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隆中

　　文联今昔录（节选）

　　冉隆中

　　一

　　文联的徽章被设计为一个“文”字的人体变形，那个由文而化的“人”，看似一位负重而行的劳动者，在推（拉）着某种重物，全身上下，弯曲圆滑，却没有一条肌肉是绷直的，似乎有点出工不出力的样子。文联徽章的隐喻，颇耐人寻味。这情形，在精神上倒颇像今天的某些文人。我对这层隐喻的体悟，是自己置身其间若干年后，才有所感觉的。

　　我是在自己厕身的昆明文联有所悟的。

　　昆明文联，从成立的时间上说，它相当于中国文联的儿子。在花甲老父面前，它如今刚过“而立”。如果是人生的而立，当是何等的意气风华，跃跃欲试啊！但刚过而立之年的昆明文联，却已是美人迟暮，垂垂老矣。老去的不仅仅是年华，以及那栋无比凄惶地蜷缩在陋巷中的楼；也不仅仅是退休者远多于在职者的人员构成，更是那些为文学艺术而坚守和挣扎的人心。也有人试图往一张沟沟壑壑的老脸上涂抹脂粉，殊不知，雨淋过，汗洗过，两行清泪流淌过，冲刷出来的斑驳，只会益发显出她的沧桑憔悴。

　　但是，我最初接触到的昆明文联，却是有另一番俊俏的小模样儿。

　　那是1982年的夏天，我到位于昆明市检阅台下的文联，去拜访文联所属的昆明市文学协会（后改名为作家协会）主席刘祖培。那时的昆明市文联，降生也就才三年，还算是个黄口小儿吧。而文联栖居的昆明市检阅台，其实是台阶底下浮出地表的半截地下室。狭长，阴暗，不规则，而且拥挤，是当时昆明文联办公场地最显著的几个特点。我从火车厢似的办公室里一节一节往里钻，终于走到刘主席跟前。我见到的是一个随和、认真、慢条斯理而略显老气的中年人。在他不断接待业余作者、申请入会者和约稿者的间歇，我完成了对他的一次评论采访。我至今还记得，那篇文章的开头，说的却不是刘祖培的小说和诗歌，而是窗外一景：有骤雨突降，在震庄宾馆红墙碧瓦映照下的一潭池水中，溅起无数银币——我以借景的手法，竟然将那简陋不堪的环境写得诗意充盈。这里没有丝毫的作秀成分。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诗意不是外在的，而是存在于内心。那时在地下室里像老鼠一样钻出钻进的文联工作者们，确实是富有诗意的一群人。这篇评论很快发表在《滇池》杂志上。从那时起，我的很多文章就陆续在这家杂志上刊出，那时还在大学教书的我，也就成了昆明市文联和《滇池》杂志的常客。

　　其后不久，昆明市检阅台作为革命年代的风景遗存终于被废止。昆明文联也踏上不断的迁徙之路，几经折腾。房子有时候会越来越小，事情有时候会越来越多，人手有时候会越来越紧，但是不变的却是那时候的文人们心中充盈着的诗意和激情。记得当时的《滇池》杂志发行数量最高时可达到数十万册，从主席主编到每个普通编辑，都会为杂志的运行而奔走忙碌，当校对员，搬运工，发行者，当然也会在一个又一个笔会、改稿会上侃侃而谈，俨然都是编辑大师。还别说，那里还真藏着大师级的编辑，比如洛汀，比如王伟。他们是《滇池》的第一、二任主编。洛汀先生早在1940年代就开始了他的新文学编辑生涯，经他之手编辑和发表过的文学大家作品，那真是举不胜举。多年的编辑工作使他最懂得如何跟作家交往，如何帮助和扶持那些文学后生，如何以他单薄的身躯去为那些过于率性的作家们抵挡风雨。他的可爱之处还在于，他为边鄙之地的《滇池》，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全国性和地方性有效结合的办刊方向，他为初创伊始的昆明市文联，笼络了一大批有重量的文学人物，而他自己，却从不用刊物版面和主席权利，去做任何交换，谋任何私利。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述而少作的人。他带有浓重方音的普通话，温和，准确，总能对文学问题一语中的。他的很多谈话都可以是很好的文章，但是他却止于谈到为止。这恰恰是最优秀的文学编辑所具有的品格。我记得，我见过的他的著作，仅为一册，而且是问世在他身后——他瘦弱的身躯如一片枯叶飘零之后，人们才为他整理出一册遗著，以祭奠这位丝尽烛干的真正的大师。

