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毅

　　理论前沿

　　加强文学的道德追求，创造高贵神圣的文学

　　蔡 毅

　　·主持人语·

　　本期“理论前沿”栏目再次推出云南著名评论家蔡毅的“加强文学的道德追求，创造高贵神圣的文学”一文。蔡毅一直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研究，这是他关于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的系列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里，蔡毅从文学的道德重建角度，阐释了文学创作中道德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于文学来说，道德伦理就是文学所反映和表现的一种理想信念、精神境界、内在支柱和内心力量，而不是任何外在加诸于它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进行文学创作，首先要确立创作者必备的道德实践主体意识，坚持创作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作品，用良知来推动全社会的“人心建设工程”，就成为当下文学创作至关重要环节了。（蔡雯）

　　在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体系时，道德之维、道德重建是不能不强调，重要而关键的一环。任何价值系统都必须建基于一定的道德伦理之上，具有明确的道德指向、理想追求和伦理关怀。这一是由于文学是一种公共享用的精神产品，它面对无数读者和广大人群，传播发散的是有益抑或有害的思想情感，关系重大，决非小事。二是道德既是人生价值的重要支点，也是文学作品生命攸关的结穴点，一部作品的生死荣枯、沉浮升降，与作品蕴含的道德观念意趣息息相关，直接通连。三是在当前，由于社会精神生态恶化，道德失范、“人心浮躁”、“物欲横流”，假冒伪劣满天飞，尤其需要文学抗逆流，击浊浪，传正气，播美德，担当惩恶扬善的主力军。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除了向人们提供认识、教育和娱乐消遣的功用外，更负有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监督、关注、倡导与引领的深刻道德责任，包括终极关怀的责任。钱穆先生说：中华文化“乃一种人本位之人文化，亦可称人伦化，乃一种富于生命性之文化。”这种文化“乃一人生之艺术化，道义化”。冯友兰先生更是把中国文化称为与西方“智”性文化不同的“德”性文化，认为“尚德”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原点与核心，是中国文化永恒的母题。它自古便提倡人要追求神圣，做不朽之道德文章。“神”说的是人之能耐本领，“圣”说的是人之内在德行；“道德文章”，说的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符合道德仁义要求的文章。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藉在于仁，活动在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为文。考察中国文学史，杜甫是因写诗而被称为“诗圣”的一个杰出代表，“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诗作忧国忧民，浸透着深厚的历史精神，体现着高度的思想境界，具有丰富的情感、道德意蕴，而被称为“诗史”，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可视为“道德文章”之典范。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厚德载物”，亦是认为在人与作品的背后，是道德的力量在支撑承载，德厚才能载物，德薄或缺德是根本无法载物的。

　　文学之所以被称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乃是由于文学承担着传播正义、传承道德、传递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正能量，因而也就肩负着确立价值、建设价值和传播价值之重任。自古及今，文之道大矣！尤其是在物质生活日渐丰富的当今，人们必然会随着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开始更多地关注精神需求，关注价值与正能量。价值与正能量从何而来？从现实生活，从日常工作，从文学艺术，从传统文化和思想理论中都可以去开掘价值，获取能量。其中最重要的又是直接从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发现真善美，挖掘真善美。因为真善美是积极的，能给每个人温暖、鼓舞和力量；真善美是一种超越性的情感，它升华出来的超越俗世利害的力量是一种益智益人的力量；真善美是有价值的，能让人心明眼亮，正义凛然心花怒放。因此发现和拥有真善美是幸运的，因为它能增进人生的意义和幸福。著名作家迟子建在近期写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后记结尾诗中写道：“如果心灵能生出彩虹，/我愿它缚住魑魅魍魉；/如果心灵能生出泉水，我愿它熄灭每一团邪恶之火，/如果心灵能生出歌声，/我愿它飞越万水千山！”这诗意的诉求多美！她表达的就是对真善美的渴求，对价值、道德和正能量的热爱与追求。

