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子

　　公元759年，安史之乱爆发四年了。带着一家老小前往秦州避难的杜甫，奔波在中西古道上，追昔叹今，写下诗篇《秦州杂诗》：“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

　　很明显，这是一首忧愁战乱、渴望安定的诗。但诗中的前四句是在歌颂“凿空”西域、远播国威的西汉名臣张骞。在国家动荡、百姓流离的战乱中，杜大叔为什么会遥想起这位千年前的传奇人物呢？

　　公元前140年，是夜，长乐宫中灯火通明，16岁的汉武帝盘坐于席，眉宇紧蹙。彼时，他刚刚登基。此前，列祖列宗们通过轻徭薄赋等一系列努力，使得国库钱粮充盈，百姓自给自足，最大的憂患就剩匈奴扰边了。怎样才能出奇制胜呢？少年天子在空旷的大殿中苦苦思索着。

　　忽而，一位近侍疾行来报，说是从匈奴俘虏口中得知：近来匈奴与西域的大月氏开战，大月氏一败涂地，连国王的头颅都被匈奴人斩获，镶金嵌玉，做成酒器。大月氏有心复此深仇，却苦于势单力薄，没有盟友。

　　获此消息，汉武帝登时灵光一闪：我大汉何不与大月氏联手，对匈奴左右夹击？如此，必有胜算！然而，大汉想要实现这样的战术包抄，首先要派人穿过匈奴领地，出使大月氏。但问题是，当时没有地图、没有导航，根本没人知道大月氏具体在哪儿。在这样的条件下，出使西域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神话。

　　大臣们都觉得此计渺茫、不可行，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决定一试，遂在全国范围内张榜纳贤，征求使者。时势造英雄。25岁的侍从官张骞揭榜自荐，勇担重任，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元前138年，张骞带着翻译堂邑父和随行的一百多人，骏马奔驰，向西域进发。他知道前路惊险叵测，也坚信自己做好了承受一切磨难的准备，可现实的残酷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一行人刚刚走出大汉国境，就与匈奴骑兵狭路相逢，被绑到了匈奴大营。匈奴单于搞清楚张骞此行的目的后，当场气吐血：“什么？你们竟然想跨过我的地盘找合伙人消灭我？统统给我关起来，看你们怎么去！”

　　没想到，这一关就是十年。

　　十年足以磨平一个人的意志，冲淡一个人的初心。朝廷可能都已将他们遗忘，况且，匈奴为了同化、拉拢张骞，甚至让他在当地娶妻生子，开枝散叶—根都扎在这里了，看你还能动什么心思！可“为人强力，宽大信人”的张骞没有被时间打败，更没有被匈奴的威逼利诱降服。他“持汉节不失”，从未忘记自己出行的神圣使命。

　　十年里，他默默学会了西域语言，绘制了西域地图，掌握了诸多荒漠求生的技能，时刻观察着出逃机会。因已在匈奴有了妻儿血脉，匈奴人渐渐放松了对他的看管。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瞅准机会，带着所剩无几的使团成员悄悄逃了出去。前无向导，后有追兵，张骞却没有选择逃回大汉、从长计议，而是义无反顾地继续向西进发。他们一行人穿胡服，说匈奴语，通过重重关卡，终于穿越了匈奴控制区。

　　可是，毕竟十年已过，很多东西都不复当初。大月氏在与匈奴争战后，又受到敌国乌孙的攻击，已被迫继续西迁，另建家园。得知这一情况，张骞依然没有退缩，而是继续马不停蹄地朝西行进。途中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耗尽，他们只能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随从们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最后只剩张骞、堂邑父二人。

　　就这样，二人历尽千辛万苦，途径车师国、龟兹国等，到达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大宛国仰慕汉朝的大国之姿，遂出手相助，派人护送张骞到大夏（今阿姆河流域）。大夏又遣人相送，万千周折后，张骞、堂邑父二人终于抵达大月氏。

　　可令张骞万万没想到的是，此时大月氏在新的国土上已定居多年，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且远离匈奴侵扰，生活安宁。他们已无意重回故土，再起干戈。张骞在大月氏上下游说一年多，对方仍无意与大汉结盟。无奈之下，张骞只得动身返国，向汉武帝复命。

　　归途中，为避开匈奴控制区，张骞和堂邑父改变路线，计划从青海羌人区穿行，却不料当时的羌人已沦为匈奴附庸，二人又一次为匈奴骑兵所俘获、关押。

　　直到一年多后，匈奴爆发内乱，张骞才趁机带着堂邑父和自己的匈奴妻子逃出虎口，回到阔别十多年的长安。13年的颠沛流离，惊心动魄;无数次遭遇险阻，命悬一线;出行时风华正茂的张骞如今已是满面沧桑的中年汉子。这一切，凝缩在史书上不过短短一行字：“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从西域归来的张骞，受到汉武帝的隆重接待。张骞此行虽然没能达成和大月氏结盟的初始目标，但他带回了关于西域各国的详细情报，对后来汉朝和匈奴争夺西域霸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他更随大将卫青出征立功，因熟悉西域地况，“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

　　公元前119年，他又自请出使西域，联结乌孙国，以“断匈奴右臂”，为汉朝争取到一个可靠盟友。然而，众所周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意义其实已完全超越了军事范围。

　　他是我国历史上从中原去西域诸国的第一人—仅凭一双脚，穿敌国、过戈壁、翻葱岭，跋涉千山万水，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以前无古人的壮举，开拓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促进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我们今天吃的葡萄、石榴、核桃、蚕豆等都是张骞自西域引进。时至今日，这条文化经济之路依然焕发着生机。

　　因此，史学家司马迁盛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之举，后世更誉其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世界史开幕第一人”等。而张骞之所以能排除万难，成就如此伟业，最根本的原因无外乎八个字：虽远必至，使命必达！

　　其实，“使命必达”的责任感和信念感，五千多年来一直延续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张骞之后，东汉的班超以他为偶像，同样远赴西域，不辱使命。在31年的时间里，班超收复了西域50多个国家，功勋卓著，万里封侯。而忧国忧民的杜大叔之所以追怀张骞，又何尝不是期盼大唐将士能于国难之时如张骞般舍死为国、使命必达呢？

　　事实上，在大唐，也的确不乏这样的人。

　　安史之乱时，驻守西域的唐军（安西军）大部被调回内地平定叛乱，西北防御一时极为空虚。虎视眈眈的周边敌国趁此发难，夺下觊觎已久的河西走廊。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河西走廊沦陷，意味着更远处的安西四镇彻底与唐朝廷失去联系，成为一块名副其实的“飞地”。留守在此的安西军就此孤悬塞外，外援断绝。直到十几年后，他们才打听到唐德宗已登基并改年号为建中。

　　获此消息后，安西军的最高将领、名将郭子仪的侄子郭昕遂铸造了“大唐建中”钱，分发给军民，希望让将士们感受到大唐并没有抛弃他们，以此鼓舞士气，奋力御敌。此后，这支孤军继续坚守安西四镇近30年，誓死不降，将“保卫大唐，戍守边疆”的使命践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使命必达”的精神，张骞是其践行者，但不是最后一个，时至今日，这种精神依然在传承……

　　编 辑/夏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