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娟

　　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的难度

　　◎刘秀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20世纪开始就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藉由台湾学者齐邦媛之感慨，我们便知道，对于抗战历史的疏离，不独独是大陆文学的问题。

　　多么悲哀与无奈。不过才70多年而已，这段并未完结的历史已经散逸得难以追述。“纪念”，便是这湮没与遗忘的对抗。于今日而言，哪一种纪念的方式能比文学走得更深远更长久呢？

　　然而，自新时期以来，抗战题材的儿童文学寥寥，相对于鲜活的当下生活和无羁的幻想文学，儿童文学的艺术探索显然没有向历史题材领域做深一步的探触，提及起来，还是要历数《鸡毛信》《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等早期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虽有三两部，且颜一烟的自传体小说《盐丁儿》还改编成了广播剧和电视剧，但并没能打破这种沉寂。

　　转过一个新的世纪，儿童文学作家似乎萌发了对历史的叙述热情。除了张品成这位以书写革命历史题材见长的作家之外，一批年轻作家都出人意料地创作出了抗战题材的小说。尤其是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2015年，更多的作家加入到了抗战历史的写作中。这让我们充满了期待：对这段灾难深重的历史，他们有什么新的发现和认识？对于被湮没的战时儿童生活，他们如何穿透70多年的迷雾，给予鲜活的重现？会有什么震撼人心的故事？同时，我也非常担心，作者进入历史的深度如何？选择的角度是否巧妙？还有，面对厚厚一摞作品，这一本和那一本会有什么不一样？

厚重的历史文化感与丰盈的生活情状

几乎不约而同地，作家们选择了“故乡叙事”，以回望的、缅怀的情绪，在书写抗战的同时极力表达对故乡风俗人物的怀念、对吃穿百事的留恋以及对故乡文化性格的理解。甚至可以说，作家们由此完成了一次对故乡的集体抒怀，这浓郁的乡愁、文化的哀叹似乎在他们其他的作品中还不常见。

　　薛涛的童话和小说往往具有一种超越性，充满强烈的隐喻色彩，少有像《满山打鬼子》《情报鸟》这样写实千里冰封的东北大地。时代的潮流不断地冲刷大上海，作家们尽力用文字为老上海拍照留念，殷健灵在《1937·少年夏之秋》中所写的上海日常生活情状，大概比她任何作品都要精细到位，在这之前，我们似乎不觉得她是个会写“老上海”的作家。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因为带着对父亲深挚的悲伤和怀念，写到父亲和自己共同生活的山东老家时处处充满深情，缓慢而富有耐心地描摹故乡风貌，这是她之前作品里少见的地域表达，以现实主义笔法写出了与浪漫主义的“红高粱”不同的高密。衢州的历史是毛芦芦有意识地寻觅多年的，《如菊如月》的前半部称得上是这个浙江小城宁静而富有韵致的挽歌，明显比她之前同类题材的创作更加从容和丰满。以书写都市校园生活为主的汪玥含，也在《大地如歌》里表达了对家乡淮剧的熟稔，一招一式透露着她对此地文化的自豪。赵华的《魔血》把抗战历史和太平天国在四川的历史贯通起来，也算是一种尝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史雷的《将军胡同》。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将军胡同》是“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写出来的”。作品里的吃喝玩乐、言行举止处处透着北京文化的情韵，对作者来说，北京文化不是背景，不是捎带着的表达，而是小说的主旨。在史雷笔下，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并不抽象，它凝结在“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生活追求中，相融于邻里朋友之间的信任、互助、谦让、有礼等善行上。“玩物丧志”的图将军败光了祖上的家业，却不曾丧失孝顺、诚实、善良、乐观、刚直的性格，虽是个从没上过战场的“将军”，在家国意识上却不曾有一点儿含糊。小说充满“玩物”，人物故事也都围绕这些玩物来结构，图将军跑到东直门去买一点儿冰块，为的不过是借一丝儿凉气，让病重的母亲喝上一口正宗的酸梅汤，为了这份“地道”，他最终在家门口与日本特务同归于尽。小说在自然流畅的关于“物”的叙述中铺垫着人物的命运走向。对这些看似无用之物的钟爱与不舍，透露着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对生活情致的追求、对自然万物之美与趣的发现和体味、对天真童心的尊重和守护，是生活美学在俗常生活里的具体体现。

　　日本人来了，生活的恒常之美被打破了，人们不得不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家园。可以说，从日常生活进入抗战叙事，是大多数抗战题材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择，这些作品也因此而具有了坚实的生活基础。相比之前的抗战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它们对于生活本身的诗意有了更自觉、更丰厚的表现，也因此从早期那种硬朗、明晰、爽快的风格，转变为一种富有诗意的、含混的、复杂的讲述，同时，原本单一的政治伦理也与家庭伦理、乡村伦理等多种价值体系相互交融，带来更加完整、丰盈的历史书写，人物的情感也更加丰富。

