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琳

　　云南花灯以歌舞演故事的风格特色

　　◎周文琳

　　清代戏曲理论家王国维概括中国戏曲的本质特征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63页）。王国维的这一见解，为京剧和全国众多地方剧种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遵循。但以歌舞演故事，不同剧种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从而在中国剧坛呈现出了百花争妍、千姿百态的景象。

　　云南花灯作为民间小戏剧种，是“草根”艺术、大众文化，以其融歌、舞、戏于一体，内容贴近百姓生活，形式载歌载舞而受到广大观众喜爱。这种艺术形式流布于云南全省各地，除了汉族崴灯、闹灯以外，彝、白、傣、壮、苗、佤等少数民族也唱花灯。不同地域的花灯又与当地方言土语、文化传统和民情风俗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名具特色的许多个花灯分支。就花灯音乐舞蹈而言，它融入了各地山歌、民歌曲调，汉族和少数民族舞蹈元素，使云南花灯歌舞更加绚烂多彩。云南花灯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剧种，还在不断完善其自身严谨规范的艺术体系，它在继承、借鉴和创新上仍有广阔空间。全省花灯院团创作演出都追求乡土化、通俗化、歌舞化艺术风格。

　　我于1986年从昆明市青少年文化艺术学校花灯表演专业毕业，分配到昆明市花灯剧团任演员，曾出演过《隔河看亲》、《柜中缘》、《莫愁女》等一批花灯剧。1999年，以《妙玉》一剧参加云南省青年演员大赛获三等奖。2000年至2005年，剧团领导安排我在大型花灯歌舞剧《小河淌水》中饰演女主角叶露，该剧由昆明市花灯剧团创作演出，曾陆续演出了140多场，被国家文化部评选为首批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提名奖”，随着该剧多次修改加工，我也就有了饰演叶露这一纯情少女五年的历练，在花灯表演艺术上得到了较大的锻炼和提高。根据昆明市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2006年，包括我在内的昆明市花灯剧团部分人员分流到昆明市文化馆工作。多年来，我在市文化馆的工作职责是从事基层辅导、授课、教戏，同时还在示范演出剧目中担任导演、演员的工作。戏剧艺术积累越来越丰富。在这里，我想以2007年从来演出的《法官老倌》、《邻居·种鸡·杂毛鸡》和《牛为媒》三出花灯小戏为例，谈谈我对云南花灯以歌舞演故事问题的理解和感受。

一、好故事是花灯剧出精品的基础。

一出好的大型花灯剧、花灯小戏，必须有一个好的故事，好故事是出精品的基础，讲好故事是剧组的基本职责。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都明白。但是，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因为很多戏剧本体之外的东西干扰了我们的创作、演出流程，功利的追求和时尚的影响，妨碍了我们对艺术规律的把握。

　　在戏曲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追求空灵，淡化戏剧性的探索，也就是淡化戏剧的故事性。这样的尝试，不能说是无益的。但是戏剧实践证明，城乡观众爱看有头有尾、故事情节完整、人物形象鲜明的剧目，淡化故事，淡化情节，甚至淡化人物形象塑造，结果就是离开了戏剧的本质特征，淡化了戏剧性，脱离了基层群众，最终淡化了观众。我认为，淡化的尝试是高端的、前卫的，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不能忽视了我们的戏曲，特别是花灯，它是为底层老百姓的，是在草根民众之中发展起来的，是为普通群众服务的。这样，一高一低，就很难走到一起了。我在群文辅导的实践中发现，我们的花灯小戏，受淡化理论的影响，有轻视故事的倾向，往往编不好故事，或者说，编剧编了好故事，而导演和演员没有演好故事。

　　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时长不断缩短的影响。过去演出一个花灯小戏，长的四五十分钟，有的甚至到一个小时，短的三四十分钟，不会低于二十五分钟。从二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舞台表演艺术进入小品时代，在小品十分钟左右时长的影响下，小戏逐渐被缩短，一刀切地被缩短。全国的小戏比赛，被缩短到二十分钟，这个硬性的规定坚持了十多年，去年以来，被缩短到十八分钟。十八分钟，能讲什么好故事呢？在故事的展开中，能唱什么好唱腔呢？我们的演出团体很聪明，自然形成了一个小戏两个版本的演出局面。初排时起承转合，讲圆故事，比赛时强行缩短，不管不顾。一旦到基层演出，再回到初排时的时长。我主演和导排参加比赛的花灯小戏，无一不是这样。

