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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为何“肤浅”的人更易成功

时间:2023/11/9 作者: 百家讲坛 热度: 17330
侯虹斌

  作家格非曾这样谈西门庆的“经济型”人格:“《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相反,他身上有很多孩子气的任性,洋洋自喜乃至天真。不论是朋友之间的酒食征逐,还是在家中与妻妾相处,乃至在院中与妓女们周旋,西门庆都可以说是一个极其肤浅的人。”

  “肤浅”这个评价,着实令人吃惊。

  一方面,西门庆相当成功。他出场时已无父母兄弟,也无亲眷故旧,更无任何社会脉络,财富积累几乎全凭自己一双手。西门庆临死前吩咐遗产事项时,其财富已达十万余两—要知道明朝七品官一年的官俸也就四五百两,西门庆之财是一个七品官员年俸的两百余倍。如果再考虑到他挥霍无度、撒泼使钱、不喜积蓄的习惯,他的赚钱能力不可谓不强。

  另一方面,西门庆憎恶美德,蔑视法律,深谙官商勾结之道,其“强奸了姮娥,各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的价值理念不可谓不振聋发聩。此人之道行,如何是“肤浅”二字可衡度?

  不过,看整本《金瓶梅》中,他与李桂姐、吴银儿、应伯爵、吴典恩之流的精明人打交道,其肤浅和愚痴又被衬托得极其醒目。

  比如,西门庆因儿女亲家陈氏而遭遇大祸,命悬一线,被吓得魂飞魄散,每日将大门紧闭;后来,幸好打点得当,逢凶化吉,他才“渐渐出来走动了”,这时,他在大街上碰见了应伯爵和谢希大两人。这两人都是西门庆的“十兄弟”,平时得了他无数好处,但在他罹祸的两个月里,两人一次也没去探望过,尴尬中,应伯爵假装没事人儿似的问:“你忙什么啊,娶了嫂子没啊,也不请兄弟喝酒啊……”而西门庆也老老实实地回答:“陈家出了点事,有点忙……”

  西门庆并没有吸取教训,丝毫不以为忤,应伯爵向西门庆借20两银子,西门庆就给50两;常峙节想买套价值35两的房子,西门庆就给50两,让他多开间小店铺。当然,这种恩情是肯定不会有好报的,西门庆一死,应伯爵便教人赖了西门家四五百两银子,自己投奔张二官去了。

  西门庆受骗何止一遭。李三、黄四由应伯爵当中间人向西门庆借款,西门庆借了1500两给他们;他们赚钱后还了约1000两,又诱骗西门庆再追加500两投资。另一方面,应伯爵又教他们“香里头多放些木头,蜡里头多掺些柏油”“借着他(西门庆)的名声,才好行事”。

  西门庆几乎可以说是处处受蒙骗,时时被愚弄,而且不长记性。被骗之后,对方稍加安抚,他便立即芥蒂全消,主动投入下一场骗局。

  西门庆的伙计和家丁们,几乎全是白眼狼。韩道国听说西门庆已死,便发卖了西门庆的部分货物,拐1000两银子回家。来保也偷了西门庆800两货物,装上大车运回家。来旺要拐走西门庆的小妾孙雪蛾,玳安成了西门府大当家,平安儿偷东西、再诬告主母偷情……西门庆身边若有一两个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不足为奇,一窝都寡情薄义,西门庆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

  作为一个近乎白手起家的商人,西门庆靠着自己的经商本领让钱生钱,又四处行贿和结交,就能当上提刑千户,可以想象出他对官场的揣测把握、对潜规则的谙熟、对人心幽微之处的洞察,不可谓不透彻。书中写他对蔡状元的讨好,对夏、刘两个太监的奉承,对生意和数字开了天眼般的敏锐,无一不证明,西门庆从商、从政的天分之高。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在生活中却总是显得很蠢。