“战争”与“儿童”构成叠加的难度

写好战争题材已经面临很多史学和技术的难题，要在“儿童”这个方圆之内，把复杂多面的历史转化为简洁的、读者可理解的叙述，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讲得不刺激感官却能震撼心灵，其艰难可想而知。不惟在中国，整个世界儿童文学史中，也无非仅有《太阳帝国》《铁丝网上的小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以及《铁路边的孩子们》（一战背景）等几部备受称赞的作品。即便如此，还有评论指责《太阳帝国》“以儿童为中心削弱了战争主题的严肃性”。说到底，是因为战争具有彻底的“反儿童性”，在这个恐怖而无所适从的世界，孩子将失却他最为重要的“安全感”。

　　矛盾的是，战争又几乎是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儿童热衷模拟的游戏，以至从简单的对抗演变为现在逼真的、需要投入大量金钱和精力的网络游戏。其实，他们所钟爱的并非真正的战争，而是经由战争故事所“讲述”出来的战争，是战争故事里的英雄、正义、力量、勇气、智慧、激情吸引着孩子，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孩子都是忠实的拥趸。然而，“红色经典”之后，我们却没有多少能在孩子中间传阅的战争故事，青少年对于战争的热情基本上都倾泻到了网络游戏中。

　　那么，如何以严肃文学的方式向孩子讲述历史和战争？这是最深刻的教育，却是最艰难的艺术。

　　要打动现在的读者不容易，他们已经“见多识广”，面对关于历史的雷同讲述，他们心怀质疑、排斥、颠覆甚至嘲讽，读者和作者之间达不成信任契约。如果不想沦为“抗日神剧”，作家必须要有充足的“史识”准备和讲故事的能力。

　　抗战题材的小说，首先要有个好故事。战争和故事具有天然的亲缘。人类流传最为广泛和长久的故事，往往由战争催生；另一方面，战争也藉由故事存在，人类历史大大小小的战事数不胜数，那些能童叟皆知的，往往经由故事而流传。比如希腊诸神之战，比如三国之战，历史与文学谁更是本体，似乎已经难以辨析。抗战历史也一样。普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不是谁都能进入浩繁复杂的历史研究，他们认识自己民族、记住民族历史的方式，大多是经由文学故事。

　　能看得出，这些作品在故事的结构上非常用心。《少年的荣耀》以沙良的生日礼物小锡枪作为引线，带领读者钻进被日本人占领的大木吉镇，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故事。当我们快要把这支玩具枪遗忘的时候，在结尾处，弟弟沙吉“打响了他手中的枪，他用想象中的子弹，一共射出了两枚，一枚射向潘子厚的心脏，一枚射向潘子厚的脖子”，而这正是沙吉的母亲被日本人所射击的部位。毛云尔的《走出野人山》中，作者自觉避开了与日本人的接触和战斗，把笔力集中在国民党远征军从缅甸战场溃败后，几个士兵以不可想象的磨难穿越原始丛林的故事。这一队人马最后只有“小虾米”活了下来，整个故事，几乎就是一路的死亡。可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死法，并不刻意。张品成的《水巷口》中，看到最后燃起的那场与日本人同归于尽的大火，我们才对男孩马起方的转变释然。

　　所以，抗战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单靠作家的“想象”能够完成的故事。它必须要同时完成历史真相与艺术想象，这二者不是矛盾，而是相得益彰。对于历史真相的了解越广阔、越深切，越能为艺术想象提供兼顾的基础和灵感，同样，越是精妙的艺术想象，越能形象地、真理性地表达历史真相。

“乐观主义”与“神化倾向”的问题

正因如此，哪些作品下了笨功夫，做了最基础的史实考察，哪些作品的故事更结实，哪些作品来得轻易，读者从故事里自有判断。往往一些具有家族叙事性的作品，在根基上会相对扎实。《少年的荣耀》来自作者父辈的亲历。在父亲反复的讲述中，她已经在脑海中建立了一个相关的历史场域，那些人物在其中生活多年，名字、形象、关系、故事才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次漫长的写作，不断对话、修正、沉淀，才有了笔下的从容。毛云尔的小说来自舅舅的讲述，这位当年的远征军直到老年仍保持着他坚毅的军人气质，舅舅和外公参加远征抗战的历史想必在毛云尔的心中已经反复组合、审视了多年。而《将军胡同》对史雷来说也是强烈的叙述冲动，一个到中年才踏上文学之路的写作者，他把多年的积累和热爱都回报在这部作品中了。

　　可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作品写着写着就容易陷入“乐观主义”和“神化倾向”，一旦故事遇到门槛便难以行进，潜移默化也好，偷懒也好，总之，类似“抗日神剧”的桥段就出现了。

