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瑞卿

　　张扬“自我”的书写
——重读《春风沉醉的晚上》

　　◎任瑞卿

　　郁达夫曾这样表述他对文学创作的整体认识：“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1］“自叙传”的主张突显了自我的主体性。相比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学社团，创造社的流派特色十分显著，其作品大多侧重于自我表现，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春风沉醉的晚上》是郁达夫的早期小说作品，是在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推动下，在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小知识分子在困境下的自我思考。这篇散发着新鲜艺术气息的作品和以前的小说创作既有联系又有差别，联系在于郁达夫对创造社创作传统的一贯延续，不同的表现在这篇小说中有两点：情感表达和作者在“大小我”上的徘徊。笔者试图从以上两个方面入笔，对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的文本进行分析。

一、“主情主义”下的情感表达

创造社以“浪漫主义”来概括本社团的写作，但仔细研究会发现，在创造社的成员中，“浪漫主义”式的创作拿来形容郭沫若最为贴切，其次是郁达夫。但是放在其他社员身上好似并不十分准确，例如放在张资平身上便丝毫不合适。“主情主义”是近来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其依旧以个人抒情为主，以情感表现为中心，但其包含的范畴显然要大于浪漫主义。笔者认为，“主情主义”一词更为严谨，故而在本节中取此概念进行论述。

　　众所周知，郁达夫早期的创作是以直抒胸臆感怀式的咏叹加上病态心理表现而著称的。例如他早期作品《沉沦》中的男主人公流落异国他乡，因祖国的不强大加上“我”脆弱的神经，认为受到异国人的忽视和羞辱，渴望爱情却得不到爱情，情欲得不到满足而一度消极沉沦。其中不乏“我”发出的哀鸣和心理情感的细腻描写，类似的篇目还有很多。但郁达夫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却体现出一种质朴清淡，低回婉转的情感表达。

　　不同以往悲戚的主题，郁达夫在沿着早期《沉沦》的道路跋涉了一段时间后创作出《春风沉醉的晚上》这篇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散发着新鲜气息的佳作。《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改往日的自怨自艾，极尽质朴清淡，有一种“大巧之朴，极浓之淡”的艺术蕴味。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已经看不到那个清晨捧着一本诗集在无人的田野里暗自流泪，在风中仰天长号，因追寻爱情无果做出猥亵之事的疯狂地自责的年轻人。他似乎度过了狂躁不安的青春期忽而变得沉静了，尽管还是一样的贫穷和软弱，但已经有了些许正视自己伤口的勇气，渐渐将目光投向一片新天地并有了些独特的发现。表现在作品里，依然有着过去那夺目的光泽和格调高远的韵致，但这一切都有分寸地流淌在质朴清淡的叙事河床里。

　　作品开篇并无先声夺人之势，展开也无跌宕起伏之感，一切都是那么平淡如水。作者叙述着再平凡不过的事件，开篇便交代了“我”此刻困顿的背景：因失业的缘故，先前住在一间鸟笼似的监房，后因房价忽涨不得不搬到一家栈房里暂度几日，不想却受到逼迫，不得已只好来到邓拓路的贫民窟，寻了一间小小的房子。所以这一来一往，因迫于经济的压力，“我”前后换了三次住所。

　　不仅开篇十分普通，作品中的人物也是那么普通：一个是满腹经纶却衣食无着的知识分子，一个是十七岁的受尽压榨的烟厂女工。作者并没有因为是无产阶级的女工就给予多么高级的形容词，只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圆形灰白的容貌，半截纤细的女人的身体”的剪影，“高高的鼻梁，灰白长圆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体”和那双漆黑的眸子。顺着这条小径，作者接着讲述了在半年内因失业的缘故迁了三处居所的“我”与十七岁未成年的烟厂女工之间逐步建立起的友谊：女工因我“不寻常”的作息和每晚外出习惯，而对我的态度又回到初次见面的疑惧，对“我”产生误解。但随着之后的误会化解，女工与“我”的友谊反而更加深刻浓厚。这些看似并不简单的情节却不过发生在五次碰面和四次不长的交谈对话中。他们活动的环境是那么狭小：猫额大小的房间还被分成两间，在破布洋铁罐玻璃瓶旧铁器堆中夹着一张狭梯。一切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似将生活真实的血肉剥落开来，统统送到读者的眼前。虽然一切都是这么质朴，但这种质朴同时却带来一种“大巧之朴，极浓之淡”的韵致。

