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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为证——评阿布司南诗集《我的骨骼在远方》

时间:2023/11/9 作者: 边疆文学(文艺评论) 热度: 17258
◎黄 玲

  以诗为证
——评阿布司南诗集《我的骨骼在远方》

  ◎黄 玲

  边疆阅读

  主持人语:善于发现新人新作是文学评论工作者的重要品质。然而,因为我们缺乏开阔的视野和脚踏实地的研究精神,往往忽略一些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作者和作品。本栏目第一篇文章的评论对象是阿布司南的诗集,这是一位重要诗人的重要作品,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尽管我曾经通过电话了解了一些迪庆州的文学创作情况。还是那句话,回归文本,在细读文本之前不要妄加评论,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极为有限的。文艺评论就是个苦差事,每一篇评论文章背后的劳动是不好估计的,但敷衍了事肯定是欺骗不了读者的。(杨林)

在读到藏族诗人阿布司南的作品之前,我对藏族诗歌的了解比较少。当拿到他的《我的骨骼在远方》这部诗集时,感觉打开了一扇了解藏地文化的窗口,野花摇曳,白云飘舞,藏地浓郁的高原风情扑面而来。这部诗集2016 年曾荣获迪庆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一等奖,展示了阿布司南在诗歌创作上的努力和成功。

  众所周知藏族文化源远流长,书面文学的历史也很悠久。藏族诗人的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比较早,比如云南藏族诗人饶阶巴桑,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就出版个人诗集《草原集》,这也是中国当代诗坛第一本藏族诗人的诗集。但是之后藏族诗歌的传统虽然悠久,能在文坛扬名的诗人却不多,所以现实中更为广大读者熟知的其实还是几百年前仓央嘉措留下的情诗。一方面它以优美的风格穿越时空冲击着我们的心灵,另一方面它也形成一座很高的诗歌之峰,考验并覆盖着当代藏族诗人的创作。这是当代藏族诗歌面临的一大写作困境。

  近年来,藏族诗歌开始复兴,出现了一个执着追求诗歌艺术,努力创造优秀作品的诗人群体,阿布司南就是“康巴作家群”中的一员。

  诗歌是一个民族丰富的心灵世界沟通、表达的渠道,也是一个民族自我认知的重要方式。传统固然值得骄傲和自豪,但是文学更需要面对的是现实的生存,并建立起新的诗歌审美机制。实现自我超越,也是藏族诗歌必须面对的问题。一个民族的诗歌除了爱情的内容,还应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

  所以阿来才会在为“康巴作家群”书系所作的序中强调:一个民族“未经表达的存在,可以轻易被遗忘,被抹杀,被任意篡改。”他还强调:“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因为地域,族群,以至因此产生的文化,都要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才得以呈现,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各民族文化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所以除了民族生活表象的展示之外,它还应该有文化的自觉与思考。特别是诗歌文体,它应该能把一个民族成员的心灵和情感呈现于文字,让读者通过诗行进入一个奇妙的境界。

  阿布司南的诗集《我的骨骼在远方》,就是这样一部以诗为证,向读者展示情怀,传达自我认知、自我表达的作品。他以真诚的态度,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生命中很多个特殊的“瞬间”呈现出来。如果细分,其中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诗人个体对生存经验和成长的生命体验式表达,二是对民族文化深层底蕴的文化式表达。二者共同构成这部诗集的审美内涵,展现了主体丰富的心灵世界。

先看看诗人个体的生命经验,如何在诗歌中得到有效的表达和呈现。

  这部诗集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收入阿布司南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三十多年中的诗歌作品85首,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诗歌体系,可以领略到阿布司南在诗歌之路上的行进和变化。他的诗经历着由幼稚到成熟,由单纯到多义的过程,也经历着青春的渲泄性表达到理性的制约性表达的过程。

  用诗歌来记录下生命成长的阶段和过程,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挑战。它不是写个人简历或者写个人成长史,而是要努力捕捉到生命成长中内部世界的长河之波,捕捉情感和情绪的波澜,并把它们呈现于诗行。

  阿布司南写于80年代 的诗,主要是对军旅生活的表现,同时也充满青春的风采和气韵。牺牲、奉献,构成了他这一时期诗歌的基本主题。年轻的诗人从不同角度探索、表达着军旅生活的多重内涵。有很多诗是对牺牲战友的追思与怀念,比如《祭酒》《在战争舞台上》《永恒的年龄》《墓碑》等诗,通过生者对死者的倾诉,使牺牲者的意义得到呈现。还有歌颂军人妻子的《望夫石》,有歌颂白衣护士的《绿叶情》《白帆颂》,它们从不同角度延伸着对战争题材的表现。

