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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人道两难全——论吕翼《冤家的鞋子》的两难未知结构

时间:2023/11/9 作者: 边疆文学(文艺评论) 热度: 16981
◎夏 玲 曾子芙

  天道人道两难全
——论吕翼《冤家的鞋子》的两难未知结构

  ◎夏 玲 曾子芙

  吕翼的小说《冤家的鞋子》塑造了三个鲜活的人物,汉族女子开杏在和汉族教书先生胡笙恋爱期间,被夷人汉子乌铁抢了去,开杏在乌铁的强奸和强迫下,被迫和乌铁成婚。婚后,虽然乌铁尽力对开杏好,但是开杏却日夜思念胡笙,冷漠无情地对待乌铁,而当胡笙来到开杏身边时,开杏又推开了胡笙,以至于胡笙判断开杏对他没有爱,乌铁和胡笙为了逃避情感困境,都选择了奔赴抗日战场,二人在战场上成为并肩战斗的好朋友,在后方的开杏等待着二人归来……

  这篇小说突出的特点是内在结构的提升,这个故事看起来是一个爱情故事,也有人把这个故事看成一个抗战故事,其实故事的内在深层结构是一个彝汉文化冲突的故事,是一篇有着深层两难未知结构张力的小说。文学中的两难结构最先由黑格尔在其悲剧学理论中提出来的,黑格尔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未知结构是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未来不可知,而且读者如果对人物的未来结局,有所期望的话,会陷入一种难以选择的两难矛盾困惑中,在拿不定主意中陷入思考。两难结构对读者的作用,用作家余秋雨的话说:“是它把这个构架放在里边,没有结论,让所有参与的人都投入进去,看这个作品的时候,觉得这里有让我无数的可以思考的余地,我一会儿赞成这一边,一会儿赞成那一边,我永远在这个作品当中,我是个徘徊者,这个作品就伟大了。”[1]

  在小说创作中如果能够营造出这种让读者陷入两难的未知结构,能够让读者思前想后,到底是喜欢谁?期望结果如何?没有一个结果,最终是陷入了矛盾中,在这种矛盾中产生一种悲壮、沧桑的阅读经验,同时,在阅读之后还能继续思考,有余韵悠长之感。吕翼《冤家的鞋子》这篇小说的张力在于它让读者在阅读时,进入了一个两难的未知情景,两难情景结构,可以让读者得到一种陌生化的体验,进入形而上的深层次思考,这一点许多基层小说创作者没有认识到,也很难做到的。我们来看吕翼是如何成功设置了这一情景的。

一、鞋:从物象到意象到象征

在《冤家的鞋子》中,除了人物外,主人公之一的开杏手工做的那一只布鞋(后来成了一双)也是一个角色,甚至是一个比人物更为重要的角色。

  鞋子在小说一开头就出场了,收场的还是鞋子。鞋子和女主人一起上场时,就作为人们对家的惦记对象而出现:“这样的鞋子,穿在脚上,会让一个在外奔波的人,劳累消减,会让一个想家的人,内心平静。”[2]巧手能女红善于做针线活,是开杏作为一个汉族女性的文化传承,也是开杏心灵手巧、勤劳聪慧的见证,小说中细致生动地描写了开杏做鞋的选料、工序、动作、式样、心情、神态等,还写了开杏摆摊卖鞋的营生环境,在这里,鞋子成为了汉族民间文化的一个有具体形态的承载物,成为一种象征表达。这只鞋子在开杏这里是爱情的信物,开杏想象着这双鞋子能穿在情人胡笙的脚上,而夷人乌铁却一见到这只鞋,就渴望着自己能穿上这双鞋,这只鞋让乌铁向往、羡慕和梦想,他把“能穿上一双鞋,一双女人做的布鞋,作为最大的梦想。”[3]乌铁的这个愿望强烈地贯穿小说的始终。

  对开杏来说,布鞋是情义的寄托物,自己对胡笙的情义难断,她任何时候都守护着这只鞋,这只鞋已经不是一个物了,而成为寄托开杏情感的一个意象一个象征了。而乌铁也一定要这只鞋,对他来说,这鞋也是情感、温暖和家庭的象征,当开杏让他从她卖鞋摊子上的鞋中挑选一双鞋来穿时,他说:“那双鞋比这更好,我是看到了那只鞋后,才下决心和你在一起的……”[4]开杏则是愤怒的:“你!你做梦吧……你要那只鞋,呸,下辈子吧!”开杏和乌铁的矛盾,表面上看,是给不给鞋的问题,其实是予不予情的问题,是情感和文化的矛盾。

  当开杏和胡笙见面后,知道胡笙要去前线,她连夜赶工将这一只鞋做成了一双鞋,想将这双鞋送给上战场的胡笙,但是她没有找到胡笙,而是遇上了同一天上战场的乌铁,乌铁大声叫到:“开杏,把鞋给我。”开杏坚决不给乌铁,但也没有把鞋送给胡笙。