　　2008年，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所办的《作家通讯》某期上，见到一份无法寄达刊物的名录。在云南部分，有王伟的名字赫然在目。我知道这当然是无法寄达的了，而且是永远无法寄达——因为王伟已经离开这个让他眷恋的世界好些年了。在昆明市文联，在《滇池》，他是一个与洛汀有些相似的可爱的老头儿。这个长相颇似“寅次郎”的《滇池》继任主编，总是笑眯眯地不嫌其烦地接待每一个作者或读者。王伟的述而不作，更胜于洛汀。在我印象中，我不仅没见到他的著述，甚至连他的单篇文章我也鲜见。他却是对文学很有见解的人。因为投稿的缘故，他跟我这个当时的业余作者，曾经有过数次很专业的文学对话。但是在我看来，比他对文学的见地更可贵的是，在那个还比较容易对文学问题上纲上线的年代，当他知道某种指责可能会伤及作者时，这个笑眯眯的老头儿突然会变为怒目金刚，而不管得罪的可能是某些权力部门的权贵们。古人说，仁者寿。洛汀和王伟，都是文坛当之无愧的仁者，却都无缘长寿。看来“仁者寿”的命题，不是写实，而是一种祈愿罢了。

　　昆明市文联和《滇池》的兴盛时期，正是在洛汀、王伟们以及稍后的李必雨执掌时期。兴盛的标志，不外乎是作品多多，人才济济。当时和后来陆续到昆明市文联或者《滇池》效力的作家，如果按资历和名望拉一个清单，大致有：1940年代就出版过《无灯夜》等著作的女作家柏鸿鹄，电影《五朵金花》作者之一王公浦，1950年代或者稍晚些时候就已经成名的作家刘祖培、杨明渊、赵克雯、李必雨、吴慧泉，再往后，则是崛起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的一大批云南文坛的中坚力量，比如李霁宇、黎泉、米思及、张承源、邹昆凌、湘女、何群、张庆国、存文学、王坤红以及更后来的雷平阳等人。在新时期之初，云南对中国文坛贡献的最重要的两个文学流派——云南红土诗派、云南边地小说，都发轫于这个群体之中，这个平台之上。当时云南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省仅数十人，昆明文联机关就有十数人。真相往往藏在现象的背后。那么，当时昆明市文联和《滇池》文学刊物兴盛现象背后，又有哪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呢？除了因为那个时期文学尚处于社会中心的重要因素，我觉得，也与这里文联和文学刊物的领导者，是懂文学，爱文学，因而懂得尊重文学规律，爱惜文学人才，有更紧密直接的关系。因为事实上，就在昆明文联和刊物正风生水起的同时，同地，也有某些文联却总在折腾，总在斗争的现实存在。告密和反告密，跟踪和反跟踪，这些特情片和警匪片中才能见到的情节，在当时的云南文坛和部分文人中，竟然并不少见。我相信，这其中，大多是被迫和不得已的结果。这些文人间的折腾和斗争，显在的原因是当时的所谓“左”派和右派之争，潜在的是历史积怨和门户之争，更深层次的却是“文人相轻自古亦然”的文人陋习和现实利益的分配之争。当然在部分程度上，也存在正义和非正义之争。然而不管是哪一种意义上的斗争，在今天看来，对文学事业，对作家，都是无效的，都是有杀伤性的，因而都是不可取法的。因为在这样恶劣的文学生态环境中，任何一方——只要他是有志于从事真正文学创作的——都将备受折磨，备感痛苦。疯狂的陀螺一旦抽动、旋转，谁也无法让它刹车、停止。云南文坛一些本可以更优秀的作家，为此而蹉跎了多少青春岁月，耗费了多少宝贵时光呢？这已经是无法统计，甚至也不愿意回首的旧事了。都说是痛定思痛，我觉得这个语词还可以别解：那就是痛的还不够透彻，因此还有思的余力。当痛到骨髓，痛到麻木时，人们往往宁可选择遗忘——除非当相似的痛彻再一次袭来，或者才可能从遗忘和麻木中找到似曾相识的记忆。文人的悲哀，或许正在于此。

