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晶

　　后世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错觉，玄武门之变，等待的只是李世民的一个决心而已，至于政变的可行性和操作细节，那还会成为难题吗？所谓政变，拼的不过是双方的军事实力和人才。

　　论军事实力，李世民屡建战功，天下归心，朝堂上有名的武将都出自他麾下。论人才，李世民手下的秦王府文学馆和十八学士更是无人不知。有这么一帮谋臣勇将，李世民还愁政变不成功吗？

　　事实上，这种看法真是大错特错。要知道，玄武门之变对李世民来说，比以往任何一场战役都来得凶险，赢得侥幸。

　　一

　　首先，看双方的军事力量。要知道，唐承隋制，采取的是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度。平时，士兵们都在自己的屯种之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并进行日常军训，一旦战事爆发，则由朝廷征召上前线效力，战事平息之后，所有的士兵便重返各地军府，而领兵大将则归于卫，再无权调动一兵一卒。这也就是说，不管是李建成利用他的太子之尊，还是李世民利用昔日在军中的威信声望，都不可能直接调动军队。

　　那么真有突发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这就只有在平日里加紧蓄养私兵了。李世民的秦王府私下招募了八百多名勇士。而东宫和齐王府的力量加在一起，有数千人之多，兵力远胜于李世民。

　　李世民在武力上稍逊一筹，在文治上又如何呢？大家都知道文学馆十八学士，李世民就是以此为聚集政治人才和文士的大本营，暗中为自己将来走上前台、治理国政打基础。一时间，可以说是群贤云集、四方归心，海内的名士都以能够进入这个文学馆为最大的荣誉。

　　不过，其作用也仅止于此了。像密谋政变这种事，难道李世民能跟这十八个人一一细商吗？所谓谋夫孔多，是用不集。能够保守秘密，又能替李世民出谋划策的，环顾左右，也就只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寥寥数人。其他的不少文士，若和他们谈经论道，也许是一把好手，但要关起门搞奇谋密策，就指望不上了。

　　而李建成那边如何呢？他虽然在设馆招贤方面没有李世民的声势大，但并不代表他手下缺乏人才。毕竟，他太子身份的号召力就足以顶得上五个秦王府文学馆了。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只能望其项背。论地位，李建成是将来的人君;论实际影响力，每当唐高祖李渊外出巡游时，总是李建成镇守京城。但凡热衷于功名富贵之辈，或是立志要干一番大业的人，不投向太子的怀抱，还能投向谁？

　　这就是名位，这就是所谓的名正言顺。李建成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名位，才有了在李世民之上的政治动员能力。而李世民建文学馆，只不过是为了同样营造一种“名位”来与他抗衡。可惜的是，在名位上，李世民仍然稍逊一筹。看看太子手下的文臣们，多半都已经跻身于朝堂上的各個关键部门。再看看李世民手下的文臣们，在官场中一无身份，二无地位，只不过是以秦王府僚属的身份参与政治而已，二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不管是政治资源还是军事实力，李世民都落了下风。难怪李建成曾经大言不惭地放出这样的话：“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师，他不过是一介匹夫，要摆平他易如反掌。”

　　那么再来对比一下他们各自手中的王牌，结果又会如何？

　　文臣班底中，李世民的核心幕僚除长孙无忌之外，就数房玄龄、杜如晦二人。这两个人的赫赫声名其实都是玄武门之变后才奠定起来的。在那个凭拳头论高下的乱世之中，就连李世民府中像程知节这样的二流将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要胜过他们。

　　拿房玄龄来说吧，在此前他做出过哪些让世人熟知的功绩呢？其实，房玄龄的奏章写得特别好。有一次在外征战的李世民派他去向李渊汇报工作，经他生花妙笔润色的奏章，使得李渊激赏不已，连声说就好像自己亲眼看到了李世民在前线的英姿一样。

　　另外，在为李世民网罗人才方面，房玄龄可谓劳苦功高。每一次新攻占一个地方，大家都忙着抢夺金银珠宝，唯独房玄龄留心寻访人才，搜集地图和户籍资料。在这方面，房玄龄展示出了过人的组织才干。李世民能够迅速布起一张人才网与李建成分庭抗礼，房玄龄可以说功不可没。

　　当然，这背后与李世民对人才的大力支持和拥有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首先，李世民对人才的渴求和礼贤下士的作风海内尽知。其次，李世民的天策府有着自己封官纳士的特权，虽说论起名分和前途不一定比得上太子府，但也算得上是当时众望所归的智囊储备机构了。房玄龄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作，需要的仅仅是勤勉和细致而已。