　　文学所具有的公共性，决定了它与道德伦理虽然可以走得或近或远，保持一种亲密或疏远的关系，但归根结底，文学是无法与道德伦理疏离分手，而需要道德伦理为其奠基、培根、加温、添彩，助其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的。因为，在意义与价值的世界，道德是基石，它治心养气，为灵魂奠基，能给内心打好光明的底座。爱、善良、同情、宽恕与一切德行，则是这基石的主要成分，它们如明灯，能矫正前行的方向，提高生活的质量，增加生命光芒。因此文学与道德联姻结盟，乃是天造地设的珠联璧合，有百利而无一弊。而假若两者反目分离，一定会玉石俱焚两败俱伤。

　　对于文学来说，道德伦理就是文学所反映和表现的一种理想信念、精神境界、内在支柱和内心力量，而不是任何外在加诸于它的东西。高贵的古希腊诗人品达说：“一个人最应该描写的是那些美和善的东西”。托尔斯泰说：“艺术作品中主要的东西是作者的灵魂……”博尔赫斯也认为：“小说是高尚的游戏”。只有严肃而又真诚地投入，才能真正体悟到游戏背后所孕育的高尚。创作活动是渗透着强烈道德情感的艺术活动，它自然不能由单一的道德意志活动来喧宾夺主。作家是在生活实践中体验真实的人生，是从生活中汲取道德激情，以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在道德信条的支配下进行创作，传达抽象的社会真理。作家没必要在作品中直接站出来表态，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露面一样。因为道德判词固然义正词严，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道德需求，却无法满足人们更多复杂微妙的精神需求。文学给予人的，除了善恶分辨、是非曲直、美丑取舍等教益外，还有光怪陆离、奇闻轶事、曲径通幽之类更多的惊异惊叹，有愉情悦性的消遣娱乐、审美快感、人生百态和风情万种，因之强调文学关注重视道德，不是让其陷入狭隘，而是为了让其通往更加丰富阔大、斑斓多彩的大千世界。

　　如果说一个没有了道德底线的社会会堕落为一个丛林社会，社会混乱无序，人与人失却信任，他人成为狼或地狱的说法将成为现实，那么文学若无德或缺德，作家诗人都不顾一切去追名逐利，对享乐贪得无厌，与腐败的社会同流合污，泯灭良知，放弃责任，文学也定会百病丛生，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文学创作虽是一个人天马行空的想象驰奔，尽情快意的虚构描述，却无不关乎着自己和他人之精神灵魂，白纸黑字、墨迹心迹能不慎乎？比如是非对错态度应明朗，而不能含糊；价值立场应坚定不移而不能模棱两可游移不定。不能做东摇西摆的墙上芦苇，稀里糊涂的老好人。态度比技巧重要，立场比言辞重要。因为文学是清洁的事业，写作是灵魂的呈现，道德是维系文学与文明大厦的底线，如果没有了它，文学的根基和文明的大厦就可能会轰然倒塌。

　　因此，强化写作伦理，加强文学的道德追求，既是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的事，也是发展和壮大当今文学必需的措施，为的是运用一切方法将文学导向善良、勇敢、崇高与神圣、伟大之境。因为谁都知道，在灵魂卑污的人心中是无法看到纯洁的东西的，在不真诚人的口中，也不可能听到真诚的信息，任何人都不愿意去听信一个缺德无耻的人向我们宣讲人生奥义、道德箴言。同样，没有良好的人品，没有高度的道德理性水平和纯洁的创作动机，是不可能有任何好作品问世的。美好的东西只会出自美好的心灵，卑劣的行径只会出自卑劣的心性，这是一点也用不着怀疑的真理。

　　为此，首先要确立创作者必备的道德实践主体意识。先要从内心深处确立明确的道德意识，比如为文要重视真情实感，说真话，抒真情，不虚伪，不造假。不能违背道德良心去胡编乱写。吹牛撒谎会玷污文学，毁掉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只有自觉地把持好这些最基本的道德伦理意识，一切言论书写都做到问心无愧，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中不愧人，文学价值的重建、思想维度的重建才不会迷失方向。放眼当今文坛，不少作家媚俗阿世，什么赚钱就写什么，写出的东西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敢让他们读；很多作品为了钱为了利，只考虑版税、码洋，而放弃了应有的思想追求与道德操守；一些人不写爱情写情欲，不写智谋写阴谋，不写心灵写器官，不写美好写丑恶，制造大量的文字垃圾败坏空气，毒害人心，污染我们的生态环境。如欲从源头上来堵截根治，就需要像孟子强调的，要成为君子，“先立乎其大者”，从破迷开悟，修心养德，培养德商，确立安身立命的人生态度，也就是建立益人益世的道德实践主体做起。建立这种主体意识并不意味着文学的道德化，它只是确立了一种写作的伦理，即规定创作永远不能逾越道德底线，不能唆人作恶，不能无耻无良，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创作应在坚守艺术人格本身的力量、品质和尊严的同时，助人向上向善，用道德伦理构筑坚固的社会文明屏障。必须明白，是依据利益考量来写作，还是按照良知良心写作，这是根本不同的两条路，一条通往毁灭，一条通向光明。何去何从，对于每一个作家艺术家是永久的考验。