　　所以我更要在现在来怀念昆明文联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探寻美好时光背后某些可以圈点的规律和原因。我发现，在当时的昆明市文联，除了有懂得尊重文学规律、尊重文学人才的专业型领导的直接作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文联的“两张皮”，在当时的多数时候，呈现出极好的黏合状态。我说的“两张皮”，是指行政（管理）和业务（专业）的两种力量。这“两张皮”，如何才能变为“一张皮”黏在一起，这是体制之内所有类似单位的又一道难题。按照现行体制的制度设计，所有的文联（包括“大作协”），都有以党组为代表的核心决策层和以主席为代表的业务推展层（当然它也可以是由一人身兼二任）。毫无疑问，文联（包括作家协会）的外部形象是由以主席为代表的业务推展层和专业人员（即作家艺术家）来实现的，而它的内部运转却又取决于党组成员为代表的机关职能部门和人员。文联（包括作家协会）从诞生伊始，就因为它直接拥有一批在当时当地相对高水准的作家艺术家，并通过他们去有说服力地联系更广大的文艺家。而党组的设置，无非是为了保证这种联系和工作开展是按照现行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式去进行的。所以，早在1949年7月，当中国文联成立之时，在其章程上开宗明义就书写着“六字箴言”：联络、协调、服务。照此，应该说“两张皮”的黏合应该不是难题，也应该更不是问题。但是在实践的层面上，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形：或者是协调服务者自我膨胀而升格为“主人”和所谓的管理层，以其强势而逼作家艺术家“就范”；或者是文联内的作家艺术家们又要端体制的“碗”，又完全不按体制规则出“牌”。这样的情形，“两张皮”就不是合而是分，两种力量就相互抵消而形成内耗，其结果往往是另一种形态的两败俱伤。

　　那么，鼎盛时期的昆明市文联，在当时是怎样实现“两张皮”的合二为一的呢？现在看来，昆明市文联当时是认真物色了最敬业乐群，最无私心贪恋，最愿意真心与作家艺术家交朋友的人来任专职党组书记，使之真正去践行“联络协调服务”的文联基本职能。这样的书记，最大的好处是无欲而刚，对作家艺术家由衷地尊重。这就为昆明市文联“两张皮”从一开始就黏合在一起开了一个好头。而党组成员中，一定要有专家代表在其中。这样，党组的决策才更可能容易做到换位思考，按艺术规律思考，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去干预和治理文艺问题。此外，从文联机关内部去物色和培养对文艺专业有敬畏心，懂得尊重文艺家和文艺规律的新人，也是解决“两张皮”黏合的有效办法。他们的存在，对昆明市文联解决“两张皮”可能存在的矛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文联“两张皮”，不管是哪一张，都必须淡化官场意识，废止衙门作风，真正体现“联络、协调、服务”的亲和功能，最终实现“一张皮”，“一团火”，“一盘棋”，共谋文艺事业发展繁荣的良性循环格局。

　　变“两张皮”为“一张皮”，当然是文联事业发展的理想格局。但是，即便是鼎盛时期的昆明文联，也有过难以捏合的某些困局存在。这种时候，矛盾的主要方面，往往在以党组为代表的核心决策层一方；矛盾的主要起因，也往往是对“联络、协调、服务”宗旨执行时出现了偏颇。事实上，作家艺术家往往是很容易通融的，只要满足了他们对文艺创造所需要的最基本条件，他们是最不愿意在无谓的斗争中去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昆明市文联在鼎盛期的实践，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二

　　到我写作本文时，我在昆明市文联，已经效力了五年多时间。我从曾经的一个业余写作者变为了专业工作者，从曾经是这里的常客变为了这里的“主人”之一。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变迁而感到庆幸。因为这里毕竟有自己喜欢的工作和热爱的事业。然而我却也有自己的不幸——因为我到昆明市文联来的时日，正好经历了它由盛而衰，而且是越来越衰的一段时期。

　　首先是它的老迈乏力，无所作为。昆明文联近年来已经进入老迈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大批有影响力也有话语权的老作家，因为年龄到限而纷纷离席。仅《滇池》编辑部，三两年中退休的专业编辑（同时也基本是优秀作家）就有六七人之多。能做专业事务的新人却很难得到有效补充。当然这跟大多数地方一样，文联（包括“大作协”）机关的去专业化和官本位化，正呈愈演愈烈之势。昆明文联在近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去专业化和官本位化情势严重，一些部门和一些人，对文艺毫无敬畏之心，因而就不可能从心底里尊重文艺家和文艺规律，更难以真诚“服务”的方式开展工作，而是喜欢颐指气使，喜欢使用管理、治理、清理、整顿这样的硬词，让许多原本就脆弱的文艺家噤若寒蝉。在“管理”中，他们又尤其喜欢使用所谓的量化管理。文学艺术被简单规范为了一系列“硬指标”——比如作品在哪一级发表，获哪一级奖励，有多少字（集）数，成为了唯一刚性的衡量作家艺术家优劣的依据。而对于作品文本，他们根本不屑于研究，也根本无任何能力研究，甚至也不愿意听取专业人士的研究意见。简单粗暴的所谓量化管理，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这里的艺术民主氛围和经过组织而开展的文学艺术活动，其质量每况愈下。而对文学艺术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倒成了常事。试举一例：《滇池》编辑部因为是昆明文联的真正门脸，也因为那里作家众多，原来安排有稍微好一点的办公环境。却被“管理者”很快调整，统统塞进一间屋子，并将那屋子分隔为若干如鸟笼似的小间，最小的竟然小到摆放不进一张办公桌！《滇池》作为一家纯文学刊物，在市场化的今天，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却没有“管理层”认真去帮助寻找出路，摆脱困境。有人感兴趣的却是“主编”的位置，全然不顾及自己无相关学历背景、无专业技术职称、也从来没受过相关基本训练的情况，就理所当然地做起《滇池》主编来。而怎样主编一期刊物，或者刊物主编应当具备哪些常识，某“主编”直到调离文联，也一无所知。类似的折腾还有很多，折腾的结果，是让越来越多文艺家内心一派荒凉。

