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风凯

　　论格非转型创作“江南三部曲”中的宿命轮回

　　◎黄风凯

　　昌切在他的《先锋小说一解》中，曾经这样定义过“先锋小说”：应该是指脱出“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摆脱“五四”以来小说创作常规的作品。它产生且只能产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既定文化价值离散时期。价值多极化而有了相对性质，主体性的失落和主体性失落后价值的无定态，是其至关紧要、最为突出的特征。[1]从这一段话，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关于“先锋小说”方面的信息：第一，它的创作方式不循常规，具有形式上的试验性质；第二，它的诞生绝非偶然，而是在社会转型、文化离散的大时代环境中应运而生；第三，它的任务，是书写主体失落后的无常态，并对时下主体空缺、大写匮乏的现状进行叩问和思考。就是在这么一种文化冲击、碰撞的环境中，先锋小说家们如雨后春笋，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坛先后亮相：从前期的马原、莫言、残雪、洪峰、苏童、扎西达娃，到稍后期的余华、孙甘露和叶兆言。而格非是其中年纪最轻的一位，他的这种得天独厚的年龄优势，为他在先锋后期思索创作转型、依然笔耕不缀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可能，不至于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样，或暂时搁笔进入蓄势，或干脆停笔销声匿迹。

　　先锋小说具有“试验”性质毋庸置疑。上世纪70、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展开并逐步深入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思想诸如表现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借国门大开之际涌进，迅速在中国文化土地上找到一席之位。面对这些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文艺理论，先锋小说家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将模仿、改编，甚至抄袭外国文学作为迈向先锋的踉踉跄跄的第一步：马原曾经坦言《拉萨河女神》（1984）是他看了国外现代派作品后才写出来的，余华也承认他的《十八岁远行》（1987）是读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才有的构思。[2]可以说，早期的先锋小说家们，最多只停留在先锋精神的浅表而并没有深入到其中去探寻先锋试验是否能够与中国实际两相融合。南帆曾在他的《先锋作家的命运》一文中尖锐地指出：这一类作家得到了“先锋”头衔后很快退休了；他们“一旦撕去从前文学实验的伪装，创作的生产特征就一览无遗。”[3]对文体、语言等形式的大量实验，导致它们自身可探索的空间急剧缩小，加之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商业化影响，在文化转型、经济原则和金钱原则的相互作用下，由社会生活变化所带来的大众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转变已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如此种种，让先锋小说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创作转型的可能。正如格非在2004年8月6日接受新京报访谈时所谈到的那样：当年先锋派的写作曾经把大家从传统的藩篱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写作的自由。现在面对阅读环境的变化，想象力再次被束缚，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大境遇的相同让我们有些共通的焦虑和问题，让我们都企图超越自己。[4]而这个“超越”，具体表现便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即回归到社会民族历史，这就导致先锋小说的实验性明显减弱而故事性大大增强。

　　创作风格上的转变，在格非的小说中得到了显见的表现：在他的第一部长篇《敌人》中，格非运用心理描写、意识流、蒙太奇、隐喻等表现手法，综合模糊隐晦的人物语言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为读者讲述了江南财主赵家在假想的敌人的阴影下一步一步走向覆灭的过程，诸如“不祥之物、不详的预感、一连串的怪梦、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等字眼，又使作品笼罩在阴森恐怖的氛围中，让故事的发展堕入一种不可预知、无可挽回的宿命轮回。读者在阅读中会产生一系列的疑问，而这些疑问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需要读者自己去作品中找寻答案。这种写作处理方式，虽然能够以类似悬疑的侦探小说般激发读者兴趣，给读者留下大片的想象空白，但同时容易让读者在迷惑探寻中忘却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待困惑解除时付之于一笑，权当消遣。即使格非在后面部分道出诸如“可怕的不是敌人本身，而是对于敌人的假想和怀疑；真正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和自己。”[5]这般揭示历史逻辑的哲理话语，其作为警世的力度仍然不够，读者对这部作品的最大印象，依然停留在“疑问重重”的阶段，对这些所谓的主题句，只在看到的一瞬产生过思想上的共鸣，个中深义如何却来不及慢慢咀嚼和细细体会。著名作家殷谦在他的杂文集里这样说到：一部作品反映了作者对读者的态度以及作者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他能不能使笔下的文字成为人们真正的精神食粮，能不能以充分的教养和健全的人格来以笔为旗、文以载道……真正的作家以及文学作品应该包含着这几个尺度，也就是为文的普遍的价值准则。[6]我们常说，一部经典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它可以不具备曲折离奇的情节结构，也可以没有典雅绮丽的叙事语言，但必须表现斯时斯地的社会情状，具有一定深度的思想内涵，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了解到表面文字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引起他们思想层面上的共鸣，进而达到精神世界的契合及丰富。换句话来说，作者的真正任务，是诚实地告诉读者这个世界的本来样子。有鉴于此，格非将创作的视角从西方掉转回东方，把叙事方式从“博尔赫斯式的空缺”转变为努力开掘人物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并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历史中发掘出更加适合读者阅读习惯的素材。

