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雁

　　在漢文化圈的地理範圍内： 中國、日本、朝鮮以及越南、琉球等國家和地區，漢字被普遍學習，并且呈現出了字同而音不同的獨特時代現象。儘管往來人員語言不通，造成了跨地區、跨國别、跨語境的交流障礙，但相同的文化書寫環境，爲以筆談爲中心的對話及其文字記録，提供了歷史性的背景條件與存在的可能性。

　　相對回憶録文學，筆談文學更便於保存第一現場文稿，能够從最大程度上保留當時的談話内容。因交談者涉及多名人物，所記録的紙張往往被存放在不同的個人手中，也常會留存於多地，産生多個版本進行對照解讀。爲了説明情況，對話者常常會以圖示意，即興寫就。因此，筆談文學中“詩、書、畫”合一的現象就比較多見。此外，對話者爲了省略多餘的書寫，會對對方之前書寫的文字進行圈點，感嘆時會對前文進行標注。這些，都與其他傳統的文學形式有所區别。

　　十八世紀乾嘉時代的中國，作爲少數民族入關而建立的滿清政權已經基本穩定，文化進入繁榮發展時期。隔海相望的朝鮮半島文人，一方面對前明故地新興的非漢族政權保有華夷之鄙；另一方面又對生活在異族統治下的漢族文人思想及民族融合所産生的文化現象充滿好奇。

　　朝鮮實學派北學論的代表人物洪大容，即是這種矛盾心理的集中體現者。在其著作《乾浄衕筆談》中，相對真實地記録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他隨燕行使團來華的私人交流的過程，其與中國文人嚴誠、潘庭筠、陸飛私人交往也經歷了學術思想的碰撞，印證了彼此對世界的認識。洪大容後期對傳統儒學“利用”、“厚生”、“正德”順序再整理所提出的實學觀點，很難説没有受到《乾浄衕筆談》中所記録的與中國漢族文人文化交流的影響。洪大容與嚴誠、潘庭筠、陸飛等人的友誼，能够超越國家界限，彼此尊重，相互坦誠；亦能够保有文化尊嚴，堅守本真，不卑不亢。《乾浄衕筆談》所藴含的文化價值與個體形象，與其所涉及的各種文化器物，勾勒出十八世紀東北亞地區漢文化圈文人交流的文化風貌。此後，越來越多的朝鮮青年學者因嚮往中國文化而燕行來華，回國後成爲李朝學界的中流砥柱，帶動了知識界思想的發展與進步。

一、 跨越地理、語言與文化之境

(一) 跨國境的友誼

　　時至清朝中期，燕行使幾乎每年在固定的時間途經漢陽、新義州、瀋陽等地，過山海關到達北京。儘管朝鮮半島在歷史上一直與中國有著密切的政治文化交往，但對於普通的知識分子來説，地理位置上的山川相隔，使得彼此很難對對方的國家和文化生活有深入的瞭解。因清朝不允許中國官員與燕行人員有私交往來，受律法限制，洪大容以子弟軍官身份來華，所遇之人或文辭粗鄙，或不肯直言，“得一佳秀才會心人”的初衷一直未能實現。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一日，燕行人員中的裨將李基成在琉璃廠偶遇浙江籍上京趕考的舉人嚴誠(字力闇)、潘庭筠(字蘭公)，爲其人品深感嘆服，邀約洪大容(字德保)、金在行(字平仲)一起到二人位於正陽門外乾浄胡同的住處“天升店”拜訪。隨著交往的深入，到了二月下旬又結識了浙江解元陸飛(字起潛)，中朝士人雖然語言不通，但能以筆墨傳情達意，暢所欲言，都感到相見恨晚。

　　筆談所涉及的内容圍繞着中國與朝鮮的國家情況展開。洪大容對嚴誠、潘庭筠所在的浙江省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嚴、潘二人不僅介紹了自己在杭州菜市橋和水巷口的居所，而且客觀點評了杭州的風物。在嚴誠詢問洪大容朝鮮的風俗時，洪大容的評述謙虚中帶著自豪：

　　平仲(金在行)曰：“貴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風物尚如舊耶？”蘭公曰：“不但此而已。西湖風物爲天下第一。水深一二丈，清可見底；雖萍藻沙石，歷歷可見。……地多秀民，弦誦之聲相聞；但俗尚浮華，鮮淳樸耳。”

