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風藻》諸本一般都有“天平勝寶三年(751)”的識語，歷來被認爲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漢詩集。天平勝寶是奈良時代孝謙天皇(718—770)的年號，時隔孝德天皇二年(645)開始的大化改新已過百年，所以《懷風藻》還是人們了解日本吸收大陸漢文化、日本文學形成發展等問題的重要史料之一。不過，該漢詩集的編撰者不詳，江户時代儒家學派代表人物林鵝峰(林羅山之子)主張其爲淡海三船(722—785)所編。此説雖影響廣泛，然而缺乏證據，故編者問題依舊難以定論。
就其内容而言，序言中稱收録120首詩作。不過現存諸本均有殘缺，存116首者居多。漢詩作者均是奈良時代律令制度下的皇族、官僚，詩歌形式與題材多以侍宴詩、應诏詩爲主，格律平仄不一，模仿魏晉六朝古體詩的痕迹明顯。關于此漢詩集的評價，歷來有兩種主要觀點，一種是認爲“幼拙而無趣，故而衆人極力模擬的文字只限于形貌之末，却與音象之洗練無干。加之學問淺薄，語詞或來歷欠缺，對偶動輒不精當……説到底，此乃追崇中國的余弊”(久保天隨、宫内省圖書編集官，出自《群書類從》解題)；一種則認爲“仔細閲讀《懷風藻》可見(日本)宫廷攝取大陸文化的同時，或多或少將自我精神融入其中，而非盲從大陸文化。毋寧説這是(對大陸文化的)國文學化的攝取”(《山岸德平著作集》第1卷《日本漢文學研究》)。這兩種觀點都是二戰結束之前的。二戰後小島憲之認爲： 日本人借用“詩”這種外來文學形式來表達内心世界，在内容、用語、韵字等各方面均難以熟練操控。這比起和歌，首先就存在著語言表達方面的困難與制約(小島憲之《懷風藻 文華秀麗集 本朝文萃·解題》)。這種觀點可謂客觀理性，符合當時日本漢文學“草創”之實際。
現在傳世的《懷風藻》校注本多是日本學者依據江户時代明和四年山重顯題跋本(寬永二年補雕)、寬政五年再校本(上田秋成跋文本)爲底本。近年來辰巳正明、土佐朋子等人著手《群書類從》第百二十二活字本的校注，出版了《懷風藻全注譯》、《懷風藻校箋》。同時，沖光正、土佐朋子先後調查了現存《懷風藻》寫本，前者搜集到二十三種，後者搜集到了包括現存于中國的寫本三十余種。但是，專以寫本爲底本的校注、整理工作仍屬空白。土佐朋子認爲： 若没有全面調查、比對所有現存寫本，在此基礎上系統考察後再行判斷、取舍，只對少數寫本校勘之價值意義不大。但是，就算窮盡現知所有寫本，也難以確切判斷出哪個寫本“最早”或“最可靠”。比對盡可能多的寫本固然重要，最終還是要落實在細致、謹慎的校勘、整理上。
本次校勘所使用的底本爲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本，扉頁題“敬公自筆題簽”，尺寸27.6×20.3 cm，抄寫時間應該不晚于德川義直逝世的1650年。蓬左文庫即日本江户時代尾張藩德川家御藏書文庫。“敬公”即德川義直，德川家康第九子，名古屋藩主，師從林羅山學習漢學，著有《神祇寶典》《類聚日本紀》《軍書合鑒》等。蓬左文庫藏《懷風藻》寫本又被稱作“尾州本”，因有德川義直題簽，故而被認爲是近世初期寫本，也是存世可確定大致時間的古寫本之一。
本文在校勘、整理改寫本的基礎上，對照參校本——《群書類從》百二十二寫本《懷風藻》以及小島憲之的《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校注本、辰巳正明《懷風藻全注譯》，包括林家本、來歷志本兩個古寫本，總結蓬左文庫藏古寫本的特點與相關問題。
一、 寫本中的異體字及考辯實例
