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雷平阳长诗《去白衣寨》
◎蔡 丽
主持人语：本期作者都是高校的年轻教师，他们不约而同地关注云南的诗歌创作，关注云南的诗人。云南已经成为诗歌创作的重镇，佳作倍出，自然引来评论的关注。文艺评论的本质属性之一就在于它评论的“即时”，而非“既往”，蔡丽博士对雷平阳的新作《去白衣寨》给予了非常及时的评论，这是难得的。关于樊忠慰的诗评已经不少，但从总体把握的长篇论文并不多，夏吟这篇评论试图以更贴近诗人的方式作整体观，成文之后几经修改，是一篇更深入地理解诗人樊忠慰的好文章。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出版后，引来了媒体关注的热潮，更深入的解读，当然应是评论的责任，李晓伟博士对诗作的理解自有其独到之处。（宋家宏）
读完雷平阳的长诗《去白衣寨》，内心生出无限复杂的情绪。一方面，诗人的技艺是臻于完美的，诗歌的叙事铺展和意象表现之间构成了恰到好处的张弛，诗歌以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的节奏演绎，从始至终保持整体的、简净清爽的统摄力；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受到诗歌在高度愤懑、尖锐的否定情绪中包含一种孤绝的平静，浓厚的压抑弥漫之下，是几乎触不到底的、无所求取的放弃情怀。以完美的技艺传递一个具有客观写实性的、消极低落的人生价值观，就像一把好嗓子唱的黑暗之歌，它十分贴心窝，但在你被它感动得热泪盈眶之后却发现，它最深入地触动你的，正是你极力回避，或者用尽种种方式极力拯救的那个沉落绝望的灵魂。那么，我们要问，唱这支歌的意义何在？
一、小说化的诗歌
叙事体长诗主要体现在中国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传统中，多数为民族史诗。中国现代自由体长诗的创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达到高潮，多数为政治抒情（叙事）诗。叙事体长诗相对于纯抒情诗来说，往往将文本的主观表现与客观描写、叙事与抒情两方面的作用都发挥了出来。除了叙事（议论）+抒情的结构形式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戴望舒、艾青、穆旦等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开掘了现代诗歌的象征、意象化表现功能，将叙与议、叙事与抒情凝结为意象，完成了现代诗歌与古典的高度凝练、客观化主体的对接，也将叙事体长诗一种比较原始的叙事+抒情的结构模式转换到更为复杂和丰富的故事+隐喻、象征性意象的结构模式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繁荣浪潮中，短诗的写作量远远高于长诗，但始终有一部分诗人，在操作大量短诗之余，往往很有心思地去经营一两篇长诗，以加长的容量和表现度来丰富诗歌的内涵，传递一些比较大的主题思考。所以长诗的写作，往往是对一个诗人的诗歌技艺功底和情感认识积淀的考验。雷平阳是一个个性气质非常独特的诗人，一方面，他具备一个诗人的天生的气质——感受的过于敏锐、激动，内在精神的忧郁、分裂，思想倾向的天真固执。这样的气质特征是现代诗人的典型标识。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努力隐藏自己的反叛和破坏力，努力理智的人，在可以大抒其意的地方，他常常节制自己的情感，甚至有意地把自己收藏起来，转而淡淡地讲一个相对客观的故事，这是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方式。雷平阳就是一个喜欢在诗歌里讲故事的诗人。不得不说，故事有时候对诗的高度凝炼爆炸的表现是有所伤害的。读雷平阳的诗进入故事，有时甚至有意犹未尽之感，觉得诗人把自己藏得太多了，诗的颜色味道和冲击力仿佛有意被削弱了。
