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云

　　《起死》中意志符号与反英雄的新历史意识

　　罗 云

　　经典重读

　　·主持人语·

　　鲁迅先生的《起死》被视为《故事新编》中最具艺术魅力的作品。青年学子罗云从“意志符号与反英雄的新历史意识”两个层面进行解读，认为《起死》“以虚构的手段还原历史，以世俗的眼光重审英雄原点，采用夸张、荒诞、蒙太奇等艺术手法解构正统英雄形象，塑造了反英雄叙述模式。”而“反英雄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人的现代性叩问，从意志主义哲学解构‘无是非’‘无为’‘生即死’的理论谬见。”文章立意较好，论述有力，哲理意识清晰，是一篇颇有建树的文章。

　　《孤独者》被称之为“最富有鲁迅气氛”的小说，近年来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孟颖的论文《“孤独”的先觉者形象》，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鲁迅先生将这些立志于启蒙事业的知识分子放在整个中国大背景下，放在关系错落复杂的中国社会中，通过各种势力和身份的对照和角逐，最终深刻地揭示这批启蒙者的两面性和启蒙的复杂程度。”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孤独者》思想意识的独到之处，层次清楚，表达明了，值得一读。（李骞）

　　无论从文本叙述形式还是从思想艺术内涵来看，《故事新编》都可以称作现代小说史上的奇妙之作。题材意象取自神话、历史、传说，而精神价值与伦理理念源于现代，写出了新境界，反思出新文化，审判出“新英雄”。这既有对中国古代正统历史小说的反叛，也有对传统文化与国民精神的再一次鞭挞，更多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大胆地革新了小说的样式。《故事新编》因其形式与内容奇崛独特，当代青年学者姚丹才言简意赅地将其概括为“文无定体”的奇书，基于文学史观的统一性，这部文集首先可以定位为小说，这点为绝大部分学者认可，其次才是争论小说的二级标题，究竟是历史小说还是神话小说，或者是荒诞幽默小说，文体认定并非本文讨论的重心。本文将抛开文体类型成见，致力于研究《起死》的内涵与外延。按照鲁迅创作的时间顺序，《起死》一文，属于鲁迅晚期的作品，在《故事新编》中排序为最后一篇，经过了《补天》《理水》《奔月》等新历史意识的先锋尝试，到《起死》时，原型材料的艺术加工更加圆熟，荒诞背景的镶嵌趋于自然，游戏话语书写凸显了反英雄的戏谑效果，在原型意象与文本外延的解构中，《起死》中所表达的西方的意志主义哲学被客观化、具体化、形象化。值得探究的是意志哲学的发散并非鲁迅本意，作家的创作动机倾向于以小见大，借古讽今，以今讽古，从而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进行辛辣的嘲讽，对英雄原型进行反英雄化的平民书写。

　　鲁迅虚构历史而不篡改历史，他遵循的是艺术的真实、人性的真实、逻辑的合理。在对待新编题材与艺术手法时，鲁迅认为“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这其实也反映了在《故事新编》的创作中，作者注重的是灵感思绪的自由生发，关注生命意志的运作冲突“不再重视严肃的正史和崇高英雄的复写，而是侧重以史实为材料来生发个人的生命体验，由此呈现出与传统历史小说不一样的文学范式”。意志符号即叔本华与尼采大力推崇的意志哲学，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将之翻译成“欲”，鲁迅深受叔本华意志学说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在多部文本之中注入意志哲学。叔本华强调生存哲学，视人生之存在为悲剧之存在，因为人有原罪，唯心地认为生命即虚无，开非理性主义先河，尼采继承了叔氏生存意志，对之改造，升华为权力意志哲学。但叔本华与尼采，一个过分悲观，一个极端地追求权力、强大，二者都有着很大局限，如尼采超人哲学被德国法西斯利用，附会为优秀民族对劣等民族的统治，造成血腥恐怖的种族屠杀。鲁迅看到了意志的强大威力与破坏性，巧妙地取其一端，加以发挥，思辨地看待中国古代英雄之意志、平民之意志、圣人与神人之意志。如《奔月》中，嫦娥傲慢无礼，自私骄横，梦寐以求拥有“辣子鸡”，对后羿冷嘲热讽，非骂既谤，一气之下，偷吃仙药，独自飞身入了月宫。后羿待嫦娥，关怀备至，忍气吞声，甚至于委曲求全。二人都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经典人物，也逃不了意志的规训，一反常态戏谑文化原点，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并不攀附正统历史意识。《补天》里的女娲，是中国的创世纪之神，文本中不以造人、补天为特写，重心落在女娲创世纪之后的喜怒心理的变迁，以及女娲百无聊赖的生活气息，造人之神猜不透所造之人的心理，反被其所累，最后为人类世界牺牲，人类反而在女娲躯体上争夺权力，这是一种人性的悲剧。本文拟从反英雄新历史意识、生死意志辨析两个方面，去研究基于意志符号下的反英雄话语。