寫本的保存狀況、抄寫情況都會造成識讀困難。識讀工作是整理、校勘的第一步，也是最爲關鍵的一步。然而識讀過程中，不斷發現日本古寫本中的文字亦存在與中國寫本不同的特點與規律，這一點王曉平專門圍繞新井白石、太宰春台等總結、撰寫的日本俗字論著中所提到的訛俗字問題做了很好的歸納與探究。筆者在校勘過程中深感日本古寫本訛俗字研究的重要性。蓬左文庫本的保存狀況較好，基本上没有蟲損、殘缺等問題。抄寫者的態度也較爲嚴謹，書寫相對來歷志本要好。不過，該寫本底本存在抄寫錯誤與文字漫漶等問題。而抄寫錯誤可能是該寫本最初書寫者的習慣性筆誤，造成現存寫本中大量難以識讀的文字和異體字(主要是俗訛字)，需要仔細考辯。
因此，古寫本校勘時經常面臨的是底本抄寫者因異體字誤判而造成的錯訛，校勘者若不慎重辨識，則因錯而錯。而且刊本傳播較廣，但若偏信刊本，却可能以訛傳訛。
二、 寫本中的錯别字及考辯實例
也有一些錯誤可能主要由音近所致，如“摹→模”“陣→陳”“弟→第”“考→孝”“寓→偶”。《懷風藻》卷首序“憲章法則，規摹弘遠”之“摹”顯然是“模”之訛。大學博士田邊史百枝《五言春苑應詔》，蓬左文庫本作“聖情敦汎愛，神功亦難陣”，“陣”係訛字，與“陳”形近而音同。釋道融五首的人物小傳，蓬左文庫本作“寓見法華經”，群書類從本作“偶”，當從。“寓”的字形與“偶”差距較大，乃是音近所致。
三、 寫本中的疑似錯别字及考辯實例
在校勘過程中，也有一些文字與參校的《群書類從》本不同。儘管多數可以據文意確定正誤，但參校本的異文也能講得通，故而單獨列出，以備一説，待他日考證。如目録中的“正五位下紀朝臣古麻吕二首[咏雪、秋宴]”與正文中的詩題《七言望雪一首》，蓬左文庫本分别是“咏雪”與“望雪”，目録與詩題不一致。《群書類從》本皆作“望雪”。林家本與來歷志本均分别作“咏雪”與“望雪”，與蓬左文庫本相同。原來的目録與詩題應該都作“咏雪”，或都作“望雪”。但是林家本與來歷志本也存在目録與詩題不一致的情況，故留作一説，備考。淡海朝大友皇子傳記云：“願大王勤修懷，災異不足憂也。”蓬左文庫本作“修懷”，來歷志本“修懷”，而林家本與群書類從本同作“修德”。“修德”是極常見的詞語，當是無誤。然而“修懷”意思也通。
因形訛而造成的異文常常是研究的重點問題。例如大津皇子著名的《五言臨終一絶》，末尾是“泉路無賓主，此夕離家向”，蓬左文庫本作“離家向”，《群書類從》本作“誰家向”，林家本和來歷志本都作“誰家向”。圍繞此詩的出典考證，一直以來是《懷風藻》研究熱點之一。小島憲之據明和四年刊本作“離”，并指出《群書類從》活字本和林家本作“誰”。此後金文京發表了大津皇子詩與陳後主、五代江爲的絶命詩從出關係的系列研究，更是引起中日學界關注。中國學者葛繼勇也在此詩考證上有不少卓見。但是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出典問題，而對“離”與“誰”的差異缺乏深究。現將金文京指出的陳後主詩和江爲詩列出如下。陳後主(553—604)詩：“鼓聲推(催)命役(短？)，日光向西斜。黄泉無客主，今夜向誰家。”江爲《臨刑詩》(《五代史補》卷五《江爲臨刑賦詩》、《全唐詩》卷七四一)：“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黄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比較兩首詩與大津皇子的末句語序不難看出大津皇子的“離/誰家向”可能是陳後主的“今夜向誰家”的改變。“離家向”的用例見于戴栩《送盧次夔赴仲父校書之诏》(《全宋詩》卷六五)“離家向京國，客思獨從容”。管見之中未見更早的用例。“誰家向”的用例也同樣晚出。明代徐渭撰《盛明雜劇初集二集》之《翠鄉夢》有：“一彈兒怎分打得雙鴉傍，這一胎畢竟誰家向”句，口語色彩濃厚。與“離家向”近似的“誰家去”出現在《全唐詩》卷三八二張籍《羁旅行》：“寒蟲入窟鳥歸巢，僮仆問我誰家去。”而“向誰家”則多見，如下列：(1) 飕飗傳細雨，嘹唳隔長雲。散向誰家盡，歸來幾客聞。