  重要的是通过对战争、死亡的表现,诗人学会思考生命的价值意义,并开始比较深入地开掘出生命的悲剧感。尤其是后一点让阿布司南的诗歌体现出一种深刻的审美内涵。《绿茵场边站成一尊雕像》这首诗中就弥漫着浓郁的悲剧感。诗人选择的角度非常独特,诗中出场的是“一个二十岁的青春一个球迷一个青年军官”,面对足球飞来的诱惑他却只能“一动也不动”。诗人含蓄地把战争比喻成“一次‘国际性’的比赛”,这个军官率领他的士兵英勇出征并取得胜利,他的腿却因此而“留在老山留在南方的报纸上”。战场和球场的画面在诗中交替出现,构成一幅五彩缤纷的驳杂画面,很好地表现了战争与和平的复杂主题。牺牲、奉献不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而是通过这个青年军官的形象变得无比生动和具象。因为战争他失去了一条腿,还失去了美好的爱情,但是他仍然“固执地爱足球爱绿茵场”,把这里当成放飞梦想的地方,继续书写着青春的理想。这个青年军官的形象崇高而充满英雄主义气质,代表着一个时代曾经的精神高度。

  在《永恒的年龄》《墓碑》等诗中,诗人继续深化着“牺牲、奉献”这一主题,并对世人提出警示,不能遗忘那些为了和平而牺牲的年青生命,要让他们的生命永恒并祭奠他们的永恒。今天回看这些诗,不能不为诗人的前瞻性而感动。只有亲自经历过战争和牺牲,并对战争有过深入思考的诗人,才可能写出这样深刻的诗句。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构成了阿布司南这一时期诗歌的基调。同时这些诗也超越了民族性和地域性,体现出对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思考和开掘。

  阿布司南90年代的诗,视野从战场回到故乡和草原。香格里拉是他的故乡,也是有名的藏区。和外来者观赏性的目光不同,阿布司南对香格里拉是“回归”,回到熟悉的环境和事物中去。所以他这一时期的诗中出现得更多的是猎人兄弟、山里女人、远村这些朴素的人和物,诗人以一种亲近平和的心态书写他们的生存,同时也在经历着人生的转变。从军人到地方,从战场到高原,诗人心里有淡淡的失落感,也有对时间流逝的感叹。《风缓慢地吹》中有几句诗句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秘密:

  “那个在风中奔跑的少年,转眼间/已到了青年,风在缓缓地吹/晚报上的新闻变成了陈迹,夜莺/变成了玫瑰。我一脸茫然,我是一把/倾斜的梯子,但无法把自己/送向高处……”

  从军人到百姓形成的人生落差,在阿布司南这一时期的诗中比较明显。“人在旅途”的感觉为他的诗增添了一层淡淡的忧伤气息。《寂动》是诗人内部世界矛盾性的体现,虽然写得有些晦涩,但仍然能感受到隐藏于诗行中的挣扎感。

  在《冬天记事》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一种面对现实的无奈和忧郁感。战场虽然惨烈和残酷,但有崇高和鲜花相伴。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却是琐碎与平庸,“暖瓶爆炸了。这今冬最大的事件/无非是有人手上烫破了皮”,诗人需要面对的是“为生活奔波,为自由飞翔。”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诗歌,而是借助于诗歌的梯子,在生活中学会努力奋斗和挣扎,向着精神的高度苦苦攀援,这是文学赋予他的财富。

  一个诗人只要愿意放低目光,投入热情和关怀,便可以在大地上找到精神的依托。阿布司南此时期的诗中可以看到,他除了书写自身的苦闷,也关注山里的孩子,追忆母校的往事,对大街上的喧哗声和现实生存的众生相都有关注。

  可以感受到诗人在挣扎中努力让自己的灵魂能升到更高的位置。所以他对天空下的风景是有选择的表达,他除了让草原上的奶牛、山峰、河流进入诗行,还写《菩提树》《月亮颂》《天空·雪花和星星》这些充满神圣感的事物。诗人的神思在形而下的现实生存和形而上的精神高度之间徘徊。

  到2000年以后阿布司南诗歌的精神提升是非常明显的,他已经走出前期诗歌中的徘徊与困惑,在精神上有了某种升华。这一时期的诗歌虽然也还有沉郁和忧伤,但精神向度经过历练后变得更加厚重和多元。通过一部诗集展示出自我在诗歌中的成长,由青涩而至成熟,由简单而至丰富。用思想的光和情感的丝在文字中编织一幅精神画卷,这是阿布司南这部诗集最吸引读者的特色。