　　力闇(嚴誠)曰：“貴處風俗，淳古之極。”余(洪大容)曰：“山川險隘，人民多貧；只以稍遵禮俗，自古中國亦許之以小中華。”(頁8)

　　嚴誠和潘庭筠問到清朝對朝鮮有否顧恤，洪大容回答清代自康熙以降，對納貢的要求逐年減少、厚往薄來，對使臣的賞賜也十分優厚，常賜以緞帛、銀子及其他經費等不計。相比之下，明代時的太監用事，動輒驚擾全國。爲了向從未到過朝鮮半島的友人們詳細説明朝鮮的國家情況，洪大容憑藉自己的記憶，給嚴誠和潘庭筠寫出了一篇《東國記略》，詳細叙述朝鮮的國家地理、歷史和文化概況：

　　朝鮮南北四千餘里，東西一千餘里，分爲八道，居其中曰京畿道，國都在焉。京畿之東曰江原道，瀕於東海。江原之北曰咸鏡道，東接海，北至於白頭山。咸鏡之西曰平安道，西接海，北界鴨緑江。平安道之南曰黄海道，亦濱於西海，南界京畿。京畿之南曰忠清道，東連江原，西濱於海。忠清之西南曰全羅道，西南瀕海，登、萊、蘇、杭、福建商舶多漂到者。全羅之東曰慶尚道，東南瀕海，其北則忠清道，其東北則江原道。此一國畫野之大概也……(頁49)

　　文章對山川地貌、風土人情做了細節性的描寫，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從中閲讀出半島的概況，是一篇介紹朝鮮國情的難得的一手材料。對生活在清代的舉人嚴誠和潘庭筠來説，更是瞭解其他國家人文地理知識不可多得的直接説明和講解。

　　《乾浄衕筆談》的作者及其中國友人出於對兩國文化及其彼此生活的社會環境所産生的興趣，筆談内容大多首先關於兩個國家的文化概況和歷史地理情況的問答。在交通方式相對局限的十八世紀，洪大容的文化交流，成爲“開眼看東方”的典型案例。漢文化圈的知識分子跨越了國境的限制，分享歷史地理知識，開拓了彼此的文化視野。

　　(二) 跨語言的筆談

　　十八世紀朝鮮官方一直沿用漢字進行公文和正式文體書寫，但其語言與中國的漢語區别爲兩個體系。雖然漢字的結構相同，但讀音却差之千里。朝鮮的知識分子想和中國文人有私下的文化交流，不僅不容易結識到“天涯知己”，即便相識之後如何交談也成爲一個很大的障礙。因此，第一次見到嚴誠和潘庭筠的洪大容十分珍惜這一次機會，在見面之初就提出了“筆談”要求：

　　余乃曰：“我們此來非偶然也，但初入中國，言語不相解聽，請爲筆談。”兩人許諾，即鋪紙硯於小桌上(頁5)。

　　不僅如此，即便是在中國國内，還存在著少數民族語言與漢族語言、上層語言與下層語言以及各地地方方言的差異。嚴誠、潘庭筠二人是浙江杭州人，説著南方口音。對熟悉北方口語的朝鮮翻譯來説，也很難聽懂他們所説的内容。洪大容引薦二人拜見朝鮮的燕行使官員時，“使譯官通語，而南方語勢與北方大異，多不解聽”(頁11)。

　　此外，洪大容本人雖粗通漢語口語，遇到説著南方話的嚴、潘二人，便受到了方言和階層語言的掣肘，彼此都聽不懂對方的意思。洪大容還特别記下了一段老僕聽方言的趣事：

　　蘭公之僕年頗老，余問：“你京裏幾湯來？”答曰：“頭一湯來。”余曰：“老爺頭一湯來，你也是頭一湯來？”答曰：“是了。”余曰：“你雖是頭一湯來，你説的話我些巴些兒懂得。你的老爺説話麽，一句語也不懂得。”老僕大笑。余又向兩生曰：“京裏的人者呢，他説的話我懂得，我説的話他也是懂得，兩位説的話真個都不懂得。”兩生未解聽。老僕解聽，而更以吾言明説之，兩生始知之。力闇笑曰：“南蠻鳩舌之人。”余亦解聽而笑。(頁58)

