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黄玲高校知识者题材小说
唐诗奇
新锐批评
·主持人语·
本期所发两篇文章均出自云南年轻的文学评论写作者之手，唐诗奇是刚进入研一的学生，她对大学题材的小说有兴趣，产生了写评论愿望，这篇评论也有她自己的发现。今天的大学校园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之中，身处大学的知识者内心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少人在世俗化的冲击中已经不能称为“知识分子”而成为“知识者”，唐诗奇以黄玲的系列小说为评论对象，所言其实已经超出了小说的范围。大学题材是新世纪以来逐渐成为热潮的创作领域，希望更多的云南作家、评论家进入这个领域。徐霞以潘灵小说《一个人和村庄》为评论对象，开掘小说的深度价值，评析小说呈现的总体风格，她的所言强化了中国大地的“荒村”现象给予读者内心的震动。（宋家宏）
一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黄玲是少有的兼学者、作家和评论家为一身的人，先后出版有《李乔评传》《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述》《妖娆异类——海南评传》，皆为云南学术界的重要收获。在文学创作上，已出版长篇小说《孽红》、小说集《四季流云》、散文集《从故乡启程》等，在创作上不断尝试、探索，其平淡流利、睿智从容的写作风格已趋向稳定与成熟。
《边疆文学》2016年04期在卷首刊登了黄玲的中篇小说《胡博士的博导梦》，讲述了大学教授胡东海为了评上博导历经的种种曲折，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高校闹剧。以胡东海为主人公进行创作已不是黄玲的第一次尝试。此前，黄玲已发表出版了《胡博士考博前的世俗生活》《胡博士的世俗生活》（均收录于《四季流云》），加上《胡博士的博导梦》，初步构成了一个以胡东海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完整地讲述了胡东海从青年教师到成为博导的生命历程，由此反映出社会转型期部分高校知识者的精神镜像。另有《在假期飞翔》《房子那些事》《奖之获》单独成篇，从不同侧面描写的高校知识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一同构成了黄玲的高校知识者题材小说。
近年来，大学知识者叙事文本呈现出日渐繁荣的趋势，并引起了相当的反响。2015年，阎真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一经发表就荣获首届路遥文学奖，不可避免地再一次把该题材小说纳入人们视野之中。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溯源已久，远承“遍布儒林”的批判志气，从鲁迅那里传承下来对知识分子拷问与反省的基因，老舍的《赵子曰》、沈从文的《八骏图》、钱钟书的《围城》已开其风气，及至新世纪以来，在社会转型期的冲击之下，爆发式诞生了一批着力揭露高校弊病和教授腐化生活的知识者叙事小说，包括张者的《桃李》、张吉夫的《大学纪事》、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所谓大学》、朱晓琳的《大学之林》、阎连科的《风雅颂》、邱华栋的《教授》等。经历社会转型期的高校，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已消失殆尽，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地展现高校的荒诞图景，不遗余力地揭露教授们欲望膨胀、道德堕落、人格异化和精神溃败带来的精神“荒原”与时代危机。小说中的教授们不再重视“传道授业解惑”这一传统职责，亦不再自觉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放弃坚守形而上的理想世界，纷纷屈从于世俗化的生活并使之成为一种生活常态。高校知识者们几乎是发自内心的接受了实用主义，摇身一变为“快乐的消费者”，加入了煽动实用主义的阵营。不再具有学术理想的教授们，评职称、拿课题、搞政治成为他们的毕生追求，马克思·韦伯所振臂高呼的“以学术为志业”沦为笑谈。这些小说或旗帜鲜明或曲折幽微地揭示时代症结——如何在这个物化的社会中安身立命？生存与良知、物质与精神如何抉择？与其说这是高校知识者的精神困境，不如说是我们当今的时代困局。
二
