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 巍

　　文學瑰寶《紅樓夢》内容博廣、思想精深，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文學名著，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説的巔峰之作。《紅樓夢》早期只有前八十回以抄本形式流傳，題名《石頭記》。1791年，程甲本刊印，加了後四十回，題名《紅樓夢》，自此廣泛傳播，研究《紅樓夢》的專門學問——“紅學”也在清代濫觴。及至民國時期，因爲推廣白話文的需要，胡適(1891—1962)比較關注明清小説尤其是《聊齋志異》《水滸傳》《醒世姻緣傳》《紅樓夢》等小説名著所運用的語言，并著書立説進行研究。《紅樓夢考證》(1921)便是胡適研究《紅樓夢》的心得，這是所謂“考證派”紅學的開山之作。由於胡適當時在中國學術界影響很大，所以從者有人，因而大大推動了考證派紅學的研究進程。胡適的考證方法在當時來説是十分新穎和時尚的，但是胡適把悼紅軒主曹雪芹考定爲清代江寧織造曹寅(1658—1712)的孫子曹雪芹，現在看來，缺乏確鑿的證據，難以立論，對紅學研究産生了很大負面影響，至今揮之難去。胡論既出，影響很大，但大家名流還是持論謹慎。魯迅(1881—1936)和毛澤東(1893—1976)等都没有明確肯定胡適的觀點，蔡元培(1868—1940)和王國維(1877—1927)等都認爲作者問題非常重要，應認真考證。而俞平伯(1900—1990)，最後甚至著書説自己和胡適腰斬《紅樓夢》，有罪。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認爲，原因在於胡適等關於《紅樓夢》作者的考論方向錯誤，《紅樓夢》的成書年代情況隨之而誤。

　　近百年來紅學逐漸發展成爲一門國際顯學，并且取得了豐碩成果。但關於《紅樓夢》前八十回的成書年代及其原作者問題，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議，嚴重制約了紅學研究的進展。1964年，毛澤東曾説，《紅樓夢》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還没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2014年3月，習近平在法國里昂中法大學舊址接見《紅樓夢》的法文譯者李治華時，不僅稱讚他的“執著精神和學術才華令人欽佩”，還曾提到“2015年是曹雪芹誕辰300周年”。

　　兩位國家領導人所説顯然均是受到了紅學研究界胡適等認定的作者是所謂的曹寅之孫曹雪芹的影響。但這個曹雪芹，不論從時代背景講，或是從現有資料看，還是立足於《紅樓夢》文本進行研究，都缺乏創作《紅樓夢》的各種條件。況且，在脂批中，曹雪芹還被稱爲“芹溪”，但脂批中從未見有與“曹霑”和“芹圃”相關的稱謂。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國家領導人的言論往往能够影響學術研究，《紅樓夢》的研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現在看來，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看法有諸多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完全否定了蔡元培的觀點，部分肯定了胡適的觀點。現在看來，胡適的觀點無疑是南轅北轍，而蔡元培的觀點倒是有對一點的部分。

　　胡適引領的考證派紅學研究，現在看來簡直是一種方向性誤導。這種誤導對《紅樓夢》在國外的譯介、傳播和研究也産生了不良影響，可謂是攪渾了紅學研究的池水。胡適開創的紅學研究在1921年亡羊歧路，現已近百年，細細反思，恐怕還要回到原點選擇新的找尋方向。《紅樓夢》自清代乾隆以來備受文壇政界重視，清代文人學者多不認爲曹雪芹是作者。程偉元在序中説：“《紅樓夢》小説本名《石頭記》，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内記雪芹曹先生删改數過。”在俄羅斯與西歐漢學界，《紅樓夢》的早期譯介和研究者，如王西里(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院士和翟理斯(H. A. Giles， 1845—1935)教授等著名漢學家，也不認爲《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通過甲戌本《石頭記》的“凡例”和相關脂批，我們無法確定曹雪芹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此書吴玉峰題爲《紅樓夢》，但《紅樓夢》還有其他題名，空空道人題爲《情僧録》，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鑒》，脂硯齋題爲《石頭記》，《紅樓夢》中特别提到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批閲十載，增删五次，纂成目録，分出章回，題曰《金陵十二釵》。可見，曹雪芹與吴玉峰、東魯孔梅溪及脂硯齋等人一樣，是《紅樓夢》的最初閲讀者和接受者；不同的是曹雪芹參與了批閲增删，脂硯齋進行了抄閲評批。有研究者認爲東魯孔梅溪是孔尚任(1648—1718)，我們認爲有極大可能。如此則可證《石頭記》影響了《桃花扇》的創作，一些專家十分疑惑的《紅樓夢》中未出現《桃花扇》的原因，也就不難理解。