解决主观主体表现和客观故事讲述的平衡，雷平阳通常采用的是叙事（抒情）+意象表现的结构形式，相似于三四十年代的艾青。《去白衣寨》是一篇把叙事、直接抒情与隐喻象征融合得非常完美的诗歌，其分寸的把握，火候的掌控，以及相合的自然无痕，体现出诗人一种酣然沉醉的投入，创作达到这样的境界实为难得。同时，对长诗而言，既要长篇，又要做到不零散、不拖沓、不烦闷，要保持持久准确的控制力，做到升沉有致、韵度恰当，很不容易。《去白衣寨》长达二十七章，在诗歌的节奏调适和高度控制方面，可以说做到了一个功底深厚的诗人在摆弄技艺时候的精炼老道。在技艺完美的诗歌面前，分析行为其实是非常残酷笨拙的。我仍然把它笼统地套入叙事（抒情）+意象的模子，诗歌通过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的故事统摄了全篇，形成这首诗歌的一棵完整生长的树，而每一个散碎的意象则像一棵树上挂着的果子随风摇曳，最终形成诗歌与小说的重叠。叙事和隐喻互为映现、渗透和揭示，显出简练质朴纯粹中的丰富复杂。那么，探索这首长诗就从这一棵树的生长完成、这些散碎意象的悬挂闪烁两方面展开。
二、“我们”的从死到死的旅程
《去白衣寨》的整个故事可概括为：“我”和“她”一起前往白衣寨。两个人离开最初的目标“梨园”，走进一片“冷飕飕的墓地”。途经月光下的墓地、荒野、寨子、河堤、竹林，最后，“我”一个人进入白衣寨。沿着人物形象刻画和叙事所揭示的主题角度来看，这两个人是很奇怪的。一方面，两个人一开始就是男与女的搭配，在梨园前携手而行，一路为伴，直到抵达白衣寨前的一刻。“一直为伴，找寻自己的路”的男女两人使人禁不住联想他们“夫妻”的关系隐喻；另一方面，诗人从未表明携手同行面对同一个对象世界的男女二人是亲至夫妻的关系。作为夫妻的关系象征的情感和行为表征被诗人很彻底地抹除了。在一路旅程中，二人显示出的恰恰是一种莫名其妙、顽固如癌的不关联性。个体一直封闭在自我的磁力场，顽固地、绝望地拒绝与、无法与对方构成交接。各自独立、自说自话、各干各事、南辕北辙，是两个人的基本行为状态。再者，星空下一路相伴各自为政的两个人又拥有共同的存在状态：这是神情阴郁、目光恶毒的两个人，孤寂、无聊、疯狂尖利、悲伤神经质、行事乖谬不可理解，有点像莫迪里阿尼或蒙克的画中人。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诗人对当下现实的夫妻关系确在进行一种真相的揭露，去白衣寨的一男一女暗示当下现实夫妻关系中普遍存在而又极为糟糕的关系：是相伴一生的同路人却又是互不呼应、互不关涉的两个分裂个体——关于夫妻必须的普通而平凡，高尚而恒久的爱，在这里已经不是丧失，它连丧失的痕迹都没有，它就是缺失。诗人触到了当下的我们生活中隐蔽而内在的创痛。
进一步分析这神经质的、悲伤的两个人，发现他们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说“她”更倾向于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求、一种本源性的无情、一种感性的狂热和歇斯底里，那么，那个“我”虽然也具备某些相似的特征，但更多地透露出一种清醒的绝望和悲观。“我”怨恨这世界是因为世界亏欠了我：“春草稀疏的江岸欠我一幅骑牛图 平坦的田野欠我一幅农耕图 小路欠我几个额上流汗 的农妇 池塘欠我一阵蛙鸣和捣衣声屋顶欠我丝绸一样的炊烟”。“我”对“我们”绝望是因为“我”看透这生活：“无望是我们的信仰 无望在天空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与星星站在一起 无望做安身立命的农夫 跟着河流出走又悄然返回 无望，无望铲除这些牵衣的 鬼手一样的刺蓬”。
