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君

　　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

　　从正月初六到正月初十，司马懿只用了五天就把曹魏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曹爽给办了。在之后的几个月内，有五千多人因受到“曹爽谋反案”的牵连而命丧黄泉。顷刻间，曹魏的政治格局遭到大洗牌。

　　曹爽一党歇菜了，而原本“命不久矣”的司马懿则摇身一变，成了帝国最有权力的人。两年后，司马懿去世，其长子司马师接过权柄。就这样，在司马氏父子的经营下，曹魏上下已尽为司马氏所把持。

　　魏、蜀、吴三国中，最强的曹魏竟然最先事实上“灭亡”，这真是历史的滑稽之处。更吊诡的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曹魏落得如此境地，那是活该。据《三国志》记载，其时司马懿诛灭曹爽一党三族，“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

　　皇室宗族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时人居然不当回事，一点也不同情他们。而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轻松取胜也可以看出，当时满朝文武，数得着的世家大族，几乎都站在司马懿这边。

　　如此看来，与其说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懿老奸巨猾、心怀鬼胎要打曹魏江山的主意，倒不如说，这是司马懿顺天应人之举：大家都支持的事，难道不是正面的事吗？那么，曹魏到底做了什么，如此不受人待见？

　　百姓

　　如果说因为当时的曹魏失了“民心”，导致灭亡，这话虽然有道理，但不准确。

　　一提起“民心”，人们多半会想起“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耳熟能详的名言名句。政治清明、风调雨顺时，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自然四平八稳，海内无事;政治腐败、人祸天灾时，大家活不下去了，自然就开始造反。

　　那么曹魏當权的时候，百姓活得怎么样呢？

　　东汉末年，天灾不断，民不聊生。黄巾起义、董卓之乱、李催郭汜之乱，一个接一个，以致当时十几个州的人口加起来，还不如汉朝强盛时一个郡的人口多。

　　在这样糟糕的时代，活着，是一件非常幸运又非常痛苦的事。好在命运终究迎来了转机。随着曹操在中原的势力不断增长，人们看到了宇内统一的希望：统一了，自然就息兵戈，不用为生存发愁，可以专心致志过日子了。

　　除此之外，曹操还做了另一件改善民生并且立竿见影的事：推行屯田制，即朝廷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组织起来，称为“屯田客”，并设置“屯田官”进行管理，统一指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在屯田制之下，屯田客耕种的土地并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朝廷。屯田客需给朝廷上缴田赋，“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

　　虽说这样的田赋很重，但有田种总比到处逃命强，至少能填饱肚子。而曹魏在推行屯田制的同时，也不忘兴修水利。就这样，农业生产渐渐恢复，曹魏的实力也渐渐超过了其他势力，最终独霸北方。

　　可以说，在曹魏的统治下，广大基层百姓虽然过得不怎么样，但也坏不到哪里去。从这个角度看，“民心”之于曹魏，即使不算“得”，也称不上“失”。

　　然而，除了上面那种“民心”外，还有一种“民心”。要说到这一种“民心”，曹魏还真有点悬。

　　精英

　　早在东汉时期，所谓的“世家豪族”便已有所发展。到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烽火烧遍帝国之时，世家豪族迎来了真正的崛起：打着平乱的旗号，纷纷起兵，攻城拔寨，割据一方。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豪族所拥有的宗族、宾客等数量庞大。而一家豪族常常会带领数千家，比如许褚就“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李典则有“宗族及部曲三千家乘氏”。

　　在汉末的政治格局里，与黎民百姓相对应，作为当时“精英”群体的代表，世家豪族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群体。

　　不同的群体，往往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比如百姓的这个底线就比较低，能活就行。而对衣食无忧的世家豪族而言，“能活”这个诉求显然太低了。

　　在政治上，豪族希望自己的特权能够获得朝廷的承认，比如庇护宾客免交田赋，免除徭役。在文化上，豪族大多以儒学为家学，希望朝廷能行仁政—这最符合豪族的利益。

　　可是很不巧，在曹魏政权中，豪族的种种诉求没那么容易实现。因为曹魏的政治传统，是以法家优先，那就必然以集权和法治为核心，不会允许朝廷之外存在“小朝廷”。你想拥有自己的田客、宾客、家兵？田客只给你交租不给朝廷交租？宾客为你出谋划策却不替朝廷操心？—做梦吧！

　　尤其是，曹魏的领路人曹操，就是出了名的讨厌豪族。

　　早在曹操还是洛阳都尉时，便在县门左右立了十几根五色棒，规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做济南国相时，曹操见到所辖境内十余县的长吏多攀附权贵，狼狈为奸，便“奏免其八”，把能换的全换了。

