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山

　　一

　　1951年秋天，沈从文在四川内江，时常独自站在山顶，放目远望。他目之所及，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连绵起伏的山丘。秋风瑟瑟，落木萧萧。

　　49岁的沈从文感到自己生命的衰老、人生的无可奈何，同千百年前的陈子昂一样，生出了几分悲悯。天地悠悠，岁月苍茫。此时，距离沈从文自杀未遂已经过去了两年，而距离他走完寂寥的后半生还有37个春秋。

　　沈从文的死是悄无声息的。

　　在1988年5月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夜晚，他握着张兆和的手，说完最后一句话， “三姐，我对不起你”，就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丰富却也寂寞的一生。

　　18日，沈从文的家人在八台山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悼词，连哀乐也不放，放的是他生前最喜欢的古典音乐一一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

　　二

　　在川、黔、湘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小城。两百多年前，清政府为了镇压不服从统治的苗民，派了一批士兵来镇压，才形成一个城镇。沈从文就出生在这里。

　　沈从文的祖父曾任贵州提督，父亲也是行伍出身，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只不过，沈从文出生之时，这个家族已经开始没落了。

　　幼年时期的沈从文时常沉浸在山水里，天上的风筝、山中的黄鹂、林间的清泉，让他像风一样自由生长。他如水一般的文字风格，大抵是在这时埋下的伏笔。

　　六岁的沈从文开始正式上私塾，因为早就认识不少字，记忆力又好，私塾对他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 “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于是，他开始逃学，看山看水，捉虫听戏，在田野里穿梭，各处去看，各处去听，各处去嗅。

　　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被雨淋过的土窑的气味;蝙蝠的声音，黄牛临死前的叹息，黑暗中鱼冒出水面的声音，他全记得清楚。每到夜晚的时候，他白日里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悉数化作稀奇古怪的梦，直到20多年后，还会把他带到空幻的宇宙中去。

　　逃学之后，免不了被处罚。他独自被罚跪在房中的一隅，思绪却早已飞到了窗外。河中的鳜鱼，树上的果实，田里的泥鳅，天上的星河，小小的门窗关不住他那颗自由、温柔、浪漫的心。

　　后来，他在《从文自传》中写，他在读一本小书的同时也在读一本大书， “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他眼前的世界很宽广了，但他知道，他需要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当时只有9岁的山城孩子沈从文的记忆中，这场革命就是看到砍下了很多的人头。

　　衙门口的平地上，鹿角山，辕门上，云梯上，无处不是人头。昨天杀的人若没有收尸，便被野狗撕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但他幼小的心灵并不害怕，只是疑惑，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头砍下来。

　　杀戮持续了一个月。起初，每天必杀一百人左右，后来，杀人的一方似乎也不忍了，便托本地人所信奉的天王，让神明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因为杀戮的原因，私塾暂停，沈从文便有大量的时间去城头上看热闹，或者跟随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茭。那些人临死前颓丧、绝望的眼神，他永远也忘不了： “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

　　整个少年时代，他便是活在这样血腥、残酷的环境下，脚下踏着的土地是血，目光所见也是猩红。等到他残酷地长到14岁，这个家族也走到了末路，姐姐早殇，父亲因组织刺杀袁世凯失败而逃亡在外，自己则被母亲送去当兵。由此，他目睹了更多的杀戮。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做，我们士兵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做的。”这些经历渗透进他的意识、情感、人格，于他少年的心上留下沉痛的印记，却在日后都化作这人世的温柔和悲悯，散落在他的文字中。

　　沈从文第一次感到忧愁，他日日去河滩散步，看船来船往，水落水涨，夕阳的余晖洒落在水面上，那么和谐，又那么愁人。他需要一个人来与他分享此刻的光景。他觉得寂寞。

　　只是，除了继续出发，他似乎别无选择。

　　四

　　20歲时，沈从文带着27块钱，一颗柔软的心、一身的寂寞和满腔的诗意，来到了北京。

　　他在开放的京师图书馆中自学，去北大旁听，住在一间由堆煤间改造的小屋子里，考上了中法大学，却因筹不起28块钱的宿膳费、耽误了报到日期，只得放弃。

　　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境地下，他开始拿起笔写作，却屡遭退稿。 《晨报副刊》的编辑曾当众把沈从文投稿的一大摞作品连成一长段，开玩笑道： “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即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后来，在场的一人将当时的情景告诉了沈从文，使他倍感屈辱。生存之苦闷，理想之不可得，打击他的同时，也在磨炼他的心志。穷途末路之际，他开始给当时有名的作家郁达夫写信求助。

　　郁达夫收到信后，在11月中旬的一天，冒着大雪，来到那间“窄而霉小斋”，看望这个素不相识的“可怜人”。得知沈从文还没有吃饭，郁达夫便请他吃了一顿饭，拿出了五块钱结账，并将剩下的三块两毛几分留给了他。见沈从文身上单薄，郁达夫又摘下了自己的羊毛围巾送给他。临别前，郁达夫对这个郁郁不得志的青年说，好好写下去。

　　后来，他的作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了，又陆续获得林宰平、徐志摩、胡适等人的赏识。徐志摩对沈从文的文章十分欣赏，说他的笔就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嫌名列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样的作品不是写成的，而是“想成”的。

　　在沈从文的笔下，你见不到咬牙切齿的愤怒、仇恨和诛伐，更多的是一种平静，似细水长流一般的隽永。他倾心于“现世光色”，常常为人生的远景而凝眸，更愿意将笔墨倾注于美好的事物中。