事实上，整个去往白衣寨的旅程中，“我”的主观意志强大笼罩，无处不在，这是一个“我看到”、“我感知”的世界，一路的风景呈现出一致性的腐败、敌对、反动、扭曲、非人一类形态倾向，它们都是一种声音、一个色调，甚至一种节奏。连纷扬雪白的梨花都聚集了烽火台，暗示了“离别”之意味，散发着“烂梨之飘香”。它们不紧不慢地，以长诗二十七章的沉稳步调进行黑暗性和破坏性的堆叠铺排，它们绝不让人缓和那么一丁点儿，胸中压抑的一口气舒出一丁点儿，读诗的过程，就像是走过傍晚收市的菜市场尽是一排排烂菜摊子。隐喻之下，阳光照耀的世界已然变得如此堕落不可收拾？还是怎样阴郁绝望的心灵带着痉挛着的召唤之手聚合了这些黑暗的、否定的幽灵？窃以为，这恐怕是孤独绝望的心灵对应上了阴郁黑暗的现实，它们本来都只是生活与人的某一个面向，某一种情绪，却在主体意志和外在现实的双方呼应中合成一个独立世界。这，是一个“我”创造的黑暗世界。
从世界的客观性来讲，这个主观化的世界没有多样性，缺少光明面。从个体的主观性来讲，这个“我”满腔悲愤，顽固自信。旅程的一开始，“我”就是带着一种已经了然的沧桑和绝望上路。“我们折转身，无望地走进了一片冷飕飕的坟地 无望是我们的信仰无望在天空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与星星站在一起 无望做安身立命的农夫 跟着河流出走又悄然返回”，在这对世界的“无望”自信中，“我”的直抒胸臆，宣泄心中对这世界的认识和旅程客观之所“见”，一直一唱一和，互为因果应证，从未出现扭转或分裂偏移的情况。最充分的证明是在“我”和“她”之间，当“她”有疑问，有幻想，有质疑时，“我”体现出的则是一种最充分的固守自我：“她不认为劫后余生仍然是困境 用脚踢一块石头 希望石头支持她的谬论 我则把自己塞进石头 在石头里望着她 除了翻滚，咬着牙，什么也不说”。自信之下，“我”的沉着冷静也是异乎寻常的。应该说，整首长诗中的“我”情绪倾向悲愤和质疑，但在整个过程中，悲愤、质疑、伤心这些情绪都不是最要命的，关键是：平静。整首长诗，最让读者不安的是“我”的持续的平静。一方面是绝望和悲愤带来的心灵的全部击打撕裂，另一方面是心灵溃散而至于对这绝望和悲愤的已然接纳，麻木不仁。平静对一个悲愤的心灵而言，是不祥之兆。如此平静的绝望支配下的“旅程”，显然不是一个另辟生路的旅程，而是由死到死，必死无疑的旅程。那么，其“走”的意义又何在呢？换句话说，从“无望地走进一片冷飕飕的坟地”到最后“结局归于梦境”的“杀象地”的诡异小镇，叙事本身也昭示了从死地抵达死地的逻辑。就已然平静的绝望心灵而言，确实是无“走”的必要性的。为什么还要“走”二十七个章节呢？
“走”的行为是生者的行为，“走”或为“生”的表现，或为“求生”。生命之“生”的意义本就是建立在一段注定奔向死亡的旅程。《白衣寨》的生命悲观，或许包含了这一个原生性的生命悲剧本质。然而，《白衣寨》中，回答“走”的意义，恐怕还得回到“我”和“她”身上。前面说过，“我”和“她”可能暗示一男一女，由此引出关于今日夫妻名实不符的生活本质的隐喻。但也可能是第二种隐喻，那就是“她”其实是另一个“我”，长诗由此而具备了分裂同行的两个“我”，一个是占主导性的、坚定地不妥协，不合作，绝望的“我”，另一个是一个在这世上赤裸地行走，时而茫然，时而希望，时而孤独，时而天真的“我”，饱受欺凌伤害，一步一步陷入阴暗和黑暗。这一段“去白衣寨”的旅程即是这两个“我”相伴而行，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的旅程。他们两个互为映照，解释，揭示。我们的目光从这一个看到他的另一面，又从另一面反过来理解、充实这一个。合体的“自我”由此变得深入、充分，获得了人格的丰富性以及更大的生命悲剧性。整体叙事因而具有了三个层次，生命悲剧本质之“我”，在这世界上行走的，遍体鳞伤找不到希望和出路的“我”和“我们”，这个被无形中的黑暗和邪恶蹂躏的世界。
“结局归于梦境”，在这首诗的倒数第二章，女人跟着老妇人走了之后，诗人说了这么一句。其时“我”继续向前，“我”的旅程还未完成，“我”还得走到杀象的小镇。这似乎是在暗示，那个悲伤的，柔弱的“自我”最终跟随阴郁黑暗走，“自我”最终存留一个清醒绝望的“我”，走到“我”的终点。一些隐喻显而易见。杀象小镇背后即是活生生的战场。它们是云南边境地带正在进行的，那个来自诵经之国的战争的现实写实，一方面则是伟大强大的“人”之屠杀地的隐喻。
