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琳

　　寂寞与诗
——论郑敏诗歌的生命诗学

　　◎李 琳

　　学人观点

　　主持人语：这一期的“学人栏目”刊发两篇论文。焦印亭教授关注钱锺书的宋诗研究，从宏观整体、重大问题、名家评论三个方面深入阐析了钱锺书关于宋诗研究的基本看法和诗学评价。读此文，有关宋诗的基本诗学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李琳的论文是对现当代著名诗人郑敏的生命诗学的解读。论者抓住了“寂寞”这个关键意象，具体而细致地论述了诗人赋予“寂寞”的审美意义与文化价值。这篇论文为我们深入理解郑敏提供了一条可靠的路径。(胡彦)

　　九叶诗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曾被遗忘冷落的诗歌流派，直到1981年《九叶集》的问世，这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诗歌流派才得以重回大众视野。谈到九叶诗派，不得不提郑敏，郑敏不仅是九叶诗派中为数不多的女诗人，还是九叶诗派中创作生涯最长的诗人。郑敏诗歌哲思深邃幽远，想象奇妙跳跃，以哲学比邻而居的诗美在九叶诗派独树一帜。郑敏的创作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沉思式的写作。在喧闹的现实中，郑敏始终是内敛静谧的，从诗歌开启的天地之境中寻找生命的诗意。正如蒋登科在《九叶诗人论稿》中提到的：“作为一个以思想文化建设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与其站在战火边缘空喊口号，还不如真正地进行一些生命思考。九叶诗人在自我定位上的准确是现代新诗史上较为独特的情形，也是较为适合知识分子本性的选择。”[1]知识分子本性的选择，注定诗歌之途是寂寞的，在浮躁喧哗中保持寂寞的坚守，对世事有冷静的观察，保持独立的信仰，在宁静中走向精神的皈依。“庸人为物欲所驱，永无心灵的宁静。惟有克服这种躁动后才能消除异化，回归与天地一心的宁静心态。”[2]与天地一心的宁静心态，一直是郑敏诗歌自觉的诗学追求，也是郑敏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当郑敏把自己的第一首诗作给老师冯至看时，冯至对郑敏说：“这是一条非常寂寞的路。”[3]无论是童年还是写作，寂寞者的姿态始终伴随着郑敏。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每一首诗作都是出于这首独一之诗的整体来说话的，并且每每都道说着这首独一之诗。从这首独一之诗的位置那里涌出一股泉流，它总是推动着诗意的道说。”[4]如果郑敏诗歌的独一之诗也是不能道破的，那么独一之诗的位置应该是寂寞。寂寞，是郑敏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选择，寂寞不是凝滞的，而是如雕塑一般，宁静中流动着生命的思索。从郑敏的诗歌出发，寂寞洞照着郑敏的诗歌，寂

　　寞召唤着思与诗的对话，在寂寞中我们受到无意识深渊的召唤，挖掘无意识深处的生命力，自由出入于无意识与意识的混沌之间，重新体悟生存的本质，从诗歌的语言中找寻可能的源头。

一、寂寞的生发与成熟

郑敏的《寂寞》发表于1943年，在诗歌的开篇，诗人这样写道：“这是一颗矮小的棕榈树，他是成年的都站在∕这儿，我的门前吗？我仿佛自一场闹宴上回来。当黄昏的天光/照着他独个站在/泥地和青苔的绿光里。”寂寞不是闺怨的私情，不是一己之私的沉寂，而是以天地万物为背景的寂寞，棕榈树、天光、泥地、青苔等自然之物都同样感受着寂寞，从闹宴回来，是从现实中归来，作为诗人，既参与生活，又能从浮躁的生活中抽身而去，保持宁静独立的思考。在这里诗人摆脱了流俗观念中的寂寞，用寂寞的沉思开启了天地人的对话。

