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长篇历史小说《凤舞花溪》
杨荣昌/陈国翔
边疆阅读
·主持人语·
小说的容量极大，历史、人物、风物、风俗、故事等等都可以进入，读者都能够从里面获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小说评论，也力图从不同侧面对作品进行解读，或认同，共鸣，或提出异议，反对。小说《凤舞花溪》写活土司制度下的人物命运，揭示特定历史人物的民族文化心理，完成历史性和故事性与小说艺术的结合。《如画似书》的评论，注重作品的精神文化背景，以及对叙事特色和艺术创造的深度解读。评论小说《罪赎》，凸显作者通过艺术手段把握现实事件的强大能力。三篇评论文章，侧重点大同小异，能看出评论者良好的文学理论修养和对小说的有效掌控，这样的评论文章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都会让读者有所得。（杨林）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管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其源流可追溯至隋唐时期的羁縻制度：即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的目的。在云南边疆历史上，位于武定县的罗婺部凤氏土司影响深远。罗婺部自隋唐时期兴起，至1950年武定解放，前后影响千余年。此间，发生了许多可记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彝族首领，他们各自如璀璨的星辰，闪耀在西南高原历史的天空。池也的长篇历史小说《凤舞花溪》，正是取材于凤氏土司一段慷慨悲歌的历史作为叙事背景，通过讲述土司女首领奢卓大半生的风雨历程，高扬人性的光辉，呈示充满质感的民族文化心理，形象地反映出土司制度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演变。
一、揭示历史流变的规律
明清时期，罗婺部土司与东川、沾益、丽江、水西、建昌、乌蒙、芒部等土司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姻亲关系，形成了区域性的联姻集团、彼此相互依靠，无论是对朝廷的反抗还是冤家的械斗，都可向自己的姻亲求援，从而寻求在政治、军事上的相互庇护和依靠。小说中的奢卓青年时代从东川禄家远嫁武定凤家，是其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由她的婚姻为叙事视点，延展开对东川禄家、武定凤家、法期张家关系等盘根错节的土司关系的清理。作为联姻制度的当事人，奢卓既承担着两个家族间的政治倚靠和勾连，又有着属于自己真挚的爱情向往。其丈夫凤阿德，是凤氏土司的继承人，清俊挺拔，品性醇厚，本可带着这个家族走向新的繁盛，可惜天不假年，阿德英年早逝，家族振兴的重担落到奢卓身上。可她身居的时代偏偏又是乱世，官匪横行，民生凋敝，民族地区固有的传统势力与代表中原王朝势力的流官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青年奢卓因偶然性因素得罪了当地的军事统领，被投入监狱，引发其家族与朝廷代表势力之间的剧烈冲突。奢卓的反抗指向的是暴政，代表正义性的力量，偶然性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的必然，反映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紧张的政治生态。辩证地看，土司制度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元明清实施土司制度后，再没有出现过大的地方势力割据政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较为稳定，有利于内地与边疆各民族经济、文化、思想交流。但土司制度作为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依然有其消极作用，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是明末清初，这是一段极为复杂动荡的历史，通过人物之口的讲述，回溯了凤氏家族数百年的辉煌，不仅是一个家族艰难而奋进的发展史，而且通过家族发展变迁的足迹，可透视西南边疆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态。凤氏土司对中央王朝的态度与当时社会发展有紧密关系，其中如商胜、阿英等的深明大义，为人民带来福祉。土司家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数次战争，以及来自家族内部的争斗，反映着朝廷对边疆民族地区统治政策的不断变化，究其根源，与国力的强弱变化亦不无关系。