与同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一样，黄玲也在小说中揭露了高校现存的许多不合理现象，但在这一题材的处理上显示出自身不同的特色。“我们也渴望让灵魂在飞翔中升腾，只是面对生活，不得不收拢双翅回到大地。沾了世俗露珠的翅膀如何能承载起灵魂的重量？我们只能从灵魂中来，到世俗中去了。”这段话可以看作黄玲高校题材小说创作的总纲，黄玲的着眼点不在于揭露或批判高校现存体制下的阴暗面，而在于透视高校知识者的精神状态。她没有对这些高校知识者们预设超出日常之上的崇高使命，也没有转而着力于描写耸人听闻的阴暗现实，她深知理想主义已经随着经济大潮黯然落幕，世俗化是个体难以抵抗的集体命运。对此她是悲愤的，然而亦是无奈的。她能够深切地理解他们的处境，强烈的内省意识以及尚存的理想主义又使她难以认同这种现状。在体制、政治、市场多重压迫的困境之下，独善其身成为个体艰难的选择。公众对知识分子的希求从捍卫真理与追求意志自由的“传道者”转而降为能够坚守道德底线与良知的道德人。黄玲创作的感情基调是复杂的，因此也赋予了作品更加厚重的内涵。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她以悲悯的笔调书写这一切的悲哀与无奈——在这个时代下，我们都难以做一个“局外人”。
在黄玲小说中，作为象征真理、自由、纯净而存在于人们心中的象牙塔已轰然倒塌，理想主义在与实用主义的交锋中黯然败落，世俗化的知识者们大行其道。胡东海的老乡兼同事孙大中发明了“鸡笼理论”，把高校中小肚鸡肠与勾心斗角形容得淋漓尽致，“粥多僧少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也会变成狼的”。为了利益，学院领导任意打压教师，以权谋私，官官相护；为了金钱，教授下海经商，漠视学术，文章成为交易；为了职称，导师斗法牵连学生，甚至上演跳楼闹剧……种种高校乱象，不一而足。但黄玲没有走向对阴暗面的过度夸大，在书写弊病之外，更多的是写平凡的冷暖。因而黄玲的创作态度是健康而纯正的，正如评论家宋家宏所总结的那样，“黄玲身处其中，对笔下的人物在批判的同时又有‘同情的理解’，而同情的理解又不导向对现实的认同，这形成了她这几篇作品的基调：失望与悲凉的冷色中又呈现出暖意。”黄玲长期在高校任教，对高校教师的生存状态了然于心，她深知生存的无奈和艰辛，怀抱着对人文主义与理想主义求而不得的失落心态，在“同情的理解”中构建了一个相对真实的高校世界。胡东海在关键时刻抵制住了女老板的诱惑，守住了道德底线；在儿子病重之时立马赶回去陪在儿子身边，而放弃了应聘后勤处副处长，权力的诱惑没有挡住人性的光辉；面对权势，他没有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保持着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尊。这些都是作者给予今天高校的一抹暖意。黄玲祛除了过度丑化和妖魔化高校与知识分子的一面，没有刻意为迎合读者对高校阴暗面的期待视野，或出于某种能引发公众情绪的艺术考量而妖魔化教授这个群体。因为她并不是要塑造的一个引起愤怒或悲悯的典型，而是呈现高校中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因而在众多同题材的作品中显示出难得的纯净格调。
黄玲的创作有一个鲜明的特色——真实和节制。黄玲通常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汲取新写实主义的精髓，几乎是零度贴近生活，在鸡毛蒜皮的日常经验中展开严肃的叙事。黄玲在《四季流云》的前言中坦言：“我理解小说的本心就是要能告诉读者，‘那些人’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如何经历着人生的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回到日常经验的层面上，小说才能把人间烟火气息传送给读者。”黄玲长期任教于高校，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生活经验，始终坚持“在现场”的写作，从日常经验中提取艺术灵感。黄玲在叙事上采用“零度写作”，常常置身事外，始终与小说人物保持距离，也不做任何道德评判。这样既使小说真实而富有生活气息，又使得审美经验不至于落入个人生活史的陷阱而被现实瓦解，在现实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把握住生活与艺术的界限。
在“欲望化写作”大行其道的今天，金钱崇拜、权利争斗、性的放纵几乎出现在每一部高校题材的作品中，尽情摧毁教授们原本早已面目可憎的形象。对欲望的过度描写不可避免地带来小说庸俗化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消解了文本的严肃性和批判性。同时，在对高校潜规则和阴暗面进行揭露的过程中，也必须警惕那些有意无意地为满足读者猎奇心理和市场需求而打着高校幌子博人眼球的投机之作，走入高校“厚黑学”的歧途。在黄玲这里，欲望仅仅是一种辅助性的点缀，是真实而必然的存在。黄玲在意的是通过欲望透视知识者的灵魂，真实地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和人性的真实。在分析胡东海这个人物的时候会发现，他算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对金钱、权势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欲望。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汪大朋经商，是金钱的化身；谢国庆从政，是权利的象征。胡东海一路走来，少不了汪谢二人的帮助和提携，在这个意义上，他无形中认可了这两种力量的介入，成为金钱与权利的潜在受益者。所以，胡东海虽然没有刻意求之，却无法超脱于关系编制的世俗之外，这便是一个普遍的真实——大多数人所持有的真实。
