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古抄本《毛詩正義》殘卷今存《大雅·韓奕》二章、《江漢》全篇，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原爲武藏樂人安倍氏所藏，書於《神歌抄》一卷的背面。

　　此《毛詩正義》殘卷曾爲日本著名文學研究家佐佐木信綱借閲，在1931年的影印本中，進行了解説。書志學家長澤規矩也看到了照片，因此撰寫了《古抄本毛詩殘卷跋》。跋文如下：

　　古抄本《神樂歌》一卷，武藏樂人安倍氏所藏，佐佐木博士借覽。見示其照片，紙背書《毛詩·韓奕》末二章、《江漢》完篇。以校閩本、毛本，疏文闕略，訛奪頗多，但《韓奕》第五章孔疏“蹶父至燕譽”下，有“此言韓侯”云云一百九十八字，蓋佚文也。以校十行本、嘉業堂單疏本，益信其爲佚文。予數觀古抄本，而其佚文多若是者，未曾見也。《疏》中“民”字悉作“人”字，其出於李唐抄本明矣。上層經文、毛傳、鄭箋，下層則孔疏，今定爲平安朝抄本焉。

　　我邦所傳古本，存彼土所佚者甚多，此亦其一也。可以爲藝林鴻寶矣。書而謝博士，且以爲跋。

　　長澤規矩也識

　　從跋文來看，長澤氏認爲《毛詩正義》殘卷最重要的價值是有“蹶父至燕譽”下一百九十八字佚文，爲十行本、嘉業堂單疏本所無；又根據抄本中的“民”字悉作“人”字，判斷此本出於李唐抄本，是日本平安朝的抄本。

　　以目前來看，《毛詩正義》殘卷上下兩欄，上欄是《韓奕》《江漢》的正文和傳箋，下欄是正義疏文。不過，《韓奕》一篇末尾，正義疏文連貫上下，直至《江漢》篇之前，看來是當時抄寫者務必要照顧到上下内容的對應，所以有此佈局。上欄外有黑筆和朱筆的注文，摘録的是《經典釋文》的内容，黑筆與朱筆似非一人所抄。抄本上欄傳箋行間亦有朱筆批注，分别爲： 詁文，意爲《爾雅·釋詁》；言文，意爲《爾雅·釋言》；水文，意爲《爾雅·釋水》；春官司常文，意爲《周禮·春官·司常》，應爲抄習者的注文。

一、 《毛詩正義》殘卷的多出文字

《毛詩正義》殘卷中，長澤氏提到的多出一百九十八字，内容如下：

　　

　　此段文字上，殘卷上有朱筆提示語“蹶父至燕譽”，表示這一段是孔疏解釋《韓奕》正文中“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鲅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從孔疏的注疏體例來看，一般來説，是先串講一段經文大意，然後疏解毛傳和鄭箋。凡是疏解傳箋，往往原文之上加“傳”或“箋”字，作爲提示詞。據朱筆提示語，此段文字應在正文“慶既令居，韓姞燕譽”之後，下文應接疏解毛傳之疏文“傳姞蹶父姓”。現在所見阮刻本，孔疏“傳姞蹶父姓”，在“莫如韓樂”之後，則似此段孔疏全爲解釋“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下一段孔疏是疏解“溥彼至黄羆”，而“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鲅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一段，竟無孔疏，極不合理。

　　根據殘卷多出文字，我們可以推測，阮刻本孔疏當在“慶既令居，韓姞燕譽”之後，後接疏解毛傳之正義“傳姞蹶父姓”，再接疏解鄭箋之正義“箋相視至最樂”，最符合孔疏之例。今因僅存毛傳和鄭箋之疏文，故不得已只能安排在“莫如韓樂”之後，幸而有多出文字，不僅可補正義之闕佚，更可以推測阮刻本孔疏之疏漏，甚至可以猜測此段孔疏的遺漏不止於此，根據體例應該有解釋“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鲅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一段毛傳和鄭箋的疏文。

二、 《毛詩正義》殘卷的異文

本文將此《毛詩正義》殘卷與阮刻本《毛詩正義》加以校勘，得到的異文有近二百處，大概可以分爲以下幾類：

　　(一) 殘卷之異文多作俗體字

　　《江漢》“用賜尓祉”。“尓”，阮刻本作“爾”。

　　《江漢》“自召祖命”，鄭箋“召康公受封之礼”。“礼”，阮刻本作“禮”。

　　《江漢》“溥彼至黄羆”，正義“因以其先祖爲侯伯之事而盡与之”。“与”，阮刻本作“與”。

　　(二) 殘卷之異文多爲異體字和通假字

　　《韓奕》“獻其貔皮，赤豹黄羆”，毛傳“追貃之國來貢而侯伯捴領也”。“捴”，阮刻本作“揔”。

　　《江漢》毛傳“旬遍”，正義“毛既以旬爲遍”。“遍”，阮刻本作“徧”。此二條皆爲異體字。

　　《韓奕》“因時百蠻長蠻服之百國”，正義“咎繇謨”，阮刻本作“皋陶謨”。

　　《江漢》毛傳“虎拜”，正義“天子之詞如此”，“詞”，阮刻本作“辭”。此二條皆爲通假字。

　　(三) 殘卷有價值的異文

　　此殘卷既然來源於唐抄本，自然保留了大量有價值的異文，不少已經有前人指出，如《韓奕》正義疏解“顧之曲顧道義”，有“升車授綏之時”，阮刻本作“升車授綬之時”，佐佐木信綱在《神樂歌》的解説中，已經提到：“《韓奕》第四章《疏》中，‘授綏之時’四字，通行本作‘授綬之時’。校勘記中説，山井鼎云：‘綬’恐‘綏’之誤，是也，而此抄本恰作‘綏’，可從。”綏是登車時用以拉手的繩索，古代文獻中可以佐證。由此可見此殘卷之價值。