　　参加比赛的小戏，二十或者十八分钟，故事紧凑了，但是表意局促了，快餐化了，营养也就减低了。《法官老倌》2007年参加云南省“星耀杯”花灯小戏电视大赛，当时要求二十分钟，十九分钟开始倒计时，超时扣分。该剧获得了群文组唯一的一等奖，我在里边扮演富裕起来的新农村的妇女形象“倒挂刺”一角。该剧的故事很有趣，讲的是倒挂刺家的大狼狗，咬死了“粘粘果”家的两只母羊，而粘粘果又邀约三亲六戚把倒挂刺家的大狼狗打死。于是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俗话说，吵架无好口，打架无好手。一旦吵起来，那句不狠不说。一旦打起来，那手不硬不出。但双方都心存疑虑，感觉不妥，好歹受过法制教育嘛。因而，找到了退休的老法官，请他拿主意。不想，两个吵架的女人在老法官面前碰面了，又吵起来，还迅速升级。老法官见正面劝阻无效，两个女人都走极端，说过激的话。于是，采取迂回包抄，正话反说的方式方法。故意激双方说狠话。粘粘果要邀约三亲六戚上百个强劳动力来踏平倒挂刺家，倒挂刺要动用炸药，炸蹋粘粘果家。目标就一个，最后双双走进监狱。老法官鼓动她们一时高兴地说走极端的话，反而起到了劝阻的作用。倒挂刺发现，老法官是在“撮憨狗咬石狮子”，粘粘果发现，老法官是在“搊羊上树”。因此双方觉醒了。不就是一条狗嘛，两只羊嘛！乡里乡亲的，早不见晚见，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必你死我活呢。最后达成了口头协议，两家搭伙在一起，请老法官吃羊汤锅。这样的圆满结局，是台上台下所期望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倡的。寓教于乐，胜过说教式的很多直接宣传。

　　参加比赛的演出，二十分钟的戏，我们都很紧张，无论是道白还是唱腔，都忘记了故事，也忘记了生活，紧赶慢赶往前赶。演出后，观众觉得很好，但是不过瘾。而我们到基层巡回演出中，放开了表演，増加了时长，也就常演常新。所谓来龙去脉，张弛有致，观众很过瘾。首先把故事讲清楚了，有悬念的挂牵，有冲突的激烈，情节步步推进，细节处处感人。比如老法官的鸟笼子的运用，不用多少笔墨，就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支撑起了“老倌法官”的故事基础。有了事情，不来找你找哪个；比如两个女人见面就争着表现老法官是我家这边的人，我有这样的亲戚，看你咋个比，推进了矛盾冲突发展的故事悬念；又比如两个婆娘和解时，两个人的手都去拉老法官，却被老法官有意让她们拉在一起，完成了两个厉害女人的和谐相处的故事追求。

　　时代的要求告诉我们，文艺的功能不只是娱乐，更不是单纯的搞笑，还有教育、认识、审美的功能。而具备四个功能的花灯小戏，首要的是好故事。有了好故事才有四个功能的好收效。

二、花灯剧要用歌舞形式讲好故事

对于花灯剧说来，编织一个好故事固然重要。然而，还要解决运用什么艺术手段讲好故事的问题。

　　众所周知，小说、话剧、影视剧、评书、戏曲等艺术形式都要讲好故事，但各有其独特的艺术手段。花灯剧作为戏曲剧种，是根据剧本中规定情境，经导演的调度组合，由演员运用歌舞形式，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唱、念、做、舞等艺术手段讲好故事的。戏曲舞台艺术法则是以表演为主体的。无论是大戏小戏，都要依靠演员们各自的技艺演好故事，把一出戏立在舞台上，力求达到最佳演出效果，为广大观众奉献精美的精神食粮。好的演员，紧紧围绕剧中故事情节做戏，让情节流畅，注重人物心理刻画，把细节演得惟妙惟肖，在戏剧矛盾冲突中迸发出人物的思想火花。精湛的表演还有特技、绝招，出手不凡。给人以艺术审美享受。