　　我们再来看看李建成手下都有谁。李纲、王珪、魏征、韦挺……这些人或是在当时的朝堂上名震一时，或是在背后纵横捭阖，总之，都不是好对付的主。别的人不说，光说这个魏征，他虽然名望不显，却是李世民最为忌惮的人物之一。他首次出现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是因为说服李世绩前来归降而立下不世之勋。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李世绩所统领的李密残余势力正好横亘在王世充和窦建德之间。他的投降，使李世民不战而得一支生力军。虽然后来李世绩被窦建德打败，魏征也落到窦建德的手上，但他几乎是立刻便得到了窦建德的重用。窦建德败亡之后，魏征又被李建成以心腹之礼延聘过去。在李建成手底下的时候，他小试牛刀，便使得在河北屡扑屡起的刘黑闼身死国灭。这样的人，怎么能让李世民不小心戒备呢？更何况，李世民早就听说魏征多次劝李建成先下手为强，尽快消除李世民这个“隐患”。倘若魏征这时再突然使出什么怪招，李世民是防不胜防。

　　不过，魏征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足。他这个人喜欢单打独斗，只满足于做几个臣僚的首领。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以自己的意见和智谋去影响李建成，然而智谋计策能否实行，就完全要看李建成的想法了。

　　而房玄龄和杜如晦呢？虽然他们在外人看来表现平平，也没有立下什么惊天动地的功业，但要发动一场出奇制胜的政变，非得依靠这“房谋杜断”不可。所谓“房谋”，就是说房玄龄考虑问题谨慎周密，主意多，这是谋划政变的先决能力;“杜断”，说的则是杜如晦做事情如快刀斩乱麻，果决干脆，这正是落实政变的必备素质。他们二人组合在一起，是李世民所能找到的最佳搭档。

　　人才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求精求全，关键在于你懂不懂得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将他们组合，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就好比下象棋，哪怕你手中只有几枚普通的过河卒子，只要精心组织，策略得当，也能收到直捣黄龙的奇效！

　　棋子已经尽数备下，接下来，就是考验李世民和李建成布局功力的时候了。

　　二

　　大家目标一致，可选的策略大不相同。

　　首先说李建成，他的布局考量可谓立足中枢，包围地方;以守为攻，以迂为直。简单来说，就是以坚定李渊的态度为一切工作的基点，同时在中枢政坛上利用自己的太子地位，将尽可能多的朝臣拉拢到自己一方。在地方上，对封疆大吏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一步一步壮大自己，削弱李世民。

　　在朝廷，李建成占有先天优势，他并不操心，因此他最为在意的，是地方诸侯的反应。早在他之前，李世民就已经利用自己长期在河南地区作战的经历，以及曾担任过陕东道行台尚书令的身份在这里开始布局了。

　　洛阳地势险要，乃天下中枢，同时又毗邻关中，一旦有变，这里进可攻，退可守。精通围棋之理的李世民自然要力争此地，他先是派出老部下张亮前往洛阳，让他以这里为根据地，用金银财宝招纳山东地区的豪杰为自己所用;再命智略过人的老资格温大雅镇守洛阳，并授予他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裁夺的大权，将洛阳经营成一块铁板。

　　李世民每下一子，李建成自然要回敬一子。他将这一手棋下在了幽州。棋盘上的棋子，一个叫罗艺，一个叫李瑗。

　　这两位郡王看上去似乎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然而，他们手下所掌管的兵马，加起来将近十万人。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大约是当时大唐总军力的四分之一。对这样两位大爷，李世民能掉以轻心吗？

　　燕郡王罗艺统领四万天节军驻守泾州，庐江王李瑗带领五万大军驻守幽州，从四面八方对洛阳形成合围之势。这个部署，是在李渊决策将李世民分封在洛阳之时就已安排下的一手棋，将来就算李世民有什么异动，只要李建成能堵住函谷关，再加上罗艺、李瑗的这两路人马南下，李世民苦心经营的金城汤池就会变成瓮中之鳖，前景十分不妙。

　　不但如此，李建成还利用与罗艺他们的友好关系，以及自己出马平定刘黑闼的时机，加紧在山东地区布局，同时把手逐渐伸到了李世民的河南地盘。根据李世民的情报，罗艺为李建成提供了数百名精锐的幽州突骑，组成了东宫屯戍卫队中一支可怕的力量。

　　洛阳、幽州和并州，这是当时地方上的要地。那么其他地方上，李世民兄弟二人的势力分布又如何呢？当时的陇西和益州可以为李世民所用，而太行道兵马总管任瑰则是太子的人。摊开地图来看的话，李世民凭借中原、陇西和益州三地将坐守关中的李建成牢牢包围了起来。然而，李建成又依靠自己在关中和幽州、益州的势力把李世民的关东地区夹在中间，真可谓层层叠叠，纠缠不清，整个棋盘下成了僵局。