　　此殘卷之校對釋録，已經由王曉平先生在《日藏詩經古寫本刻本彙編(第一輯)》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校出了不少很有價值的異文。本文僅在王先生的工作之外，略舉數條，補其缺漏。

　　1． 《韓奕》鄭箋“汾王至尊貴”，正義“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王也”。阮刻本“厲王”後有“之甥”二字。

　　《韓奕》鄭箋“汾王至尊貴”，正義“故知非宣王，宣王之前唯厲王耳”。阮刻本第一處“宣王”後有“之甥”二字。

　　2． 《江漢》鄭箋“命召公使以王命行伐開辟四方”，“王命行伐”阮刻本作“王法征伐”。下文正義疏解“江漢至南海”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疏解鄭箋云：“以王法行伐，謂以王者之正法”，均明言鄭箋當作“以王法征伐”。不過《釋文》云：“王命行伐，一本作王法征伐”，則此異文來源甚早，保存了唐代早期版本的面貌。

　　3． 《江漢》鄭箋“非可以兵操切之也”，“操切”，阮刻本作“急躁切”。《校勘記》云：“‘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慼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則慘，非也。《釋文》云，非可以兵操切之也。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躁音早報反。考此箋躁切，即《王風》箋之躁慼。急字乃兵字之誤，不當二字并有。正義本無切字，讀急躁之連文者非。”則有“急”字非，殘卷保存了古本的面貌。

　　4． 《江漢》毛傳“鬯，鬯草”，阮刻本作“鬯，香草”。此據毛傳來看，下文云：“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則可以判定毛傳認爲鬯是動詞，代表一個加工的過程。如果毛傳認爲鬯是香草，則不當又對鬯進行重複解釋。但這種解釋具有一定的含混性，也可以認爲鬯是用來進行釀酒的草。鄭箋則認爲：“秬鬯，黑黍酒也。謂鬯者，芬香條暢也。”則鬯是酒名，有芬芳和暢的香氣。正義傾向於鄭箋，故認爲“鬯者，箋説爲長”，但又想調和毛傳和鄭箋的分歧，故進行了大量的論證，以證明鬯也可以稱作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可知孔疏所見版本亦作“鬯草”。不過雖然反復調和解説，終不能彌補二者的差異。宋刻以來的版本，俱作“鬯，香草”，亦可視作前人的一種處理方式。可見此版本流傳已久，然很有可能并非毛傳原貌。

三、 殘卷抄録多有省略

殘卷文字與阮刻本相比，孔疏有多處省略文字，顯然抄録者是有選擇性地抄寫，所以才造成了這種情況。

　　如《韓奕》毛傳“祁祁至道義”，正義無“既然從之”至“言可以兼姪娣也”一段，下文直接將提示語改爲“顧之曲顧道義”，接着疏解此一段文字。

　　《韓奕》毛傳“韓侯至奄撫”，正義“故稱長也”下，無“知追貃戎狄之國者，以貃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貃之邦”，下文“是貃爲夷名”，殘卷作“貃是夷名”。阮刻本有此數字。

　　《韓奕》鄭箋“韓侯至東遷”，正義“正北曰并州”下，無“言受王畿北面之國”，阮刻本有之。

　　《江漢》鄭箋“漢水合而東流”，正義“則江漢合處在揚州境也”下，無“下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

　　《江漢》鄭箋“召公至於王”，正義無“上言來至戰地”至“使傳遽告於王”，僅保留了對於“傳遽”的疏解。

　　類似情況，在此殘卷中尚有數處，從這些古寫本與阮刻本的差異，我們可以看到，寫本文獻往往具有節録的特點，即爲了抄寫和學習的方便，會有意識地節選孔疏中的一部分進行抄録，除少數特殊情況外，省略的部分往往是有始有終，自成一段的，不影響下文的理解。而且抄寫者會有意識地改寫上下句，使得文意連貫，不讓節録的文字因爲省去的部分，而在閲讀中顯得生硬突兀。這個特點也是應當引起研究者注意的。

　　由以上數例，我們可略窺全豹，知此殘卷能够保存唐代早期寫本之面貌，與宋以來的刻本具有顯著的不同，具有極爲珍貴的校勘價值。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意識到此殘卷無論在結構安排上，還是疏文的選擇上，都具有自身的特點，抄寫者可能是根據當時的需要，進行了有意識地重組和調整。因此，不能完全以傳世注疏合刻本的文字來一一對應。

　　宋代孔維在上表中提到：“自是至此三百餘年，講經者止務銷文，應舉者維編節義。苟期合格，志在策名。出身者急在干榮，食禄者多忘本業。一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源莫究。”李霖、喬秀岩在《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的《影印前言》中，提到“尤其因爲《正義》是教材，學者往往邊學邊抄，未必嚴格照抄底本，因此到宋代初期，各種抄本之間差異甚大”。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正是這種節抄，同時保留了大量的異文，使得我們在今天可以借由抄本殘卷中的異文，略微窺探到宋代刻本之前早期文獻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