　　其次是坚持创作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作品，用良知来推动全社会的“人心建设工程”。这应当成为一切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共同崇奉的一条铁律。良知与人们通常爱说的良心，基本就是一回事。柏格森曾说：“良知作为思维和意志的共同源泉就是一种社会感。”它是由人的全部生活体验和知识决定的一种态度反映。强调良知良心，为的就是要让一切文艺创作从利己利人出发，有益于天下，有益于世道人心，“从心所欲不逾矩”。托尔斯泰曾说过：“只有当你有好的新的东西要说的时候，只有当那些东西对人们有益，对千百万劳动人民有益的时候，你才可以动手写作。”因为写作于人世生活有益的文学，才会使文学创作这一工作变得严肃、崇高，充满正义的道德力量。因为有益，文学才有资格让人热爱，得到时代和民众的认可和尊敬。因为有益有用，能推动社会和文明的进步，因此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壮丽事业的一种。

　　在当前人心涣散，道德崩溃之际，文学应积极参与“人心建设工程”，用各种艺术手段努力去唤醒世人的良知，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防止因过分的索取而导致自我毁灭，献身于追寻理想、信仰和美德的行动之中。文学之职责，除了对人生和对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宣扬真善美，一点一滴地滋养、培育现代人的心灵。用自己的作品浇灌人类道德匮乏的枯树，复苏人类灵魂深处的希望、理想与信仰，不断推动人类精神文明和道德素质的建设。比如强化中国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类将心比心，与人为善的道德训诫，帮助作家克制私欲，走上助人为乐之途。秉持这类价值观，有助于净化世风，挽救人心，扭转一部分人病态的价值观，去从事有益于国家、社会、人心的建设。具体到写作方面，不仅要求端正写作态度，也体现在对写作内容的谨慎选取上。抛弃各种利益考虑，用心去写对生活的真实感悟，去追求纯粹的写作，而不去敷衍瞎编。作家王手说：“有生活不一定有优势，就看我们怎样去解构生活，来建立自己的文学。生活中有很多残酷的东西、晦涩的东西、丑陋的东西，那是我一直在极力回避的。我以前告诫自己，要以温暖之心写身边的善良，现在我觉得还不够，还应该支持以友爱和善待的情怀，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加紧修炼的。”这就需要正意诚心、治心养性，坚守灵魂与品质的培养。

　　与没有任何理想和道德感支撑的堕落文学相比，有益于人世的文学作为一种严肃智慧的劳动创造，它具有说真话，求真相，求真义的品性。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是“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这可作为一切文学创作必须坚守的一个基本原则。此外，还得具有同情弱者和底层民众的博爱精神和泛爱情怀。这些是最起码的写作伦理与美学道德。文学用讲真话，道真情，求理求义的方式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相、生活的真义、生命的真谛，通过抚慰心灵的方式消除现代人心头的浮躁和不安，用一颗善良的心陪伴我们，用一双温柔的手引领我们行走。这样的文学既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永远是灵魂和精神的营养品。

　　再次，道德情怀是决定文学作品格调、品味、境界和等级座次的重要依据。因为追求高贵神圣的品质，对于提高作品的价值至关紧要。

　　任何文学作品，在考虑它的等级地位、座次排序时，比的是其内中包含的价值内容：情感思想含量、心灵掘示深度、道德标高和情趣意味意境，比开启心智，予人知识和教益，温暖并照亮人心，而不是比污秽，比怪诞，比荒谬，比耸人听闻。因为所有的创造，不光要靠独特生活的经历体验、寂寞艰辛的构思营造、别出心裁的语言描述和技巧展示，最根本的还要靠创作者远超常人的孤傲灵魂和高洁心性，它们才是最具感染力，最闪亮发光与最摄人心魄的部分。