　　在曹操的政治话语里，“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所以他不会像四世三公、大豪族出身的袁绍那样，荫庇豪族的利益，让豪族做大而百姓贫困。对任何能削弱、打击豪族的手段、主意，曹操都是欢迎的。

　　曹丕称帝后，曹魏的形势有了变化。

　　对待豪族，曹丕不再像其父那样一味打压，转而与其中一些人分享权力，即所谓拉一派打一派。但总体上来说，法家的政治道路没有改变。在中枢权力机构上，曹丕继续沿着其父的道路，将三公的权力向中书转移，设置中书令、中书监。这两个职位名义上位列三公，实际上直接听命于皇帝，皇权更加集中了。

　　所以不管怎么说，面对这样一个强力、严厉的曹魏政权，世家豪族心中都是不痛快的。只是看曹魏势大，不好公开反水，这些豪族也就凑合着过了。

　　魏明

　　公元226年，曹丕驾崩，其子曹叡继任，即魏明帝。这一年曹叡22岁。

　　继任之前的曹叡，“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唯潜思书籍而已”，一副政治天然呆的模样。出于对新一届皇帝的不放心，曹丕在临死前安排了四人豪华辅政团辅佐新君。这四个人是陈群、曹真、曹休、司马懿—都是曹魏的宿将老臣。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那个曾经“不交朝臣，不问政事”的少年，一上任就表现出过人的政治天赋：派曹真出镇关中，派曹休出镇淮南，派司马懿出屯宛。四个辅政大臣中，三个有兵权的全被派出去了，只留一个文臣陈群在自己身边，曹叡“政自己出”。此后，曹叡一直牢牢掌控着曹魏的最高统治权，不管对外战争还是对内改革，都是自己说了算。

　　在打发辅政大臣的同时，曹叡也继续其父曹丕时期的政策。他一面拉拢世家豪族，封大官给他们做;一面着手改革朝廷权力架构，进一步加强中书令、中书监的地位，牢牢地握着帝国的权柄。

　　此外，曹叡还有一个“爱好”：喜欢盖房子。

　　自汉末以来，魏都洛阳一直饱受战乱之苦。董卓之乱时，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将洛阳的宫殿付之一炬。建安年间，汉献帝返回洛阳时，“宫室烧尽，百宫披荆棘，依墙壁间”，一片萧条景象。之后20多年里，汉献帝都许，曹操王邺，都没有洛阳什么事，直到曹操征讨汉中时，才修了一座殿。后来曹丕称帝，定都洛阳，这帝国的首都不建也得建了。

　　所以曹叡上台后，秉承父志，再盖几栋房子、几座宫殿也是理所应当的啊。然而有大臣不乐意了，“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结果，曹叡不仅不听，甚至“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亲自挖土，做大禹、墨子之事。最后，曹叡盖了太极殿、却非殿、铜马殿、敬法殿、清凉殿等，而且每一处都极尽奢华。臣下自然是一番狠劝，但最终都拿他没办法。

　　可见以当时曹魏群臣的力量，根本影响不了这位年轻的帝王。当时的皇权之盛、权力之集中可见一斑。

　　曹叡年轻有为，他在位时期的曹魏，被有的史学家称为曹魏之最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公元239年，这位青年皇帝的身体因为淫乐无度，竟在当打之年垮了。临终托孤，曹叡为接班人拟定了一个“皇族辅政团”：“以燕王曹宇为大将军，由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政。”

　　然而曹叡的宠臣，中书令孙资、中书监刘放却因为与夏侯献、曹肇等人关系不睦而对此颇感不安，于是向重病中的曹叡进谗言，说曹宇不行，又推举当时唯一在曹叡身边的曹爽，以及当时正领兵在外的司马懿。

　　就这样，在孙资、刘放二人的撺掇下，新君的辅政团从“皇族辅政团”变成了曹爽、司马懿的二人转。虽然曹叡也对这个组合感到不安，毕竟司马懿太聪明，而曹爽的憨，曹叡也并非不知，怎奈最后还是这样定下来了。曹魏的命运，就此开始振荡起来。

　　恋权

　　曹魏皇室与世家豪族之间的矛盾，总是存在的。或者说，任何一个想要集权的朝廷，都不会允许世家豪族在自己的眼皮子下放肆;而世家豪族要的正是这种“放肆”。

　　曹操、曹丕、曹叡这三个领头的，个人能力都很强：有智商，有手段，知道如何把弄权柄。但曹叡的继承者曹芳，接棒的时候还只是个8岁少年，根本谈不上“政治才能”，朝政所依靠的，只有两位辅政大臣：曹爽和司马懿。这两个人，一个是皇族宗室的代表，以巩固皇权为己任;另一个则是功勋老臣，在朝堂之上颇有威望。