此外，黄玲在人物语言中加入大量地方性口语，生活气息浓郁而富有特色。略带戏谑的口吻和充满悲悯的整体构架相互融合，叙事从容、流利，平淡中见机警、幽默中见讽刺，而喜怒不形于色，分寸拿捏到位，字句之间通透着睿智的幽默，显示出作者厚实的写作功力，也是其淡然处之的个性使然。
三
黄玲在小说中隐秘地揭示出了一种身份焦虑，即学院派的知识者群体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丧失和身份迷茫。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追求不再出于高尚的目的，而是关乎现实利益。欲望被尽情释放，大众消费和媚俗文化大行其道，消解了知识分子的中心话语权，知识的拥有不再能引以为傲，知识分子不再具有“不同一般的英雄色彩”，自尊无处安放，导向了自我价值的怀疑与否定。个人价值的判定也不再取决于精神高度，而由普遍适用的经济尺度来衡量。富商汪大鹏毫不掩饰地对胡东海说：“知识分子，清贫啊！”胡东海也不得不感慨，“这个年月，商人混得越来越像教授，教授反倒混得越来越像商人了。”然而囿于书斋的知识分子难以与市场接轨，他们先失落于神坛之上的话语权，后失落于急剧变革时代，反而成为了生活的落魄者和边缘人。对高校知识者的重新定位成为高校知识者题材小说创作的基本立足点。
回顾当下高校题材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不择手段向上爬的野心家，他们心中没有半点道德律令与精神坚守，把高校当作名利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种种乱象，触目惊心。如蒙天舒（《活着之上》）、胡增泉（《所谓大学》）、赵亮（《教授》）、何季洲（《大学纪事》）都是这样的功利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另外，在理想与现实中左右摇摆的彷徨者是精神内核最为丰富的群体，他们在痛苦的挣扎中始终坚守精神家园，如聂致远（《活着之上》）、杨科（《风雅颂》）。阎真为聂致远设置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曹雪芹、张载、陶渊明、司马迁……当面临良知的抉择时，这些茕茕孑立的先贤们总是提醒着他不能“以生存的理由把这种渴望的真实扼杀掉”，以此坚守底线。然而这样不择手段的野心家是少数，有良知与社会理想的人亦为数不多，被“身不由己地裹挟着前进”的小人物才是高校中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
黄玲的着眼点就是这些“大多数”，世俗化是他们的精神内核。长期任教于大学中文系为她的创作积累了鲜活真实的素材和体验，黄玲凭借着熟悉鲜活的高校生活场域，以及知识女性独特的细腻睿智，用一种从容、客观的笔触揭示出时代困局之下的精神之殇。黄玲的着力点不是为了批判和揭露什么，而是真切地反映当下高校知识者的基本状态。身处在这个时代，谁也做不了“局外人”，总要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身不由己地裹挟着前进，知识者与小市民在此意义上别无二致。黄玲舍弃了形而上的关照，聚焦于日常生活中本真的一面，小说中弥漫着“只能如此”的无奈和悲哀。
《胡博士考博前的世俗生活》《胡博士的世俗生活》和《胡博士的博导梦》都是以胡东海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完整叙述了胡东海从青年教师，几经调动，历经波折，一步一步走向博导的生命历程。从被分配到乌州师专到调回南方大学，从被动离开到主动回归，社会转型贯穿于胡东海的生命历程之中，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共同命运的写照。作为一个颇有才华的大学教师，他几乎没有学术理想，对人生的追求也是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分配回乌州师专，虽心有不甘，也只想着“熬上个十年八年，能熬个校长当当，倒也还值得”，但却马上适应了师专“懒散、随意、世俗气重又不失高等学府的气度”的散漫生活。调动春城是在妻子的鼓动下行动的，考博也是跟师兄置气，骑虎难下之时才下定决心。面对市场经济的诱惑，胡东海积极尝试担任选秀评委、炒股、下海经商、上电视节目，都是其向市场化努力靠拢的尝试。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世俗化的知识者，他虽缺乏理想主义的支撑，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够坚守良知和道德底线，使自己不至于落入欲望的泥淖。胡东海是一个立得住的中间人物，黄玲运用“参差对照的手法”，本其天性而顺乎自然，点到为止，使得小说人物真实、丰满而富有生活质感。