一、反英雄的新历史意识

反英雄的新历史意识有两重含义，一是反英雄模式，二是新历史意识。反英雄是新历史意识的一种手段与艺术方法，反英雄并非小说的目的，抛开文体类型的理论探究，小说之本质在于写人，写人的思想情感、行为经历、野心或情欲望又或其他，总之“以人为本”是基本准则。小说允许大量艺术虚构，但也不是主观捏造，以至于故意歪曲历史事实，诋毁历史英雄人物。《起死》的情节推进中，英雄不再是无所不能，英雄自己也被卷入尴尬荒诞的戏剧冲突，自我信仰受到世俗意志挑战。庄子第一次能够祈祷司命大神现身，复活五百年前的商朝汉子，第二次却徒劳无功，反被汉子羞辱谩骂。鲁迅历史意识之新，一方面源自新的历史观念、新的历史叙事手法、新的表现手法，另一方面在于对旧的历史小说中文化原点的现代性审视。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曾言：“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有三种面目，历史上的本来面目，称之为历史形象；小说、戏剧和文学艺术中的面目，称之为文学形象；民间信仰、民众风俗和一般人心目中的面目，称之为民间形象。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叫历史意见；站在现今人的立场上去看历史，叫时代意见；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去看历史，叫个人意见。”《起死》一文的原型来自于庄子，庄子这个历史人物，有神话传说，有历史典籍记录，是真实存在的道家英雄人物，是超人形象的典范，鲁迅只取一端，遵循艺术真实和人性人情的合理性原则，加以演绎，夸张而不失理智，荒诞而不乏哲思。作者以《庄子·至乐》为《起死》的原型素材，架空时间与空间，杂糅三种形象，并加以现代性的想象，站在现代人的立场看历史，沿用了时代意见。

　　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坎贝尔的“单一神话”理论,“英雄原型的领悟过程一如追寻原型那样,是英雄人物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在古代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热衷于塑造自己的民族英雄”西方以《荷马史诗》为发端，确立起了许多个性张扬、智慧勇敢、大爱、坚韧的半神半人式英雄，东方的古代中国擅长于渲染英雄的集体主义精神，即“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英雄人物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加以崇高化、神秘化。如先秦时代的战国四公子，华夏文明初祖的三皇五帝，三国之关羽、诸葛亮等皆如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传统历史小说家往往站在某一阶级的立场，作为统治者的依附或者御用文人进行创作，囿于自身知识结构与阶级属性，脱离不了成为史书的野史的延展，成了为帝王将相粉饰太平盛世，为才子佳人作传奇传记。鲁迅先生敏锐注意到这一怪圈，打破历史小说的传统藩篱，不在注重视意识形态的说教，也拒绝成为政治的工具，极力表现文学的自觉与艺术创新的自由。反英雄是现代性与后现代语境中出现的一种人物模式与叙事艺术，是对于传统主流社会标榜的英雄主义的一种消解和批判，也是借用反英雄话语对当下社会价值观念的重新建构。反英雄不等于非英雄，英雄、反英雄、非英雄是三个定义维度不同的概念。