　　潘庭筠的僕人能够聽懂洪大容使用的簡單漢語，而嚴、潘二人却聽不懂。這和洪大容學説的漢語相對更接近下層階層使用的北方方言有關。在這種複雜的語言環境下，以“筆談”的方式和中國士人進行深入的交談和思想交流，無疑是洪大容等人明智的選擇。

　　(三) 跨文化的視域

　　《乾浄衕筆談》是清代中期名不見經傳的普通文人與朝鮮青年私人友情的記録，正因此特點，他們之間對彼此文化所産生的好奇心和作爲中朝文化的民間代表所進行的相互講解，滲透到筆談的每一個章節和部分。正如蘇陽劍在《〈乾浄筆談〉中的異樣關注》一文所叙述的：“筆談内容細雜，隨想隨書，話題廣泛而隨意，學術討論包括性命修養、道術思想、個人進退、學問考據、詩文創作等方面；社會問題諸如婦人作詩、衣冠服飾、習俗禮法、天文地理、西洋宗教，甚至對前明貳臣、清朝統治等違禁話題亦多次涉及，皆爲朝鮮人士主動提起，中國士人則稍顯顧慮，顧左右而言他。”

　　在筆談中涉及諸多關於婦女的題材： 洪大容沿襲朝鮮對女性的傳統態度，認爲婦人不宜從事詩文創作，而此刻身處中國的嚴誠和潘庭筠則思想更爲開放，對才女的詩歌持欣賞態度，嚴誠和潘庭筠還特别介紹了狀元夫人上城的殊榮；關於女性改嫁的問題，洪大容介紹朝鮮女子不可改嫁，而嚴誠和潘庭筠對年輕守寡的婦女表示更多的同情，認爲難以爲生計時，亦可另嫁他人。可見，在當時的社會中，中國的女性思想較朝鮮半島更加開放，對女性的要求也更加寬容。

　　《乾浄衕筆談》中記録了東西文化交流的諸多痕迹： 洪大容請求嚴誠、潘庭筠爲自己在朝鮮的居所“湛軒”題詩，爲了説明“湛軒”的大致情況，洪大容在書信中特别寫到了：“渾儀有報刻之鐘，且有西洋之候鐘，隨時自鳴也。”(頁11)印證了當時的自鳴鐘已經傳到了朝鮮半島的士大夫家庭中，成爲其堪爲自得的居室擺設。

　　同時，中朝士大夫階層普遍認爲西洋宗教對東方文化有著非常大的危害性和迷惑性，還提到了十字架和利瑪竇傳教的過程：

　　余曰：“南邊亦有爲西洋學者乎？”蘭公曰：“西教亦行於中國。此禽獸之教，士大夫皆以爲非。”余曰：“天妃爲誰？”蘭公曰：“天妃黄河之神，傳聞福建林氏，今敕封爲天后。回回多入此教，明萬曆時西洋利瑪竇入中國，其教始行。有所謂十字架者，教中人必禮拜之，以爲西主受此刑而死。可笑！西教中主意蓋多不經語誑惑。且西主慘死，因立教而罹罪，入教者當涕泣悲痛，一念不忘，其惑甚矣。……”(頁60—61)

　　《乾浄衕筆談》中容納了諸多的文化因素，無論是儒、釋、道及西洋宗教，還是中朝南北飲食，兩國的女性地位以及風土人情，幾乎無所不有，無所不包，可以稱得上是清代中期文化的一面鏡子，映射出當時中下層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各個層面。

二、 個體、知己與“他者”

洪大容、金在行與嚴誠、潘庭筠、陸飛等人的文化交往記録與明清時期大部分“朝天”、“燕行”文體迥異： 正因其爲私人會面的筆記體回憶性散文，作者與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碰面實屬偶然，具有非官方性質。

　　洪大容一再表示希望能够“致身中國，友中國之人，而論中國之事”(頁16)。他希望對中國文化的瞭解能够脱離出使節團的有限範圍，而深入到中國知識層的内部，進行精神性的溝通交流。嚴誠、潘庭筠與陸飛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對洪大容來説，可謂“不虚度平生”，終於夙願得償。

