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君健是最早把安徒生童话介绍给中国儿童的翻译家,是出席1948年“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的唯一远东作家,还是英国剑桥大学“终身名誉讲师”。
他取得瞩目成就的背后,离不开知心爱人苑茵半个世纪以来对他的尊重、理解、支持与牺牲。
一
1942年的一天,23岁的东北姑娘、复旦高才生苑茵应约来到法文导师马宗融家,看到书房内坐着一位温文尔雅的英俊书生时,她立时明白了—马先生说过,要为即将毕业的她“包办婚姻”。
1931年东北沦陷后,她和流亡学生一起逃到北京,后来又考入战时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攻读外文和经济。战乱中,她和家人早已失去联系,马先生一直像慈父一样照顾她。只是,她没有想到,马先生居然“错点鸳鸯谱”—她说过自己择偶的唯一要求是不找湖北人,原因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我们关外人斗不过他们”,可马先生找来的,偏偏就是28岁的湖北青年、中央大学英语教授叶君健。
此时的叶君健在复旦大学兼课,常来拜访马宗融,马宗融很欣赏他,决定把他介绍给苑茵。巧合的是,当马宗融说要给叶君健做媒时,叶君健强调不找东北人,理由是,“东北女子直爽外向,而我是内向的人,怕性格合不来”,但听到苑茵的名字时,他毫不犹豫就来了。他曾在一次聚会上见过她,对这个容貌出众、身材高挑的女学生,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苑茵不仅听过叶君健的课,还读过他用“马耳”为笔名撰写的进步文章,对他的才华和思想非常欣赏。所以二人见面后,交谈越来越投机,观点也越来越接近。他们都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奉者,流亡期间,苑茵痛感国破家亡,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地下党,宣传抗日救国;而擅长外语的叶君健,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对外抗日宣传工作,并用中文、英文发表抗战作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是由他首次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爱情来临,一切设限不攻自破。在她眼里,他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着抗日救国的希望。在拒绝过无数达官显贵、富家公子后,年轻貌美的苑茵把芳心许给了叶君健。
大学毕业后,苑茵到重庆妇女辅导院工作,在“抗战夫人”成风的复杂社会里,她的美是那么耀眼,常有高官打她的主意。在马宗融的催促下,1942年10月,叶君健和苑茵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了窘迫的婚礼。
新娘的旗袍是借来的,客人吃饭需自掏腰包,他们收到的唯一的结婚礼物是臧克家即席写的一首贺诗。然而爱情无价,婚礼上,主婚人老舍说:“新郎新娘二人志趣相投,有共同的理想,是一对革命情侣,将会像‘百龄餐厅的名字那样,百年偕老,携手共进,恩爱始终。”
在硝烟迷雾、炮声隆隆的一片白色恐怖中,在寂寥荒凉的茅草屋里,与屋外坟地的累累白骨为邻,他们依偎着,组成了赤贫的幸福小家。
二
他们的新婚没有浪漫缠绵,顾不上甜言蜜语,唯有心意相通,心灵相犀。婚后,叶君健白天在三所大学任教,晚上到家后,批改作业、写作、翻译占去了他全部的时间。蜜月里,他们一起研读报纸杂志,从周恩来那儿取回的《新华日报》就是他们共同的精神食粮。茅草屋内,一灯如豆,屋外,月色亦温柔。
婚假结束后,苑茵回到辅导院上班,岂料,等待她的是失业—女院长一直想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弟弟,希望落空后,颇为不满,对苑茵嫁了一个穷教授,“一个女大学生这么廉价”,极尽讽刺。最后,女院长以“你的新婚丈夫是危险人物,经常给《苏联文学》投稿”为由,辞退了苑茵。
雪上加霜的是,她發现自己怀孕了。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叶君健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整个家庭,苑茵便挺着渐渐大起来的肚子,像当地农妇一样,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围栏养鸡。
产期临近,他们上无父母,下无手足,一切都要自己料理。为省两张船票钱,他们决定爬二三十里山路去医院,途中以树枝为拐杖,一路气喘吁吁,走走停停。爬上山顶,望着川流不息的嘉陵江,叶君健苦恼地说:“我们成了家,再养育儿女,在这动乱的时候,还能有什么理想可以实现?”苑茵却坚定地说:“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的。”
孩子出生后,白天,苑茵用竹筐背着孩子在山坡上种地;晚上,把孩子哄睡后,她借着萤火一样微弱的光为叶君健翻译的书稿校对、抄写,直至眼花手抖,不能控笔。生活令人一筹莫展,看着骨瘦如柴的母子俩,叶君健心怀歉疚,止不住地叹息:“你不该嫁给我这样的穷教书匠!”每当这时,苑茵总是宽慰他:“爱情比金钱更重要。”
教学中,叶君健结识了研究希腊文学的英国专家道兹,道兹想介绍他去英国宣传抗战经验,为期一年。此次出国机会难得,宣传抗战又很有意义,可是,儿子还不到两岁,又因营养不良患上了肚子鼓胀的怪病,叶君健陷入矛盾中。为了他的前途,性格刚强的苑茵下了决心:“你走你的路,我来支撑这个家。”
很快,英国战时宣传部的邀请信到了,叶君健如期飞往大洋彼岸。为免他牵肠挂肚,苑茵没有告诉他,她肚子里的第二个生命正在孕育中。
