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彩霞

　　

　　“倘若在和平时期遇见毕加索，一切就不会发生，我却在战时遇见了毕加索。”战争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其中就有毕加索的缪斯之一——弗朗索瓦丝·吉洛。

　　与其他缪斯不同的是，她没有在爱的牢笼里或疯狂或抑郁，或为毕加索失去自我乃至生命，相反，她不畏权威，不被桎梏，既追求艺术，也追求平等的爱。

　　相遇

　　1943年，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二战的阴影下，被纳粹占领的巴黎尤其压抑。国家沦陷，德军横行，每个人的明天都不容乐观。22岁的吉洛当时正在大学攻读法律，不过成为律师只是她父亲的一厢情愿，战争已经让法律失去意义，两年前，她就追求心中所想，把在法学院的时间全部交给了画画。地铁站、咖啡馆、街道、乡村，不管在哪里，她只做一件事：画，不停地画。

　　那时，年轻的吉洛更喜欢带给人美感和欢愉的作品，她痴迷的是有同样价值观的“色彩大师”马蒂斯（更多内容见2019.12期《<舞蹈>凭什么跻身世界名画>）。后来，她又跟着匈牙利画家安得尔·罗茨塔学画画，崇拜毕加索的罗茨塔逐渐引领她走进了毕加索的艺术世界。在这之前，她第一次参观毕加索的反法西斯油画《格尔尼卡》时，对这幅载入绘画史册的杰作只有政治上的领悟，而现在，她有了美学上的领悟，也更加渴望接近毕加索本人。

　　机会说来就来。受战争的影响，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罗茨塔处境危险，不得不逃离巴黎。和罗茨塔告别时，吉洛被悲伤和阴云笼罩，火车启动的那一刻，她冲着罗茨塔大喊：“你走了，我该怎么办？”罗茨塔用开玩笑的口吻安慰她：“不出三个月，你就会认识毕加索！”

　　谁料，玩笑竟成真。不久后的一天，吉洛与朋友在餐厅吃饭，临桌一个男子频频把目光转向她，全然不顾身旁的伴侣朵拉-玛尔敲桌子抗议。饭后，他手捧一碗樱桃径自走向吉洛，并自我介绍： “我是毕加索。”

　　“面具般僵硬的面孔，燃烧着内心火焰的眼睛，短脖子连接着几何球状的脑袋和宽肩膀，酷似罗浮宫里的那尊古埃及雕像。”这是吉洛对毕加索的第一印象。他的眼睛里本就燃烧着火焰，吉洛的出现无疑让他更加不能自己。他面前的吉洛身材苗条，腰肢纤细，大眼睛绿眸子，青春的面孔清新机敏，在这种黑暗时期，她耀眼得像一束光，照得毕加索头晕目眩。而与毕加索一起生活了八年的朵拉，此时已经由白天鹅变成了丑小鸭。

　　事实上，朵拉不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毕加索的灵感源泉，同时也能在思想上、艺术上与他平等对话。她曾点燃了他的政治热情，正是在她的协助下，毕加索才创作出了史诗般的《格尔尼卡》。可是，传统的道德观念无法约束艺术天才，在毕加索笔下，朵拉的光芒四射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恐怖、变形和扭曲。朵拉变成了怪物，他们的关系也像巴黎局势一样剑拔弩张。

　　他期待新面孔，压抑之下，吉洛让他看到了爱的希望。与此同时，大师就在眼前，吉洛也喜出望外，她兴奋地告诉他，自己追求绘画艺术，并且正在画廊举办人生中第一次画展。毕加索兴致勃勃地听着，并热情地邀请吉洛去他的画室参观，随时都可以。

　　相爱

　　几天后，吉洛和朋友走进毕加索的画室。从画廊老板那儿，她已经知道，毕加索去看过她的画展，这令她受宠若惊。为表尊敬和谢意，她带去了一盆千日莲，并特意穿了一条和花的颜色相配的裙子。接过花的时候，毕加索的眼睛里又燃起了火焰。

　　沦陷时期人人自危，巴黎街头到处是悲惨的景象，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离开，吉洛倍感孤独。幸好，毕加索经常向她发出邀请，有时说要给她几管颜料，有时说要送她一些素描纸，她毫不设防，欣然前来。再加上擅自放弃法律的事情，让她与父亲的关系变得紧张，她十分渴望被理解，恰好在毕加索的画室里，她找到了归属感。她一次冒雨前来时，毕加索亲自为她擦干头发，她没有拒绝。

　　对当时很多年轻人而言，毕加索不仅是艺术巨匠，还是反法西斯英雄，他谢绝美国的邀请，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守在巴黎。对此，吉洛也非常钦佩。她的几名家人在抵抗运动中牺牲，学法律的她也有过被德军逮捕的经历，对纳粹，她痛恨至极。

　　与此同时，吉洛带给毕加索的新鲜感也与日俱增。出身中产阶级的她天真率性，未谙世事，有极高的文学素养，还擅长马术，正是毕加索梦寐以求的精灵。他提出要单独教她雕刻，并坦白地对她说，渴望她是“别人夺不走的秘密”。

　　“人人都可能明天就死去，这反倒令我无畏。我知道与他相伴会是一场灾难，但我不想错过这场灾难。”战争成为催化剂，在频繁的接触中，吉洛的生活里只剩下毕加索和画画，她爱上了他，尽管他比她大40岁。在她眼里，62岁的毕加索精力充沛，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