　　(一) 獨立自信的個體

　　嚴誠、潘庭筠、陸飛與洪大容、金在行等人，因其私交關係，筆談往來漸入佳境。每個人都展示爲相對真實的個體，每一個人都表現出獨立的性格。洪大容在《乾浄衕筆談》中畫像般勾描出自己和友人們的輪廓： 嚴誠正直敦厚，潘庭筠坦蕩真率，陸飛豪俠磊落，洪大容老成端肅，金在行慷慨超脱。對中華文化的共同愛好和對真實性的探究，讓他們逐漸擺脱了中外之别和彼此防備，對儒家經典和各種社會現象做出相對客觀的評價，提出自己的見解。

　　《乾浄衕筆談》仿佛一副清代中期的中朝文士肖像圖，他們衣着各異，但意態風發。洪大容及其中國友人，保持著自己國家、民族的風貌和氣節，在往來之中既交鋒思想，又彼此尊重，互相映襯。

　　(二) 坦誠的“天涯知己”

　　洪大容隨其季父的使節團來到中國，難以回避的是他作爲朝鮮人的特殊身份。出國不易，洪大容自然希望聽到中國内部真實的聲音；而接觸到東國友人的嚴誠、潘庭筠、陸飛等人，在表達思想的時候，更要維護國家與民族的尊嚴。在思想控制十分嚴格的清代中期，中國文人的言語或行文稍有不慎，都可能遭遇滅頂之災。因此，真摯的友情，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尤爲可貴。正是由於筆談少於客套，中朝士人才得以對學術及時事闡明立場和觀點，相互啓發所學所知，彼此增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交往的過程當中，無論洪大容還是嚴、潘、陸等人，都能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對朋友以誠相待。洪大容不因來自海隅小國而自卑，嚴、潘、陸也不以天朝上國文士而自傲。

　　同時，中朝雙方對自己的國人都能做出客觀的分析和反思： 洪大容批評東人：“大抵用心忒細，做事多粗。”(頁62)潘庭筠有言：“中華雖文物之邦，近名榮利者比比皆是。”(頁9)嚴誠也曾説：“我們南方最多結盟弟兄者，然不特面輸背笑而已，有數年之間而道遇不相識者矣。此可笑也。”(頁120)

　　《乾浄衕筆談》中的文人所呈現的是更加寬廣的胸懷： 他們能够對自己所處的文化客觀評述，擺脱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儒家禮教的束縛，用真實與客觀作爲衡量價值的尺度，真正成爲海枯不渝的天涯知己。

　　(三) 燭照異域文化的“他者”

　　在洪大容初入中國之時，因爲朝鮮没有遵照清朝更改衣冠和髮型，對中原地區的降清的漢人持有試探和懷疑的態度。在乾浄胡同和朋友交談時，他和金在行常側面打聽友人對滿人的看法。嚴誠、潘庭筠初見洪大容以方冠，着廣袖常衣時，洪大容就直接説衣服都是明朝遺制。這與滿清入關之後，朝鮮半島自詡爲中華文化的正統繼承者“小中華”的“華夷之辨”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在朝鮮的使者團面前，以潘庭筠爲代表的中國文人們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氣節，能够不卑不亢，以理服人，甚至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朝鮮人對清朝的某些固有看法。

　　當第一次見面時，金在行便提到了潘庭筠的硃卷中有“茫茫宇宙，舍周何適”的句子，連洪大容都責怪他交淺言深。潘庭筠却能够回答：“此乃草率之語，大指亦不過謂中華爲萬國所宗，今天子聖神文武，爲臣者當愛戴依歸之意也。尊周所以尊國朝也。”(頁6)

　　當洪大容談及戲臺衣服有古意，且“竊有取焉”之時，潘庭筠直問“取何事？”洪大容笑而不答。潘庭筠又問：“豈非復見漢官威儀耶？”(頁12)轉而諷刺了洪大容私心。

　　在洪大容提到夫子欲居九夷時，潘庭筠笑道：“剃頭則甚有妙處，無梳髻之煩、爬癢之苦……”(頁39)洪大容也笑道，主張不敢毀傷的曾子是不解事之人。潘庭筠用幽默的調侃將嚴肅的話題，帶入日常生活之中，用簡單的生活常識，反駁了朝鮮學者的對清朝的偏見。

