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薇

　　云南楼阁建筑文化意蕴析论

　　◎谢薇

　　云南楼阁建筑中的“楼”源于原始的穴居、巢居，属于“干阑式建筑，多是两层或多层建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楼，重屋也。”云南古代建筑一般以单层结构为主，高大的楼在云南古代建筑群中尤为突出，许多重要的建筑都是采用楼的形式。常见的有用于城市防御的城楼、炮楼、角楼（如大理巍山、祥云、鹤庆的城楼、角楼；建水彝族纳楼回新土司衙署里的炮楼）；用于衙府的钟楼、鼓楼、过街楼（如广南壮族土司衙署里的钟楼、鼓楼，大理祥云的过街楼）等；供登临远眺的大观楼（昆明）、德化楼（大理永平）、凝秀（保山腾冲）等；供演戏的戏楼（如梁河南甸傣族土司衙署里的戏楼）；宅院、土司衙署中供人居住的后楼、配楼、绣楼（如梁河南甸傣族土司衙署里的后楼、配楼、土司小姐的绣楼）用于表彰、贞节、守志、长寿、百岁等。“阁”源于干阑式建筑，也是两层或多层建筑。明人计成《园冶》云：“阁者，四阿开四牖。汉有麒麟阁、唐有凌烟阁等，皆是式。”在云南各地，迄今仍保留着“阁”的建筑遗迹，如昆明西山的三清阁、达天阁；广南的观音阁；大理的天镜阁、悬崖阁；鹤庆的清凉阁、清虚阁；楚雄的吕阁；曲靖的武侯阁；昭通永善的玉皇阁等。由于楼与阁区别不大，楼平面较狭长，而阁的平面一般多方正，后世，楼、阁二字互通，人们习惯于将两层以上的建筑均通称为“楼阁”。

　　楼阁，作为云南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云南民族文化中处于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位置。既是云南各民族宗教信仰、精神寄托的场所，同时也是各民族展现其文化观念、传递其文化意识的外显符号，其丰富多姿、深刻隽永的文化意蕴，值得我们作一番探讨。

一、精神寄托的场所

“以道自重”本是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的人格之外，“道”是没有其他保证的。孟子说的“枉道以从势”的情形却常常发生，为使“道”尊于“势”的观念得到人们的接受，就要提倡“修身养性”，给“道”建立内在的保证。而接受这一观念的人不在少数。入世重精神修养是中国古代的极显著的文化特色。《淮南子·主术训》云：“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悦，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说明修身是取誉的手段，修身既与“道”的性格相关，也涉及“道”与“势”之间的关系。另外，修身也与个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息息相关。为了摆脱困境，人们不得不向外寻找“道”的客观基础，而这一客观基础之一就是楼阁建筑，