　　开始的时候，曹爽和司马懿相处得还不错。曹爽为首辅，不过能力经验都不见经传;司马懿是次辅，但毕竟是有阅历的人：跟诸葛亮掐，跟诸葛瑾掐，灭孟达，平辽东，见的都是大场面，一起玩的都是狠角色。所以曹爽对司马懿丝毫不敢怠慢，表现得谦恭礼敬。而司马懿也报之以礼，不作倚老卖老之态。

　　然而，司马懿的威望始终令曹爽感到不安，加上曹爽的朋党也多言司马懿“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把朝政都委任他。于是在曹爽的运作下，曹芳下诏将司马懿由太尉提为太傅，外示尊崇，内夺实权;又把蒋济提为太尉，趁机让自己的弟弟曹羲接任中领军，掌控禁军;自己的亲信，如何晏、丁谧等人皆被提拔，在朝中担任要职。

　　公元247年，曹爽将郭太后强行迁往永宁宫居住，使其远离朝堂，而司马懿也称病不参政。一个围绕着曹爽的权力集团就此形成，独霸曹魏朝政。

　　大权在握之后，曹爽迅速飘飘然，变得忘乎所以，饮食、车马、服饰等皆与皇帝类似。他不仅妻妾成群，甚至将先帝曹叡的宫人占为己有，各种珍奇宝物也是想占则占，并与朋党们日日歌舞宴乐。朝臣如若得罪了曹爽一党，便会被免官。一时间，朝野上下乌烟瘴气。许多世家出身的大臣不仅看不顺眼，更是感到恐慌。

　　原本此时曹爽等人的权势已经够强大了，但曹爽还不满足，又“多树亲党，屡改制度”。他希望通过变更制度，让自己在朝中更加有存在感。

　　曹爽等人是如何改革的？史料中只有零星的记载，且大多语焉不详，但据众多学者考证，主要与这两条有关：其一，精简地方行政机构;其二，修改法令。

　　曹魏时期，地方政府是以州、郡、县三级行政体系来运行权力的，曹爽则将其改为州、县两级。如其表弟夏侯玄所说，三级改为两级之后，有“省繁费，丰殖五谷”“官省事简”，减轻百姓负担等好处。然而，三级改两级却动了豪族的蛋糕。

　　自汉代以来，在州、郡、县三级行政体系中，郡国守相下属的官吏皆由守相召辟本郡人担任，而被召辟的对象自然大多出自世家豪族。豪族一旦仕郡后，便可利用职务之便鱼肉乡里。现在，把“郡”这一层拿掉，无意是从豪族嘴里抢走一块肥肉，各路豪族显然是不答应的。

　　至于修改法令，则让曹爽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就在曹爽独掌大权的这一年，当有的朝臣听说曹爽要“变更法令”时，顿时沸腾了：朝廷的法度，如果不是“命世大才”，哪里有资格更改？鄙夷之情不言自明。就这样折腾了几个回合后，一干朝臣被曹爽得罪遍了。

　　民心

　　终于，那一天到来了。

　　高平陵之变，举国的精英联合起来反对以曹爽为代表的皇室宗族。如果说曹操当年秉行法家之道，尚有济世救民之德;那到曹丕、曹叡之时，面对世家豪族，其所作所为无一不为集权。手中的权力大一点，再大一点，如此统治者心里更安心，也更开心。而同理，随着权力愈加被侵夺，世家豪族却是越来越不安心：丧失了手中权力，自身的利益如何保全？

　　当洛阳城门被司马懿等朝中重臣关闭，郭太后下诏弹劾曹爽的消息传到高平陵时，曹爽惊慌失措，乱了阵脚。

　　此时，有人站出来，劝曹爽将皇帝曹芳挟持到许昌，调动军队反击司马懿。然而听着司马懿派来的使者说，司马懿指洛水发誓，只要曹爽去职就不伤其性命的承诺;又看着送来的蒋济亲笔写的劝降信，曹爽犹豫不决。想来想去，曹爽终于决定投降，投刀于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曹魏的天下就此谢幕。

　　关于曹魏和司马氏孰优孰劣，当时吴国丞相张悌曾有这样一段评论：

　　“当年曹操虽然功高盖世，威震四海，但他崇尚權术，征伐不断。黎民害怕他的威势，但不感念他的恩德。之后的曹丕、曹叡继承了这种风气，大造宫室，又惧怕世家豪族。曹魏失去民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司马懿父子自从掌握权柄，一直大功不断，除苛政，施恩惠，‘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所以‘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

　　公元266年，在高平陵之变17年后，历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两代三人的酝酿，司马炎行魏晋禅代，曹魏作古。

　　一个属于世家豪族的时代开始了。

　　编 辑/夏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