　　每當朝鮮使者有意外之問時，潘庭筠總能用詼諧的語言給予合情合理的解釋，特别是在嚴誠與潘庭筠謁見燕行副使時的出色答對，給洪大容等人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

　　走了几家铺子，都没有，都说是已经卖完了。我晓得店铺的人是这样瞎说的。表示他家这店铺平常总是最丰富的，只恰巧你要的这件东西，他就没有了。我劝翠姨说咱们慢慢的走，别家一定会有的。

　　潘生首尾執筆，朝庭官方，西湖故迹，其他數千里外事，下筆成文，無有不會。語及衣冠及前朝事，副使故爲迫問，多犯時諱，難於應酬；而不慌不忙，言言讚揚本朝，而言外之意自不可掩，則其事理當然也。(頁13)

　　對洪大容來説，嚴誠、潘庭筠及陸飛等人的坦誠相待交友之道和不卑不亢的文化態度，都從側面對比和反襯出他原有的認識和價值觀念。作爲文化的“他者”，清朝中期“利用厚生”思想在普通文人身上的反映，使洪大容對朝鮮王朝本身過於執著於正統與異端的思想進行了反思。這種“實學”思想的萌芽，也得益於《乾浄衕筆談》中出現的一次又一次思想碰撞。

三、 物中的文化世界

　　(一) 文人之物

　　燕行使中裨將李基成在琉璃廠遇到嚴誠和潘庭筠，因詢問眼鏡的來歷，不想二人竟將自己的眼鏡慷慨送給了他，可謂因物結緣。爲了答謝嚴、潘二人，李基成向洪大容求花箋以爲酬報，後來又尋到了嚴、潘的住處，又送出了“羽扇筆墨煙茶等物”(頁4)。

　　此後，洪大容以文人之身，初次拜訪嚴誠和潘庭筠。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室内的陳設和文房用品：

　　將入門，二人先至門，掀簾待之入門，扶我輩坐於炕上，各以椅子對坐於炕下，此亦其俗也。東壁置高足大桌，桌上有書數十卷。中炕而置短足小桌，上覆藍氈。西北壁下皮箱木櫃，皆行橐也。小桌置筆硯青銅水壺，上横小勺，所以斟水於硯也。大桌及炕上散置畫本及詩箋。少年口角尚啣墨，蓋草畫未竟而出迎我輩也。(頁4)

　　桌椅、書籍、行囊、筆硯、畫本和詩箋都是清代士大夫階層不離左右的物品。《乾浄衕筆談》中出現的物，也大多與之相關。洪大容所贈，往往是花箋、筆、墨、扇子等禮物。而嚴誠等人的還禮，往往也是扇子、毛筆，有時還加上製印所用的幾塊福建壽山石。可見，十八世紀的漢文化圈中，文人所用之物往往相類似。中朝士人所欣賞的趣味大致相同，對文房用品有著較高的品味和追求。

　　洪大容等人隨燕行使入京，所帶來的異國知識和沿路經歷，都成爲嚴誠等人詢問的對象。文中談到了明代和清代時期朝鮮納貢的區别：

　　余曰：“自康熙以來，待之迥異他藩，有請曲徇。前明時則太監用事，欽差一出，國内鎮擾。雖然，豈敢以此怨父母之國哉？”蘭公曰：“厚往薄來，今亦如是否？”余曰：“只以貢米言之，前則一萬包。年年蠲減，今則數十余包。”力闇曰：“國初東方入貢，衣冠尤沿明制，而不爲可否，亦見忠厚。”蘭公曰：“使臣歸時亦有賞賜否？”余曰：“深厚。緞帛數百匹，銀子數千兩，餼廪草料經費不貲矣。”(頁48)

　　從上文中可知，朝鮮與中國在清代時納貢主要採取米貢等形式，且逐年減少。清朝還禮時賜予緞帛、銀子和餼廪草料經費等等，往往厚往薄來，賞賜豐厚。

　　除了文房之外，筆談中還多次提到了牛皮膏及清心丸等藥材，十之六七産自本國，其餘則採購於中國。陸飛曾問到邊貿的路徑：

　　起潛曰：“關東一路亦有人至彼處貿易否？”余曰：“只有鳳城邊門人於交界處，一年兩次貿易，又寧古塔近地人一來東國北邊交易，此外無之。”起潛曰：“除我國京師寄書外，尚有别處或客商可寄書否？”余曰：“他處無通商之路，只有登、萊、蘇、杭、福建商舶或有漂到。”(頁112)