　　曹雪芹把《紅樓夢》題爲《金陵十二釵》，也能從一個側面表明曹雪芹對《紅樓夢》主題的理解。如果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他理應爲自己的著作定名，但他自己題爲《金陵十二釵》，脂硯齋題爲《石頭記》，其餘人各有題名，而似乎《石頭記》的題名更具權威性；脂硯齋超過曹雪芹，對這部作品的理解程度更爲深刻。及至程本題名《紅樓夢》之後，《紅樓夢》這一名稱才廣爲人知。綜合各種題名來看，脂硯齋爲何題爲《石頭記》，應該特别予以探究。在明清鼎革之際，“石頭”和“補天”意象很容易引發與“天崩地裂”、“補天裂”等相關的聯想，而且《紅樓夢》文本一開始也提到了女媧煉石補天，作者運用這一神話當有用意，意在提示讀者注意當時的時代是一個舊邦故國天塌地陷，因而是需要補天的一個時代。這一點在明末清初不少遺民的著述中多有體現和反映。因此，把《紅樓夢》置於異族入侵和明清鼎革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解讀應是一個需要十分重視的角度，而《紅樓夢》的原作者，根據蔡元培、潘重規(1907—2003)等學者的論斷，也必定是一位對明清鼎革有著痛楚體驗的明代遺民。

　　胡適等所謂考證派紅學的方向性錯誤直接導致了國外紅學存在的種種問題。以《紅樓夢》在俄羅斯的傳播爲例，雖然俄羅斯紅學取得了較大成績，但因爲受中國國内紅學影響較深，因此在紅學研究的重大問題上均無突破，即便是其華裔漢學家也難有建樹。比較而言，美國的華裔漢學家有些探索，比如余英時等，對紅學研究的方向糾偏還是有一定貢獻的。

　　在國際漢學界，俄羅斯是迄今所知最早開始翻譯《紅樓夢》的國家。俄羅斯的《紅樓夢》版本收藏也比較豐富，著名的列藏本即由李福清(Б. Л. Рифтин， 1932—2012)和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1926—2005)在當時的列寧格勒(現聖彼得堡)發現。二人撰文介紹，引發了國内紅學界的重視，迄今我國已經多次影印出版。列藏本《石頭記》對考查《紅樓夢》成書年代較有價值，從中可以找出一些證明列藏本底本可靠的例證，這些例證也能從某種角度反映《石頭記》的成書年代。

　　《你也説紅樓，我也説紅樓——俄羅斯紅學評説》的計劃研究内容如下： 《紅樓夢》的成書及其傳播概述；《紅樓夢》在俄羅斯的收藏；《紅樓夢》在俄羅斯的譯介；俄羅斯紅學研究述評；俄羅斯紅學對作者問題的認知和研究；中國對《紅樓夢》在俄羅斯的關注和研究；附録《石頭記》的創作年代及其作者問題。

　　通過梳理《紅樓夢》在俄羅斯的譯介、傳播和研究情況，可以發現，《紅樓夢》在俄羅斯産生較大影響的同時，在俄羅斯紅學研究著述中也常常能够發現因爲受中國國内紅學研究的影響而不能自圓其説的情況。有的論述令人雲山霧罩，摸不著頭腦；有的則充斥著封建社會末世論和階級鬥争論；有的則根據一孔之見評論《紅樓夢》中的人物和情節，令人很難苟同。通過梳理俄羅斯紅學研究過程，尋找其受中國國内紅學影響的綫索，分析此種影響的利弊，以引起俄羅斯漢學家的重視，或能反向影響中國國内的紅學研究。