　　其次是它的等级森严，衙门十足。文联是文艺家的“家”，文联的宗旨是“联络、协调、服务”，文联是因为文艺家的存在而存在……这些，都是常识。但是这些常识在很多地方，正在被遗忘，或者被有意无意地践踏。很多地方的文联（包括“大作协”），都被彻底地“官本位”化了，完全成了一个有级别的单位，安排相应级别干部的地方，它就成了单纯的衙门，而不是文艺家的“家”了。一些在别处已经习惯于养尊处优的“领导”，到了文联，自然就成了吆喝文艺家的领导，在文艺家面前，端架子，摆造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文联这种单位的特殊性往往被他们所忽视。他们通常按管理政府机关部门的方式，来管理和对待原本性格各异的文艺家，其僵硬和笑话百出，就在所难免了。整个文联，一度时间被布置成不伦不类的机关门脸，偏偏让人感受不到的，是这里应有的文联特征，文艺象征，文化气息。当这里的“官”，越来越像官，这里的文人，也就越来越不像文人。这些当然属于当下体制中带有共性的问题。问题是，即便在僵硬的体制中，仍然是有很大的弹性空间的，是可以做到用柔性的办法，来创造文联相对温馨与和谐宽松环境的。当然这得取决于人，尤其是取决于“决策层”的核心。我也看到有一些官员，从无可奈何做文联领导开始，到很快调整心态进入角色，还真爱上了某种文化样式，由此入手，也就逐渐懂得尊重文化和欣赏文化，尊重文人和欣赏文人，那里的文联组织，很快也就开始了新生面。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两张皮”的问题。如果文联不能很好地解决“两张皮”的黏合，如果所谓的“管理层”一味地不断膨胀，作家艺术家的人格就会不断萎缩，某种“生存哲学”就会像瘟疫般蔓延：作家艺术家为了保住自己能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外出深入生活和写作，会变得特别的唯唯诺诺，小心谨慎。我在昆明文联曾经看到的情形，就是如此。比如，小说家张庆国是《滇池》的实际主编，他还是云南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为了他的一部由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的长篇小说创作能够顺利进行，他需要在完成编务后自费外出采访，这在任何一家文联，都本该是再正常普通不过的事情。事实上在条件稍好的文联，这样的活动还会得到经费上的有效支持。张庆国当然不敢有此奢望，他需要的就是一点时间。然而却被拒绝。不得已，他搬动了省作家协会黄主席为他说情，却仍然被左右推诿，让这位黄主席不由得在某次会议上对此大发感慨。诗人雷平阳，是为云南赢得过较多文学声誉的人。他在昆明市文联也存在跟张庆国相似的尴尬。为了写作《天上攸乐》和他针尖般狭小的故乡，他需要不断去边疆，去昭通。但是他却曾经经常会遭遇另一种困境：舟车劳顿，费尽周折，刚到远方，却被一个电话召回，回来仅仅是为了一次在领导看来非常重要，对他而言却是可有可无的所谓学习或者开会。是对艺术忠诚，还是对领导听话，有时候就是如此矛盾地折磨着体制内文学艺术家的心灵。我曾经对一个朋友开玩笑说，如今谁有本事将“两张皮”的问题解决好，谁就有可能打造在中国来说最好的文联——当然也是世界范围最好的文联（因为据说全世界也就是中国还有文联这样的组织机构）。朋友听了，一笑，说，什么“两张皮”，分明是个“伪命题”，古人早就说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文联，文艺事业和文艺家才是皮，而且也只有这唯一的一张皮，其余统统只是毛——充其量算是附着在文人身上的毛。文人不自重，也就不可能自我救赎。听罢，让我如醍醐灌顶。但是环顾四周，却又知道，这样的道理，并不是处处都能讲得通的。

　　责任编辑：臧子逸

　　（节选自写于2009年的旧文《文联变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