　　楼阁成为云南各民族人们精神寄托的场所，是表达精神内容及品味格调的重要手段。如丽江位于大研古城西南隅木府的忠义牌楼（又叫石牌坊），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皇帝批准建造的，建筑所用的建材汉白玉采自下虎跳峡金沙江边，其结构的宏伟、雕刻精湛的石雕远近闻名，尤其是匾额上镌刻着明神宗钦赐的“忠义”二字，和木泰土司所提“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的对联一起，充分显示了一个身处边陲之地的家族与皇家汩汩想通的关系。而木府大院楼阁中的几处题词——“诚心报国”（1384年）“辑宁边境”（1543年）、“乔木世家”（1560年）、“西北藩篱”（1574年）、“益笃忠贞”（1622）这些题字都是历代大明皇帝们亲手书写。“忠义”和“诚心报国”既代表了历代皇帝对木府土司的信任、认可，对其诚心报国精神“益笃忠贞”的表彰。并视纳西族木氏土司为能节制吐蕃“辑宁边境”的“西北藩篱”寄予厚望。昆明城西南、濒临滇池草海北滨的大观楼（又名近华浦、谯楼），位于昆明市中区西街口。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当时的巡抚王继文路经此地，看中这里的湖光山色，命人鸠工备材，修建亭台楼阁，取名大观楼，楼高28米，长31.6米，宽20.4米，呈长方形。大观楼原为二层，因面临滇池，登楼四顾，景致极为辽阔壮观，后云南按察史翟锦观将大观楼由原来的二层建为三层。底层用石砌，中有十字形通道，可容马车通行。楼西，有两道各29级的石梯，直通楼厅。上面三层，全系斗拱木质结构，四角飞檐，凌空翘首，四周棂窗，高敞明丽，整个楼形建筑精美典雅，巍峨雄壮，形似北京的天安门，属于三重檐琉璃戗角木结构建筑。因其面临滇池，远望西山，尽览湖光山色，蔚为大观，因而名之为“大观楼”。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帝询问云南景物，侍讲学士何云彤推荐了大观楼，咸丰帝随即钦赐“拨浪千层”匾额。山水凭栏望，其多姿秀逸的景色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登临，饮酒赋诗。骚人墨客笔下的大观楼，更多的是描绘山水风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离愁别绪之作，如清乾隆二十五年进士、临安知府王文治《秋日泛舟近华浦》：“忆偕诗太守，高宴集朋辈。丝竹惯珠玑，篇章出瑰怪。”布衣寒士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一扫俗唱，寄予的更多的是对云南数千年历史的感慨和抒怀，如“汉习楼船，唐标玉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一共记录了云南的四段历史史实：“汉习楼船”，据《史记·平怀书》云：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楼船……以操习水军，”打通从滇池通往印度的路径。“唐标玉柱”，按《新唐书·吐蕃列传上》载：“公元707年，吐蕃及姚州蛮寇边，九征毁絙夷城，建鉄柱于滇池以勒功。”“宋挥玉斧”，照《续资治通鉴·宋纪》曰：“北宋初年，王全斌既平蜀，欲乘势取云南，以图献。帝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元跨革囊”，依《元史·宪宗本纪》记载：“公元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过大渡河，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皮筏以渡”。这里孙髯将滇池风光与历史有机结合，有感而发，在写景同时触景生情，“滇池眼中五百里，联想人类五千年。腐朽制度终崩溃，新兴阶级势如磐。诗人穷死非不幸，迄今长联是预言”。（二十世纪60年代陈毅读孙髯长联后赋诗）同时，也透出孙髯的气节，1893年的弥勒贡生杨晓云在孙髯墓碑上所写的八十言长联：“一存傲骨，以昭现正典型。”昆明状元楼（聚奎楼）因云南石屏人袁嘉谷殿试中夺魁，称经济特元，此为云南置行省六百多年未有之事，当年的总督魏光寿为激励三迆士子，于状元楼立“大魁天下”四字匾额，以此激励云南士子，以袁嘉谷为榜样，好好学习，求取科举，成为国家的栋梁。于此，状元楼成为历代云南人求取功名的一个精神寄托场所。

二、科举取士的象征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就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世官制度。此后一直是氏族门阀制度垄断的官宦选拔制度。自隋代实行科举考试始，学识与仕途并举，从隋代至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止，科举制在中国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云南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乡试。这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招纳贤才的主张分不开的，朱元璋吸取之前历朝历代取士的经验教训，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制订了一套较历代周详的科举制度，通行全国，考试办法有大比、乡试两种，乡试以省为单位举行，中式名额由朝廷规定。大比、乡试均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在大比前一年举行。云南由于明代开始了科举考试，不仅开科取士形成制度，兴学施教风气打开，而且与对科举制度的高度热情相适应，云南自明代社会兴起了“禄星”崇拜。禄星即禄神、星神，又称“文昌”、“文曲星”、“禄星”，据传在北斗七星之上有六颗星，合称为文昌宫。当中的第六颗星就是人们崇拜的禄星。《史记·天官书》载：“曰文昌宫：一曰是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司禄，即指职司功名利禄的禄星。从隋唐科举制度产生后，禄星自此成为主宰士人命运的神，天下士人莫不对之顶礼膜拜。