在朋友的帮助下,苑茵在重庆租了两间简易小竹房,靠着英国驻中国文化处转来的生活费艰难度日。由于货币贬值,餐餐清水泡饭,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也开始挨饿。唯一令她欣慰的,是来自朋友们的照顾,她的小屋同时也掩护着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战时通讯不便,叶君健如断线风筝一样杳无音讯。一年期限过去了,抗战胜利了,他依然没有消息。朋友们先后去了延安,苑茵却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困在多雾的山城,寸步难行。为了生存,她在中央信托局找了一份工作,重庆开始抓危险分子时,她是“叶君健太太”的身份引起怀疑。
更不幸的是,有一天,她心神不宁地回到宿舍,用力推门的刹那,站在窗前的小儿子受到惊吓,窗子被推开,孩子从四层楼掉下去,夭折了。
苑茵痛不欲生,带着苦难中幸存的大儿子,离开重庆这个伤心地,去了沈阳。不久,一个蓝色信封辗转来到她的手上,是叶君健寄来的。原来,在英国,他与士兵同吃同住,在军旅生涯中积累了很多素材,战争结束了,他想留在英国继续写作,研究西方文学,剑桥大学已经同意他去进修。信末,他说:“你若是实在痛苦,可以自由选择。”
可苑茵没有时间痛苦,战乱中,她与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姐姐意外团聚,肩上担起了一家四口的生活。沈阳局势越来越紧张时,她撤退到了天津。可长期生活动荡,营养不良,加上“叶君健在英国另有家室”的闲言碎语不时传来,她终日心情苦闷,身体每况愈下,直到有一天,她晕倒在了办公室。检查结果是,肺病三期,她被医生判了死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叶君健了。
三
好在,上天还是眷顾了她。
“著名作家老舍和叶君健从海外归来。”1949年底,苑茵看着报纸上的消息,眼泪簌簌落下。在天津招待处,她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他。当时的他意气风发,她却苍白憔悴。二人分别近六年,一时竟无言以对。老舍握住她的手打破沉默:“他有成就却苦了你,他的成就应该有你的一半功劳。”
原来,在欧洲几年,他已成为相当有名望的作家,不仅写出几部英文长篇小说,《山村》还被英国书会推荐为1947年的“最佳作品”;他去欧洲各地旅行,学习各国语言,翻译北欧文学作品,致力于把《安徒生童话》介绍给中国儿童;他还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是毕加索、居里夫人和诗人阿拉贡共同联名邀请的唯一远东作家。
他带着光环载誉归来,而她已病入膏肓。得知几年艰辛令她患上肺病,内疚、悔恨、自责齐齐涌上他的心头。他动情地说:“你说你名字中的‘茵字就是一根冬天的小草,现在我要把你这根小草用露水浇活,你不会死的。”
她躺在床上,成了长期病号。他接过她的担子,一边负责《中国文学》的创办,一边写作、翻译。为了辅助他,她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自学俄语,带病为他抄稿、提建议,做他的第一读者。冒着生命危险,她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她的牺牲和奉献令他感动,去柳州参加土改时,干农活之余,他总会想到家的甜蜜。在寄给她的信里,从不懂浪漫的他附上一片蜡梅花瓣和两颗小红豆,寓意是,杳杳山水隔,此物最相思。
土改结束回到北京后,叶君健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只是没有住房、常常搬家让他苦不堪言。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身体稍有好转后,苑茵到中国音乐学院教英文,同时兼教地质部干部班的英语课。肺病没有打倒她,业余,她翻译俄文作品、糊信封,几年后终于为他实现了梦想:一座旧时贵族的马厩房成了他们的新家。佩服之余,他笑称她为“不倒翁”。
小院里,她种花植树,每当繁花盛开,她就坐在树下写生,自学成才;书房内,他心旷神怡,畅想在美人鱼的世界。这座“世外桃源”漸渐引来关注,由马房改造成的小院与“世界接轨”,成为频繁接待外宾的场所。她画画,他题字,共同的创作成为颇受外国友人喜爱的赠品。
1966年,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他成了“洋奴”“走资派”,看着他垂头丧气、痛苦煎熬,她如坐针毡,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为防意外,她不断宽慰他,每天早晨送他出门,晚上准时在车站搀扶跌跌撞撞的他回家;他在烈日下接受审问,她毫无惧意冲上前去替他挡耳光……事后,孩子们崇拜地说:“妈妈真是英雄!”在她的呵护下,他逐渐乐观起来,白天扫厕所,晚上开始秘密写《土地》三部曲。
风平浪静时,他已年近古稀,终于得偿所愿做了“专业作家”。《安徒生童话》全集出版了,《寂静的群山》三部曲完成了,鉴于他的贡献,剑桥请他回母校讲学,丹麦女王授予他和安徒生一样的“丹麦国旗勋章”。在丹麦美人鱼雕像前,叶君健注视着苑茵,目光灼灼,情意绵绵:牺牲自己,为爱奋不顾身,她就是他的美人鱼。
1992年,叶君健患了癌症,医生说他的生命只剩三个月。她不信,自己研究食疗,精心安排他的起居,半年后,奇迹出现,他迎来了第二度生命。时间宝贵,他们相约“爬格子”,你追我赶勤奋笔耕。他的《白霞》和她的《冬草》双双面世,被文学界誉为“长篇双璧,文坛盛事”。他们还合著了散文集《金婚》,书的封面上,她画画,他题字,两颗心永远并一心。
最后的时光,倚在她的怀里,他又忆起了新婚时她的模样:“你的长发散落在双肩,借来的旗袍你穿上它有多么漂亮……”一同走过57年后,1999年,他合上了双眼。
他去世后,写回忆录、整理他的遗著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她殚精竭虑十余年,1100万字的《叶君健全集》于2010年正式出版。岁月这端,她浅笑着,因为爱情,她这一生,像六月荷花一样别样红。
编 辑/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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