　　庄子是道家的英雄，《起死》中的庄子是鲁迅消解的反英雄。依照鲁迅先生的文本故事，对于庄子这样一个典范原型，虽然不是英雄，但也不是英雄的对立敌人——行恶之坏人。由“反英雄式”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将不再是救平民于水火的集体主义英雄的形象,庄子不再具备无欲则刚的超意志思想、也无超人的智慧和才能、更没有坚守“无是非，无为”的信仰痴迷，在复活汉子的霸道蛮横之下，庄子有愤愤不平的怒气，有哀其不幸的悲悯，也存有无可奈何的悲叹。二人对话之中，传统历史小说断然不会出现的琐碎对白贯穿全篇，鲁迅通过庄子的言行与内心独白以及戏剧旁白，对陈旧的历史意识、顽固的伪崇高文化由表及里地瓦解其存在基石。在小说后部分，巡警认出眼前之人就是名流庄子，恭送庄子骑马离开纠纷现场，复活汉子不依不饶，与巡警纠葛起来，文本写道：“要不然，我不能探亲，也不能做人了。二斤南枣，半斤白糖.....你放走了他，我和你拼命。”语言活泼生动，场景诙谐反讽，这正是鲁迅对正统历史意识的颠覆，融生活琐碎、平凡小事入历史小说文本。除了语言、素材、环境，作者描绘的野蛮粗鄙的汉子与普普通通的巡警形象，是小人物平凡人生的写照，作者避开既有历史小说的宏达叙事与严肃勾勒，以凡人凡事为核心，旨在颠覆根深蒂固的神话传说原型，庄子战胜困难的非凡毅力被汉子一句“还我衣服”打垮，他处于自己一手复制的困境中,充当着一切脱离社会物质基础者的伪证。《起死》一文，鲁迅汲取欧洲短片戏剧的框架，符合三一律原则，而敢于突破三一律的束缚，在话语上创新地使用游戏化叙说，与旧有规范的严肃高雅旗帜鲜明地对立，正因为言说方式的世俗化、现代化、平民化，英雄人物才没有被时代语境重新推向神坛的可能，经典化英雄人物的没落不等于英雄的消亡，正在崛起的庄子式反英雄或者是立体英雄仍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容纳。