　　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又称“乌托邦三部曲”，包括人面桃花（2004）、山河入梦（2007）和春尽江南（2011），是为格非转型后的代表作。三部小说的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再至八十、九十年代。格非在这个持续近百年的时间维度里，为我们讲述了江南一个家族四代人的逐梦过程——第一代人陆侃的桃源梦，第二代人陆秀米的大同梦，第三代人谭功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梦，第四代人谭端午和庞家玉的修身齐家梦和致富梦，以及这些人的梦的破碎。小说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不同角度揭示出斯人所处时代的症结，对人力在大时代背景和潮流中无法把握自身命运、无力掌控历史而感到无奈和惋惜，并思考在此境况下人究竟该何去何从。学者们对“江南三部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对三部曲中的人物分析。如张清华在《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中这样评价小说中的这几代人：他们具有家族血缘遗传中的“哈姆莱特式的性格——渴望社会变革，富有理想主义冲动，内心敏感、性格复杂、耽于幻想，血性和软弱同在，果决与犹疑并存。二是对叙事结构的阐释。如李遇春的《乌托邦叙事中的背反与轮回——评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曲超越了乌托邦叙事和反乌托邦叙事二院对立的叙事陷阱，体现了作者将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视域融合的叙事诉求，转向了寻找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新的叙事形态。三是对精神内涵的探讨。如王琮《<人面桃花>三部曲的精神内蕴》：我们看到了一代一代的寻梦者怀着同一个梦想，试图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建立一个超现实的乌托邦世界，然而这个理想却只能是海市蜃楼，最终消弭在对现实的无可奈何之中；成功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与现实社会的生存原则相适应，即使这样做可能会充满艰辛，却也不得不坚持，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可以说，格非是结合运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去分析小说人物的悲剧性格，阐释时代症结中乌托邦神话的消解。浅白而又不乏诗意的语言让文风流畅，雅俗共赏；适量的史实补充和现实人物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可信服度；精彩的故事情节娓娓道来，在平静的叙述中昭示一种玄妙不可言的宿命轮回。

一、人物关系的宿命轮回

纵观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他们之间，或有着近亲血缘关系，如第一部中的女主人公陆秀米在被捕的狱中生下次子谭功达，谭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二部的主角，他在阴差阳错中和张寡妇结合，便有了第三部的男主人公谭端午；或有着玄妙的冥冥注定的联系：姚佩佩的敢爱敢恨、庞家玉的雷厉风行，赫然就是陆秀米的性格再现。而这三个女人都与谭功达有着割不断扯不掉的牵绊——一个是自出生后便不曾相见的亲生母亲，一个是心心念念却始终得不到的意中人，一个是自己有生之年未来得及认识的儿媳妇。她们在谭功达的前世、今生和来世中轮番出现，并带给谭难以磨灭的印象和不可割舍的羁绊。不仅如此，就连各个主人公身边的人物，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着近似超越时空界限的关系：陆府中负责财务的宝琛儿子老虎，成为了扶持谭功达当上梅城县长背后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谭功达一心想找的花家舍创建人郭从年，居然从陆秀米那个年代一直存活至今，见证了当年那场残酷的花家舍的执掌大权争夺战；谭端午的同母异父哥哥王庆元，表面看似疯疯癫癫，实则头脑聪颖，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和预知未来的能力，这分明就是陆秀米的“远房表哥”——革命党人张季元的现世翻版。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迥然不同的人物命运……与《红楼梦》相比，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格非自己也曾坦言中国的古典小说《金瓶梅》、《红楼梦》等对他后期的创作影响巨大，“重读《金瓶梅》使我最终决定另起炉灶。它的简单、有力使我极度震惊，即使在今天，我也会认为它是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红楼梦》的了不起就是它给我们充分展示了人情之美。我希望通过故事，用简单来表达复杂，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用复杂来表达复杂……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在其中寻找写作的资源。”[7]这“返璞归真”直接促使格非的小说风格与以往相差甚远，仅仅就语言来说，早期的实验性小说总有着明显的欧化弊病，人物之间的对话简短、生硬，叙事用语平直，夹杂一系列的“负面语词”，读之深感乏味、无趣而困惑。而后期的小说，如《人面桃花》中，语言文白相生，颇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时不时插入一些诗歌，又使全文增色不少。例如秀米父亲陆侃写的这一段文字：今日所梦，漫长无际涯。梦中所见，异于今世。前世乎？来世乎？桃源乎？普济乎？醒时骇然，悲从中来，不觉涕下。[8]短短几句，便刻画出一个旧时的文人形象，其中的迷茫和无奈更是跃然于纸上，间接道出建立桃源梦幻般的乌托邦世界是有多么的不容易，这也就注定这一帮逐梦之人必将遭遇梦碎的可悲结局。再比如张季元写给秀米的那首诗：咫尺桃花事悠悠，风生帐底一片愁。心月不知心底事，偏送幽容到床头。[9]刻骨相思之情、此情不待的奈何呼之欲出，真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二、精神追求的宿命轮回