　　诗人继续道：“我是寂寞的。当白日将没于黑暗，我坐在屋门口，在屋外的半天上，这是飞翔着那/在消灭着的笑声，在远处有/河边的散步，和看见了：那啄着水的胸膛的燕子，刚刚覆着河水的/早春的大树。”在这里，诗人感受到了寂寞的痛苦，飞翔的笑声、河边的散步、啄水的燕子，覆着河水的大树各自找到了情感上的依赖，而诗人情感上无所依恋，她是寂寞的，想排遣寂寞。

　　什么是寂寞的排遣？通常意义上是情感的依赖与救赎，我们都是孤独的漂泊者，在生命的征途中寻找情感的完整与成熟，用互相依附的情感排遣心灵的寂寞。然而，诗人给了我们相反的回应：“我想起海里有两块岩石，有人说它们是不寂寞的；同晒着太阳，同激起白沫，同守着海上的寂静，但是对于我它们∕只不过是种在庭院里/不能行走的两棵大树。”身体与情感的相伴扶持依旧无法排遣灵魂上的寂寞，纵使相依相伴、生死相随，依旧各自活在自己的生命里，寂寞没有在情感中消隐，而在情感的召唤中陷入幽远的深渊。中国传统诗词讲究的是物我合一的学问，而在这里岩石、大树却无法与自我心灵相契合，对自我而言，依然是他物。这是郑敏的徘徊与矛盾，也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无法从困顿的现实中得到传统的慰藉，在自我与他物无法合一中走向孤寂的人生旅途。

　　郑敏在诗歌的最后，这样感叹道：“我把人类一切渺小，可笑，猥琐的情绪都抛入他的无边里，然后看见：生命原来是一条滚滚的河流。”从寂寞开启的沉思，最终以生命的无限可能结束。老子《道德经》开篇这样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5]诗歌的道说正如道的境界一样，是不可言说的存在。海德格尔也认为所谓艺术作品开启了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就在真理中。诗歌的真理正如涓涓细流蕴含在诗歌之中，寂寞，是孤绝的生命状态，是难以排遣的生命之苦，在寂寞的道说中我们进入寂寞的自然之境、心灵之域，于寂寞中开启澄明世界的某种可能。

　　诗人的寂寞在诗歌与人生的沉淀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发表于1989年的《成熟的寂寞》可以说是对早期诗作《寂寞》的互文与回应。辍笔三十年的郑敏在1984年重新开始写诗，三十年的岁月变迁与人世浮沉，对于一位敏感的诗人会形成怎样的情感波澜是无法预见的，我们试图在《成熟的寂寞》中寻找诗人的寂寞之旅。“秋天成熟的果实，寂寞”，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标点符号对于诗歌的意义，在生命的成熟与丰润而获得心灵的短暂满足后，依然无法消解寂寞，寂寞的生长甚至与生命的生死无关，寂寞甚至超越了岁月的游戏，吞没的是生者与逝者，“只有寂寞是存在着的不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真正存在”。成熟的寂寞，不在之在，老子《道德经》第五章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6]成熟寂寞与天地一样，在岁月的风尘中保持着静观无私的姿态，穿越生死，无所不在，又无法捕捉。寂寞已经成为生命自然而然的状态，不历经寂寞无法通透生命，“过去，由于无端地为寂寞而惆怅，无法直面生命本身的丰富、复杂和强烈；而现在，诗人翻开了那寂寞的巨石——猛省了对寂寞的传统看法，于是，对生命有了新的领悟”[7]。诗歌的最后，“我在口袋里揣着/成熟的寂寞/走向世界，一个托钵僧。”一个托钵僧，“托”这个动作意味着向上的索求，是物的索取；而钵是一种信仰的承载，是念的寄托；托钵僧的形象可以说是诗人理想的化身，在浮躁的人世中，诗人是要有所承担的，承担着对生命真与纯的追求，对寂寞信仰的坚守，诗人的责任是指向世界和