　　出于对“禄星”的尊崇，云南各民族在传统乡土建筑中大兴“文昌阁”的建造之风。如大理弥渡的文昌阁（奎阁、锁水阁）、曲靖会泽文庙的文昌阁、文山广南的文昌阁、红河建水文庙第五进庭院的文昌阁、保山腾冲和顺乡的文昌阁、昆明嵩明杨林的文昌阁等。

　　与禄星相似，魁星也是与科举制度有关的崇拜对象。魁星为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星”的俗称，指北斗七星的前四星，即天枢、天璇、天玑和天权，这四星合称“魁星”，又称“斗魁”。后道教尊其为主宰文运的神，作为文昌帝君的侍神。魁星信仰于宋代，从此经久不衰，成为封建社会读书人于文昌帝君之外崇信最甚的神。七月七日为魁星诞辰日，这一天要祭拜魁星。

　　在云南各民族聚集的很多地方，都建有魁星楼、魁星阁（又叫文峰塔）。大理弥渡的魁星阁、曲靖会泽文庙的魁星阁、文山广南的魁阁、魁星阁、红河建水文庙第五进庭院的魁星阁、保山腾冲和顺乡的魁星阁、昆明嵩明杨林的魁星阁、楚雄姚安的文峰塔等。如大理弥渡的魁星阁里，其正殿有一尊泥塑魁星造像，这魁星左手举着砚台，左脚高跷顶斗，右手握一管大毛笔，作圈点状，圆眼环睁，神态较威严，右脚金鸡独立，脚下踩着海中一只大鳌鱼的头部，意为“独占鳌头”，这就是传说中掌管科举选儒大权的魁星神。由于魁星神掌主文运，因此与文昌神一样，深受读书人的尊崇。“魁”又有“鬼”抢“斗”之意，故魁星又被形象化为另一张牙舞爪的形象。传说他的那支笔是专门用来点取科举士子的名字，一旦点中，文运、官运就会与之俱来，按科举制的规定，如果考中头一名进（状元），就要进入皇宫正殿台阶正中雕有龙和鳌图形下，恭迎皇榜，所以有“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之誉。

　　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取得高第即称作“魁”，就源自“魁”与“奎”同音，并有“首”之意的缘由。依据明朝科举要实行“五经取士”，五经即《诗》、《书》、

　　《礼》、《易》、《春秋》，为儒家崇奉的经典。每经所考取的头一名称为“经魁”，因而，“魁”有“首”、“第一”之意。乡试中每科的前五名必须分别是其中一经的“经魁”，故又称“五经魁”、“五经魁首”。另外，科举考试中，进士第一名称状元，也称“魁甲”，乡试中，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也称“魁解”，均有“第一”之意。这说明云南各民族自古就有兴学重教的传统，并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追求和愿望。

三、旌表功绩的见证

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云南各民族，自古就有惩恶扬善的传习，歌颂正义、美德、孝道等，为后人树立榜样，且将这种榜样的力量一代代传承下去，并经久不衰。为此，云南各民族以建楼的方式，旌表历代名士的功绩。

　　一是旌表其功绩，歌颂其积极的现世精神，而为之建楼。如昆明的聚奎楼，在今昆明市拓东路和金汁河交叉处的一座石砌拱桥上建的魁楼。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石屏人袁嘉谷考取了全国经济特科第一名，成为云南首位状元。消息传到昆明，轰动全城，为庆祝这一盛事，拓东路这座沉寂多年的聚奎楼，被改成了纪念云南唯一的袁状元的状元楼。楼上高悬当时云贵总督魏光寿手书的“大魁天下”的金字匾额。让袁嘉谷中状元一事亘古流传，名扬天下。两旁则挂着袁嘉谷的一幅对联：“帝曰无双士，惭愧臣心，励此生古谊忠肝，窃比魏国书云，元之应雨；南来第一楼，潆回梦乡，对当前画桥驿路，更愿长卿题柱，孟博登车。”

　　大理云龙县的诺邓村的黄氏题名坊，为黄氏家族科举题名坊（楼），镌刻有明中叶至乾隆年间黄氏家族历代举人、进士功名。其中清代黄氏门中共出两进士、五举人及上百名秀才，康熙年间举人黄桂是名噪一时的饱学之士，曾被誉为“滇中一儒士”。