  而在开杏等待这两个上战场的人时,她思前想后,想到生离死别的人还没有得一双鞋穿,她想方设法要把这双鞋寄到战场上去,这双鞋给谁寄去都有合理的一方面,但是也都有不合理的一方面,寄鞋给谁?构成了开杏选择上的两难,小说中没有交代开杏到底是要把鞋寄给胡笙还是乌铁,留给读者一个未知,读者如果帮开杏选择,也会陷入两难境地。

  结果鞋还是没有寄出去,开杏却得到乌铁“光荣了”的消息,开杏从他人口中去了解乌铁,理解了乌铁的情感,为自己没有给他一双鞋而后悔,开杏对这双鞋的处理的两难结束了,她已经决定要把这双鞋给乌铁了。她最初的选择是将鞋烧给乌铁,但是“又改变了主意,忙将鞋从火堆里刨了出来。”因为烧东西给死人不是夷族的风俗,为了让乌铁得到这双鞋,她来到乌铁家的夷寨,请祭司给乌铁念经,这双鞋却招不来乌铁的魂,当她离开夷寨时,要将鞋埋在乌铁故乡的土里,因不合夷族风俗被阻拦。

  这双鞋送不出去,寄也寄不出去,烧又没有烧成,做祭品也不行,埋了也不行。对开杏来说,是难处理的,鞋的结局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未知?谁最终会成为鞋的主人?在读者的猜想中,读者也在选择,这双鞋到底穿在谁的脚上,更合适?当读者在内心开始选择时,进入了一个两难的情景,让胡笙成为鞋的主人吧,胡笙没有乌铁那么看重这双鞋。让乌铁成为鞋的主人吧,读者和开杏一起经历了一个坚决不给到后悔不给再到找不到给处的心理变化过程。这双鞋让小说成功地让读者进入了一个两难未知的结构,同时,这种结构“表现了人和人生的复杂的多面,复杂的多面使人感觉到人生的丰富和我们容易卷入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重要。”[5]

  最后,乌铁回来了。读者也认为鞋这回可以穿在乌铁的脚上了。但是,乌铁却没有了穿鞋的脚……读者非常希望的事情落了空,读者的难过、不甘心和遗憾,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性。这篇小说的两个男主人公都上了抗日战场,但是,小说没有正面描写战场上情况,却写这个鞋子找不到脚的细节,一样让读者产生了战争的悲怆感,甚至这种震撼的感觉比那些套路小说的战场套路情节更能触动读者的深层审美体验。鞋子还是没有主人没有结果,鞋子的归宿还是在未知状态,鞋子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鞋没有个“了断”,但是生活还会继续,那继续的生活中还有许多许多难以消除的矛盾和困惑,在读者的想象中,这两人的生活还是未知的是两难的……。

  在这篇小说中,鞋子的情节设计是巧思,鞋子的波折,完成了这篇小说的两难情景结构设置,鞋子到底给谁好,一直让读者陷入一种自己和自己进行辩论的情景,而最后到底是没有结论的。这篇小说有其他的优长,但是文学中的两难结构的成功设置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这篇小说中的鞋子是一个物象的深井,透过鞋子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人物复杂多变冲突的内心。

二、道:对立到差异到融合

一篇小说要真正达到富有文学性,应该让读者在一个较为宽广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上,去复合性地体验、反思、考量角色,对人物产生复合的爱、恨、叹、赞交缠的感情,这一点《冤家的鞋子》做到了。

  我们来看两个男主角,这是夷汉两个不同民族的典型形象,两人外形、气质、文化和性格不同,乌铁是野性尚武的骑马的彝族汉子,胡笙是文弱的汉人教书先生,如果你看了小说,我来问你,他们两个谁的感情更真实?谁的感情更打动人?谁更有男性气质?你会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两难选择。我们一开始是痛恨乌铁抢人的“恶”的行径的,但是随着小说的进展,当我们对站在乌铁心理背后的夷族文化中的血性野性有所了解并理解后,我们的恨慢慢地消解了,对乌铁我们慢慢地有了同情、理解和敬畏……人物的行为、情感和心理的不同,是因为他们后面的民族文化心理之“道”的不同。

  小说中的三个人物,人人都陷入了理想和现实的两难,陷入了情感期望和自身所得的两难,小说通过对乌铁、胡笙和开杏生活的地域环境、民族文化、风俗习惯慢慢地进行描写,无论是乌铁的蛮横抢人,还是胡笙的优柔寡断,还是开杏病态的洗澡情节,后面都有民族文化心理的强大惯性在起作用,比如:在哪个时代,夷族男人抢人在他们民族的眼里,这确实不是做了好大的坏事,相反,在夷族人眼里,这是一种英雄行为。比如开杏的过度清洁自己的行为,看上去太夸张,但是结合当时汉族女子根深蒂固的贞洁观来看,也是非常合理的。小说中叙述了汉族和夷族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是人物的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文化的印痕,让人物的“不对头”的行为合理了。在这里两难之所以难,是因为从两个人的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看,鞋子给谁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像黑格尔说的,是两种合理性的冲撞。如果读者深入地思考下去,那不合理的就只有民族文化自身的许多东西了。