藏族作为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其宗教意识和信仰不可能不对藏族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因为它已经渗入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民族成员的行为。身为藏族的一员,阿布司南的诗歌中也有明显的宗教意识和对信仰的追求。

  关于宗教,二十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林语堂曾经用英语写过一篇名为《吾国吾民》的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他说:“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进入阿布司南的诗能发现很多新鲜的视角,体现着诗人对世界的认知过程。他在2000年以后写的诗中有许多对形而上事物的思考,传达出他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和修炼。比如《某种微笑》:

  “独坐午夜/打开珍贵的标本/与一颗星遥遥相对/是谁用执著吻醒了冬眠的心/是谁用深情点燃了黑夜的眼睛/是谁用真诚构筑了诗歌的殿堂……”

  一连三个不需回答的追问透露了诗人内心对世界的思辨。这一时期他的诗关注得多的是“幸福的事物”、“梦”、“走不出的河谷”等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的事物。民族宗教的殿堂里居住的都是神灵,诗歌殿堂里则可以容下更多世俗生活的欢乐和痛苦。阿布司南的诗在两界之间寻觅、探索,寻找着前行的方向。从混沌走向澄明,这是诗歌的引领。在《岁月之殇》中有迷乱、困惑和挣扎,在《吹奏乐音的圣徒》中有寻找之后的皈依,并获得一种“永不止进的精神”快感。

  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还说到:“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和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诗歌也是一种宗教,它可以赐予人类精神所需的目标和高度。读阿布司南后期的诗,有许多类似于参禅悟道式的收获与感悟。比如《雪地上最后一只鸟》《时光序列》《从我房间所能望见的一座雪山》等等。

  在《雪地上最后一只鸟》中,诗人以悲悯的情怀注视着那只雪地上静静伫立的小鸟,在想象中将它幻化成“一个蹲着的孩子”,以移情的方式把对人的情感投射到小鸟身上,或许那只小鸟就是诗人自我本真的呈现,让他感受到“这个蹲着的孩子/也许过于固执,冷艳/也许因真实而被寂寞所伤。”诗的背景是深远的天空、洁白的雪地,衬映着一只小鸟的孤独、寂寞与纯真,还有诗人热切目光的追逐。这是诗人直面自我的瞬间,有一种真实而坦诚之美。

  在《时光序列》中,诗人对世俗生活的内容有新的解读。或者说他在追求精神高度的同时,从未放弃过世俗生活的欢娱。这是一首充满温暖的诗,土地、乡民、青稞,高原的四季,亲情的温暖,在诗行中闪烁着动人的光芒。“大雪覆盖,鸟声绝迹/我们足不出户/脸上充满思念……妻和女儿始终围在身边……”简朴的生活,圣洁的理想,二者在诗中结合得非常和谐,为诗歌增添了美的力量。

  《从我的房间所能望见的一座雪山》也是一首内涵丰富的诗。诗中的雪山既是民族文化的化身,也可以视为支撑诗人前进的精神背景。它“在阳光下闪烁着圣洁的光芒”,是诗人灵魂的家园,是公理和法则。古老的雪山和诗人燥动的内心构成一对互补的存在,它让诗人在永远的眺望中建立起内心的秩序,实现灵魂的自洁。这就是宗教的力量,它不一定是对神灵的膜拜,也可以是一种圣洁的理想之光,可以照亮人生的路途。

  阅读《我的骨骼在远方》,可以感受到阿布司南在诗歌中的上升和攀援,虽然步履蹒跚,但却一直保持着上升的态势。他从不停下探寻的脚步,让身体和大脑永远保持在路上的姿势,在诗歌中实现自我的修炼,这是一名诗人最可贵的品质。所以,正如《复活》中的诗句所表达的那样:“神灵住进了人的心中/于是人就只剩下了灵魂静静地对视。”诗歌是诗人的人生路上永远不倒的一面旗帜,在它的引领下就可以实现灵魂的升华。阿布司南的诗没有让宗教的教义束缚手脚,而是取其精华,让它成为自己诗歌之路上的一道光芒。

  为圣洁的理想而书写,已经成为他诗歌写作中的执着追求。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阿布司南的诗非常有高原和民族的特色,而且是一种自然流露,不加修饰的特色。因为诗人笔下的藏区高原是他的生命成长之地,一切事物都与生命内容有关系。藏族是一个有着悠久艺术传统的民族,既诞生过《格萨尔王传》那样厚重优秀的史诗作品,也有《仓央嘉措情歌》那样优美、抒情、充满浪漫精神的作品。诗歌已经是藏族文学中有着悠久传统的一种文学样式,并对藏族诗歌今天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民族文学传统对当代诗人而言,永远是一条奔涌不息,滋养精神的河流。