　　人是复杂社会关系的集合，人之为人，有二重性，一是与生俱来的本我意识，二是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规训下的自我与超我，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所以庄子对于汉子的无理索取，首先就条件反射地对抗与自保，这一点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然而传统历史话语中，庄子与老子等道家学派贤哲近乎圣人，传统学究以为哲人不食人间烟火，完完全全与世无争。《起死》之中，庄子之争，庄子之愤慨，出于人情天理，符合人性的普遍逻辑思维。复活汉子是鲁迅阐释生存意志的一个表象，在新旧两种历史意识对碰中，作者以凡人对抗超人，以游戏话语与陌生化比喻消解典雅庄严史话，以灵活散发的虚构想象嘲讽“言必有据”。最根本之处在于作者以反英雄的现代性颠覆超人式的英雄崇拜，把历史小说意识形态与工具主义将之最低，体现了独出心裁的奇崛文风。本我与自我是不稳定的,经常处于分裂状态。但即便是这样的人,我们仍然无法忽视他们在对抗异化社会,追求自我解放的实现的过程中的痛苦与挣扎,无法忽视他们在张扬自我的自由主义中,无视传统、离经叛道的行为准则。庄子的“衣服非我所有”看似出世之心，但细读文本之后，方才理解其实不过一句托词，鲁迅笔下的反英雄含义，不但批评庄子的虚无主义，同样借古讽今，挖苦那些华而不实、不通事务之人。对此，小说中有一针见血的解答了面对以生存主义和利己主义为一体的汉子，庄子采用空洞、抽象、玄奥的道家哲学去说教，无疑是十分荒诞滑稽之举措。作品中鲁迅并不反对伦理服人，而是反对那些背离实际的清谈。庄子能够离开，源于世俗中的关系，非是道家无为哲学。假使没有巡警显现，或者庄子不借用世俗社会头衔，庄子与汉子之矛盾恐难消弭。从一个侧面而言，英雄人物固然离不开世俗意志约束，反英雄的人物同样如此。《起死》之中，庄子出场时，以无为无不为自居，倡导无是非的诡辩论，复活了一个五百年前就已死亡的商朝百姓，当复活的汉子抓住庄子不放，要夺他衣物之际，庄子不但据理力争，务必争论谁是谁非，而且采用自卫行为，阻止汉子蛮横行为，最后唤来巡警进行调停。由此观之，庄子的无为与无不为本就自相矛盾，无是非观念更是违背逻辑常理的虚无之言，鲁迅借用庄子的经历，透露出意志的客观与永恒，揭示了人性中的自私执着与贪婪势利，解构了圣贤英雄的神话光环，把神人、圣人与平凡人纳入同一个世俗话语语境，以民间立场对历史进行戏剧化的还原。最终将完美无缺的英雄编制在现代性环境中，用现实主义与进化论观念嘲讽、消解被典范化的人物，重新书写世俗化的历史，英雄被分解到还原的过程，就是反英雄叙述模式建构成功的过程。

二、生死意志辨析

《起死》是小说也是戏剧，是西化戏剧形体下的中国肌质。小说情节单一明了，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条线索、三段故事。庄子行踪是单一的线索，遇骷髅与神辩论，继而央求司命大神施法复活骷髅为第一段故事；复活汉子与庄子围绕衣服等物质资料冲突为第二段；庄子叫来巡警，得以脱身，汉子继续纠缠巡警为第三段故事。看似平凡的文本结构中，隐含的是鲁迅对中国人意志文化的批判与深层次的戏谑讥讽。商朝汉子之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冤枉庄子、纠缠巡警，其目的与意志欲望在于“衣服、南枣、白糖、圆钱、雨伞”，这是具体可感实实在在的意志表象，庄子以有无相对哲学观去说服农人，其不为所动，反而被激怒，这不得不令人联想到鲁迅与钱玄同关于铁屋子的精彩妙喻。生，人之所大欲；死，人之所大恶，有了最低维度的生命本体，欲望的顽固意志形态自然驻扎期间，汉子在鲁迅荒诞话语中地位陡然提升，从“此人”对比庄子，因“此人”解构道家的是非观，于“此人”得出寄托表象的意志狂热。由此观之，庄子非生非死的理念本就是一个抽象于价值符号与人性事实上的悖论。结合文本细读，庄子的生死意志之辩主要体现于两个似是而非的逻辑推理，二者皆是离不开意志哲学语境，呈现出混乱价值审美缺陷。