  在小说诗意化隐喻化的叙述中,作品中给别人造成悲剧的具体个人,好像都不是真正的悲剧的责任者了。作品的前半部,造成作品中人物悲剧的是人物背后的民族文化冲突,是因为夷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不同之“道”,造成了乌铁和开杏的一个真爱一个深恨的矛盾,乌铁以抢来得到爱,而得到后的表现又是那么的有“诚意和担当”,有“耐心和毅力”“努力地在忏悔、在修正、在弥补,该出力的时候出力,该花钱的时候他就花钱”[6],开杏以清洗自己身体的繁琐仪式来对抗污浊的被占有,却不愿意彻底反抗,选择逃跑出去,重新回到心上人胡笙的怀抱,只是用冷漠冷战来和乌铁互相熬着也对抗着,开杏可以说离开乌铁也难,留在乌铁身边也难。俩个人不像是夫妻,而是敌人,而这两个人的后面,是两个民族的习惯、观念和情感方式在冲突。

  小说人物之间表面的情感冲突转变为两个民族之间深层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成为小说叙事中的主要冲突,而小说人物中每个人内部的心理冲突根源更为复杂,情感的伦理的文化的风俗的性格的原因,都有分层次的揭示。这种复杂性,使得人物不再是平面人物,而是圆形立体的人物。同一个人物,在读者阅读时,也不再是要么可恨要么可爱的人,不再只是只能触动我们单一情感的人物,而是让我们的多种情感都能被激发,每个人物都有可贵的一面,也都有让人叹惋的生命中无法弥补的缺憾。

  小说的前半部对人物的行为、情感差异后面的两种民族文化的一些对立面进行了呈现,人物表层上是情感冲突,内层是民族文化在冲突,小说深刻的一方面,正是在人物的民族文化心理矛盾中开掘出来的,当我们了解了人物后面的文化因素后,我们再难简单地单一性的谴责或者是赞美人物,让我们思考两种文化的差异,思考民族文化形态的隐形影响和对立结构是如何导致了人物的天生的悲剧,从而体验不同民族的人物精神世界的不同结构,窥探汉族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夷族文化的差异,在这种窥探中聪明的读者还会对两种文化的优劣进行反思。

  而小说的后半部,因为抗日战争,汉夷两种文化因为共同对敌,走向了相互支持、相互支撑和相互融合,乌铁和胡笙在互不知道对方和开杏的关系时,因为抗击侵略者,在共同的“七尺男儿,能坐以待毙吗?能熟视无睹吗?”[7]的家国情感激励下,胡笙是喊着“这个没有爱的地方,这个因为爱而让我伤痕累累的地方,已没有让我留下了的必要了”,再加上汉族士人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驱使,走向了战场。乌铁是“知道自己这样和开杏熬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与其这样庸庸碌碌的生,还不如轰轰烈烈的死”选择下,也在同一天报名,共同受训,一起出征抗日。“开杏身边,两个不同来历、不同身份、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男人,在大难来临之时,居然有着相同的选择和主张。”这让开杏惊异。

  他们选择的“道”是比自己本民族的道更大的道,他们各自的道也从过去的对立和差异走向了融合,而在战场上“他俩十分投缘,想得在一起,说得在一起。”“在一起经历了多少炮火,经历了多少与日本鬼子面对面的肉搏,经历了生死考验。”二人在战场上互相认同互补长短,在历史上,云南的夷汉两种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在抗日战场上形成了合力,读者期待着在两人的融合中,他们生活中的悖论也会消解。二人最后面对死亡时,互相重托:谁活着,谁就穿那双鞋,并善待开杏。

  官报乌铁死亡了,开杏因此走上了祭奠乌铁的路,在这趟旅行中,开杏更多地了解了乌铁的经历更深入地了解了夷人的文化风俗,也慢慢理解和接纳了乌铁对她的爱,而最后回来的却是再也穿不了鞋的乌铁。开杏喊出:冤家呀,你叫我咋个了断……。换句话说,还是一个难字,是生活和情感上的漫长的两难。小说在结尾处再次显示了两难结构的特殊张力。同时,也以这个两难诉说了战争的残酷性。

  世事还在延续,还有许多未知的因素,但决定一个人过去情感的民族文化和群体心理因素,还会在未来起作用,还会左右人以后的行为,这篇小说的深层次文学意义也正在此处。

  (夏玲系昭通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曾子芙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

  责任编辑: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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