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岩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后记》自序

　　◎方 岩

　　一

　　“时间实际上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后记，而不断与语言那自我生成本质打交道的诗人则是第一个知道这点的人。”这是布罗茨基在谈论茨维塔耶娃时说过的一句话，出自那篇著名的评论《一首诗的注脚》。布罗茨基的洞见和品味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借用他的话作为书名。因为，写作就是用文字制造幻觉，而写作动力则来自更大的幻觉。在虚无与意义之间疲于奔命，写作才能找到安身之处。所以说，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种微弱的安慰和提醒：这些年，我在哪里虚度了光阴。

　　作为一个很少掩饰自己虚荣心的人，我不只一次地幻想过自己出版第一本书的情景，也曾不止一次地默想一些在序言里应该出现的漂亮句子。类似的虚荣和幻想大约在十几年前就冒了头。那时，我刚刚对“写作”产生隐约的好感，便以一种野心勃勃式的矫情将自己的QQ号更名为“名山京师”，它源于《太史公自序》里的“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我想，那些年我实在是太享受给朋友们解释含义时洋洋自得的心情了，正像自序的开头写到书名的灵感时，我又旧病复发地沾沾自喜了一番。事实上，十几年过去了，我至今没有完整地读完《史记》，也常常会忘记自己还有一个牛气冲天的QQ号。

　　许多恒定的信念和想法在过去的十来年间，碎了重拼、拼了又碎，满眼萧瑟，从哪个枯枝败叶说起呢？所以，看到书稿的校样时，自序的写与不写于我而言确实是个很难抉择的事情。毕竟，这样的批评文集注定是没有多少人会去翻阅的。坦率地说，这本小册子之于我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以后再遇到填写表格和提交简历的时候，“著作或专著”那一栏就不会再显得那么苍白。当然，我也会虚情假意或真心实意地写上“XX惠存”或“XX批评”之类的话送给长辈或朋友们。至此，这个集子的大部分意义也就利用殆尽……

　　二

　　必须承认，这些年虚妄渗透得比城府深、蔓延得比世故快，于是每每新建一个空白文档，都不免要追问一下，意义何在？在虚妄与意义之间疲于奔命的日子，大约在博士毕业之后。在此之前的十六年里，我辗转于四所大学，或为求学或为谋生。从未想象过其他生活的可能性，连死在大学校园里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记不得有多少次酒后跟朋友一起穿过深夜的校园时，指着某棵树说：“万一我一不小心英年早逝，就把我骨灰撒在这里，我在这里撒过尿”。那些年，观念是恒定的，日常是有规律的，很多事情习以为常或者故意视而不见：大学教师是个光鲜的社会身份，

　　课题和论文是价值和能力的体现，至于这些文字、项目乃至职业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之类的问题似乎也不是那么令人焦虑，反正有大量现成的理论和知识在源源不断为自圆其说提供支持。偶尔会在公共场合（例如，会议、课堂）发表些貌似感时忧国、义愤填膺的言论，也仅仅是说说而已，心平气和后一切照旧。还是鲁迅那句老话：“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

　　我一直是那种后知后觉、行动力孱弱的人，所以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下去的话，倒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直到有一天，王彬彬老师建议我去做杂志编辑。我居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大概是我这辈子耗时最短的一次人生重大决定，这绝对是空前的，想来也可能是绝后的。坦率地说，彼时的我确实不是那只厌倦了学院圈养生活、视自由为生命的“特立独行的猪”。事实上，我可能连挣脱栅栏的念头都没有。偶尔吃不饱，哼唧累了也就睡着了。王老师说话的时候，我坐在那张需要跨过几个用杂志、书籍垒起的小山堆才能到达的沙发上，已经开始幻想接下来的“新生活”：白天编杂志、看别人的文章，晚上看书、写自己的文章；不需要操心学术杂志的销量和资金，不需要把精力分散在与杂志不相关的各种人际关系上；“以文为生”而又有体制保障，等等。我一直觉得，人比文字复杂，关系比思想缠绕，以我对周遭世界的认知水平，这已经是我当时能想到的最单纯的体制内生活方式了。