　　而昆明近日楼附近的忠爱坊（牌楼），是云南人为纪念元代时，咸阳王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在云南作出的功绩而建，几个世纪以来，只要来到忠爱坊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赛典赤·瞻思丁对云南各民族所作出的功绩。

　　另外，红河弥勒县虹溪镇东门街中段，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代一品封典”的石牌坊（楼），是朝廷为表彰一代钱王王炽捐巨资效忠清廷，受清廷敕封，由王炽本人出资请通海名匠建造。该坊占地64平方米，高40米，宽6米，三重檐四柱三间，柱脚石墩有八个石狮子相对而立。坊头正中有一块镂空的石龙盘抱的直匾，上书“圣旨旌表”，下面横书“三代一品封典”。牌坊石柱上镌刻有三副对联，正中一联：“铁索架飞龙九重褒义来丹诰；绣章鹰翥鹤三代荣封树锦芳。“为奉直大夫、翰林院吉士加三级罗瑞图书、滇黔使者兼巡抚松潘所书。左边一联：“铁索系飞虹咸占利涉；纶音勒石柱宏奖公忠。”为云南按察使司全茂绩撰书。右边一联：“是为仁里坊表所式；非独私门门第之光。”为中宪大夫知府四川补用同知、直隶州赵藩撰，督学使者桂林张建勋书。对联的书写者都是当朝的官吏，可以见出对王炽事迹旌表的正式和规格。

　　二是表彰女性从一而终，坚贞不二而建的门楼（坊）。“三从四德”作为古代对妇女的礼仪和行为规范的训导，“三从”，作为对妇女的礼仪规范要求，最早出自《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女行为规范的要求，《周礼·天官·九嫔》载：“九嫔掌妇女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汉代班昭在其《女戒》中是这样来解释四德：“德不必才明绝异，言不必辩口利辞，容不必颜色美丽，功不必工巧过人。”于此可见出三从四德仅只是封建时代对妇女从礼仪到行为的规范，是当时德才兼备的女性楷模的评判标准。这一标准即：正身立本、语言得体、言辞恰当、端庄稳重、守操持礼、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持家。此后，随着社会风气、道德水准的变异，对妇女的行为提出更为严格的规定，以致后来发展到为贞节女子立“贞节牌楼（坊）”，以规范、宣传、表彰以及地方志对其事迹的记载等形式，鼓励女人守贞节。而地处祖国边陲的云南各民族为了旌表本民族的模范女子，让其事迹永世长存，也兴建了大量的牌楼（坊）。不仅有单人坊，还有多人坊。

　　单人坊。如文山广南县莲城镇龙井社区西街的贞节石牌楼（坊），始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为旌表女教师廖悒珊而建。是青石质，穿梁式仿木结构建筑，单开间，高6米，宽5米，左右须弥座墩前后皆有伏卧的石狮。坊之顶部为仿古屋面，四角上翘，正脊透雕花草，两端吻兽。左右坊楹联：里标孝德节操似翠柏苍松；台容怀清真义同冰雷铁石。匾额下雕刻“双龙戏珠”，其他部位皆刻鸟兽、人物、花卉等图案，正反两面各置石狮一对。从其楹联可知：这位廖老师的孝德节操、台容怀清，清晰可见。

　　而弥勒县息宰乡息宰村东北500米处，系清代监生米尔翮之妻闵氏的贞节牌坊，也是一座单人坊。牌坊为青石质，面阔6.3米，高6米，进深1.5米，牌坊重檐四柱三间，前后有蹲狮，正中刻“圣旨旌表”，石坊雕琢精巧。米尔翮之妻闵氏的守操持正可见一斑。