　　罗伯特·麦基在他的名作《故事》中提出，“故事是生活的隐喻”。在他看来，很多失败的故事并不是来自于讲故事的技巧，而恰恰是对于故事所存在的时代生活缺乏洞察：“一切陈词滥调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原因，而且也是惟一的原因：作者不了解他故事中的世界。这种问题的出现，往往是作者选好了一个背景便开始写剧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了解其虚构的世界，而事实上却一无所知。当他们搜肠刮肚寻找素材时，脑海中却一片空白。那他们怎么办？只好求助于有相似背景的戏剧、小说、电视和电影。从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剽窃我们看过的场景、演绎我们听过的对白、乔装我们见过的人物，冒充为自己的作品。重炒文学的残羹冷炙，端上桌的只是乏味的拼盘。哪怕他们也许确实才华横溢，却始终缺少了对故事背景及背景中诸般事物的深刻理解。对笔下故事中的世界进行深入的了解与洞察，才是臻于新颖和卓越的根本。”

　　严歌苓曾自述，《小姨多鹤》的故事在她心里储存了20多年，她不轻易下笔，为了把握多鹤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几次前往日本，住下来，观察“多鹤”的同胞，体味塑造她的那种文化和生活。即便这样，这个小说的结尾还有很大问题。故事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人物写走了样的时候，是停下来，迎难而上，还是耍点小聪明敷衍过去，决定了历史题材书写的成败。

　　可是不得不承认，我们面对的是残破的历史，这让作家们的书写格外有难度。塑造我们历史观的是并不全面的历史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所做的，不是发掘和呈现历史，而是掩盖甚至歪曲，在书写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上，我们“先天不足”，资料难以获得，亲历者逐渐逝去，当我们有意识地想倾听、记录的时候，能够讲述的人已经非常稀少，而且讲述者年事已高，记忆的残缺可想而知。加之抗战之后，我们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不安，很多个人记忆也被自身遭遇所修改，变得不那么客观、全面。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应是一个民族所要做的补课，而不仅仅是作家。

儿童视角不是“浅化”和“矮化”

虽然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通常会被统统冠以“儿童视角”，但“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眼中的生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战争题材中采用“儿童视角”，需要极大的技巧。像《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样，他一定是要呈现出一个摈弃了背景、常识和先见的世界，利用一个孩子对世界有限的理解、有限的生活范围、有限的语汇，去表达战争所带来的生活的变形、荒唐、混乱、残酷，同时也就提供了一种看待战争的新的角度，这个新的角度往往就让作家看到了新的故事。而《美丽人生》则是利用了成人—儿童双重视角的巧妙冲突，这种冲突本身就构成了故事性。它是技巧，但是说到底，它还是取决于作家对历史和生活的洞察以及思想是否深刻。

　　真正能完成儿童视角叙事的抗战小说并不多，作家努力如此，但是经常地，作品中会出现一个孩子的思维所无法容纳的生活，这时候就只能仰仗“画外音”的叙述来弥补。这样一来，小说所叙述的世界，真的是孩子眼中的世界吗？那些超出他理解范围的事情，在他的眼中如何“变形”？大多数小说中，孩子所理解的战争与成人的战争生活“方向”是一致的，只是程度有所差别，多是深与浅、整体与局部、简单与复杂之间的区别。

　　集中阅读近期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发现多数作家在写孩子的日常生活时游刃有余，但是在面对战争带来的巨大变化，尤其是直接面对矛盾冲突（日本人或者汉奸）时，就变得有点手足无措，急匆匆行进，草草收场。比如毛芦芦的《如菊如月》，有个很新颖的矛盾设置：主人公是当地女子和日本人的弃儿，这女子后来疯傻。一边是伶牙俐齿、开朗活泼、爹娘恩宠的如菊，一边是棋艺高绝、孤苦伶仃的疯女人，还有一个传说中的日本父亲，抗战爆发，这必然要构成一种极为紧张的矛盾。作品的前半部分行进顺畅，但是带领日军侵占衢州城的生父一出现，叙述就乱了步伐，也失了真切，原本这是重头戏，却没能产生震撼人心的亲情、爱情、个人恩仇、家国大义的矛盾冲突。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作家的短项。

　　虽然把“儿童视角”作为一个评价的标准，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如果在这方面有完成度更好的作品，至少可以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不必刻意去追求所谓“儿童视角”的效果，否则有削足适履之弊端。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特别重视这样一次集体的攀登，不断增加的作品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我们所能抵达的高度。历史日益暗沉下去，打捞变得越来越难，想以镜子般的态度还原现场已经越来越不可能。然而，历史不会消失，在作家们的努力下，它会成为一个民族终究要完成的史诗。

　　（作者系《文艺报》编辑、儿童文学评论家）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