　　人类的命运，在诗歌征途中体悟寂寞，开启寂寞，在寂寞的征途中寻找人类的诗意栖息。

二、生死辨忘的寂寞

生与死都是人类生存中无法回避的体验，在寂寞生命旅程中，人类的生存都无法回避生死的孤寂与恐惧。生与死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根本矛盾，人类的悲欢离合被生死所耽，为生死所困，成为生命的常态。在郑敏的诗中，生死的辨与忘是郑敏诗歌重要的思想内涵与生命哲学。

　　陶渊明的《饮酒》：“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辨与忘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思想追求与审美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现代诗歌中也得到了传承。李怡在《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中这样写道：“由于受到了来自古典诗歌传统、汉语言自身稳定性及与之相关的基本哲学思维的影响，中国现代新诗的文法特征显著地表现为“辨”与“忘”这两重因素的循环往复。”[8]辨与忘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思维，辨是诗人智性的判断，忘是诗人神性的放逐。在中国的诗歌发展中，辨与忘循环往复，互为增补。

　　在中国诗歌辨忘传统中，郑敏把生与死这个命题融入了自己对生命本质与意义的思考，与传统诗歌重生轻死不同，郑敏在《荷花（观张大千氏画）》中这样写道：“你们的根里，不是旋风的吹打/雨的痕迹，却因为它从创造者的/手里承受了更多的生，这严肃的负担。”将生视为严肃的负担，可以说是诗人独辟蹊径，从生中读出生命的隐患，诗人的态度是冷静从容的。对于死，这个阴森恐怖的命题，在组诗《诗人与死》中，诗人发出如此愤慨的质问：“是谁，是谁/是谁的有力的手指/折断这冬日的水仙/让白色的汁液溢出/翠绿的，葱白的茎条？”诗人对死亡的愤怒，诗人被无情漠视导致死亡的命运，嘲讽咒骂都无法唤醒已逝的生命，作者无奈而孤独，诗人作出了这样的重生愿景，“我们都是火烈鸟，终生踩着赤色的火焰，穿过地狱，烧断了天桥，没有发出失去身份的呻吟”，死亡真的能结束残酷的寒冬吗？诗人有了自己的沉思，死亡未必能终结生命的冷漠，哭泣、理想、太阳这些意象映衬着死亡的无情与痛苦，这是诗人的明辨之思。

　　生死同根，我国传统诗歌中就有关于生与死的交融与升华，如元稹的《和乐天赠樊著作》：“天地为一物，死生为一源。”在郑敏的诗歌中，我们也能找到对死亡的“友好”心态：忘却死亡，将死亡视作一种对自然的归属，从死亡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成为诗人在生死沉思上力图达到的哲学境界。“诗人，你的最后沉寂/像无声的极光/比我们更自由地嬉戏”（《诗人与死》），超越生死的界限，从死中悟出生的意义，获取心灵的自由，是诗人对死的忘却，在郑敏的《墓园》《时代与死》《死难者》等诗歌中都可以读出这样的思考。正如诗人在《看不见的鲸鱼》中所提到的：“她终于找到生命的燃点∕当那看不见的鲸鱼∕将她吞食、消化时”，生命在自然中获得永生，诗人忘却生死，将神性在生死中自由出入。诗人试图在生死之途中寻找生命的本真，这一路途会遭到世人的嘲讽，甚至自身会因为肉体的脆弱而怀疑怯懦。诗歌是坟墓上开出的奇异之花，召唤生命的归乡之旅。

　　对于生死的辨与忘，郑敏试图用孩子的纯真挽回生死的希望，“是婴孩在啼哭，人们听着：期待、焦急、痛苦地等待/最终被啃透的茧壁”（《送别冬日》），“只有孩子和诗人看见这一切∕当树还没有从冬眠中醒来”(《冬眠的树》)。《老子》二十八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9]婴孩般的纯真，实际上是一种蒙昧无知、无欲无求的生命原始状态，最接近混沌的生命之道，诗人赞叹这种生命的原初希望，这是诗人的生命理想，复归婴孩，抛却生死之惧，是心的回归，善的回归，在诗歌的馨香中抱朴见素，回归生死同天地的合一。郑敏曾写《我的爱丽丝》述说自己的创作心路，梦中的爱丽丝不仅是诗人心灵的写照，也是诗人在生与死中保持宁静的要义。纯真、好奇的童心，这是郑敏在生死的辨与忘之间创造的理想，也是诗人在生死的喧嚣与困顿中的宁静思考，不回避生死，又不囿于生死，在生与死的辨忘中如孩童一般，与天地同心，自然从容。