　　多人坊。如楚雄禄丰黑井镇的“贞孝总坊（楼）”，位于黑井镇街尾靠五马桥头处。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慈禧太后下旨建的，不是为一个女子所立，二是为几十个女子所共立。此坊为牌楼式全红砂石质牌坊，属于四柱三间结构。额坊上镶嵌的大理石板上，正中镌刻着“节孝总坊”，右边刻“霜筠”二字，左边刻“雪操”二字。牌坊周身均布满浮雕，正中为“四龙戏珠”图案。三道门楣上用三层龙头、象鼻组成斗拱，构成12座石阙，高高托起牌坊顶部，共有龙头68个，象鼻54条。斗拱之间雕刻着“唐僧取经”、“牛郎织女”、“八仙过海”、“二十四孝”、“荷和二仙”等故事和各式花鸟虫鱼图案。整座坊做工精巧，造型庄重，雕刻精美，从其多个龙头造型、多条象鼻、多个传说故事、各种造型图案，喻指旌表的女子事迹众多、各有其绩。

四、多种宗教信仰的展现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植根于云南各个民族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它总是以其虚幻的、颠倒了的某种式样反映着世界，把人间的力量幻化为祖先、神灵、佛祖、上帝等超人间力量的实体来加以信赖和崇拜，并且还用这种信仰和崇拜来支配着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规范着自身的行为。”②云南是个多宗教信仰的省份，本土宗教、外来宗教在这里并存发展，而为了彰显和宣传宗教教义，云南各民族纷纷兴建各种宗教建筑来吸纳信众，传播宗教文化。

　　第一、佛寺中的楼阁建筑。由于佛教是公元7世纪传入云南的，不仅派系齐全，宗支繁多，而且不同民族信奉不同的佛教派系。佛寺中的楼阁建筑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

　　1.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楼阁建筑。公元7世纪传入云南的汉传佛教，其禅宗在公元13世纪在云南盛行，分布于昆明、玉溪、曲靖、大理、楚雄、保山、红河、昭通等地。除了在汉族中有广泛影响外，部分纳西族、白族、彝族也信奉汉传佛教。现存的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楼阁建筑有昆明邛竹寺的华严阁，昆明圆通寺的圆通胜境楼（坊），昆明西山华亭寺的观音楼、撞钟楼、藏珍楼、藏经楼，昆明西山太华寺的望海楼（碧万顷楼），大理感通寺的写韵楼，鸡足山祝圣寺的钟鼓楼、藏经楼，建水指林寺的藏经阁、准提阁，蒙自的玉皇阁（通明阁），武定狮山正续寺的藏经楼等。如鸡足山祝圣寺，其藏经楼、藏珍楼、钟楼、鼓楼为重歇山式构造，飞檐斗拱、门作户壁全出自大理剑川、鹤庆白族艺人之手，造型独特，雕琢精致。大雄宝殿后的藏经楼内藏各种“钦赐”或化来的珍贵佛教经典，其中有光绪赐虚云大师的三藏大乘真经；万历十四、十七、二十九年钦赐的大藏经，慧辉和尚携标荷经四年募化的正藏三百三十函。同时也是佛教讲经说法处。藏珍楼藏有紫衣、钵具、锡杖、如意、缅玉卧佛、碧玉观音等。而天王殿后庭院左为钟楼，楼下塑有达摩祖师，庭院右为鼓楼，楼下塑有地藏像。可谓云南保留汉传佛教典籍和佛具最多的楼阁，也是汉传佛教在云南大理白族地区传播的明证。

　　2.南传上座部佛教佛寺中的楼阁建筑。公元13世纪由泰国传入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德宏、临沧、思茅（今普洱）等地区，为云南所独有，是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民众所信仰。在傣族地区影响最大。“不但傣族男子，要到寺院出家，做一段时间的僧侣，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每逢重大事情，如出生、赐名、结婚、远行、盖房、生病等，都要请僧侣来家念佛诵经。”③南传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又分为润、摆奘、朶利和左抵四派。如西双版纳勐海县建于公元950年的曼短佛寺的哄坦（藏经楼），其建筑结构是拍梁、穿斗结合的梁架结构，重檐歇式屋顶，上下两檐都是五面坡、墙抬梁、墙体与檐口间设有斜撑，哄坦内外的构件上均有龙、风、花卉等图案的雕刻装饰，逼真形象，原始古朴，建筑造型和装饰艺术集中体现了傣族古代建筑技术的精华。哄坦内收藏有贝叶经和手抄的许多佛教经典以及与佛教有关的民间文学抄本，同时也是傣族子弟、僧侣学习经文的场所。景洪县的曼阁佛寺中的鼓房（鼓楼），其建筑结构是木穿斗式巨大的牛皮鼓置于其中，每逢七、八、十四、十五四天的傍晚，击鼓鸣锣，目的是为了“镇住路南山上九千九百魔鬼”反映了傣族信仰中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早已与佛教混杂一起，成为傣族信众信奉的宗教，鼓房也成为傣族佛寺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瑞丽县的大等喊寺，整座奘寺属于三层歇山顶重檐楼，左右是两间重檐顶阁，穿斗走廊与阁相连，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传说是佛祖传经布道路过此地住了一夜，信徒为纪念他而建的。