　　相继获2012年云南省花灯艺术周演出“综合剧目银奖”和“导演奖”，2013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的花灯小戏《邻居·种鸡·杂毛鸡》，我是该剧导演之一，并在剧中饰演小翠，她是一个追求勤劳致富，但又斤斤计较，只想占便宜，不想吃亏，有些习钻的农村青年女子，表演中怎样找准她的动作细节呢？吃透故事，在身段动作上夸张，从剧本中抓住每一处可以展现出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将其夸大、强化。一遍遍熟悉剧情、台词和唱腔，在反复的摸索和排练当中寻找出更多更好更适合体现这个人物的东西，再把它化为己用，尽量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一个活灵活现的小翠。

　　该小戏的风格定位为一个小喜闹剧。在喜闹的故事中，展现邻里和谐的时代大主题。我们从剧本的每一句台词当中，挖掘喜剧故事的元素、动机和动作，使得人物性格鲜明起来。比如，为了增强这出喜闹剧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在舞蹈编排上，花灯的小崴、正崴、反崴、十字步等，在剧中随处都在运用。并借鉴了少数民族舞蹈动作和现代时装表演舞步元素，将其融入剧中表演之中。还有精心编排的身段表演动作。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表演：采用拟人化的方式，将前来高价收购杂毛鸡的李经理喻为一只公鸡，两手叉腰左右摇摆地走路，双手打开追逐穿梭在小翠、二花两位演员身边，她们形如两只母鸡，以一种按掌式姿势在行走。并以现代摇滚乐的元素进行伴奏。整段表演显得风趣、诙谐、幽默。既增强了该剧的看点，又符合演员以特有的身段动作演好故事的要求。

　　剧中某些表演动作的重复，也取得了特殊的喜剧效果。比如，二花家的一只俄罗斯公鸡与小翠家的土母鸡交配出一窝杂毛鸡，小翠对二花说你要是不赔钱我就不赔鸡。“赔钱？”二花拿出50元交给小翠：“我赔，我赔”“五十元？你给是打发叫化子。” 小翠把钱抛向空中。然后给二花算账，这只公鸡闯到她家院子里，每天吃三餐，一年总共吃了多少粮，要二花赔535元。后来，高原宾馆餐厅采购部李经理前来高价收购小翠家的杂毛鸡，以推出他们餐厅的特色菜，刚刚将杂毛鸡卖给二花的小翠感到吃亏，欲将这些杂毛鸡要回去。二花说： “你想挨鸡要回去，没得问题，只要你给我点小小呢补偿就行了。”小翠拿出200元。“两百块？你是打发叫花子改？”二花也把钱抛向空中，然后说这只公鸡是她家的高富帅，每天都为它加很多营养，要小翠赔她3300元。同样的语言、身段、功作，又在二花逗小翠时重新出现。观众看了脸上堆满笑容。

　　道具使用也颇有特色。剧中小翠说二花家那只公鸡沾花惹草爱寻欢，使她家的母鸡全遭了殃，要求二花赔偿母鸡青春损失费。二花则说我家这只公鸡配种一次要多少钱，这青春损失费该小翠赔偿才合，小翠又说要是不赔我860元我就打死这只流氓鸡。二花为了保护自家的这只种鸡冲上前抢鸡笼，小翠一脚将鸡笼踢开，二花扑了个空。小翠冲到鸡笼面前，准备把公鸡抓出来，二花赶紧从后面将小翠拽开，冲到鸡笼前保护公鸡，小翠又冲过来将鸡笼抱起来，二花抱住小翠后腰，然后从慢到快，旋转了三圈，像猫捉老鼠一样一直在转，最后二花一把将鸡笼从还在旋转的小翠手中抢了过来，紧紧抱住，体现了她保护公鸡的决心。此外，一纸合同在剧中出现了四次。经双方商议，小翠以5000元的价格将一窝杂毛鸡卖给二花，以字据形式，一式二份拿到二花家按手印。当李经理以11875元买下这窝杂毛鸡时， “没想到我的这窝杂毛鸡这么值钱”，小翠将合同掏出来 ：“我今天吃了闷亏啦！”。小翠告诉李经理 “我家的这窝杂毛鸡是二花家一只种鸡繁殖出来的。” “合呢合呢”二花掏出合同 ：“一点都不假。”最后，二花对小翠说，你我是一起长大的邻居姐妹何必为了这个鸡毛蒜皮的事情伤了和气，我们山里人爱钱，更看重平平安安、和和睦睦。遂将李经理收购杂毛鸡的全部款项拿给小翠，同时掏出合同当面撕毁。该剧从二花身上折射出了社会需要和谐，人与人之间需要和谐的主题思想。