　　《乾浄衕筆談》記録了就洪大容所知，清代中期朝鮮與中國的貿易交流，除偶有船隻漂到朝鮮半島以外，主要由北京經過東北送往朝鮮的北部，進行書籍等物品的交易的情況。

　　(三) 漢文化與中、朝、日之物

　　《乾浄衕筆談》雖然是一部記録中朝士人的會友録，但通過其中使用并被記録下的物品，可以推想到一個由中、朝、日三國所構成的漢字文化圈。日本的文人學者雖不在交流之列，但其所用物品，却引起了洪大容、嚴誠等中朝知識分子的注意和好奇。

　　筆談中有朝鮮與海上諸國及日本的交流： 洪大容提到杭州的海路與日本相通，間或商舶中會見到日本紙，但因其不便於書畫，杭州的紙鋪裏很少有；反而是朝鮮的紙張則在杭州紙鋪中常見，只是售價不低。此外，潘庭筠收到過金在行所贈送的日本菱花紙。還在洪大容處見到了日本美濃紙，洪也將其作爲禮物送給了潘：

　　余以日本美濃紙二束示之，曰：“此是倭紙，曾見之否？”蘭公曰：“未曾見之。”余曰：“此不合於書畫耶？”蘭公曰：“紙品甚妙。”余曰：“此堅韌不及麗産，其品則不及華紙，而要之兼有二者之德。適入行中，聊以奉贈。”(頁70)

　　由此得知： 清代中期日本與朝鮮的交流較中國更加頻繁，在朝鮮半島能够比較輕易地見到日本出産的紙張。士人之間的往來，多用筆墨紙硯相贈，其中紙張因其輕薄而便於携帶，成爲國際交往中最受歡迎的禮物之一。

　　無論是文人之物，還是邊貿納貢之物，亦或是中、朝、日的往來之物，都反映出獨特的時代風貌和知識分子的文化趨向。其背後，隱藏著東亞各國人民對於漢文字與文學的共同愛好和追求。

四、 結 論

《乾浄衕筆談》記録了勇於跨越地理與文化之境的朝鮮洪大容、金在行等文人與性格各異的中國知識分子相識、相知的經過。他們所分擔的文學傳統與文化精神，所分享的真誠與快樂，都爲成爲今天中國與朝鮮半島文學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受嚴誠、潘庭筠、陸飛等中國漢族文人的實事求是精神和真誠客觀地進行社會價值評判的影響，洪大容等朝鮮學者逐漸擺脱了對“華夷衣冠”的鄙薄和故步自封的優越感。《乾浄衕筆談》開啓了琉璃廠等地筆談文學的先河，影響并鼓勵了青年學者的隨使燕行之風。此後柳得恭、朴齊家、金正喜等朝鮮文人直接到中國與清代知識分子交流學習，并形成了以經世致用作爲爲學目的的北學熱潮。由他們所帶動的實學思想，變革了朝鮮的社會風氣，培養出一批務實人才，力争擺脱性理學和閉關鎖國的“小中華”觀念束縛，逐漸形成具有國際視野的獨特民族文學與文化品格。

　　參

　　考文

　　獻

　　[1] 王勇主編、謝咏副主編《東亞的筆談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5年。

　　[2] 夫馬進、張雯《朝鮮洪大容〈乾浄會友録〉與清代文人》，載《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頁94—98。

　　[3] 胡婷《域外視覺： 康乾時期朝鮮燕行使眼中的大明衣冠》，載《忻州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頁68—71。

　　[4] 韓東《韓國燕行文獻研究綜述》，載《中國文學研究》，2015年第1期，頁116—121。

　　[5] 王勇《燕行使筆談文獻概述——東亞筆談文獻研究之一》，載《外文研究》，2013年第2期，頁37—42。

　　[6] 金柄瑉《洪大容和“古杭三才”的友誼與東北亞文化》，載《東北亞論壇》，2008年第4期，頁11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