(司空曙《夜聞回雁》，《全唐詩》卷二九二)(2) 去年無花看，今年未看花。更聞飄落盡，走馬向誰家。(吕温《和舍弟惜花絶句(時蕃中使回)》，《全唐詩》卷三七〇)(3) 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張籍《成都曲》，《全唐詩》卷三八二)(4) 殘杯勸不飲，留醉向誰家。(白居易《春盡勸客酒》，《全唐詩》卷四四七)(5) 兄弟東西官職冷，門前車馬向誰家。(白居易《晚春閑居楊工部寄詩楊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長句答之》，《全唐詩》卷四五四)若單從陳後主的“今夜向誰家”來斷定大津皇子詩直接出典，顯得頗爲武斷。但是，唐詩中的“向誰家”用例壓倒性地占多數。江爲的《臨刑詩》後出，“今夜宿誰家”與張籍《成都曲》的“遊人愛向誰家宿”表述類似。再回到《懷風藻》各主要寫本，蓬左文庫本的“離家向”極有可能是“誰家向”或“向誰家”的誤抄(如前述林家本、來歷志本皆爲“誰家向”)。尤其是後者“向誰家”是陳後主詩中表述，日語訓讀時恰恰需要將“誰家”提前到“向”之前(誰家向)，因而不排除大津皇子的原詩末句就是“今夜向誰家”。
大學頭從五位下山田史三方《五言三月三日曲水宴》的末句也存在異文，需要仔細考辯。蓬左文庫本作：“錦岩飛瀑激，春岫晔桃開。不憚流水急，唯恨盞速來。”群書類從本、林家本、來歷志本均作“唯恨盞遲來”。該詩題目明確創作于曲水宴時，《懷風藻》多數詩作屬于侍宴詩，以曲水宴爲題和内容的詩作多數模仿魏晉時期曲水流觞的旨趣。詩題中直接提及曲水宴的還有正三位式部卿藤原朝臣宇合的《五言暮春曲宴南池》。以曲水宴爲内容的則如從五位下備前守田中朝臣浄足《五言晚秋于長王宅宴》詩中有“西園開曲席”的句子。正五位上下陰陽頭兼皇後宫亮大津連首的《五言和藤原大政遊吉野川之作》也有“欲知歡宴曲，滿酌自忘塵”之文。他的另一首《五言春日于左仆射長王宅宴》曰：“琴樽宜此處，賓客有相追。飽德良爲醉，傳盞莫遲遲。”詩中賓客相互追隨，宴酣興高之時，彼此催促“傳盞莫遲遲”。爲何傳盞遲緩？自然是因爲流水泛觞已經到眼前，詩却還没有作好。《續日本紀》神龜五年(728)三月己亥(三日)記載云：“天皇出御鳥池之堤，招宴五位以上官人，應身份賜禄，且招文人，舉行曲水宴，令作詩，各人賜粗絲十匹，麻布十端。内親王以下，百官使部以上者，依身份賜禄。”可見，奈良時代的曲水宴對于文人的意義自然不限于眼前的一杯酒，更是與前途、薪禄相關。因此，《五言三月三日曲水宴》中的情境應該是： 不擔心曲水宴擺在飛瀑之下，激流之側，而是爲急流頻頻傳來的酒杯而苦惱。故而“唯恨盞速來”更符合詩意。
前面已經提到奈良時代的文人用外國語——漢語創作漢詩是相當困難的，所以不應以中國古詩來苛責《懷風藻》的詩文水平。從五位下刑部少輔兼大學博士越智直廣江《五言述懷》直言：“文藻我所難，莊老我所好”，感慨作漢詩之難。山田史三方在《五言秋日于長王宅宴新羅客》序中云：“清寫西園之遊，兼陳南浦之送。含毫振藻，式贊高風雲爾。”儘管該詩并非《五言三月三日曲水宴》的詩序，但是通過“含毫”一詞也可知道奈良時代的文人作詩頗費心思與時間的。“含毫振藻”源自《晉書》列傳第二一“束皙”條：“方下帷深譚，隱幾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它的直接出典應該是駱賓王的《上瑕邱韋明府啓》，文中云：“實含毫振藻之際，離經析理之期，不揆雕朽之材，竊冀遷喬之路。”從文中可知“含毫振藻”形容一邊思索一邊快速寫作。駱賓王另一文《和學士閨情詩啓》也有類似表述——“其後言志緣情，二京斯盛。含毫瀝思，魏晉彌繁”(兩處引文均出自《全唐文》卷一九八)，可見“含毫”即指執筆深思。(1)含毫凝逸思，酌水話幽心。不覺星河轉，山枝驚曙禽。(錢起《春夜過長孫繹别業》，《全唐詩》卷二三七)(2) 開卷酲堪解，含毫思苦抽。