　　作者在《小说论》中曾提到：“小说的生命，是在小说中事实的逼真”［2］然而“写在小说上的事实，是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里由作家的天才去剔抉出来的事实。”［3］由此可见，小说中虽展现了极为普通的人、景、物，但都是经过作者精心遴选的结果，遵循着一贯的真实的艺术原则，其中蕴含着作者的思考与情感和炉火纯青的技艺。作品中的朴是“巧之朴”，“我”与陈二妹有着不同的思想层次、教育基础、生活经历和情感方式，这样完全不同的两人实际很难会有交集。但是作者却将二人安排在同一屋檐下，很难想象两人不会发生碰撞冲突。可是逐渐地，两人由先前的嫌隙和互不理解至后来的矛盾的化解，反而使两人友谊不断升温，培养出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革命友谊。作者将这一系列转变放在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下进行。

　　同样，作品中的淡也是“浓之淡”。这种“浓”体现在情感上，不管是陈二妹对烟厂的憎恨，还是“我”对当下世道的不满，还是我与陈二妹之间的革命友谊，都是非常浓墨重彩的。陈二妹是一名烟厂女工，只有十七岁，父亲死后再无亲戚。在工厂里的她每日要工作十个钟头，却仅得四块钱一月的工资，难以维持生计。除此之外，工厂中的管理员见她丧父还常常要打她的主意。所以当她知道“我”也吸烟时，恨恨地说“我劝你顶好还是不吸。就吸也不要去吸我们工厂的烟。我真恨死它在这里。”在后文当陈二妹规劝“我”再次提及烟时，“她讲到了这里，又忽而落了几滴眼泪”。其次，“我”与陈二妹的友谊也是深厚的。“我”第一次见她时，“只觉得她是一个可怜的女子”。 第二次说话时，她的手里多了两个纸包，将一个里面是葡萄浆的面包纸包塞给“我”，并邀请“我”去房中共同分享另一包美食。其原因是因为“你每当我回来的时候，总站起来让路，我却觉得对不起得很”。本来生活就很拮据的陈二妹，常常连房钱饭钱都不够，竟还又买了两包吃食与邻居分享。通过这次分享食物的谈话，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近了。“我”因春夏之交神经衰弱的重症常常需要夜间散步来调节，却因着不规律的作息使得陈二妹以为“我”做着与坏人为伙的勾当。直到有一天陈二妹说出自己的疑惑，听闻后的“我”因陈二妹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而吃惊，故呆而不答。这时的陈二妹以为识破的“我”的作恶行径，并无咄咄逼人之势，反而“柔柔和和地”劝“我”向善。后来在“我”向她解释事情的原委后，“她脸颊上忽而起了两点红晕”，怕羞似的说：“噢，我错怪你了，我错怪你了……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的——东西，能够卖五块钱，要是每天能做一个，多么好呢？”在这里，仍体现出陈二妹与“我”的差距，但正是陈二妹如此天真地发问，反而使“我”更欢喜，更觉得她的可爱，甚至有了拥抱她的冲动。但“我”的理性不允许“我”这么做，“你莫在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杀了吗？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很显然，“我”对眼前这可爱善良的女工的情感是自然而然的，但理性的力量制止了“我”的情感外露，抑制了眼前这一行为的“我”忽而觉得自己周围更加光明，此时，“我”与陈二妹的关系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与升华。“我”与陈二妹都生活在社会底层，饥寒交迫的现实处境，使得二人情感升温成为可能。在半年之内“我”三次迁移住所才更使人感到这份友谊的来之不易。就连无轨电车肥胖的机车手的辱骂，估衣铺里店员的嘲讽也非闲笔，体现出当今世道的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反衬出那斗室中珍惜的友情。这一切的情感可以说都是非常浓烈的，但实际上，宣泄出来的却只是一种淡淡的哀愁与理解的默契，以一种淡淡的形态表现出来。