　　要打破僵局，李世民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三个关键性人物：管辖并州、青州和徐州地区的李世绩，以及东南道的实权人物李孝恭和李靖。这个东南道囊括了长江以南的所有地区，掌握着20万大军。他们的立场可谓举足轻重，正像当初蒯通为韩信分析局势时所说的那样：“您要是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天下的命运就掌握在您的手中了！”

　　李世民的命運，难道就掌握在这几人手中吗？他们两人都算得上是李世民的老部下，李世民于李靖甚至还有救命之恩。在当下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们应该会站到李世民这一边吧？

　　然而李世民错了。面对李世民的试探和拉拢，李靖和李世绩都表示出了极其审慎的态度：这是您自己的家事，我们俩不相帮就行了，千万别把我们搅到这趟浑水里去。

　　从地方上的实力对比来看，一时犬牙交错，互相奈何不得对方。于是，大家还是将目光重新收回到朝堂上来。

　　三

　　在当时的三省六部之中，吏部尚书杨恭仁和民部尚书裴矩等都是李建成的人，只有一个遥领兵部的屈突通可以划归李世民的门下。因为李建成长期监理国政的缘故，可以说在六部之下布满了他的亲信故旧，李世民完全处于下风。

　　那么在六部之上，宰相层级的那些人呢？武德年间的四大宰相之中，萧瑀和陈叔达倒是倾向于李世民。至于封德彝，李世民一度天真地以为他是自己人，后来才知道，这个老滑头早就倒向了李建成一方。裴寂则是太子的铁杆支持者。

　　最为保守的估计是二对二，甚至在当时的李世民看来，应该是三对一。这样看来，李世民勉强能在宰相这个层面上胜出，再不济，好歹也能和李建成打个平手吧？

　　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裴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在李世民、李渊的面前，一个裴寂能顶十个萧瑀、陈叔达。李世民、李渊对他的话向来是言听计从，信赖有加。只可惜，这样关键的一个人，李世民因为刘文静的事和他彻底闹翻了，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

　　刘文静是李世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早提议通过裴寂说服李渊反隋的大功臣。他跟裴寂本来也是朋友，不过在取得天下后，两个好朋友迅速因为争宠夺权而分道扬镳。有一天，刘文静在酩酊大醉后喊出了“一定要杀死裴寂”的醉话。没想到，醉话流传出去，再经过裴寂一番精心发挥，就变成刘文静要造李渊的反了。

　　开国功臣、李世民的密友刘文静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以谋反罪被诛杀。李世民心中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裴寂自然也知道这一点。要是李世民当上皇帝，他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也就是说，在朝堂这个层面，李建成暂时赢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这局残酷的对弈还在继续，战火已经延烧到了后宫之中。大家都争相通过李渊的亲信大臣和最宠爱的妃子来试图左右他的意见。

　　后世广为流传的是，李建成利用坐守京城的优势，跟后宫嫔妃们的关系十分密切。李世民却铁面无私，常常毫不留情地拒绝这些妃子的索要请托，故自然在她们那里讨不了好。而李渊对李世民的观感一天天恶劣起来，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果真如此吗？其实，李建成在做的事，李世民同样也在做。每次班师，李世民都会带着在外虏获的战利品去后宫走动，借以争取她们的支持。别忘了，李世民还有一个贤内助—长孙皇后，凭借着她那低调温和的行事作风，又有谁不喜欢她呢？

　　可惜，李世民因为一件小事没办漂亮，使得在李渊面前最有分量的妃子完全倒向了太子一边。这位妃子，就是张婕妤。

　　当时的大唐除了李渊外，李世民和李建成在日常行政上都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这样的混乱局面一时间搞得大家莫衷一是，谁也得罪不起。怎么办呢？大家只好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以他们发号施令的先后顺序为凭，谁先下令就听谁的。李渊的旨意叫“诏敕”，李建成的叫“令”，李世民的命令则叫“教”。

　　一次，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所立下的军功而赏给了他数十顷良田。没想到，这块地被张婕妤的父亲看上了。仗着自己在李渊面前的特殊地位，张婕妤非要李渊下敕将土地转让给她父亲。秦王教在前，皇上诏敕在后。按照往常的规矩，李神通当然不会买这个账。不过这样一来，李世民与李建成在后宫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总而言之，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力量对比大致就是如此。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朝堂和后宫之中，李世民都没有建立起可靠的优势。他最终赢了，赢得实在侥幸，和李建成的输一样，都属意料之外……

　　编 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