三、母语写作的寂寞

郑敏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诗歌如果脱离了它

　　自己几千年积累下的诗学传统进行创作，就像一个民族的建筑并无自己的设计风格和艺术个性，只能追逐她文化的外表，依样画葫芦。”[10]母语，是集体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是深扎在血脉中的语言文化传统与文化思维。郑敏，经历了20世纪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动荡，汉语对郑敏而言有着劫后余生的珍贵，用诗歌的想象和感悟重新拾回汉语的闪光，在汉语的光辉中建构诗歌飞翔的境界。新诗的诞生已近百年，然而几千年的诗歌传统却未曾真正切断过。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者的家园，语言最接近生存的本质。如果诗歌的语言脱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变成毫无意义的文化废墟，陷入真正的文化失语。

　　郑敏的汉语诗歌写作，用凝练的语言构建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歌境界。早期的代表作《金黄的稻束》，我们的思绪又回到了那片金黄的稻田，有疲倦的母亲，有高挂树巅的满月，有暮色里的远山，在那里稻束、母亲、满月之间静默地交流。金黄的稻束是母亲生命力的象征，从稻束想到疲倦的母亲，金黄意味着生命自然的张力，而疲倦则意味着生命的枯萎，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是对生命完整的诠释。“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把历史与生命放在一起，历史成了悄然而逝的河水，而生命的力量却成为永恒的思想。在诗歌的境界中，生命的力量得到极致的礼赞，是诗人在俗世中获得的一点通透诗心。郑敏自己说过：“境界是知性进入悟性高度后的一种审美智慧，这是我国汉诗不同于西方诗品的一种特殊的心灵美学。”[11]郑敏用自己的诗歌创作滋养着这一心灵美学，最终建构自己的审美诗学与诗歌理想。

　　这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各种思想的交融使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占据着文化的话语权，电影、电视在商业化的操作下成为文化的主流消费，诗歌陷入越发边缘化的境地。物质的满足，精神的贫困，那诗人的责任是什么？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说荷尔德林是贫困时代的诗人的先行者，出于未来而到达。诗人应该是坚定的信仰者和预言家，关心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在诗坛的众声喧哗、浮躁凌厉中，郑敏依旧用质朴静谧的汉语建构自己关于善和美的审美理想与诗歌信仰。这样的坚守来自于不断的心灵修为与完善，在诗歌生涯沉默的三十年中郑敏依然没有放弃，她曾说：“除去这30年的空白，我的诗歌创作或者前后大约有30年，但灵魂的磨炼却远远超过半个世纪。”[12]灵魂的磨炼，这是郑敏作为一位诗人，一位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与承担，在寂寞中磨炼升华生命的意义，建构生命的理想，在八十年代归来之后，郑敏出版了《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郑敏诗集1979—1999》等，在诗学理论的建设上也成果丰硕。《诗呵，我又找到了你》作于1979年，是诗人经历与诗歌分离重逢的际遇，是笑声中悲凄的回忆，“我吻着你坟头的泥土，充满了欢喜。让我的心变绿吧，我又找到了你”，冬眠的心灵终于得到解冻，在冷酷的寒冰中流动着诗人最炙热真诚的诗歌信仰。