二、“小我”与“大我”间的徘徊

郁达夫在创造社成立之初就提出了“自叙传”的主张，常常以自我抒怀，感怀式咏叹著称。正因为郁达夫的这种自卑忧郁、多愁善感的特质，更使他时常躲在个人的世界中遣情抒怀，将自己的情感作为一切之正宗，以自身情感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尺，专注于内心的“小我”。

　　但从《春风沉醉的晚上》来看，这种自我咏叹式的抒怀有所减弱。郁达夫笔下的“我”似乎开始转变，他不再一味向着“小我”的方向前进，大有转舵之意。早先郁达夫“小我”的篇目最典型的如有《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茫茫夜》《空虚》等。这些篇目中的主人公大多是颓废堕落的，胸中似有千斤理想抱负，无奈却报国无途，心中苦闷，只好以颓废之态面世。而到了《春风沉醉的晚上》情况有所转变，以“我”为中心的“自传体”小说中开始出现除主人公之外的另一个人物——烟厂女工陈二妹，并且在塑造过程中又恰是血肉饱满，个性鲜明类的人物，这让我们感到很惊奇。作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他人，不得不说是郁达夫的一个转变。文中对陈二妹在烟厂中所受的剥削压迫和屈辱和“我”对陈二妹的同情片段的描写，体现出郁达夫开始从“小我”逐渐转向 “大我”的趋势。尽管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依然是贫困的，他也仍然会常常关注自身，常常观照内心的那个“小我”，但作者能将目光延展开来，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郁达夫由“小我”向“大我”的徘徊，其重心实应落在“徘徊”的过程上。换句话来说，在徘徊期的郁达夫既非“小我”也非“大我”，而是处于“小我”与“大我”之间的过渡阶段，并因其特有的气质时常回归“小我”，但总体上呈现的还是向“大我”发展的趋势。