　　此后，毕加索开始公开与她出双入对，带她拜访她最喜爱的马蒂斯，为她介绍文艺精英，让她与画家们切磋技艺，令她获益匪浅。 “跟毕加索在一起就像烟花一样绚烂，他有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充满智慧，魅力无穷，只要他有兴致，能够让石头随着他的旋律起舞。”他是她心目中的神，她对他的崇拜与爱慕溢于言表。

　　难能可贵的是，在二人交往中，吉洛不乏理智，她不喜欢当他的模特，不希望成为他生命中的“吉洛阶段”，对他那些缪斯们，她也绝不嫉妒：“毕加索是一条大河，波涛中夹带着骷髅和残骸。他需要很多爱情，那是铸就其辉煌的主要动力。”

　　吉洛的这种与众不同，激发了毕加索温情的一面，他早就厌倦了被逼婚，厌倦了女人间的争风吃醋，于是以浪漫的爱情回报她。吉洛住院期间，他送给她一大束缠着蓝丝带的火红杜鹃花，强烈的色彩碰撞让她难以忘记;他把她画在陶瓶上，面孔可爱灵动，眼神充满好奇;他还为她画了著名的《女人·花》，在他心中，她比花朵更娇媚;在法国南部海岸上，她头戴草帽欢快地走在前面，身后，他高举一把大伞为她遮阳，那情景像极了臣子侍奉着高贵的女王。

　　清风明月编织成了一段爱情童话，尽管吉洛深知毕加索不可能给她婚姻，被抛弃后發疯的朵拉也让她看到一个天才女子如何成为艺术祭台上的牺牲品，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为他生了两个孩子。

　　战争已结束，宁静岁月里，他们共同创作，他的作品里从此多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受毕加索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的影响，吉洛的作品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离开

　　“他的艺术令人叹服，但他的为人的确存在瑕疵。”全身心投入毕加索的生活后，吉洛发现，她爱上的伟大艺术家有时像暴君一样冷酷，有时像孩子一样霸道，他有强烈的控制欲，要求吉洛像他母亲一样纵容他、满足他。他声称：“爱情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爱情的证据，这种证据就是对我的生活和绘画绝对服从。”

　　吉洛越来越感到，毕加索从未真正了解过她，她希望爱情始终自由、独立和保持距离，而不是任他随意玩弄。她了解他的孤独，她想用自己的力量拯救他，战胜他身上的毁灭力量。为他画像时，她试图在他脸上寻找“流泪的根源”，寻找“令人感动的地方”，然而没有。

　　“我从没有被封闭在自己的肖像画里，没有成为他的俘虏，他要我像其他人一样服从他，但我偏不。”她开始与他针锋相对，当毕加索问她“你为什么总是跟我对着干”时，她说： “因为我们之间有对话，不是你的独角戏。”这让他愤怒，在他的笔下，倔强的吉洛变成了有着极细腰身、身穿盔甲的中世纪武士，有时还是有坚硬保护壳的龙虾，因为她“从不卸去盔甲”。甚至有一次，他愤怒地拿起燃烧的香烟，残暴地摁在她的脸上。

　　吉洛意识到， “与毕加索生活就像是大病一场，我知道我得把那些致病的因素统统扫除掉。”为了重建自己的生活，1953年，一起生活十年之后，32岁的吉洛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这个“强悍的怪物”。她没有带走任何东西，除了他送给她的那幅《女人·花》。

　　在毕加索的众多女人中，没有人能逃出他的掌心，吉洛是唯一主动离开他的。一向狂妄的他气极败坏，威胁她说： “离开我，你只能走向沙漠。”但他错了，对吉洛来说，她是走出了沙漠。不久，她就迎来新的爱情，毕加索听说后暴跳如雷，她越是幸福，他越是要毁掉她。在他的干涉下，巴黎的画商们不敢再展出吉洛的作品，幸运的是，她受到美国收藏家们的青睐。

　　为了报复她，73岁的毕加索很快找到一位27岁的新伴侣，尽管她“头脑空空，缺乏智慧”。 他还离群索居，拒绝所有人的探望，用绘画与时間赛跑。可是他的创作高峰已经过去，一想到那些再也无法挽回的东西，痛苦就吞噬了他。

　　与毕加索相反，吉洛在“毕加索之后”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她在美国有自己的工作室，也不再是“毕加索的缪斯”，而是真正的艺术家。1964年，离开毕加索11年后，她出版了著作《与毕加索的生活》。这本书彻底激怒了毕加索，他通过起诉阻止书的出版，然而他败诉了。判决完毕，他给她打电话说： “我祝贺你，你是赢家。”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同时，他也宣布，要与她生的两个孩子断绝来往。

　　如毕加索所说，吉洛是“有扇通往巅峰之窗的女人”，1970年，她成为一位著名科学家的妻子，同年，法院受理了她的亲子认定诉讼，两个孩子合法地获得了“毕加索”的姓氏。三年后，毕加索去世。

　　此后，毕加索彻底成为过去，她专心致力于艺术，绘画就是她的自我声明。

　　她的努力终于换来回报，法国政府授予她一个又一个荣誉，她用作品成功讲述了“她这一半的故事”。2012年，纽约一家画廊举办“毕加索与弗朗索瓦斯·吉洛”作品联展，他们生命交集的十年再次重现。

　　隔着60年的时光回望，她庆幸，她有勇气离开他， “他促使我去发现自我，从而幸存下来，对此，我感激他”。

　　其实，在她生命长河的每一个时刻，她都不曾后悔，包括爱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