长篇小说是一种信息承载量很大的文体，包容万象，举凡历史流变、人世沧桑、命运流转均可由其反映。《凤舞花溪》虽然取材仅为数十年间，在漫长的罗婺部发展历史中不及全部的十分之一，但优秀的作者能够以小见大，以一段风云往事写出一个时代的悲剧，写出一种强大的历史逻辑及其历史规律的不可逆转。小说反映的吴三桂“不可使滇中一日无事”而实行的以夷制夷，逼迫朝廷对其倚重，深刻地刻画出一代枭雄的阴险狡诈。“其时，滇中各地皆已改土归流，土司职与权皆已受到极大削弱。当此之际，朝中纲纪败坏，流官贪赃枉法，世风日下，凤氏因时势所趋亦渐于式微。”明朝在武定“改土设流”之处，实行“土流并存”，仍保留土司世袭制。但土知府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象征着政治权利的知府大印从土知府手中移交到流官手中。此后，罗婺部族战乱频繁。清雍正年间，朝廷彻底改设流官。罗婺凤氏土司在武定府的统治结束，凤氏的一支流落到金山江边，后被朝廷封为土舍，官“武定直隶州幕连世系土同知”，势力虽不足先祖，但仍然富甲一方，直至1950年武定解放。凤氏家族的由盛转衰，是历史进步的必然，尤其改土归流后的釜底抽薪，是中央王朝统治力强大的象征，对统一全国、巩固政权有着积极作用。小说把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史，浓缩为一个家族的盛衰变迁史，这个家族的历史印迹，又通过一个具体的彝族女性来反映。当奢卓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逐渐变成一个饱经风霜的妇女，其背后的风云变幻映射着一个时代的悲情与沧桑，体现了作者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二、探析深层民族文化心理
描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民族风俗是重要的表现载体，只有呈示了那个时代的肉身，才能为人物的言行举止找到坚实的物质依托，小说才成为一种可以信赖的语言实践。《凤舞花溪》反映的是彝族的历史，从实感层面来看，小说中布满了祭祀、典礼、仪式、歌谣等极具彝族生活特色的场景，画面感极强。即使以文化研究的专业眼光来考量，这些描写也是经得起推敲的，作者为了写活一种日渐消失的文化传统，是下足了考据功夫的。他长年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长期供职于史志部门，接触到的既有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又有鲜活的民间文化情态。这些历史典籍与民间文化资料经过整理和再创作，打开的是一条通往这个民族精神内部的秘密通道。文化习俗能有效呈现一个民族独特的心理意识，使一种文化之根站立。小说花了大量篇幅描写土司的家祭，事无巨细地交代了筹备的过程和祭祀的程式，毕摩呢喃自语的祈祷声，苏尼有如神启的翩翩起舞，充满宗教的仪式感，人与神在刹那间得到沟通和连接。由这种散发浓厚神秘气氛的场景，不难进入这个民族心理意识的深层：“彝人认为，人有三魂，活着三魂归一；亡故后，三魂分离，一魂守家，一魂驻坟，一魂则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返归祖先灵魂所在之地。”“彝人们认为，人死灯不灭，这灯就是人的灵魂。所有的人死后，这颗永远不灭的灵魂都要返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回归的历程漫长而艰辛，一路上，要经过九十九道关口，这些关口没有一处不是险象环生，有密不透风的黑森林，有波涛汹涌的江河，有深不可测的幽谷，而每一道关口都充满着夺命的豺狼虎豹、毒虫蛇蝎、妖魔鬼怪，这最后一道关口就是法嘎岩，能顺利登上这险峻的五百九十九道天梯，人的灵魂就进入天堂了。”小说是对一个民族精神的再建构，离不开对其民族心理的深度探究，尤其对少数民族而言，挖掘并深度呈现其核心意识中的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和自然崇拜，以文学的形式张扬这种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观念，对今天重建精神家园有着重要意义。
当代彝族文学有着鲜明的女性崇拜及其抒情传统，对女性（阿妈、姐姐、妹妹、嫂子）等的歌颂，充满感情，表达对美的膜拜。彝族文学的形象谱系中，几乎很少出现反面的女性形象，绝大多数的女性无不是美貌与智慧的化身，是勤劳善良的典型。《凤舞花溪》深刻表现了这种女性观：“彝人本重妇女，欺凌主母，更犯众怒”，“彝人对自己女人、对族人妇女的保护，出自世代传承之德行与天性，汉人有砍柴莫砍刺栗棵、骂人莫骂猓猓婆之说，可见彝山女人地位之尊，外人轻易不敢得罪。”鲁基对奢卓初次见面时的率性之语“敢羞我们彝家的女人，这份事咋会能轻轻容易就歇得掉台！”，此话让奢卓心里感到一阵异样的温暖，于是有了之后鲁基入赘凤家的情节。小说中多处表现出凤氏家仆及族人对女主人的拥戴，体现出一种自觉性，并非完全是被胁迫的，他们真正把妇女当作万物生命的本源。在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父权社会挤压下，母性崇拜一直艰难寻找自己的空间，不断拓展话语的表达界域，母性的包容、博爱和创造力，具有超越男性的生理及文化特质。
三、遵守小说创作的艺术法则