　　谁都知道，中国艺术乃“一种人生艺术，即情意艺术”。文生于情，出自肺腑肝胆。白居易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简单说就是诗与文学，感情是其根本，语言乃其苗叶，声音如花朵，思想是果实。因此它哪能不涉“道”，怎能不关“德”？莫以为道德只是一套冰冷僵硬的说教，道德也可以是一种魅力，一种高贵的求索，一种有益的幽情妙趣。古今中外所有流传不朽的作品，无不是以其深蕴的思想意义和道德情感打动人心，予人智慧和力量。内蕴深厚高贵，作品才能感人至深；内蕴浅薄鄙陋，作品必然遭人唾弃。如果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像人一样有个魂魄，那么这魂魄是普通、平庸，还是浅陋、恶劣，抑或是高贵、圣洁，就是至关紧要，高于一切胜过一切的。灵魂之高贵圣洁，除了因它的德行德性崇高、神圣、纯洁，有生命情意之深贯而流露，还能有任何其他别的解释吗？众所周知的敦煌莫高窟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即取“功德无量，莫高于此”之意，因之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部文学艺术作品，若要达到“莫高于此”的地步，靠的就是“功德无量”，用自己的劳作、心血和德行去奉献人世，造福苍生，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神存高贵，始轻黄金。灵魂高贵，始超凡俗。道德是浇灌心灵成长的清泉，是滋润文学成长的雨露阳光。因此我们在提倡有益的写作之上，更要提倡高贵神圣的写作。因为有益的写作是有用的，高贵神圣的写作则是帮助人们走向优雅与温厚、高贵与伟大的，它才是文学追求的远大目标和更高境界。高贵是大善，是一种精神内质——道德高标和气韵神采，它引导我们追求高尚的行为、高尚的生活，使人变得更好，更善良，更高贵。与之相对的则是卑俗、阴险、下贱等。曾有哲人这样说，最美的花需要最清澈干净的水浇灌，最动听的故事也需要最纯洁的感情去编织。我想加上一句话，那就是最杰出的文学作品需要具有高尚品质的人去叙说。表里一致，内外配合，营造迷人的精神感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如果说，有益的写作，尤其是高贵神圣的写作是助人上天的，是快乐，是高峰体验、灵魂升华的高级快感、美感；那么害人的写作则是送人入地狱，是放纵，是偷偷摸摸做贼心虚，灵魂下坠的堕落感、犯罪感。仅此一区别，也能告诉我们人生与文学该怎么进行选择。

　　高贵神圣的写作，是良心与正义、德行与善良的展现，它大道通天，厚德载物，以捍卫人类自由为己任，依靠道德的力量，既充当公众的良心、社会和时代的代言人，也不忘做底层穷人的辩护者，对小人物充满同情、关怀、热爱甚至敬意。同时又对邪恶、不义、欺诈和奴役发动持续的抗击，有力地抵御“财日进而德日损，物日厚而德日薄”之世风。

