和经验被寓于十二个故事中，行云流水般地加以巧妙叙述，它们更容易走进小读者的心灵世界，促发领悟与认同。

　　《从前有座山》的六个故事皆开门见“山”：第一个故事里的山上有座庙，里头一老一少两个和尚；第二个故事里的山上有间破屋，破屋里住了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婆婆；第三个故事里的山上，有户人家生了一对双胞儿子；第四个故事里的山上住着户单亲家庭，他家那个孩子，名字有些怪异；第五个故事里的山上，有一个采药世家的后人；第六个故事里的山上，同一屋檐下是一对同姓的石匠。由此，作家设置下悬念：老、少和尚间，师傅对徒弟是否关爱有加？春来下山去乞讨的老婆婆，一路会遇见什么？相貌一致、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各自的人生又会怎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儿子，他的名字有着怎样的来历？祖祖辈辈采药为生的老人，他的故事就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继续下去吗？石匠何小壮为什么会到了石匠何大壮的家里？随后，一个个故事环环相扣地铺陈开来，借助拟人、夸张等手法，作品构建起了一个亦幻亦真的离奇世界。这个世界里，有能说会动的人参娃娃、化作祥云的老婆婆、顶替兄长接受极刑的弟弟、历尽艰辛为母求药的儿子、倾慕勤劳勇敢孝顺者并以身相许的少女……他们言行举止中自然流露的天真良善、知恩图报和重情重义，在循序渐进的叙述中，将积极的审美情感与价值取向传递给读者，发挥着教益功能。至于虐待小和尚并妄图贪占人参以求让自己长生不老的老和尚，以及要么因为贪心、要么因为懒惰而错失了随疯婆婆学习采药本领的人，还有粗枝大叶、用心不专害得自家兄弟“送”了性命的那个哥哥，他们的劣迹或毛病，以遭到各式惩罚或付出沉重代价的方式，起到了告诫的作用。

　　《早年间》与《从前有座山》题材有别，立意则一脉相承，“新编”了六种中国名茶名字的由来，想象之翼在一张一翕间，把丰盈、细腻的肌理赋予这些不同寻常的故事。比如《龙井茶》里金榜题名的书生，主动选择了“茶官”这个冷门职务，情愿回到杭州那十八棵野茶树跟前就任、成家，从此致力于茶叶的采集、研制与改良，源于他的“真心喜欢”；比如《碧螺春》里形状似螺壳、如螺鬟的茶叶，见证了一对自发希望为遭恶龙侵扰的太湖百姓解难，不惜献出生命的青年男女的经历与感情；比如《庐山云雾茶》里两户人家的宿怨，不期然间因为两个青年后辈一次山间意外临危时其中一人的襟怀而消除；比如《铁观音》里的儿子，一心渴望前程远大，历经高人指点回归祖业——当茶农，从此有了一番作为；比如《大红袍》里的女儿，想方设法替父伸冤后，携一袭御用红袍回乡，为大红袍茶在茗苑增色；比如《普洱茶》里藏在深山人未识的云南茶叶的故事，并未在它们被马帮千里迢迢托运进京成为贡茶之际划上句号，而是随着钦差受命回访茶叶产地又有了一段不绝的余韵……

　　师傅说，坐船和爬山，有什么区别吗？

　　云顺想了想，说，都得使劲儿，才能往前。

　　师傅说，一半对一半错。

　　云顺不解其意。

　　师傅告诉他：“逆水行船，只有一种选择，不进则退；但如果是爬山，却可能有多种选择，往上走，绕着走，甚至退着走，以退为进，都可能到达目的地。”

　　（《早年间·庐山云雾茶》）

　　钦差说：“你看，送了贡茶的，都得到了金子，你却什么都没得到，你不觉得吃亏吗？”

　　小伙子问：“要金子来干什么啊？”

　　钦差说：“金子可以让人富贵啊，可以吃更好的，穿更好的，可以让日子变得更惬意啊！”

　　小伙子说：“大人你看，我这里，茶是自己的，鸡是自己的，媳妇儿是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大房子是自己的，一样不缺的日子，还要金子来做什么？”

　　钦差被小伙子问得答不上来了。

　　（《早年间·普洱茶》）

　　行山路乃至行人生路，退、进之间，自有回旋的辩证。而参与运茶进京所挣得的财富，跟作为“家乡宝”的边地少数民族山民们安享的自在、逍遥相比，又孰贵孰贱？“所谓中国特色的元素，强调的是特色而非模仿。它不单是一个中国的景物、一座建筑，也不完全是前门大碗茶、风车和糖葫芦这些表面的东西，它更多的是指那种精到的、哲学的、智慧的、一针见血的想象和表达方式。这些不显山不露水的因素一旦出现在作品里，立刻会被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如果说，《早年间》中的一系列故事以其情节的曲折、跌宕，体现出对儿童因其感性认识强于理性认识、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而更倾向阅读、欣赏故事的习惯的尊重，那么，除去素朴的臧否，地域特色、哲思意味的添加，又助长了这部作品对有情、淡泊、恩义、勇敢、豁达、机智等等的张目，体现了对儿童读者理解能力的信任——孩子们可以基于自身的立场和生命想象，通过对故事的涵泳而感受现实世界的深广、多维，在精神享受中体味生活的真实，思考人生的疑难，逐渐实现心灵的成长。冉隆中的儿童文学创作，在探索“精到的、哲学的、智慧的、一针见血的想象和表达方式”方面，做了尝试。