　　他说，他只想造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所以他总能看见这凡世的美，这平人的善，这人世的廖廓与苍凉，这人心的柔软与坚硬。他说自己就是永不厌倦地看一切。但他从不呐喊，不训斥，只是去感受，去经历，就像是一个孤独的看客。他有一双洞察世事的冷眼，一颗心却是热的，带着一种悲悯。

　　有人曾这样说沈从文：“从人世的暴虐和愚行中重觅生命的肯定。”颇有几分道理。沈从文因目睹这人世的暴虐与残酷，深知温柔与善意的可贵，于是有了他笔下的湘西。

　　五

　　穷极一生，沈从文都只是带着一种永恒的乡愁，在寻找着精神的家园。他写湘西，写故乡，写故乡的人，渴望建一处桃源。

　　在这里，山是美的，水是美的，人也是美的。翠翠、爷爷、傩送、天保、顺顺、天天、三三，都是极好的人。一条河、一座城、一叶扁舟，皆是实指。在这个风土中，徐徐展开的故事，也有了散文般的质感，仿佛是在忆旧。然而终究是梦，梦和现实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因这距离，又添了几分美。有了沈从文，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湘西。她不在这纷繁的人世间，她在别处，在纸上，在他的梦里。

　　40岁时他还说，写湘西，就是要写出人类最高品德的颂歌。

　　20世纪3 0年代的那次返乡，沈从文坐在船上看水，山头夕阳感动他，水底各色圆石也感动他，他给妻子写信说：“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他说，生命是一种太脆薄的东西，并不比一朵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因此，他才觉得热情的可贵。

　　梦里是宁静、美好、祥和，现实却是战争、血腥、杀戮。

　　他大抵也深知那是梦，所以他在平静的叙述中总是带着淡淡的哀愁。他一面在文字里讲故事，缓慢、低沉，微笑的叙述中夹杂着悲哀;一面看着自己梦中的家园正留不住的褪色、远去、飘渺了。而他拼死也要把最后的美感留下来。

　　可是，一个人如何去抵抗一个时代？时代的剧烈动荡中，长期的自我挣扎终于让他陷入了精神的困境。1949年1月中旬，沈从文开始“精神失常”，至3月28日这一天，沈从文喝掉了家中用来照明的煤油，划破脖颈和手腕，幸而妻子和堂弟及时回家发现，将其送进医院抢救。

　　在他自杀获救后缓慢恢复的那段日子里，他时常会呼唤翠翠： “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这个他笔下的女孩，成了他最后的精神稻草。

　　六

　　时光流转，岁月变幻，倏忽间已到了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沈从文已经80多岁了，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作家，已经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了。

　　纵观他的后半生，寂寥、苍凉，却也渐渐归于平和。因终于明白“生命之隔绝，理解之无可望”，他和自己达成了和解。

　　后半生，他被迫离开心心念念的文学，转而把身心投向文物研究，除了当时文艺界的批判，开明书店通知他，因为他的作品均已过时，所有已印未印书稿均已销毁，这对他来说也是致命一击。毛泽东主席曾鼓励他继续创作，他也曾雄心勃勃地去井冈山住了三个月，但未能如愿。

　　在革命大學改造时，某天，他坐在一座灰楼房墙下，已是黄昏，天云如焚如烧，他却像是回到了30年前在军营中的光景： “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那时，他已搁笔近两年了。

　　“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他甚至对他的大哥说，把家中的作品也烧掉，免得误人子弟。

　　那段时间，他常常躺在床上听贝多芬，觉人生悲悯。“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尽了我的一切力量。”

　　到了晚年，他变得极易流泪：听戏流泪，听音乐流泪，收到妻子的第一封信也流泪，瑞典作家汉森来拜访他，说：“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没等对方说完，沈从文接话道： “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这时，他的泪又落下来了。

　　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沈从文被安排扫厕所，被多次抄家，家人的不理解和埋怨，朋友的背叛——甚至他曾提携过的青年也批判他。年岁渐大，坎坷渐多，他的一颗心却愈发柔软起来。在这风雨飘摇的人生中，他终究还是能觅得一处细小的角落，获得生命的皈依。

　　那段时间，他住的屋子漏雨积水，每逢暴雨，他都要用盆盛雨往外倒。他便在日记里写道： “九月十八日，阴雨袭人，房中反潮，行动如在泥泞中。时有蟋蟀青蛙窜入，各不相妨，七十岁得此奇学习机会，亦人生难得乐事。”

　　黄永玉对他说： “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

　　“懂得的就值得！”他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轻声回答。

　　苦难在他的身上留下印记，却无法掌控他的人生。

　　生命中最后那几年，他的书终于可以再出版了，收到《沈从文文集》的9000元稿费，他又添了1000元凑足10000元，捐赠给了家乡的小学。

　　被邀请去美国大学演讲，他一半讲文学，只局限于20世纪20年代;一半讲文物，讲中国服饰。他也知道，听众更想听他那段曲折的经历，他却缄口不言。他还是爱这个世界的，对人世总还是抱着一丝温暖的期望——毕竟这结实的世界丰盈了他的灵魂。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平凡生命以柔软的方式展现出坚韧，怀着悲悯和庄严，是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这条长河最深沉的爱。

　　1988年5月10日晚，这个温柔、浪漫、诗意的人，与这个世界说再见了。家人将他葬在了听涛山下，面对沱江流水。他的骨灰，一半洒入江中，一半埋入泥土。墓碑是一块大石头，简朴、宁静，正面刻着他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充和撰书：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最后，沈从文回到了他爱的山，爱的水里。此后，他便可日日听着流水潺潺淌过的声音，山中黄鹂的呜叫，雨丝落在青草上的窸窣。就像回到幼年，他逃了学，去各处看，各处听，各处嗅。他夜晚回到家中，再做一个稀奇古怪的梦，把他带到空幻的宇宙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