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这么一类人,提及他的名字既让你觉得如雷贯耳,又对他一无所知。比如徐悲鸿、林清玄,还有民国时期著名“备胎”金岳霖。
关于金岳霖的问题零零散散分作三大类:怎么看待金岳霖的痴心绝对?林徽因为什么拒绝金岳霖?金岳霖真的为了林徽因终身未娶吗?仿佛金岳霖这个人,只是那个时期暧昧往事中的一个灰暗符号,形象模糊。
而事實上,真实的金岳霖,出自清朝后期洋务派的官僚家庭,风度儒雅且举止西化。他自身也多年废寝忘食地耕耘于哲学与逻辑学,著作《论道》与《知识论》,被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评为:“道超青牛(老子),论高白马(公孙龙)。”
不过,冯友兰又说了,金岳霖似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有着魏晋时期的文人风度,生活不拘小节,浑身散发着哲学味道,内在流淌着魏晋风流。金岳霖断然不会想到,自己为后世所熟识居然是因为“天字第一号备胎”这个称呼。
终身未娶
金岳霖的确终身未娶,倒并非只为林徽因。
安居一隅只为默默守护心中所爱的故事纵然美好,然而,现实不是童话。金岳霖的嫡传弟子诸葛殷说过:“金先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时,对我同班同学公开承认,他曾与一位美国在华女士同居过。”其好友吴宓也在日记中写道:“如感情浓厚,即仿金岳霖与泰勒(也有称秦丽莲)式而同居,或仿张奚若与杨景任式而结婚。”
有心人算了算,1914年至1925年期间,金岳霖未满20岁便在欧洲留学,也正是这十多年间与那位西方女友相恋。同居、试婚类观念在那时听来惊世骇俗,细想之下却也正常。秦丽莲虽是不婚主义者,却对中国式家庭生活极感兴趣。
加上金岳霖本就尊崇哲学家罗素,罗素极力主张试婚制,大意是婚前先同居一阵,以了解彼此的性格及生活方式。所以金岳霖会这样做也不奇怪。1925年金岳霖回国时,这位秦丽莲女士就随他一起回来了。
他们没有住在清华的宿舍里,而是住在热闹的北京城中,还特意请了两位厨师,分别做湖南菜与西餐。徐志摩曾在书中描述金岳霖和秦丽莲刚到北京城的形象:
“老金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还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莲小姐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脸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
这个形象虽显邋遢,倒与金岳霖不拘小节的作风相符。有心人考证两人同居至少近十年,只是随着世事变迁,回国后没几年,两人最终分开了,晚年的金岳霖也未曾提过个中缘由。
而金岳霖认识林徽因时,已是1931年,此时已经再没有那位丽莲女士的消息。当时,林徽因正在北平养病,徐志摩为了避嫌才带上金岳霖一同前往,从而两人相识。往后的几十年里,金岳霖始终独身。
直到20世纪60年代,李文宜在《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一文中透露: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也与“新闻界四代女旦”中的浦熙修走到一处。据传,金岳霖与浦熙修感情升温很快,常常邀请她一起用餐,和她有过结婚的打算,可随着浦熙修患癌症,直至卧床不起,金岳霖才作罢。
细数金岳霖的这两段恋情可以确定,他并非传闻中那般一生痴恋林徽因而不结婚。他活过漫长的89年,经历过浩荡时代,爱情不会是他人生的主旋律。
与林徽因
抽丝剥茧下,金岳霖对林徽因是什么感情呢?