　　其一，“生死无界限，生即死，死即生。奴才即主人”。在庄子与鬼魂对话之中，鬼魂自以为死是一种苦难体验的解脱，提出死亡即自由。庄子依附道德经之神韵加以延展开来，诡辩地坚持“生死无界。”鬼魂之中，无论男女老幼，多数生前是被压迫、被奴役、受屈辱的底层民众，他们信仰的是现实主义原则，以物质世界具体利益和情感思维为释义，方其为人，“贪生怕死，倒行逆施，成了这样的呢？（橐橐。）还是失掉地盘，吃着板刀，成了这样的呢？（橐橐。）还是闹得一塌糊涂，对不起父母妻子，成了这样的呢？（橐橐。）您不知道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吗？（橐橐橐！）还是您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成了这样的呢？（橐橐。）还是年纪老了，活该死掉，成了这样的呢？（橐橐。）”方其为鬼“庄周，你这胡涂虫！花白了胡子，还是想不通。死了没有四季，也没有主人公。天地就是春秋，做皇帝也没有这么轻松。还是莫管闲事罢，快到楚国去干你自家的运动”鲁迅在这里用幽默闲适笔调，从容谈笑生死，其外延是谈庄子与鬼魂辩论，主体内核实为意志与表象的探析，庄子比常人境界更高处出自对死亡肉体的平淡审视，他的局限是把本体与客体混淆，故意利用玄之又玄的道家出世哲学消解灵魂与躯壳，道家所言出世，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眩惑，以避世独处逃离复杂社会系统，继而参透生死，推导出生死无界限，逃避规训的世俗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意志欲望，也是意志在现实世界表象的寄托。据此逻辑，鲁迅或显或隐地反驳道家一昧出世、玄惑、诡辩，由庄子之求证方法，我们可以很简单地论证“出世即入世。”所以，鬼魂求自由，庄子反而囿于自由，由此，照应前文的反英雄模式。在鲁迅虚构的想象世界里，鬼魂、汉子、司命大神、庄子、巡警无一不是意志理念在人类社会中的变形附体，奴才即主人这是抨击阿Q精神与顺民意识，庄子的学说容易将人推向虚无主义，这与实事求是的人世规范相抵牾，最终被复活汉子一句“还我衣服”消解得一干二净。任何英雄人物都离不开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背离了世俗基本行为规范，即便是雄辩的庄子也只能放弃无为，千方百计为自己开罪。务实伦理是生死之辩所难以解决的问题，鲁迅在文本末尾留有悬念，让读者新的期待视野再次生发，去思索鬼魂归宿，然而，经过了无是非观念的质问，作者与读者已不愿继续庄子的诡辩，所以庄子离开后，矛盾开始集中移向巡警与农人，很明显二人绝不会大谈哲学。

　　其二，意志可以消灭。尼采在《权力意志》中阐明“意志是一切事物的本质，一切事物无不是意志的体现。”从意志哲学而言，意志是客观的、永恒的、绝对的。整个世界好比是一个轮回的力，在意志魔力作用下生命开始诞生成长，求发展壮大，然而去追逐各种意志欲念，庄子急于传播道家学说，农人急于找回衣服与雨伞，《铸剑》里的眉间尺执着于复仇之欲，《奔月》中的嫦娥厌倦了繁琐、单调、拮据的生活，背叛后羿，偷服仙药飞身成仙。意志从来不会因为个人主观情感乃至于外在世界的改变而改变，只要有人就有意志的表象，人只能顺应意志而不能消灭意志，庄子企图以道代替意志表象，所以他失败了。

　　鲁迅在《起死》一文中，以虚构的手段还原历史，以世俗的眼光重审英雄原点，采用夸张、荒诞、蒙太奇等艺术手法解构正统英雄形象，塑造了反英雄叙述模式。必须加以区别的是，反英雄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人的现代性叩问，从意志主义哲学解码“无是非”“无为”“生即死”的理论谬见。回到文本，意志符号下的反英雄叙事，正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人性的新考察。

　　[1]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易中天.品三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3]约瑟夫·坎贝尔.英雄千面[M].纽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2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鲁迅.故事新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6]尼采.权力意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责任编辑：万吉星

　　简 讯

　　“民族音乐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昆举行

　　2016年12月9日至10日，由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主办，云南省音乐家协会、中国东方音乐学会协办的“民族音乐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举行。

　　本次学术研讨会旨在全面提升云南民族音乐研究的整体实力，促进云南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国际化发展。来自美国、丹麦、德国、韩国、爱尔兰以及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厦门大学和云南的民族音乐学家1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云南民族音乐的艺术特色、社会与民族文化背景以及云南民族音乐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探索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在云南以及东南亚民族音乐研究中的运用和前景。

　　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昌山、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张维明、中国音乐学院前院长赵塔里木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云南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