不少学者将“江南三部曲”定义为“乌托邦的逐梦过程”，这是“乌托邦三部曲”的命名由来。第一代人陆侃，这位前清举人，终其一生想的不是如何在官场上叱咤风云，而是渴望在普济这个地方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桃源世界，只因“他相信，普济地方原来就是晋代陶渊明所发现的桃花源，而村前的那条大河就是武陵源”，“他要在普济造一条风雨长廊，把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连接起来，这样一来，普济人就可免除日晒雨淋之苦了。”[10]然而这美好愿望尚未付诸实践，他便得了疯病，最后离家出走下落不明。接着便有了陆侃的独生女儿陆秀米，她身为江南官宦家的小姐，本应该安分守己地过她养尊处优的生活，却在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反清的革命党人张季元，在张的影响下她出国留日、加入革命盟会、创办普济学堂、招纳革命党人……她的心中，存有一个“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的大同社会，她希望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这个社会，却不想反给自己招来牢狱之灾。她在狱中生下谭功达，这位游走在政治边缘的公务员，冥冥之中似乎继承了他母亲的衣钵：“很难说自己不是走在母亲的老路上！他与母亲的命运奇妙地重叠在一起。”[11]他一心一意地希图在普济建大坝、修水库、凿运河、拉电缆、造沼气池……但是这些惠民举措，却因为自身缺乏行政经验以及官场上丑陋人性的横插

　　一脚而搞得一团糟。轮到他的儿媳庞家玉的时候，这沿承三代的桃源梦，在利己之风盛行、商业竞逐肆虐的新社会环境中，转变为养家糊口的致富梦：家玉（原名“秀蓉”，就连名字中的“秀”字也与秀米的一样）原本只是个安安分分的女学生，在因缘巧合之下嫁给了端午。与“闲文化人”端午不同，家玉为了养活这个家不得不化身为职场上的女强人、家庭中的“母老虎”。她为了唐宁湾的房子而与名医春霞斗智斗勇，为了顾全这个家而与情人断绝、与刁钻的婆婆周旋，为了儿子若若的前途而不惜牺牲自己一贯有的矜持和优雅变身为严厉苛刻的管家婆……她所做的种种，都是出于爱家、护家的心理，可惜这个家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和当今许多家庭一样的悲剧——因离婚而导致的破裂。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又一个美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屈服、碎裂，消逝在如烟的时光中。

三、故事结局的宿命轮回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死亡是最大的不幸，是最可怕的事情，也因此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想象力的事情。”[12]在先锋小说家们眼中，“死亡”是对命运的一种终极阐释。格非同样毫不避讳“死亡”。在他的笔下，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他们的最后结局，无一例外的是死亡。如果说乌托邦美梦的破碎是这些人的共同结局，那么死亡，则是他们的最终归宿：陆秀米被捕后虽然逃过了像薛祖彦和张季元一样被砍头、被杀害的劫难，最后还是在花家舍里，“就靠在那儿静静地死去了。”[13]姚佩佩杀死强奸她的大人物金玉后四处逃窜，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她依然没能逃出被捕被枪决的命运；谭功达倾尽一生为民谋福祉，不仅不被民众理解，更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现实所不容，并因此丢了官职和性命。庞家玉想方设法为家庭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却被丈夫误解，经历了离婚、离家之后，最终含恨离世。就连生死未卜的陆侃，也十有八九难逃一死。可以说，三部曲自始至终都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探究造成这些人的死亡悲剧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梦想很美好，但在斯时斯地的社会大环境中，这些梦想只能是空想，就如空中阁楼一般，没有基建的支撑，注定只能飘在半空，遥不可及。用张清华的话来说即是“他们总能无意中接近社会变革和时代风云的中心，又最终作为‘局外人’被抛离遗弃。”[14]这是时代的症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是一个迷局，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迷局。格非书写这些人的死亡悲剧，是为了让读者在面对死亡时生发出对生的希望：既然死亡不可避免，就应该更加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在有生之年竭尽所能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即便结局不总是美好的，也不枉来这世界走一遭。正所谓“悲剧精神的最根本特质就是敢于直面死亡，从对死亡的观照与参悟中获得生的意志和力量。死亡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形态化了的生命意识。”[15]

　　【注释】

　　[1]昌切.《先锋小说一解》[J].文学评论，1994（2）

　　[2]聂茂.《突出表演：先锋小说的诸如症候》[J].创作研究·当代文坛，2015（1）

　　[3]南帆.《先锋作家的命运》[J].今日先锋，1995（3）

　　[4][7]语出2008年8月6日题为“对话格非：带着先锋走进传统”的新京报

　　[5]格非.敌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6]薛谦.薛谦杂文集[A]

　　[8][9][10][13]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1]格非.山河入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12]伽尔文·托马斯.悲剧和悲剧欣赏[J].一元论者，1914（3）

　　[14]张清华.《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和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 [J].当代 作家评论，2012（2）

　　[15]毕绪龙.死亡光环中的严峻思考——鲁迅死亡意识浅探[J].鲁迅研究月刊，1994（7）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研究生）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