想必只要听过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三人的名字,必定知晓一段听上去言之凿凿的故事,称林徽因蹙眉紧锁,告诉丈夫梁思成自己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梁思成大度地表示,“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传闻也称,金岳霖获悉后感动不已,对林徽因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三人间的这段过往一时传为佳话。与此同时,这也是林徽因被不断污名化的依据。看客们很少质疑这段过往的真实性,因为这个故事出自梁思成的续弦林洙晚年为梁、林二人出的一本回忆录《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此书面世时,争论纷纭,林洙在书中标明此事发生时间是1932年,那时金岳霖在哈佛大学听谢非教授讲解逻辑学,并不在国内,三位当事人也已作古,这段所谓的“梁思成口述”便显得疑点重重。
金岳霖和梁思成、林徽因是否有这段过往暂且不论,从可考的书籍资料来看,金岳霖或许确实爱过林徽因。
在1932年到1937年里,正如众人所知,他们比邻而居,梁、林夫妇住前院,金岳霖住后院,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金岳霖称梁思成夫妇是他最亲密的朋友。除了早饭在自己家吃,他的午饭和晚饭都与梁家一起吃。
若是来了兴致,金岳霖会打趣常爬上屋顶的梁思成、林徽因,称他们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倒是欣然接受,可林徽因不应,反驳道:“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只在一旁笑着鼓掌,表示赞成。
1940年,梁林夫妇迁到昆明北郊农村,住在简陋的农舍里,金岳霖也在此建房与他们比邻而居。在纪录片《梁思成与林徽因》摄制组拍到这家农舍时,农舍的主人指着一个狭小的耳房,称“这就是当时金岳霖住的房间”。而那时,其他教授都有独立的房间。
金岳霖晚年在书中写道: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
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先是长久沉默,又突然自顾自道“林徽因走了”,他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像个孩子般号啕大哭。过了好大一阵子,他才逐渐停止哭泣,擦干眼泪,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后来,林徽因去世多年,某日金岳霖突然在北京饭店请客,老朋友出发前都很纳闷,老金为什么突然请客?直到座无虚席,金岳霖才缓缓道: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到了晚年,金岳霖逐渐迷糊,有时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可还零碎地写些回忆录,其中特意提及1933年冰心写的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文章曾被视作是在影射林徽因,金岳霖于是以自己办的星期六碰头会为例,直指批判者并没有掌握其中具体情况。
佳人林徽因已逝多年,金岳霖还躺在病榻上,他虽然已经忘了大半的红尘往事,字里行间却不忘为她正名。这样痴情的金岳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学者
除去那些浮于表面的暧昧往事,真实的金岳霖首先是位学术造诣很高的学者。
他并非研究那些具体实用的方向,反而对哲学与逻辑学这类晦涩难懂的学科兴趣极大。曾有学生问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毕竟在那个年代的中國,这是极为冷门的学科,且难度不在高等数学之下,金岳霖的回答却很简单:我觉得它很好玩。
早年间在美国留学时,有一次,金岳霖与老友,还有一位美国姑娘,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边走边争论,却互相都无法说服对方,只气冲冲地说对方缺乏逻辑。可逻辑是什么?这比当时争论的问题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他由此开始研究逻辑学。
徐志摩曾这样评价金岳霖对学术的态度:“金先生的嗜好是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细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在学术研究上,金岳霖近乎有些“痴”了。
1938年9月,金岳霖在西南联大任职,昆明第一次遭到空袭。警报发出后,大部分人都立即离开学校去城外躲避,只有金岳霖仍然专心写作,完全忽略了警报声,直到“轰隆”一下的震天响才将他从学海中拉回来,几枚炸弹在前后几栋教学楼炸开。幸而,金岳霖所在的那栋楼躲过一难。他被惊醒之后才想到从楼里跑出来。此时,躲避空难的人们已经回来了。金岳霖木然地站在教学楼门口,不知在想些什么,手中仍握着笔。
那时昆明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有时空袭警报响了,他会第一时间拿起自己的手稿,然后才想到逃生。
战争时刻,他边研读边写作,始终没有休息,那本著名哲学作品《知识论》,他从昆明写到四川,好不容易完成六七十万字,却在烽火连天中遗失。
记住几十万字谈何容易,他只能一字一字重新写。这本书后来也被哲学家们认为是“开宗立派”的哲学著作。
率性而为
诚然,金岳霖是不折不扣的哲学家,可生活中,他从不谈枯燥的哲学。与之相反,他只聊富有趣味的事情。比如建筑与字画、作对联、斗蛐蛐……他还爱看山水古树、花鸟鱼虫,乃至世间万物。
金岳霖身上始终带着孩子般的童真。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总爱搜集一些模样较大的水果,如梨子、石榴,再去和学生们比一比谁的水果更大,若是逗得学生恼了,他就把自己手中的水果当作礼物相送。