　　而普洱景谷县的迁糯佛寺（汉名清佛寺），此寺山门是仿内地汉传佛教的形制，高18米，宽7米，正面设三道门，中为大门，两边各一侧门。整体为牌楼结构，上段为木质，下段为石质基础，底部为须弥座支撑着牌楼。顶部为三重檐，覆盖青灰瓦，檐角上翘。牌楼中有用汉文书写“清佛寺”三个大字的匾额，字体工整严谨，匾额右侧刻着“田糯和尚乡官合修”的鎏金字，左侧刻有“乾隆戊戌季春谷旦”字样，重檐下有龙、云纹等浮雕。山门内面的牌楼上也用汉文书写“福贵门”三个鎏金大字，预示着进这寺门朝拜赕佛的傣族人有“福贵”。从山门结构、浮雕、文字可以见出此寺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是云南境内少见的汉傣建筑文化相融合的典范，也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教徒赕佛的圣地。此外，临沧耿马县的耿马总佛寺的藏经阁，也是一座汉傣建筑文化相融合的楼阁，现藏经227部45卷，由于处于边境的特殊位置，成为耿马土司及其亲属拜佛朝圣、海外侨胞回乡探亲访友，修坟祭祖、供斋滴水、诵经做赕、敬供腊条香花的最佳场所。

　　丽江的福国寺，最早为木氏土司的家庙，公元1679年，木氏土司木懿从青海青来都知等喇嘛，将其改建为有经堂殿宇五大院、僧房十八院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寺院，藏名“奥明南卓林”，意为“色究竟天解脱林”，寺院中的大殿“五凤楼”（又名法云阁），其建筑极为精美，高20米，为三层八角飞檐楼阁，上中下共有24个啄天飞檐，无论从那个方向看，均像5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五凤楼也因此得名。其珍藏的噶玛巴活动的圣迹和文物，为藏传佛教的珍品，佛法极为兴盛。而丽江的指云寺二进院落，有门楼、过厅、厢房、大殿。尤其大殿为三重檐楼阁，寺顶覆瓦，为四方形钻尖顶阁，底层为法堂，上两层为藏经楼，六根高12米的通天京柱高耸其间，东西南北十二角雕龙画凤飞檐欲搏九天。内外檐装皆精工镂雕，彩绘。台基高2.8米。殿宇巍峨、富丽、气势非凡。明显不同于松赞林寺的碉楼式建筑，体现出汉、藏、白、纳西建筑艺术交融的特色，也说明木氏土司对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视。另外丽江还有文峰寺、玉峰寺、普济寺，维西县有兰经寺、寿国寺、达摩寺、来远寺、达来寺；怒江贡山县普化寺等这些藏传佛寺的楼阁建筑也具有同样的特色。