　　作为一位横跨现当代，仍然在执笔写作的老诗人，诗歌已不单单是一种写作，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命运。这命运不但指诗人自己，指涉的更是对历史和生命的洞察。作于1982年的《晓荷》中，诗人力图建构一种善与美的理想和信仰。荷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常见意象，荷花高洁，出淤泥而不染，是君子的象征。在诗人铺设的荷花场景中，“风微微摆弄着荷花/雪白中泛出红晕，在那微红的尖端/平衡着理想和静穆”，荷花色调分明的姿态是自然的神来之笔，而这姿态中正蕴含着一种生命最初的美：平衡。中国古代文化历来讲究阴阳谐和的美，乾道刚健，坤道柔顺，中国诗画历来也追寻留白的美感。荷花是感性的意象，而平衡是知性的理想，诗人描绘的不是一幅观物、咏物图，而是试图将理想的知性融合荷花的物性，自我与他物的合一，在这里没有自我的狂妄，而是还原物的本真，还原那个被遮蔽的世界，“让每个生命完成自己的历程，这就是美”，郑敏用自己的诗重构了平衡的生命美学，静穆、舒展、顺应自然，生长、成熟、死亡都是生命必经的历程，不苛求生命，不扭曲生命，完成自然应有的变异。这不仅仅是诗歌的美学，也是人类的命运。

四、寂寞诗途，理想还乡

八十年代以来，归来的九叶诗人，依然用自己的诗歌创作为新诗现代化寻找某种可能，“现实、玄学、

　　象征”这样的知识分子创作也许与当今的浮躁之风格格不入，从他们初登诗坛开始，这样的诗歌旅途注定是寂寞的，或许就是在人们的漠视淡忘中才能保持对生命独立冷静的思考，指涉人类命运的归乡之途。我们始终认为，诗歌作为文学的塔尖，诗歌的命运是寂寞的，诗人也是如此。正因为诗人寂寞的坚守，在浮躁过后我们的心灵才得以自足。在九叶诗人中，郑敏的创作生涯一直持续至今，归来之后诗人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学理论都保持着持续的寻觅与探索。这对一位老诗人来说难能可贵，我们庆幸当今诗坛有郑敏这样寂寞的坚守者，以汉语古典诗歌传统为根，吸收着外来文化的雨露，丰富着现代汉语诗歌的意义。现代汉语诗歌形式上是散文的，但内在思维仍然是诗歌的。寂寞，是郑敏独一之诗的位置，是诗歌的审美天地。寂寞的坚守，意味着孤独的诗歌旅途，有嘲笑讥讽，却能收获血泪之后与天地一心的境界。在众声喧哗、浮躁凌厉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寂寞的声音，抚平心灵的枯寂，用寂寞的诗歌，召回心灵的栖息之地和久违的信仰。郑敏的诗歌，以寂寞为生命诗学，在静默的对话中，生命的诗意栖居有了寻找的可能。

　　【注释】

　　[1]蒋登科：《九叶诗人论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2]郑敏：《对21世纪中华文化建设的期待》，《思维·文化·诗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3]参考吴思敬、宋晓冬《代序：郑敏——诗坛的世纪之树》，《郑敏诗歌研究论集》，2011年版，第2页。

　　[4]海德格尔著 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页。

　　[5]老子著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页。

　　[6]老子著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页。

　　[7]蓝棣之：《九叶派诗选·前言》，《九叶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8]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9]老子著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3页。

　　[10] 郑敏：《新诗与传统》，《思维·文化·诗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79页。

　　[11]郑敏：《今天新诗应当追求什么？》，《思维·文化·诗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12] 郑敏：《郑敏诗集1979-1999·序》，《郑敏诗集1979-199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1]蓝棣之编选.九叶派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老子著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海德格尔著 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商务印书馆，1997.

　　[5]郑敏.郑敏诗集（1979—1999）[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郑敏.思维·文化·诗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7]海德格尔著 孙周兴译.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8]蒋登科.九叶诗人论稿[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9]吴思敬，宋晓冬编.郑敏诗歌研究论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10]马永波.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11]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2]郑敏.郑敏文集 诗歌卷：全2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