　　正如郁达夫的其他篇目一样，其作品主人公常常是贫困充满病痛的，这篇也不例外，主人公“我”迫于经济压力只好来到邓拓路的贫民窟的寻一间小小的房子，正是在这个阴暗破败的环境下，我与陈二妹的相见以及后来的友谊才成为可能。说郁达夫由“小我”向“大我”的转变是有根据的。作品一开篇对房主的描写便是例证：这个五十来岁的弯腰老人“他的脸上的青黄色里，映射着一层暗黑油光。”“额上颊上的几条皱纹里满砌着煤灰，好像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样子。他每日于八九点钟的时候起来，咳嗽一阵，便挑了一只竹篮出去，到午后的三四点钟仍旧是挑了一只空蓝回来的，有时挑了满担回来的时候，他的竹篮里便是那些破布，破铁器，玻璃瓶之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对于这样一位老者是充满同情的。作品的篇幅本就不长，像作者这样一位写景高手对景物的描写都少之又少，竟能花费笔墨来写这位次要人物，这就能看出作者的用心所在。作家开始将目光不仅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由此可见作者的“小我”与“大我”端倪可见一二。接着“我”与陈二妹在第一次相遇后只觉她是一个可怜的女子，仅此而已。并心道：我现在连自己还顾不过来呢，那还有心思去管你这还未曾失业的女工，所以“过了几分钟我又动也不动的坐在那一小堆书上看蜡烛光了。”到这里，作者似乎又将目光收回到自我世界，回到自顾自的“小我”中去了。“我”与陈二妹之间较长的对话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发生在分享食物之后的拉家常，第二次是发生在陈二妹因“我”作息不规律而误会“我”与坏人为伍做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之后。我且称这第一次谈话为“拉家常式的初层接触”，第二次为“冰释前嫌后的交心”。这里，在第二次谈话前后，陈二妹的态度有着鲜明的对比：因陈二妹总是相信“我”是与坏人为伍无疑了，所以当楼下有人给“我”送信，陈二妹便“急急忙忙”地跑上来告诉“我”，从这里可以看出虽“我”在陈二妹心里已然犯下“罪行”，但她还是担心“我”的。她一面担心我却又显出对我十分疑惧的态度，好像在说：“呵呵！你的事情是发觉了啊！”“我”见她如此模样，气急败坏地道：“我有什么信？不是我的！”她见“我”这气愤的回答，便好像得胜似的更加得意了，冷笑道：“你自家去看罢！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这是谈话前陈二妹的表现。但当后来“我”与她再次对话时，陈二妹再次发问：“我……我……早想问你了，这几天晚上，你每晚在外边，可与坏人作伙友么？”由此可见，第一次陈二妹对“我”的怀疑只是猜测，仍是不确定的，所以有了这次与“我”直面的机会时，才又再次抛出了自己的疑惑。她见“我”呆而不语，想是真的被她看破了，这次“我”必是供认不讳了。但紧接着下来陈二妹的表现却不似先前那样不依不饶，而是柔柔和和地规劝我：“你何苦要吃这样好的东西，……以后我请你改过了吧。”实际上，先前的陈二妹又哪里是不依不饶？那是对“我”这一行径的失望，对“我”“知错不改”的埋怨和气愤。“我”与陈二妹解释了前后原委，才知原来是误会。于是脸上“忽而起了两点红晕，把眼睛低下去”，怕羞似的忙说：“噢，我错怪你了，我错怪你了。”作者用“颊上”“两点红晕”“眼睛低下去”这些词来勾勒陈二妹此时的形状，看似无奇，但对“我” 这样的男人恰是敏感词汇，尤为容易勾起人的欲望，这里深藏着作者对性的描写。正是这样的描写使得“我”对陈二妹有了更不可名状的情感。到这里，陈二妹的形象便赫然纸上：可爱，单纯、体贴，善解人意，事事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女子。这也无怪“我”会忽然产生想要拥抱她的念头。在提到烟厂的时候，陈二妹又撒了几滴眼泪，“我”明知这泪是陈二妹为可恶的烟厂而洒下的怨恨之泪，却偏偏要把它当做是为了规劝“我”而洒。“我”不禁为陈二妹的遭遇而喟叹，可当想到自己，发现还不如她，不禁为自己的前程堪忧。从以上来看，因陈二妹的美好品质带来的一切幻想，实际上都是郁达夫回归“小我”的表现，包括性的隐形描写和自顾自的想象，都是“小我”的范畴。但是这时的他比先前更多了些积极的态度和敢于自嘲的勇气。

　　《春风沉醉的晚上》是郁达夫由“小我”走向“大我”的开端，可谓是转舵的头阵之篇。郁达夫自是多愁善感惯了，一时难以与这些彻底告别，所以时常回归“小我”也是可以理解的。虽说是表现个人，但同时他的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可以说仍然不是个人的，所表现的仍然是现代青年在社会里挣扎生活的缩写。”［4］如前所述，回归“小我”时常是有的，但对郁达夫这种眼光的转变，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可看作郁达夫小说“大小我”转变的标志，但仍处于徘徊期。

三、结语

郁达夫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在新文化运动的头十年里，以宣泄苦闷心理而为读者所熟知，《春风沉醉的晚上》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体现出与以往小说创作的关联，也显示着不同，可以说是他创作中的一个小高峰。多愁善感，直抒胸臆，充斥着自我情感的表现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但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却出现了转机，其散发出的新鲜艺术气息和艺术表现手法，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创造。于郁达夫而言，是其艺术方面的成长，为郁达夫自身的文学轨迹增添了色彩。对于文学史而言，郁达夫为中国现代文学人物长廊的丰富性贡献了力量，也使现代文学史的作家作品现象研究更为丰富，其作品散发出的二十年代浪漫主义小说的独特的时代气息是不会为读者遗忘的。

　　【注释】

　　[1]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

　　[2][3] 郁达夫：小说论.《郁达夫全集》文论上册.第十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44页，146页。

　　[4] 钱杏村：达夫代表作后序.《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上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