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这张照片在网络流传——苏格兰医生梅藤更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这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的相敬相亲，在今天的医患背景下让很多人感慨。不过，作为一个西方医生，1881年来到中国时，梅藤更要面对的医患冲突远大于今天。

　　一个女人喝毒药自杀，送来医院抢救，丈夫紧张地问：“我能不能带走她的遗体？”因为传言梅藤更用的药是取病人的内脏制成的。

　　1881年，26岁的梅藤更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20年，医疗传教的自由随战后条约进入中国，国人在心理上本能抗拒，加上此时杭州还是个“城门上挂着人头”的中世纪城市，人们对外科手术、人体构造都不熟悉，民间对教会医院有种种传言——教会医师以媚药淫亵妇女，医院挖眼剖心做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的动机邪恶，信徒临终圣事是要挖死人眼睛来炼银。

　　梅藤更放弃船行的工作从医，是想帮助“被迷信束缚和病痛折磨的人，使人彻底远离巫术和符咒”，但他的职业恰被看作有邪恶巫术的食人番，这种形象激起原始的恐惧与愤恨。即使官方调查出传言不实，公开澄清也无济于事。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查证，民众所说的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瓶子里其实是腌制的洋葱。但他无法说服激愤的民众，被斥为“卖国贼”，士人砸掉湖湘会馆中他的匾额，几乎最具盛名的官员公信力被毁。而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出动兵舰催压，中国政府最终对国民执以死刑，以昂贵赔偿平息这场冲突。

　　梅藤更的医院没有其他医生，也没有护士——这个行业没有标准，无从招起，最后只找来一位中国助理。一位女性病人腿部溃烂露出骨头，需要移植皮膚，再三劝说，病人只同意从胳膊上取一小块皮肤。梅藤更找助理来工作却找不到——助理害怕要她捐出皮肤，逃走了。梅藤更的夫人找到她，承诺先捐出皮肤做示范，助理旁观后颤抖着伸出了胳膊。但还是不够，梅藤更训练妻子从自己的胳膊上取下皮肤，再教给她如何移植给病人。

　　1883年，在写给教会的信中，梅藤更说他这一年看了3019个病人，259人住院，但医院太小，戒烟所只有16张病床。他需要去50万人口城市的郊区救济病人，杭州当时的交通工具是轿子，梅藤更不适应别人抬自己，设计了杭州第一辆西式钢圈马车，看上去是一只小驴车，只容一人乘坐，须亲自驾驶。

　　梅藤更决心用余生之力建个大医院。但筹款困难，很久后他才收到圣公会的回复，又过了很久，才有时间拆开堆积如山的旧信，看到信中夹着的1700英镑支票，一夜没睡，开始设计医院。

　　广济医院在1884年建成，但这些钱不足以支持梅藤更理想中的医院，他便向朋友募捐。麦克莱爵士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生前他想成为一个医疗传教士，为满足这个遗愿，这位父亲捐赠了一万英镑。

　　用这些钱，医院装备了杭州最早的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和第一辆汽车。旅行中国的英国作家伊莎贝拉·伯德写下她的观察——“它们在照明、通风、卫生施设、分科与组织方面较之我们最好的医院也毫不逊色。”她印象极深的是医院用著名的宁波清漆涂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缓慢凝固形成非常坚硬的表面，反光性好，能耐受每周的煤油擦拭，大大有助于卫生。墙、地板和寝具的清洁是这样好，一尘不染，无可挑剔！”

　　广济医院有了自己的药房，自制针用葡萄糖、x线硫酸钡、百日咳药水、奎宁针等。医院开始吸引中上阶层的患者，疗效是最直接的说服力，梅藤更治好杭州的八旗都督后，敌对气氛就消失了。此时洋务运动中兴，朝中重臣荣禄、李鸿章、曾纪泽、沈桂芬都与西医私谊亲厚，伦敦会传教医师科克伦曾深入宫闱替慈禧治病得到信任。1904年，筹建北京协和医学堂时，慈禧提供万两白银襄助。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西医甚至进入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体制，梅藤更被委任为杭州海关外科医师，承担检疫工作。

　　广济医院的国内捐赠开始多起来，袁世凯、孙传芳都在名单之列。

　　梅藤更开始兴办教育，建设广济医校，学生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大都减免，由英国人捐赠。伊莎贝拉说，此时英国人对梅藤更在中国的耗费已“啧有烦言”，但梅藤更一念不息。某天他医治完一个“生平所见最可怕”的麻风病晚期患者，到花园呼吸新鲜空气，正是初夏，玫瑰、百合、柠檬、橙、紫藤和紫丁香正开，两种气息的对比给他很深的刺激。麻风病极为酷毒，最痛苦的是被隔离于家庭和社会之外。他自知这种病无法根除，但应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梅藤更与圆通寺方丈交好，购买寺庙土地，在西湖之上、保椒塔之侧建起麻风病院，只收挂号费就可接受免费治疗。但有市民认为这是冒犯，麻风病院挡住阳光，阴影投射在宝塔上，影响城市的好运和繁荣，散布病毒。当地士人与佛教徒也都不快——“佛教之地，岂能拱手让给耶稣？”他们以土地纠纷之名提起诉讼，梅藤更不得不交出契约，由政府购回。

　　梅藤更将病人迁往松木场分院，郁达夫为写小说曾专门去那里小住，据他描述，“医院红色灰色的建筑，映着了满山的淡雪和半透明的天空。早晨一睁开眼，东窗外有嫩红洁净的阳光在那里候他，铃儿一按，看护他的下男就会进来替他倒水沏茶。澄清的空气里，会有丁丁笃笃的石斧之声传来。寂静的长空，寂静的日脚，连自己的呼吸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护士量热度，换药，谈一阵闲天，扶杖走出病室，慢慢地守着那铜盘似的红日的西沉。”

　　有位女性临终前叫来梅藤更，说：“我年轻时他们叫我美女，现在我的脸丢尽了，身子也臭了。”病人的声音很小，很弱。梅藤更没说话，只是坐在床前听着。

　　这段沉默饱含无奈，也充满理解，这是医者的信念——不一定能治愈，却总是在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