　　第二、道观中的楼阁建筑。作为中国土生土长宗教的道教，在其创立的3世纪初，便由四川传入云南，南诏时期开始兴盛，明代后，道教在云南进入全新时期：一是长春人刘渊然入滇传教；二是奏请朝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地。”⑤三是全真派一代宗师张三丰入滇传教。清代，云南各民族的崇道活动更加兴旺。位于昆明西山区罗汉山的三清阁，是著名的道教建筑群，包括灵官殿、老君殿、飞云阁、真武宫、玉皇阁、达天阁等共九层十一座木结构宫观建筑。“三清”又称三清天、三清境，是道教三十六天仅次于大罗天的最高境界，三清阁内供奉着天宝君、太上老君、太上道君三个道教信奉的偶像。其他殿、宫、阁也各有所供奉。各殿、宫、阁缘山壁而上，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它高出滇池三百多米。灵官殿是三清阁的第一殿，建于明嘉靖年间，为西山唯一明代建筑，重檐歇山顶，通面阔三间6.8米，进深三间6.5米，平面略呈正方形，檐下无斗拱。当心间四根通柱直贯屋顶，支撑整座建筑。真武宫与玉皇阁皆清道光年间建，斗拱繁缛，出象鼻昂。“三清胜境”石牌门前有72级台阶，象征72煞星。每年元月九日，昆明民众都要来玉皇阁谒拜。

　　丽江纳西族木府第八代土司木公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海上闻有长生药，人间因钩迎仙楼。王母驾鸾迥可降，吕翁骑鹤遥能游。缥缈日边玉盖拥，翩跹云外天衣浮。有时携我出尘去，羽翰一举乘苍虬。”（《雪山庚子稿》）其迎仙延年祈寿的道家思想可见一斑。据乾隆《丽江府志》云：木氏土司先后建有真武祠、大定阁、迎仙楼、金刚殿、太极庵、大觉宫、玄天阁等道教宫观。

　　云南大理巍山彝族信奉道教，在巍宝山建有玉皇阁、魁星阁、斗姆阁、培鹤楼、天师楼等道观建筑。玉皇阁，建于康熙二十二年，依山而建，层层而上，每层以三路石级相通，共42级，由四圣殿、玉皇殿、天师殿、三师殿、吕祖殿、依云阁等建筑组成，内供奉天地水三官、吕祖、财神等，阁内天花板上绘有10幅图，其中一幅是道家“水火匡廓图”，采用黑白两种颜色绘制，用宽细线条合半交错的手法绘成，是道士妄想长生不老丹的药方示意图。说明巍宝山是中国南方五斗米道的传教区之一，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到十五日的朝山庙会都在此举行，并演奏道教音乐。培鹤楼，祀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此后以它为中心，在其前建含真楼，北建元极宫，东建云鹤宫，西建道源宫，形成一组规模宏大的道教宫观群。这些道教宫观成为传播道教文化的重要场所。

　　第三、清真寺中的楼阁建筑。公元1253年，忽必烈军占领大理后，留下驻守云南的士兵中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这些中亚人成为元代最早进入云南的回族。公元1276年，皇子忽哥赤被封为云南王，许多回族也跟着进入云南，在昆明、玉溪、大理、丽江、保山、腾冲居住。明代又有大批回族跟随移民迁入云南，留籍于滇南、滇西一带，清代进入云南的回族，定居于滇东北地区。云南境内的回族聚居区，大多建有供作礼拜用的清真寺。其长老阿訇在寺中传播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由于回族中普遍流行汉文化，因而清真寺中的楼阁建筑又与汉式楼阁相似。

　　如建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开远清真寺的大门，为重檐歇山顶牌楼式建筑，由三道门组成，正门有较大的石狮一对，雕刻精美，左右两侧门各有小石狮一对，形如正门石雕。院内左侧有三重楼六角攒尖顶的木构宣礼楼（拜楼）一座，彰显出汉式楼阁的典型特征。

　　建于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鲁甸拖姑清真寺中的唤醒楼（拜楼），即呼唤快来礼拜之意。该楼高约20米，共五层，由46根圆柱撑起层层叠叠的梁宇，二层楼檐正中悬挂一匾额，刻有草书的“普慈万有”四字，为乾隆十一年（1746年）镇守云南昭通镇雄等处总兵冶大雄刻制。楼内对联“层图重辉，华树赠益。”形象地概括了唤醒楼的实貌和特色文化。