　　做完这个决定之后，再想起那些校园里的日子，我想我做了还算明智的选择。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没法把握，但是我能想象出自己重返校园的样子：我还是会阻止自己班上的学生去流动采血车那里义务献血，因为不能确定相关制度真的杜绝了那些危险和隐患……万一呢？；我会继续给毕业班的孩子出谋划策教他们如何请假、逃课以对付爱上课点名的老师，这样他们便可以去图书馆全力备考或者在实习单位安心做事；如果有学生来问我关于“大学生村官”、“支援西部计划”之类的事情，我依然会坦率地说出自己的顾虑。我并不清楚国家出台这些政策的初衷，只是知道参与了这些招募的孩子们会被学校计算进学校当年的就业率中。可是几年后，志愿服务时间期满后怎么办？我无意浇灭他们奉献青春的热情，只是不能确定现有的政策能够保证他们在奉献完一生中最好几年之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再说了，为什么要诱导那些一心跳出农门的孩子们和小镇青年们重返乡村和边地呢？站在讲台上，我总是忍不住说些文学史和作家作品中“诗与远方”之外的东西。站在台上我是心虚的，这个当初在“苟且”和血泪中获得合法性的行当，如今为何偏要用“诗和远方”来装扮自己，明明年老色衰、体弱肾虚，偏偏要花枝招展、搔首弄姿，骗到了几个孩子又怎样？我心里清楚，我谈论的“苟且”总是与沉重有关，“诗与远方”不在现世；而孩子们理解的“苟且”总是与具体的生存质量相关，而“诗与远方”无非是更为充实、安稳、优裕的“苟且”。这样的理解有什么不对吗？说到底，“苟且”也好，“诗与远方”也罢，终归是个体的认知和抉择。站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传销，未免有些虚汗淋漓……类似的事情，我总会在离开校园后不断想起。确实，关于周遭的世界，关于这个国家的过去和将来，关于如何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关于生活和意义，我有太多的疑惑和抗拒。我确实没法重新理直气壮地站在那里充当孩子们人生、道义和精神上的导师了。或许还能传授点知识，然而这些知识的意义在哪里？诚然，这是个强调在无用的知识中寻求意义的行当。倘若自己相信，那就继续做吧。非要高声说出来，于人于己都未免有些尴尬。

　　三

　　如今过着主业编辑、副业批评的日常，倒也不觉得有哪里不对。如果“独善其身”还算是个褒义词的话，我还是很乐意用它来形容自己目前的心境和状态。按部就班地做好与杂志相关的事情后，可以把不相关的人事接触降低到最低，极端情况下会在办公室独坐一整天而不说一句话，偶尔接个电话难免声音走样，所以对方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是不是在睡觉？倒不是刻意制造沉默和神秘，而是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说话的欲望在衰退。我想，大概是因为这两年写的越多，虚无和意义之间的撕扯和分裂就越严重。

　　博士毕业后，从临时工、实习编辑到专职编辑再到今日，不过三年多的时间。然而却是一个清晰地看见自己内心的裂缝慢慢扩张为沟壑的过程。在我成为编辑前后，我才开始较为频繁从事这种叫作文学批评

　　的文体写作，与此同时，荒谬感真实降临：很显然，我的写作、薪酬乃至晋升都不再与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产生直接关系，然而我却在真真切切地操办一份在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中貌似还挺重要的学术期刊。于是，便有了一张阴阳脸，半边流露的是破除束缚后通体舒畅的神情，另半边则涂满狐假虎威的体制共谋的油彩。当然，内心残存的所谓的学术理想、投入的精力与实际的输出效果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就成为我无法视而不见的问题。我心里清楚，刊物里的大部分文章只与课题、项目有关，除此之外很难再衍生出别的意义。如果我说这种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事情是我日常焦虑的根源之一，肯定会显得有些矫情，然而我确实很难克制自己不去一遍又一遍地想象近在眼前的可能：如果有一天，这个学术评价机制及其寄生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这样的古典词汇到底是用来形容精神遗产的丰富还是被用去描述某种庞大、无限却悬置意义的知识产量和产能。我并未目光如炬，亦非高瞻远瞩，一批又一批浩浩荡荡的学术军团表情肃穆、道貌岸然实则心知肚明、乐此不疲地加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末日狂欢，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景象，以至于大部分时候关于这个话题的谈论和描述都是一种无聊、无意义的事情。如果再去追问后世如何看待这样的景象，那得鼓起多少勇气才能说出这么矫情和奢侈的话啊。但是事关自己的时候，我又不得不说，在那个荒诞的景象中，有个叫方岩的人手中挥舞着理想的塑料花，在声嘶力竭地呐喊，一样的声音，一样的口号，一样的舞姿，时间在流逝，生命在耗掷……可是没关系，还有学术摇头丸……

　　四

　　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其实一直在回避关于写作本身的事情。但是按照惯例，一本文学批评集子的自序好像又必须说点与此相关的什么。我不认为，我已经建立较为恒定的写作观。现在的我只是通过一篇篇批评去摸索写作的可能性，至于何时能够建立那种能给自己写作带来信心的观念、语言和方法，则未可知。况且，我确实也无法想象那种让自己从容、笃定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也只能泛泛而谈地说些关于写作的基本认知。写作无非是名利和表达两件事情。关于名利，所有的遮遮掩掩或自我标榜都不如乔治·奥威尔说得坦荡和直接：“纯粹的个人主义。期盼以聪慧著称、为世人津津乐道、青史留名、在小时候瞧不起你的大人面前扬眉吐气，等等等等。不承认这是一个强烈的写作动机，甚至不承认这是写作动机之一，无异于自欺欺人。”写作与我的虚荣心之间的关系也大体如此，确实也没什么接着说下去的必要。