三、天真而悲观的诗人
《去白衣寨》的悲观绝望几乎是压倒性的，通过一个故事和密集地附着其上的意向隐喻，诗人的言说决绝而坚定。面对这不留余地的悲观，我们得想想它的源头。就叙事性的长诗探索诗人的内心情感和价值取向，涉及到一个诗歌中的“我”或者叙事者“我”多大程度上就代表那个诗人的问题。在对雷平阳诗歌的长期读解中，我也意识到雷平阳诗歌一定程度的“代言”现象，站在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揭露文明的颓败，为那些痛苦的悲伤绝望的灵魂发声，并不表示他自身真就遭受那么重的苦难，灵魂那么撕裂。但另一方面，诗毕竟是对应于灵魂的，对于灵魂和生命的表达而言，不论是自言，还是代言，都是个体或者生命在“言说”。是一个“言说”者的心里话。同时，《去白衣寨》又是一个隐喻修辞非常典型的诗歌文本，整体的叙事，“我”“我们”的角色和一路的行程，这世界的图像都是观念和情感的产物。它们在进入一个故事之前，首先就被打上了“象征”的符号。而一切观念和情感的抟发地仍然是诗人主体。因此，在强大的隐喻面前，考量这首诗的主观性与代言性，在深入内在的生命情感、价值观表达方面，我仍然认为文本故事完成了对诗人主体情怀、价值观的宣示。诗歌所呈现的，也即诗人所思考所秉持的。
大量饱含悲愤的发问中的境遇呈现，自我、我们两人的诸般颓唐、无聊赖、恶作剧式的反抗，以及这世界随处展示的堕落、凶恶场景，诗人广为铺陈的目的显然不在于炫耀，而恰恰是标示它们的丑陋与破坏。在暗示性揭露它们的背后，包含着一个正向的价值世界。他揭示了太多的黑暗，他同时一直在痛彻心扉地、愤怒绝望地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世界，世界不该如此。” 考量诗人倚靠的那个世界，客观来讲，诗人在这方面甚至是一个太过于天真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他心中秉持的是简单、宁静、田园、人与自然、人与人多扶持共长，少杀伐，多美丽，少丑陋等等一切属于最朴素的美与善的价值。他心中有着对人性的美与善的一往情深。这种向往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理想基础上，建立在对一种婴儿般的纯粹心灵的认知，对天人共一，自然适性的古典理想主义的向往。建立在一个对世界和生活的积极阳光的价值认知基础上。甚至，建立在朝向绝对之美好、朴素、良善的乌托邦世界基础上。
固守着对世界和人生的纯粹美善之理想，现实的世界怎么看都是混沌肮脏的。价值观的二元判断如此鲜明坚决，这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诗人心中对黑暗和毁坏的感知。那么，黑暗之黑，丑陋之丑，也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纯粹浓烈，这使得《去白衣寨》的世界虽直接植入现实生活的场景，却总给人以鬼域之感。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诗人自我灵魂的其他特征倾向。
阅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多次想到鲁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在对国民性的探究和对中国革命现实的打量中，对中国的黑暗、人性的黑暗暴力也是看得非常透彻，目光也是放得十分辽远。鲁迅由此也经历了精神上的颓唐、思想上的挣扎与感情上的悲观虚无。鲁迅的部分杂文、《野草》散文诗集、《彷徨》小说集有充分的体现。《去白衣寨》的某些场景，情绪，与鲁迅有暗合之处。比如，《去白衣寨》的旅程尤其是最后的小镇，其情景的诡异都类似于鲁迅《祝福》中新年夜鲁镇的大地浑浊，人鬼共舞。