黄玲的小说抹平了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教授们也要成家、生子、买房，为柴米油盐所累，为生存奔忙。或许真到了写篇“知识分子也是凡人”的时候了。大学教师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为思想而活”的知识分子，观念中站在神坛之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传统知识分子已经降临大众广场，“许多知识分子发自内心地接受了与他们活动相伴的实用主义，并坚称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黄玲笔下都是些灵魂卑微的小人物，虽然顶着大学教授的头衔，骨子里与平民庸人无异。浅薄的精神无法支撑他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独善其身。他们大多数人只是这个时代职业化的知识者，当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时才能体现出自身价值。在《在假期中飞翔》中，学校把“三沟通”的教学当作“生意”，学员自称为“财神爷”，教师则只是为了挣课时费，上课应付了事，考试托关系套题，“教与学”竟与“买与卖”别无二致。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师们之间插科打诨，庸俗不堪，为了与金钱挂钩的生源，在潘强一事上颠倒黑白，把偷情者硬生生地说成了大英雄。难得糊涂成为行之有效的处世哲学，像白苹这样了悟并遵循规则的人成为了“难得的明白人”，而江河这样刚正不阿的人则处处受到打压和排挤，苏菲置身其中，难以认同却无能为力。“她迫切地需要紧紧抓住点儿什么，好让自己不至于坠入虚无。”作者让苏菲从远方的爱情中寻找灵魂的皈依，爱情作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世俗生活之外浪漫美好的象征，作者借此以抵抗世俗化的入侵。
从精神向物质妥协，从与世俗化抗争到全面投身于消费社会，这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角色转型。在《房子那些事儿》中，房子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面目各异众生相。陈燕妮的转房过程就是一次道德与物质的拉锯战。连陈燕妮自己也意识到——“这套房似乎专门是为了检验她内心的道德尺度而出现的”，但为了获得更高的转让费，她一再食言，置诚信于不顾，为了虚无缥缈的指标甚至宁愿放弃评职称而去当房奴，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一次次被突破。张洪原本是一个颇有学术追求和责任心的教授，本不想卷入这次购房风波，但却在现实的生存压力与金钱的诱惑下逐渐被说服，刚刚才斥责学生只想着挣钱而不研究学问，大谈加缪的荒诞世界，一转身则立马决定捂房，这本身不就是荒诞吗？加缪所象征着的精神世界轰然倒塌，他终于在清醒中逐步走向物化的道路。当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个世俗的灵魂真正“从灵魂中来，到世俗中去了”。陈燕妮和张洪的悲剧在于他们都是清醒的堕落者，他们明知不可为，但在生存与欲望的双重推动下而不得已而为之，小说内在地呈现了他们内心的矛盾与挣扎。结尾处，夫妻二人躺在冬日暖阳中安逸地晒太阳，成为了“快乐的消费者”。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实则尖锐地指出了一个事实——世俗的大获全胜宣告了人文主义的彻底死亡。
黄玲向我们揭示了当代高校知识者两难的生存状态，也对世俗化的知识者们进行一次严肃的精神拷问，体现了黄玲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命运的观照和反思。在社会转型期的冲击下，如何在“物质之困”与“精神之惑”中寻求平衡，成为当今时代所有人——而不仅仅是高校知识者——必须面临的生存命题。这是一场困兽之斗，必须在现实生存的需要与精神家园的坚守中做出正确的抉择，为存在找到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小径，从俗世中来，到精神中去！
[1]黄玲.四季流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5).
[2]宋家宏.批评的空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12).
[3]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5).
（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 林
乐山图 国画 张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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