　　《牛为媒》是典型的小生小旦戏，两个隔村隔寨的陌生男女，在特殊情况之下走到一起，由对立情绪转化为相互同情，并且萌发了恋情。本剧定位为一个歌舞小轻喜剧，载歌载舞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故事很特别，富有人情味的勤劳善良的农村寡妇青嫂，看到自己用心血浇灌的蔬菜被牛吃了，菜地糟蹋得不成样子，自己的发家梦，毁于一旦，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把这条牛杀了。因此，邂逅了牛的主人二憨，一个同样做着发家梦的隔村老青年。二人由不认识到认识。二憨不怕闲言碎语，捧住青嫂扭伤的脚搁在怀里，心疼地治疗。特殊的故事，特殊的情义，链接了两个陌生人的心。哦，原来都听说过彼此，有人背后曾经介绍过。情况了解了，熟悉了，羞涩也就起来了。

　　我在该剧首演中扮演青嫂，之后辅导基层业余文艺队演出。该剧从剧本创作起，我和扮演二憨的演员，就以导演的身份介入了，与编剧一起议论选择，编故事，找情节，甚至设计细节。在排演中，不断打磨修改。入选2014年云南群众文艺彩云奖调演，获得剧目奖。2015年春节巡回演出，受到基层群众广泛的好评。回头总结，我们紧紧围绕故事的原点，调动了适合的艺术手段来表现故事。在音乐上做了一个尝试，整剧采用云南民歌《绣荷包》作为主要唱腔调子，给观众一个再熟悉不过，清新悦耳，轻松明快的音乐形象与音乐意境。荷包就是有情物，烘托了故事，凸显了人物。

　　在此剧排演过程中，为了塑造好青嫂这个年青、可爱的小寡妇人物形象，我精心设计了若干具有喜剧色彩的身段动作。上沟村的青嫂要去下沟村相亲，经一番收拾打扮，她背起竹箩正在离开家门时，只见一头牛把自家菜地糟蹋了，于是挥舞镰刀向牛追去。这时，头晚进山出诊的二憨，急匆匆地前来上沟村找牛，不巧与青嫂相撞。通常演法是相撞之后就分开，双方站立对峙，演出效果传统、平淡。我换了一种表演手法：撞上之后，二憨一个亮相坐在地上，青嫂站立冲向坐在地上的二憨，并且边走边骂“你是眼睛瞎，还是没睡醒，走路也不瞧着点。”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指责善良老实的二憨。这样既表现青嫂性格泼辣，又有两个陌生人不骂不相识的味道。当谈到牛踩了菜地如何赔偿时，青嫂用手指向蔬菜大棚，引着二憨的眼睛观看“ 你耳朵给是扇蚊子去了改？不是青春损失费，而是青菜损失费。”此时他们二人的脸贴在了一起，暗示他们二人是天生一对的情侣。剧情发展到最后，在“老牛做媒牵红线，两个苦瓜结姻缘 ”的合唱声中，青嫂递给二憨一根红绳，轻轻一拽将二憨拉到地上，她又立即将二憨扶起，两人终于靠在了一起，欲结百年之好。从而使青嫂这一人物的形体动作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舞蹈动作随唱腔、念白展开而发展，人物形象鲜明而丰满。

三、结语

演戏就是演故事，演好了故事戏剧的功能就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老百姓喜欢有故事的戏剧，好的戏剧需要有好的故事，好的故事需要编剧、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共同致力于剧目一、二度创作，在排演流程中默契配合，不断校正，正如射击击中目标，不是直线前进一样，而是在螺旋运动中，在不断矫正中最后击中目标。精品佳作的修改提高，就是瞄准故事的目标，不断矫正。有了好的故事情节及其精彩的舞台艺术呈现，剧目才能寓教于乐，托出思想。

　　责任编辑：胡耀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