而鲁迅在《野草》集中，其思想和精神的反复拷问，也是从夜这个时间点，这个夜的氛围开始的。《秋夜》所呈现的门前窗下“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寂寞无聊，冬天过后是春天，春天过后又是冬天的无尽生死轮回之生命虚无，在《去白衣寨》中多数体现出类似荒谬而又无法回避的生命悖论。包括对于死亡，鲁迅也多次触及过人生的旅程的向死性，《去白衣寨》也是有着对生命原发悲剧性的浓烈感知。鲁迅常感觉与无物之阵的对峙，在肯定与否定，在前路与后路之间、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碰壁”，而《去白衣寨》也是在寂寞无聊异常悲愤中四处碰壁越走越黑。或许，正因为两个都是对黑暗、人性之恶、社会之荒谬异常敏感和透彻的作家，看得透彻，虚无悲观主义恐是难以避免。鲁迅常感叹：“彷徨于无地”，说哪个时代都没有他的立锥之地。他只能存在于光明和黑暗之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在光明和黑暗之间，在这样原本已经封闭完成的世界中虚幻一个第三国来安身，本身即是虚妄。而在《白衣寨》中，这种与无物之阵的永恒对峙，彷徨于无地的迷茫失落也是“我”的基本情绪。所不同的是，鲁迅于虚妄之中建立了绝望之于虚妄，等于希望的向死而生，从死反观生的生命价值观，以此来反抗绝望。没有落脚之处，他愿意在作为生命《过客》的“走”的行为中建立意义。所以，鲁迅的精神始终是强硬的，就像《铸剑》所昭示，他要建立一个绝对的黑铁般的强硬意志来复仇。作为个体的力量最终是必然火山爆发的。但诗人雷平阳不是这样。应该说，虚无悲观情绪在他的身上是主导性的。我只在他的诗作《渡口》中，感受到振臂一呼，一跃而起的强硬精神意志。大多数时候，他的精神倾向低沉，情绪倾向悲观颓唐。《去白衣寨》几乎是彻底的，决绝地收拢向绝望。而在一个从一开始就奠定的基础性的绝望之上，是茫然之生命虚无。他没有立足点，也未能建立一个夹缝中的吼叫，他一直就是诉说，诉说“我”是伤心绝望的。“我”和“她”，“我们”永远都不“爱”，“我们”是没有交情的永不融合的。“我们”周遭的世界错了，彻底错了。诗歌最终昭示：活着就是受罪，生命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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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难以接受的。应该说，雷平阳所揭示的社会黑暗和心灵的崩溃绝望都是准确无比的。贴合我们的内心感受的。可是，滋味复杂地权衡之后，我仍然想要拒绝这样的悲观。一部作品，它存在的一个基本的意义在于它对心灵的抚慰和拯救。它在现实以及内在的一切黑暗之上，建立一个安放灵魂的乌托邦。它予人以光明、希望、勇气、道路。而如果一个作家，他揭示社会的黑暗，传达他对生活的思考，对文明的悲伤，他目光敏锐一针见血，一一挑出我们的麻木和无视。可是，他同时传达的是悲观绝望不具建设性的。他说：“没有出路，只有杀场和坟场。没有生存，只有杀人和被杀。”这也许是当下之现实一种，包括当下之人心感觉。可是，只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悲伤之上再加悲伤，使其更笃定、更坚实？显然，在认识的包容度和辩证性，精神的振奋，思想的阔大方面，诗人是有欠缺的。好在雷平阳是一个从不满足自己所获成就的诗人，他一直在奋力掘进，向更高处攀登，希望能看到他灵魂的壮力飞扬呐喊的一面。
（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杨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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