　　《从前有座山》与《早年间》对读者进行着教益与启发，却又超越了简单的成人经验灌输或道德规范教化，这与作者的语言技巧密切相关。

　　单薄的情感难经得起体会，说教、乏味的语言则不免令儿童生厌。语言是读者接触文学作品的首个层面，因此，用心的作者善于把握孩子们表达情感、思想的方式、方法。《从前有座山·小和尚与人参娃娃》开篇，即“故事范儿”十足：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小和尚。

　　这个开头，明显是讲老故事的套路，而且，老掉牙了。

　　其实，我们要说的这个庙，庙里真实的情况是：小和尚之外，还有一个老和尚。

　　只是，故事发生的那一天，刚巧，老和尚不在庙里。

　　老和尚去哪里了呢？老和尚下山去了。

　　要是在别的寺庙，派下山去的，一般都是小和尚。下山之前，白眉毛的老和尚，会对黑眉毛的小和尚，千叮咛、万嘱咐：

　　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老虎会吃人啊；

　　见到了女人你要躲，千万要小心啊——

　　这不，还是套路！

　　但是，这个寺庙发生的故事，其实是不按套路出牌的。

　　陈述，随即将此陈述自评为“套路”，继续陈述，随即再度自评“套路”，转折后再继续陈述……一番口语式的周折，宛如与读者展开对话，亲切、风趣，引发读者对即将抖开的“包袱”——一个“其实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故事的好奇，营造出令人仿佛围坐火炉边的情境。

　　他把树木山林，看做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也是心中的神灵。

　　因为他知道，树林是家园，庇护了无数飞禽走兽；树林是温床，养育了各种珍稀药材。

　　走在采药路上，他会哼哼自编的歌谣：高高的山啊大大的树，你把蓝天，顶得更高了；美丽的野花青青的草啊，你把大地，渲染得更鲜艳了……

　　他就像一个寂寞的行吟诗人，只为大树和小草儿歌唱，为松鼠和小鸟儿歌唱，为猴子和小兔子歌唱，为藤蔓和野花野草歌唱……

　　（《从前有座山·深山里的黄精灵》）

　　这是小说主人公眼里、心头的风景，也是故事呈现给读者的“风景”，种种美丽、温柔或博大，因着流畅的文字，绘制出一幅人与自然相洽的图卷，参与了作品的精神构建。

　　又如曹文轩所言：“我们在复述那些古典的作品时，有一个基本的动机，这就是打动听者。我们——复述者之所以相信自己的复述能够打动听者，正是因为我们相信那个被复述的作品，它自身就有这个功能。而这个功能是藏于故事之中的。通过故事，人的不幸、人的坎坷、人的情操才得以体现。”冉隆中的传奇性儿童小说，以短句为主，免去了长句、复句可能制造的语意混乱，简洁有效地表达所叙述内容，与扣人心弦的情节的发展相得益彰，实现了叙事的通透、明了，具有可复述性。掩卷多时，对碧螺春的故事究竟发生在太湖还是西湖已然印象模糊了的读者，仍会清晰记得那对男女为了人间安宁而做出的牺牲。至于在普洱茶故事里优哉游哉、反诘钦差的那个小伙子，他究竟是拉祜族、哈尼族还是基诺族已不重要，关键是，他的一句“还要金子来做什么？”，道出了普洱茶与众不同的缘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云南的大山，易于滋养散淡的性格与洒脱的脾气……

　　大约因为作者在构架故事情节方面太过注重，对人物内心的探索反而有限，部分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不够丰满。比如《从前有座山·三七不是二十一》中的那位双胞胎弟弟，“一听说哥哥需要‘盘缠’，他将压在箱底的一个包袱皮儿翻出来，‘哗啦’一声，将里面的银元、角子，全倒在了哥哥张开的口袋里”，在其兄长下狱后更设法借送断头饭之机灌醉狱卒，“三把两把，剥皮一般将哥哥田里身上的囚服剥了下来，迅速地穿在了自己身上；又把那一面枷锁，套在自己脖颈上；然后，拖着脚链，叮叮当当地走向充做刑场的菜市口。”这直至付出性命也无怨无悔甚至没有丝毫迟疑的选择，使得弟弟的言行，因缺乏充分的动机支撑，更像是在机械配合作品意欲警示的“切不可耍小聪明，否则将以性命为代价！”。又如《早年间·庐山云雾茶》里，听过僧人解签“退后一步自然宽”的一席话后，似有所悟的云顺，却未在接下来与仇家一道下山的途中为化解两家人的仇怨采取任何建设性的行动。这些，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肯尼思·格雷厄姆笔下怡人的苏格兰田园风光，塞·拉格洛夫笔下瑞典大地上瑰丽的自然景色、古老的历史文化，宫泽贤治笔下典雅多姿的日本民俗……传统文化、民族元素，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根”的意义，其间蕴藏着人类生命和情感的符码，一旦以文学艺术作品为媒介接触、体察到它们，这些符码很容易令受众与更广阔深远的时空产生联系，从而获得精神内在的归属感。围绕各种草药、香茗及与之结下或这或那不解之缘的人们编织故事，冉隆中的传奇性儿童小说，题材、意象、语风，均植根于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由它们所复合而成的精彩，是否昭示着特色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应当在深入把握儿童内心情感世界的同时葆有民族性？因为，这样的创作方能以其自信、活力，参与到一片繁荣前景的建设中去。

　　【注释】

　　[1] [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2] 黄贵珍：《中国幻想文学如何实现本土化》，人民网，2012年8月17日，http://culture.people.com. cn/n/2012/0817/c1013-18771444.html。

　　[3] 梅子涵等：《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天津：新蕾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臧子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