  这种性格的形成,显然与时代有关。只有在明代那种社会环境中,因为城市生活结构发生的剧变,他这样的商人才有可能应运而生。城市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了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流行,正是所谓的“一了此心,则市金可攫,处子可搂”,一切都肆无忌惮、直露、赤裸。不过,越是这样的社会,礼法就越在某些地方固执地停留。

  比如,从西门庆拜望蔡太师、宴请六黄太尉中可看出,上下级官员间的应酬,等级森严,极端烦琐;妻、妾、婢之间也宗法俨然、礼数周全,凛然不可侵犯,月娘甚至有权力把当初的姐妹都卖掉。

  而且,明代也是最强调女性贞节的朝代:《宋史》里记载的节烈女不过55人,《元史》几十年就达到187人,《明史》所发现的竟不下万人。不过,越强调道德的时代,越是道德全面崩坏的时代,所以此时涌现了大量《三言两拍》这样的世情小说。《金瓶梅》本身更是最轻蔑的道德炸弹,炸得贞节观和道德观魂飞魄散,无所遁形。

  明代也是个“法治社会”。明初还建立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相互制衡的法律机构,制定了《大诰》,大力推进普法运动,甚至通晓《大诰》或《大明律》的罪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刑;《大明律》中还有专门的法律来防止刑讯逼供。可《金瓶梅》里,由西门庆为首,动辄就用榔头把犯人打得“胫骨皆碎,杀猪似也喊叫”;哪里发现了凶杀案,官府就把旁边的僧人或百姓全抓起来,先打20大板,拷得口供。苗青杀主一案本是凌迟大罪,西门庆却收了1000两银子摆平了;蒋竹山被殴打陷害,地方保甲抓了一干人等,夏提刑首先就把蒋竹山打30大板,因为他“一看就像个赖债的”。然而对西门庆而言,多少官司、多少参劾都在财物的运营转送间,灰飞烟灭。

  這么一想就不难理解了。《金瓶梅》就是一个鼓吹禁欲的纵欲时代,一个无法无天的法治时代,新的社会共识,比如商业社会、契约社会还未形成,旧的价值观已溃烂。最聪明的、拥有最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一群人,对时代做出的应激反应,必然也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他们在这种失序的社会里闷声发大财,礼崩乐坏、律法松弛成为他们积累财富的绝佳机会,不少商人还通过行贿成为主持“公道”的官员。而初具商业社会雏形的时代,又创造了大量财富可供剥夺。这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专门留给“精明人”。

  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鼓吹出一个“守礼”“守法”的基本面,因为必须保持等级,提倡道德,才能凸显有钱有权有势者的优势,已褫夺的财富才可能安然地装在他们的口袋里。当然,他们知道这种“礼”和“法”自己是不必守的。只是,世界上的聪明人不只是西门庆们,许多小人物也懂得像蟑螂一样顽强地在各种缝隙中存活,在乱世里尽可能地捞一票。

  西门庆当真不知道打秋风的应伯爵、常峙节、妓院里的李桂姐等是什么人吗?不,他知道,只是他更知道自己没资格要求别人讲义气、讲道德。他了解自己有多无耻,所以把对别人的要求和标准也放得很低,不计较应伯爵的背叛和李桂姐的三心二意。即便他们骗了他,他也觉得是小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门庆性格中有“真”的一面。正如某些商界大佬明知自己被某专家骗了,仍然夸专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样,西门庆的心理也不难猜想:我够牛,他们即便骗我,也不过是我身上的九牛一毛,老子骗得起,老子乐意!

  所以在我们普通人眼里,被骗与其说是伤自尊,不如说是伤金钱,在这些权势者眼中却根本不值一提: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被骗,钱对他们来说只是个数字,他们要的就是像西门庆那样被应伯爵和诸多媳妇、婆子们众星拱月般的吹捧。

  是的,在《金瓶梅》那个名不副实、精神分裂的互害社会里,思考和良知都是累赘;只有没心没肺地随波逐流、全面俗化,才有可能从那种游戏规则里分得最后一杯羹。

  编 辑/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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