  阿布司南的诗歌是自由诗体,但是对一个能熟练运用藏族语言的诗人来说,母语带来的韵律感也会深深烙在他的无意识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在韵律方面的追求。他的一些诗,诗行短小,句子简洁,读起来有一种朗朗上口的音韵美。比如听听下面这些诗句:

  “深深的脚印中/你的儿子/茁壮成包谷/木桶里的水/潺缓如酒/有女人在月光下沐浴。”

  ——《有一条河》

  “鹰鹫/到我这儿来/有灯光的房间/我在里面坐着/你来了/外边正下着雪/你把雪带进来/踩在地板上/看着我/那种表情/仿佛在唱一支歌。”

  ——《鹰鹫》

  这些诗的韵律感都比较强,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情。

  此外,他的诗歌中出现的意象大多和高原有关,而且是浸染了作者感情的事物,是诗人用来寄托情思的载体,它和诗人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在他的诗中,藏族风情扑面而来,却又经过诗人的精心选择,每一种事物都为表达主体心灵而存在。他诗中的意象主要有两类,一是自然环境中的事物,诸如雪山、草地、神鹰、青裸、马匹……它们是藏区的自然存在,也是个体生命成长的载体。众多意象构成了与众不同的民族生活环境,为阿布司南的诗歌增添了独特的风格。比如《歌谣开始的地方》这首诗中,大量藏区事物密集地出现于诗行,使藏族文化的意蕴得到释放。二是充满神性的事物,为他的诗染上了一层庄重深层的色彩。诸如寺庙、僧侣、神佛、经卷、经幡、圣殿……它们代表着藏族的宗教信仰和永恒追求。诗人的情思在二者之间自由穿行,寻找着精神的皈依。

  抒情性是诗歌的生命,阿布司南的诗在这一点上也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他诗中的情感丰富而多元,有军人的热血之歌,有追寻理想之路的痛苦和孤独感的抒发,有对故乡一片深情的书写,也有在信仰中升华的快乐和幸福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诗人诗歌的抒情风格。

  他的抒情有时是阳刚而奔放的,比如那些书写战争的诗,军人、民族、青春的三重身份为他的抒情带来强烈的冲击力度,具有审美的力量。

  他的抒情有时是深沉而执着的,比如那些和精神性事物及信仰有关系的诗。他在抒情中倾诉内心的迷惘与困惑,思考与世界的关系,寻找灵魂的方向。

  他的抒情有时是理性而有节制的,比如他的长诗《献给阿妈》就是一首深沉而又催人泪下的作品。生命在经历了死亡的考验与过滤之后,诗的情感变得纯净而单纯。母亲的生命已经消逝,诗人是和母亲的灵魂进行一场貌似平静的长谈。倾诉,是交流的重要手段,诗中满溢着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愧疚、思念和怀想。充满哲理的思辨又为这首诗的情感蒙上了一层理性的色彩:

  “死亡改变了一切,你已经是一切/无处寻找又无处不在/你已经在我内部矛盾,在言辞中,在寂静里……”

  长歌当哭,这首诗展示了一个男人丰富多姿态的情感世界。这是一首长达一百七十多行的挽歌,每一行诉说的都是刻骨的思念。但诗人以节制的态度回叙着母亲生前的往事,把情感融汇于那些积淀下来的生活细节之中,用事实来表达感情,也认真思考着生与死的奥秘。痛苦化成一场缤纷的花瓣雨,绚烂而又感伤。有节制的抒情是诗艺成熟的表现,从审美的角度看,哀而不伤,痛而不号,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表达。

  阿布司南的诗集《我的骨骼在远方》是一次成功的自我书写,展示了他和大地、民族、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以敞开的方式为读者展示自己的心路历程,以真诚的书写让读者走进他的心灵世界,看到他的欢乐、痛苦和忧伤,感知到他在成长道路上的迷惘,也分享他在人生中的升华与感悟。正如前文中林语堂先生所言,诗歌能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也能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圣洁的理想。阿布司南的诗歌创作实践正是对这段话的最好印证。相信他会继续“在理想窗前”眺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大地”,也会继续在诗歌的世界追求精神之境的升华。

  追求圣洁理想的诗歌作品,才会永远保持真诚而迷人的艺术魅力。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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