五、自然与民族审美的融合

云南各民族的楼阁建筑，强调大自然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反映在楼阁建筑布局中，第一、人工与自然的过渡与融合。云南的楼阁建筑往往把自然纳入其中，成为楼阁建筑的一部分，以寻求人工之美与自然之美的有机统一。如昆明西山区罗汉山的三清阁，据民国年间袁嘉谷《游西山记》云：“品茗三清阁，阁，山之名胜也。吴梅村诗‘碧鸡台榭乱云中，旧是梁王避暑宫。’宫即阁也。明时为北庵诸迹之一。”三清阁位于太华山南面，罗汉山由北向南眺望，山形外廓酷似大肚弥勒，楼寒山悬崖峭壁，与南面挂榜山千仞削壁相连，山麓下即浩渺的滇池，三清阁九层十一阁道观建筑群，依地势造型，整座建筑群层叠嵌缀于悬崖绝壁之上，绿树贴壁探海，亭阁勾心斗角，道家神仙的空中楼阁俨然眼前，雕梁画栋，上出重霄，下临无地。形成南北庵上下两层壁危楼建筑群的“悬空”险境。其对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这是对“天人合一”理念的最好诠释。

　　傣族地区的佛寺如勐海县曼短佛寺哄坦（藏经楼）、景洪县的曼阁佛寺中的鼓房（鼓楼）、普洱景谷县的迁糯佛寺（汉名清佛寺）山门等都往往建在寨边地位显要、自然风景极佳之处，重视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协调，四围的竹枝树影更平添了一种神秘而迷人的氛围。

　　云南大理巍山彝族在巍宝山建有玉皇阁、魁星阁、斗姆阁、培鹤楼、天师楼等道观建筑，这些道观建筑分布于前山和后山，前山叠嶂绵延，宫观掩于密林之中，后山陡峭险峻，楼阁多榜山势显露于岩壁之间，时藏时露的楼阁建筑布局，完美地体现出道家提倡的“道德自然”的观点。

　　第二、注重生态环境与人生经验的关系。傣族、纳西族、彝族等其楼阁建筑的理想基址严格按照风水理论的藏风纳气、阴阳运转、五行和谐来选择，开门、朝向、高低、装饰有诸多凶吉的讲究，同时融合山水走向、形态、大小远近以及地形、水文、植被等的考虑，不但重视生态环境的物理质量，而且注重对山形水系的审美价值的提升。将人生的福、禄、寿、喜、兴旺、腾达等经验浸入楼阁建筑之中，体现出云南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领悟。如丽江福国寺的五凤楼，沿山势建于寺内山门石阶之上，为三层木构建筑，楼基正方，32柱，飞檐8角，3叠共24角，楼正面濒临黑龙潭水，并用借景法，背面借黑龙潭北面的山峰之景，正前方借黑龙潭水，山水互相映衬交错，完美融合为一体，真正应和了五凤楼匾额“天光云影”的深邃意境。该楼中明、暗间格门上雕牡丹、梅花、石榴等图案，牡丹祈“富贵有余”，梅花祈“福”、“禄”、“财”、“喜”五福；而楼顶天花板上的太极图、飞天神王、龙凤呈祥等图案，“太极图”俗称阴阳鱼，显示出纳西族重视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与自然融合协调的环境意识，“飞天神王”喻指神通广大、应有尽有，法力无边等含义，“龙凤呈祥”喻指祥瑞、喜庆、高贵、华丽等意义，与汉族提倡的龙凤文化内容不谋而合。

　　第三、楼阁建筑所用材料均取材于自然。不论是楼，还是阁，如文山广南县的贞节石牌楼所采用的青石材；丽江大研古城西南隅木府的忠义牌楼，建筑所用的建材汉白玉采自下虎跳峡金沙江边；楚雄禄丰黑井镇的“贞孝总坊（楼）”，建筑所用材料为当地的全红砂石；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建筑所用的土料；丽江福国寺的五凤楼建筑所用的木材等，无不见出质朴、简约、天然的意蕴，暗含云南各民族与自然相融契合的愿望和追求。

　　总之，云南各民族的楼阁建筑，在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越来越显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各民族的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注释】

　　[1] 《孟子·滕文公下》。

　　[2][3][4] 张保华《云南民族文化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版，P48；P56-57；P5。

　　[5] 《道家金石略·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P1263。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胡耀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