　　表达的缘由似乎也不那么复杂，无非是对这世界还有残留的幻想。在荒诞、分裂日益蔓延的这两年的日常里，恒定的观念和思维都被打碎，以前的文字被否定，意义被重新翻检，然而写作的频率和数量却在增长。抛开名利与生计问题，无非是因为还想对这个世界说点什么，有些事情还想试着去做做。至少，我心里清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至少还有半张脸是朝向这个世界的。至于效果的有无与好坏，则超出了我的把握范围。

　　不久前参加了一个会议，主办方是江苏省作家协会。这是我的东家，也是掏钱给我出版这本小册子的金主，在这里是要感谢一下的。他们在会前给参会者出了一道命题作文：我和我的文学批评。这是我最不愿意碰触的话题。在我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以前的文字和意义之后，重新谈论它多少会显得无中生有。我只好根据自己有限的批评经历，揣摩着那些重新生长的零碎的写作意识，去谈论这样的话题。结果我又旧病复发地使用了此前被我自己否定了的语调、姿态和行文方式。我拉来很多大旗做虎皮，只为说明这些重新生长起来的脆弱的念头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师出有名。这篇文字写得弯弯绕绕、遮遮掩掩，既是长期服膺某种规训后留下的职业后遗症，也是重新思考写作后心里底气不足的反应。事后想想，关于写作的设想和观念，哪怕是凭空想象又如何？更何况我想表达的东西其实很简单：跳出规则和定义，把批评还原为写作，还原为个体言说的权力和方式；写作就是用自身的经验、文化积累、价值观、智商和语言能力等与这个世界用文字互动；如果非要在写作类型中作出区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写作类型，无非是需要一个叫作“文学”的中介来作为写作行为发生的原因或借口；至于

　　成型后的文字能否被视为某种定义下的文学批评，我已经不再关心了。这篇文章叫《“卑贱意识”和作为历史证言的文学批评》，我试图重新出发的意图和方向都在这里。至于它什么时候能发表、发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写完之后，我也不是太愿意多谈论它，因为它的样子实在是太丑了。

　　五

　　最后，我还想聊聊集子里这些文字的由来。“第一辑”里面的三篇文章是我对当下长篇小说的年度观察。我没有把他们当做年度综述来写，而是通过对于这些长篇小说的判断来谈论当代文坛的症候以及这些症候与周遭世界的关联。这样的长文皆是我主动为之，通常用一年的时间来准备，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我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关于当下文学的历史现场感。至于还能坚持多少年，则未可知。这样的阅读和写作耗时费力，审阅愉悦和智力回报又少得可怜，难免反复问自己这样做值不值得。需要稍加说明的是，选择长篇小说作为基本关注对象之一，并非是因为个人喜好和对当下长篇小说的整体水准的信任，而是因为长篇小说的某些文体特征与我的思维特点比较契合。我是那种思维有些滞重、对细节也不是那么敏感、语言也有些拖沓的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只有遭遇了大量语言、情绪的冲击，大脑才会稍稍运转，长篇小说恰好符合这种需求。况且，长篇小说由于其体量、节奏等方面的特点，会逐步放大作家在意图、思想、语言、故事等方面问题。它们使得我能够更为从容地进行辨析和判断，不至于过于偏颇。

　　“第二辑”收录的都是关于某部长篇小说的具体分析，都是约稿。在有限的篇幅里，把态度呈现得条理、明确，是我的写作短板。这些约稿对我来说是一种训练，它们对治疗我在语言和思维上的啰嗦、扭结等毛病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所以，我要向那些敢于向我约稿的编辑们表示感谢，谢谢你们的包容和信任。

　　“第三辑”收入的则是一些零碎的短文。这些短文的评论对象都是江苏作家，或者是与江苏有些关系的作家。我把他们一并收入集子，也算是对东家的资助有所交待。

　　我曾经有过重新修订这些文章的念头，甚至想过选取一些相对满意的文章来替代那些已经被我否定的篇章，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些想法。我不仅未曾改动它们，而且尽可能地恢复了它们被发稿编辑们修改之前的样子。尽管这些文章我写得都很认真，但是如今看来确实问题多多。我保留了那些浅薄粗暴的结论，甚至是一些常识性错误，只是因为这些东西是我彼时彼刻写作时的真实水平和状态。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写得更好，但是我想记住自己当初的样子，记住自己从哪里来，又是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还是那句话，这些文章包括那些未收入集子的以及将要写的文章，对我来说都是习作。我的写作远未定型，何时定型、前方是什么模样、还要走多久，我真的不知道。

　　最后的最后，有必要提及一下这本集子的“附录”。“附录”里的两篇未刊文，一篇写于本科毕业时，一篇是硕士学位论文的后记。博士论文完工时，王彬彬老师禁止我们写后记，因为千篇一律的致谢让王老师非常抓狂。我把这两篇文章和正在写作的自序，视为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这些文章写于我人生的拐点，记录了我生命中那些时刻的真实状态。或许有些地方会显得矫情，只是现在的我比十年前又城府了许多。如果在直面心性的时候，都不愿意卸下面具矫情一番，往后的路又该如何走呢……

　　责任编辑：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