　　隨著研究進程的推進，我們的前期研究成果表明了一個不争的事實，即俄羅斯的紅學研究受中國紅學界的影響很大，在《紅樓夢》前八十回的成書年代及作者問題上表現得尤其明顯。我們認爲，俄羅斯紅學在《紅樓夢》成書年代及作者問題上的研究進展有待於中國紅學界在這一問題上的正本清源和突破創新。我們期待通過正常的學術交流活動，把自己的成果宣傳介紹給俄羅斯漢學界乃至國際漢學界，期待有識的漢學家能够認識到紅學研究的這一重大問題。俄羅斯漢學史上百科全書式的漢學巨擘阿理克(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院士曾整理過列藏本《石頭記》，也閲讀過《紅樓夢》。他認爲疑惑問題很多，難以展開實證性研究，因而選擇了《聊齋志異》作爲他譯介和研究中國文學的一個重點，并取得了卓異的成就。後來阿理克院士的學生孟列夫和艾德林(Л. З. Эйдлин， 1909—1985)等都曾參與過《紅樓夢》的俄譯和研究，但由於深受中國紅學研究方向和範式的影響，缺乏獨到創見。隨著中俄文化交流的深入開展和兩國學者的互動切磋，紅學研究的突破創新或能可待有日。

　　在《紅樓夢》作者的考索問題上，我們認爲，考查《紅樓夢》前八十回的成書年代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步驟。在外證闕如的情況下，《紅樓夢》文本中存在的内證應該説是較有説服力的。我們對《紅樓夢》前八十回成書年代的研究結果是，《紅樓夢》初稿成書於明清鼎革之後的清初。根據文本内容并綜合以往研究成果，文中隱寫了洪承疇叛明，并未出現《長生殿》和《桃花扇》兩部名劇，因此成書介於1642—1688年之間。《紅樓夢》中出現了“江南”的稱謂，成書可推至1645年之後。《紅樓夢》成書受到了《醒世姻緣傳》的影響，似又可推至目前所見《醒世姻緣傳》初版的1661年。《紅樓夢》文中隱寫了鄭成功1662年收復臺灣的内容，但并未隱寫三藩之亂的内容，如此成書年代則可定位於三藩之亂爆發的1673年之前。因此我們目前的研究成果探明，《紅樓夢》前八十回的成書介於1662—1673年十幾年的時間内。如果在這一時間範圍内考索其作者，則範圍大大縮小而較容易對號探查。我們認爲，目前最符合條件的原作者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方以智(1611—1671)。《紅樓夢》的成書年代和其作者問題是密切聯繫的兩個問題，對《紅樓夢》成書年代的論證必將大大促進對其作者問題的研究。如果作者問題得以解決，則《紅樓夢》的真味必將得到真正的品解，紅學研究的突破自不待言。

　　總之，我們將在《你也説紅樓，我也説紅樓——俄羅斯紅學評説》這一研究成果中釐清兩個問題： 第一是評説俄羅斯紅學研究的情況；第二是分析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實際上，俄羅斯紅學的情況是海外整體紅學狀況的一個縮影，與國内紅學研究的誤識有關。《紅樓夢》是一部文學作品，雖然可以文史互證，但文學作品是不能完全用研究歷史的實證方法來進行研究的。《紅樓夢》有真假兩面，這是文本中體現出來的，戚蓼生(1730—1792)也曾在戚序本之序言中特别指出過，後世許多有眼光的學者也曾進行過各種合理論證。

　　我們的研究會做到破立結合，將在《你也説紅樓，我也説紅樓——俄羅斯紅學評説》的第一部分和附録中針對《紅樓夢》前八十回的成書年代和作者問題提出鮮明觀點，并用以評説俄羅斯紅學研究乃至國外紅學研究，以期能够引起國内外有識之士的求同存異，以微薄之力推動紅學研究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