虽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取材于历史故事的小说，除了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要经得起推敲外，具体的方位、地点、遗址要尽可能保持一种真实的存在感。《凤舞花溪》体现了作者心中明确的方位感，所写多处地点均可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如小说重点表现的三台山凤家城，其遗址位于云南省禄劝县密打拉村北三台山顶峰，与今天的楚雄州武定县接壤，分内城堡和外城堡，面积约8000平方米。自宋大理国时期起，直至明隆庆元年（1567年）的改土归流，凤家城一直是雄冠滇东乌蛮三十七部的罗婺部凤氏统治的中心，后被焚毁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凤继祖之乱。据说整个凤家城堡燃烧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坍塌在一片废墟里，今天的凤家城仅留下一堆残垣断壁。距城堡第一道隘口约400米路程，石板铺设的故道原貌犹存。隘口左侧石壁上刻着两尊巨大的摩崖石刻，是研究南诏时期雕刻艺术和宗教思想的重要证物，相传是当时瑜伽密教传入后信徒们创作的遗物，为云南省重点保护文物。在高达10米的峭壁上，右边是“大圣摩诃迦罗大黑天神”浮雕像，右手持戟，左手垂下托一宝塔；左边是“大圣北方多闻天王”，头戴王冠，身著胄甲，两足各踏一狮头水牛角怪兽，风格粗犷，刻工精湛。这两尊神像威严地把守着通向三台山的甬道，守护着一方山水的灵魂，可惜守住了凤家城的铜墙铁壁，却没能化解那场彝人干戈相向的内讧，凤家城最终还是坍塌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里。《凤舞花溪》对凤氏家族经营凤家城的描写可谓浓墨重彩，相传城堡中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即凤氏在此保护靖难之役后落难到此的皇帝朱允炆，让陪伴皇帝流落四方的先臣们各留下一个后代，世代守护，因此这里又被称为“龙三藏”。时至今天，这座仅留下残垣断壁的城堡依然是罗婺部后裔（以武定和禄劝两县为主）心中一个断然难解的结，被誉为云南“新诗之父”的禄劝籍诗人梅绍农曾登临三台山瞻仰凤家城遗址，留下多首脍炙人口的诗句。而当代禄劝籍彝族诗人普驰达岭的《我以石质的呼吸仰望凤家城遗址》，则让这座城堡在文学的领域里声名远播，这首诗歌基调苍凉雄健，格调高古悲壮，含蓄理性的历史叙述节制不住热烈奔放的情感喷涌，在对历史磨难的重新审视中建构起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流溢出一位民族智者的诗性情怀。小说中的禄劝掌鸠河畔的彝文碑刻，记录着罗婺部的辉煌历史，今天这些遗迹依然存在，是一份考证西南边疆历史最可信赖的依凭。小说还重点描写了罗婺部的发祥地火期洛尼山，在今天的禄劝云龙，清末曾出过一位知名彝族诗人鲁大宗，著有《听涛轩诗抄》等。从古至今的人文源流，雄辩地说明了这方水土是当之无愧的文化渊薮。《凤舞花溪》把主人公奢卓与其夫婿凤阿德的活动区域多安排在狮子山等地，让他们在罗婺部内外的重点领域间行走奔忙，尽管涉及地名繁多，区间面积较广，但写来绝无方位的错乱之感。另外，东川府、法期、武定等相隔较远之地，也有相应的表述，不能让小说人物一天行程上百里，也不能数公里之地走上十天半月。这些细节是经得起实证的，这样的写作也体现了鲜明的文学地理学意义。语言最能表现一个作家的写作功力。《凤舞花溪》的作者长年从事文史编撰工作，浸淫于古文典籍中，受其精粹典雅的特性熏陶，小说有一种古朴的语言风格，再者描写的时间背景是明末清初，自然需要以大量古雅的语言作为人物的对话语。尤其是对古代公文信函的撰写，纵横捭阖，知人论世，入情入理，最见作者文字能力。小说还将古文言与方言混杂使用，有一种庄谐杂出，既庄重典雅又生动活泼的特点。大量使用方言，可表现小说人物独特的文化心理，常能引起熟悉此种语言的读者的会心一笑。同时，一种值得警惕的写作陷阱往往蕴含其间，方言的过度使用，会给读者带来某种程度的生涩感，尤其是不熟悉这种语言的读者，会常不知作者所云。文学作品要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就要考虑阅读者的习惯和接受力，并非语言越土越好，它的传承是一个扬弃的过程，要学会保留那些凸显民间智慧的部分，使其起到画龙点睛作用，而已无生命力的部分需要果断舍弃。
《凤舞花溪》体现了作者在结构上的良苦用心，他充分动用倒叙、插叙等多重叙事手法，并设置了大量的伏笔、曲笔和互文，整体上显示出小说的丰富感觉，为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提供了活动的舞台。然而丰富但不丰满，叙事线条几乎只围绕奢卓而展开，缺少对次要人物必要的叙述，如几大土司家族各自的生活运行轨迹，是他们共同的交织作用，才构成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的全貌，应该为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出场解围设置必要的铺垫。特别是小说中智慧的化身修寂法师，侠义的化身罗老害，正是他们在背后的默默点拨和作用，才有了奢卓日益成熟的政治智慧和一生勤政爱民的人格自觉。小说在本该有直接叙述的地方选择了欲言又止，为奢卓解析长者身上的人生秘密提供了空间，亦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索。
历史可以提供无穷想象的空间，好的历史题材作品，其创作原则应是首先遵从基本的史实，切忌解构历史，戏谑历史，糟践历史，使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在此前提下，尽情舒展作家想象的翅膀，呈现历史流变的规律，表现强大的史识。既要努力回到历史的本真状态去呈现当年的人和事，又要以鲜明的现代意识烛照过去，重获一种具有穿透力的思想品格。在此意义上，《凤舞花溪》为当下文坛提供了一种值得重视的写作实践。
（杨荣昌工作单位：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陈国翔工作单位：楚雄市鹿城中学）
责任编辑：杨 林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