他平生还有两大爱好:养鸡和斗蛐蛐。据说他常带着养的那只公鸡出去溜达,吃饭时,公鸡伸脖啄食,他也不阻拦。斗蛐蛐还被他极正经地评为:“要把蛐蛐养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
也难怪冯友兰说自己想象中的嵇康和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做事由兴致始,嵇康就曾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任人之自然本性而发展。
不过,这样的金岳霖在大家眼里却多少有些怪异。
他常年穿一身笔挺的西装,头戴一顶呢帽,帽檐压得极低,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当新学年开始,面对着新学生,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他还拿自己举例:“我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如果来一辆汽车,我能看到七八辆,都不知道该躲哪一辆,可能哪一辆都不是。”逗得满屋子的学生哄堂大笑。
在学生眼中,金岳霖的课最特别。他从不课前点名检查哪些学生没来上课,若是问到原因,他不答反问:“想来的自然会来,难不成还要绑着他们来上课吗?我不做如此无用的事情。”
他选人回答问题也特立独行,不刻意点名,反而以“今日轮到穿红色衣服的女生回答”来代替。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回忆:那时学校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
晚年
到了晚年,很长一段时间内,金岳霖是失落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平,此前在西南联大各种斗争都很激烈的场所,他已经觉得自己是落后分子。他回京后不久恰逢解放,老朋友张奚若兼任爱国民主人士与政治学家,自然忙得不可开交,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忙于国徽设计。
他本是极具爱国情怀的人,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立即剪去长辫;袁世凯接受日本丧权辱国的一系列条约时,他还在国外留学,听闻消息竟然痛哭良久。哪怕到了晚年,侄女从美国回来看他,待他听说侄女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他二话不说立刻赶侄女出门。
可此时只有他闲着,他愈发觉得自己是这大时代中的局外人。
又过了几年,1955年,金岳霖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同事认为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可他恭而敬之地在办公室坐了一上午,却没有人找他,他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得调侃自己:“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那个时代的学者有极朴素的信仰,金岳霖更是被视作在人情世故上仿佛一张白纸。
有一次,哲学研究所的领导去看他,临走时请他提需求,金岳霖直接说:我要钱。领导听后不免有些尴尬,只见金岳霖掰着手指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要钱。”
金岳霖如此执着于钱,并非为了自己。他晚年的工资虽高,却多用于资助学生,家中两位厨师和拉车师傅的退休金,他也已经提前备下,以保证两位老人晚年仍能衣食无忧。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被驱逐出境时,也是金岳霖自掏腰包助他留学。
除此之外,有个真假莫辨的故事也可看出金岳霖在为人和做事上“真”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出版社决定再版林徽因的诗集,梁、林夫妇已然作古,编辑便去拜访金岳霖,请他辨认一张泛黄的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卧病在床的他凝视着照片,一言不发。来人请他为诗集再版写些话,他沉默良久,方才拒绝:“我所有的话都应当同她本人说,没有机会同她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1984年,金岳霖的病情加重,预感自己的生命将要结束,他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与一份遗嘱:“我死了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去世前,金岳霖多年深居简出,不愿出门。毛主席和他吃过几次饭,席间告诉他:“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那时,金岳霖已经80多岁,行动不便,于是约了个蹬三轮车的车夫,每天带着他在北京的繁华地段王府井转圈。
喧闹的王府井人来人往,可以想见,社会的巨大变迁让他东张西望,他或许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直观的强烈冲击,周围新旧交织的一切都在无言地提醒着:属于他的时代过去了,滚滚红尘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汪曾祺曾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回忆:“谁也想不到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肚子学问的大哲学家金岳霖。”在解构与消费主义的狂欢中,金岳霖博学且富有趣味的一面逐渐变得模糊。
然而不管后人如何评说,哲学家金岳霖和建筑学家林徽因、梁思成等人都是一个个真实活过的生命。喧嚣之外,几百年后,历史又会记住怎样的他们呢? 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们曾经来过,精彩得活过。
编 辑/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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