　　高贵神圣的写作，是爱、梦幻与现实的结合，爱是母液，润泽万物，梦幻与现实是宁馨儿，共同孕育出一切不可思议，前所未有之新生儿。爱博大无边，梦幻改造一切，它们抚慰心灵，给人希望，与现实结合后能发挥出无限的潜能，去改造人性，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高贵神圣的写作，致力于人格的提升和精神的超越，让人在艺术净化中，心灵也得以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世界之广大，宇宙之无限。文学虽不怎么起眼，但它能表达人类的崇高理想。文学的功能自然非常有限，但它能勇敢去捍卫人类的精神健康。文学文字虽虚玄，但它能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物质力量之外巨大的精神力量，看到人生的全部意义。这便是文学独特的价值所在。已故作家史铁生就是高贵神圣写作的一个最好代表。他天性善良、心地高贵，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悲悯的情怀，因此写出的作品提升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高度，用生命之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帮助我们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美好。青年作家鬼金就说过：他“可以凭借语言和思考的魔力，获得心灵和思想的自由……文学给了我突围的方向和可能。我在文字的诗意世界里寻找、思考、自救。每个人的生活，既可以向灵魂更高处探索，也可以回到地面。我选择了在有限的空间中，向内无限地寻找，始终以诗人的眼光注视生活……对我而言，写作是引领我上升的女神，写作能救我于囚笼，写作可以让处于钢铁世界中的我柔软，可以让处于囚笼状态中的我获得肉身和灵魂的解放。”依靠虚构和想象的文学，能让人获得心灵和思想的自由，肉身和灵魂的解放，这何其可贵，何其伟大！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矢志追求道义、真理的精神，一听就让人激情澎湃，感动震撼。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多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圣贤豪杰，他们为了捍卫真理，维护人的尊严和民族大义宁死不屈，前赴后继，令人景仰。假如没有对道义的坚信、对百姓和民族的忠肝义胆、仁爱之心，是决不可能有这种献身精神的。俄罗斯杰出的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将艺术视为信仰，他认为艺术创造不是自我表达或自我实现，而是以自我牺牲创生另一种现实，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艺术家应当承担近似上帝的使命。他曾坦率地写道：“人哪怕只背叛自己的原则一次，他与生命的联系就不再纯粹。欺骗自己，便是放弃一切，放弃自己的电影，放弃自己的人生。”他以决不妥协的姿态讲述了艺术家的情操和美学观：“艺术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影响灵魂，重塑它的精神结构，耕耘它的性灵，使其有能力去恶向善。”其墓志铭上刻写着：“献给见过天使的人”。191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说：“通过爱、善、乐的德行，生命才欢乐而安逸。”作家梁晓声说：“作家最应该做、最应该做好的，就是关注人物的心灵，展现内心世界，重新唤起真善美。”他还说，“作家用道德的尺度看待社会。我的一些作品是把自己心里最温馨的那部分写出来献给读者。”他们的话语句句如金，都在引导人们重道亲仁、崇德敬善，引导人心向着崇高的伦理道德和永恒正义迈进。一个人只有在见识过最美好的东西，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以后，斩断各种私心杂念，才能义无反顾地走向虽极其危险艰难，但却通往更光明远大的正义之途，也才能永远也不为卑鄙的欲望写作，只为永恒的高贵的生命而写作。

　　说来说去，一切崇尚和追随道德，嘲弄和抛弃道德，捍卫道德或践踏道德的主张行为，都不过是一种出自内心的价值选择。每个人的志向情趣、信仰原则与好恶倾向是大不一样的，谁也无法强求别人向自己靠拢。但如果文学无关人的痛痒，不能启迪人的思想，不能陶冶情操，震撼人的灵魂，那谁还要它，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我们之所以倡导从事有益于人的写作，高贵神圣的写作，就是想在崇高道德理想的指引下，进行更有价值意义的创造创作。诗人沈泽宜有诗云：“今夜，请一起守护这盏灯/让我们用生命的油膏供养它/只要这盏灯亮着/世界就不会由黑暗看管/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否一生都守护心中的这盏灯呢！”这问题提得好，守护心中的道德明灯，需要不断加强修身养性，励学敦行，在艰难困苦的创造中去冶炼自己的意志，升华人格，涵养浩然正气，荡去尘世浊物，壮大自己的灵魂。这既是每个人毕生神圣的职责义务，也是文学价值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完成这项工作，便需要我们高举崇美善德的大旗，抨击贪嗔痴等失德缺德行为，开展一场“反无耻之战”，为提升文学与人生的境界，重构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而不懈努力。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年度西部项目（14XZW04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出版。

　　[2]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8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出版。

　　[3] 孔子：《论语·述而》。

　　[4] 《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漓江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

　　[5] 王手：《发现自己的文学》，见2014年12月19日《文艺报》。

　　[6] 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7]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出版。

　　[8]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9] 鬼金：《写作的吊车司机》，见2015年第6期《作家通讯》第89页。

　　[10] 【法】安托万·德·贝克：《安德列·塔可夫斯基》，译者方尔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出版。

　　[11] 安德列·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反思》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2] 《精品中的精品》第12页，作家出版社。

　　[13] 明红：《梁晓声：作家用道德的尺度看待社会》，见2007年3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4] 转引自张同吾：《守护心中的灯盏》，见2014年12月1日《文艺报》。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杨 林

　　

　　邓 平 布面油画 乐土与原乡·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