無因達情意，西望日悠悠。(韓翃《寄贈虢州張參軍》，卷二四五)(3) 枉步歡方接，含毫思又萦。煩君白雪句，歲晏若爲情。(權德輿《奉酬張監閣老雪後過中書見贈加兩韵簡南省僚舊》，《全唐詩》卷三二一)(4) 暫辍笙歌且聯句，含毫花下破香箋。(李中《思朐陽春遊感舊寄柴司徒五首》，《全唐詩》卷七五〇)(5) 松杉寒更茂，岚霭晝還開。欲續豐碑語，含毫恨不才。(劉廓《楊岐山》，《全唐詩》卷七七五)“含毫”還在《懷風藻》從三位中納言兼催造宫長官安倍朝臣廣庭《五言春日侍宴》中出現，“濫叨陪恩席，含毫愧才貧”，末句與引文(5)劉廓的“含毫恨不才”相似。儘管《懷風藻》作者們的漢詩水平與中國人相比存在差距，但是在當時都是精英良才。“含毫”即是自謙之辭，也可見其推敲精思的文心。回到《五言三月三日曲水宴》末句“遲”與“速”的問題上來，儘管林家本、來歷志本均作“遲”，似可佐證《群書類從》本是正確的，然而細細考究情景、詩意以及相關用例，却能發現處于“少數派”地位的蓬左文庫本的正確性，即“唯恨盞速來”爲是。
四、 寫本中的難識字及異文考辯實例
蓬左文庫本的難識字之中，釋辨正傳記出現了兩個字形相近，但不好辨認的字。釋辨正傳記如下：
但是第二首的“一去殊鄉園”，在其他三個參校寫本中多作“一去殊鄉國”，孰是孰非，仍需要考察用例、出典來確認。“殊鄉園”的用例未見，而“殊鄉國”的用例出現於駱賓王和杜甫的詩中。駱賓王《夏日遊德州贈高四》：“天樞限南北，地軸殊鄉國。辟門通舜賓，比屋封堯德。”(《全唐詩》卷七七)其中“地軸殊鄉國”的“殊”作“與……不同”講。杜甫《小至》：“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全唐詩》卷二三一)其中的“殊”也作“與……不同”，後面還補充了一個“異”。另外“鄉國”也多見於唐詩之中。若論平仄，也是“鄉國”符合押韵。但是該詩整體格律并非整齊，因此也不能據此否定“鄉園”。何況“鄉園”在《全唐詩》《全唐文》中也是常見詞彙，故而在校訂蓬左文庫本的時候，依據抄寫者的書寫習慣暫時校訂爲“一去殊鄉園”。
五、 餘論——“一本一世界”的寫本學思考
土佐朋子正在進行的《懷風藻》寫本調查已經查明30多種寫本，并對它們各自情況進行了比較，推翻了小島憲之等前輩學者對《懷風藻》寫本兩個系統的分類方法，提出新的寫本系統分類方法。全面調查現存寫本，盡可能全方位分析、比較所有寫本的方法自然是最爲科學、準確的，對於還原《懷風藻》并提出最爲權威的定本無疑意義巨大。但是，若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對異文進行考辨，試圖尋找所謂的“正確文本”，或許會走入另一個錯誤之中。畢竟，原作與古寫本不是在同一種歷史文化背景下産生的，原作在抄寫者的手中逐漸變化，所以傳世寫本及刊本不一定能准確反映原作。不過，本文提出的蓬左文庫本與其他寫本對校發現的文字異同，可以幫助辨别各個寫本之間的因承關係，對重新認識相關寫本在全部現存寫本中的意義、價值有益。清代學者段玉裁《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曾云：“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之難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説之是非。”從這一點來説，任何一個寫本都具有各自價值，唯有仔細考辨其文字，小心翼翼地尋找一筆一劃背後的蛛絲馬迹，再結合存世文獻考察出典、用例，才有可能觸摸原作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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