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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今全球化浪潮洶湧澎湃的時代，高新科技君臨天下，高鐵、飛機讓交通變得更加快速、便捷，互聯網絡、手機、大數據令信息瞬間傳遍世界各個角落，地球似乎真得變成了一個村落。人們在地理層面上的空間距離大大地縮小了，但心理的距離却很難説是拉近了。置身於21世紀的中國，經濟繁榮，物質豐裕，生活相對比較富足，但處於社會巨大轉型期的人們却顯得有點焦慮不安、心神不寧，即便日益增長的財富也不能提升多少幸福感，更不能慰藉失落的心靈。每個人都像是失去家園的孩子。我們知道，文學是人們精神的家園。在文學的版圖上，不分國界，也無論東方、西方，人們總能在它所構建的世界裏尋覓到一方心靈的栖息地，共享人類精神的真諦與靈魂的奥秘。

　　在當今世界文學的版圖上，有這樣一批被稱作“艄公”或“擺渡人”的“兩栖作家”： 他們是“客居他鄉的‘脚踏東西文化，手寫宇宙文章’的‘兩栖’作家”，“兩栖作家中的不少人，以推動人類的交流和理解爲己任，懷著一種人性的良知和熱忱，自覺地充當中外文化交流的‘信使’，并樂此不疲”。這是錢林森先生在其主編的八卷本《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的“前言”部分所提到的。他還開列了19世紀末以來這類“兩栖作家”的主要代表： 辜鴻銘(歐洲)、陳季同(法國)、林語堂(美國)、韓素音(英國)、盛成、程抱一(法國)，以及美國當紅走俏的華裔女作家譚恩美、湯亭亭等人。錢先生主持編寫《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之所以對這些并非純粹的外國作家如此感興趣，是因爲他認爲這些作家“在中外文學和文化交流史上，他們不僅是一個特殊的創造群體，而且也是一個絶佳的文化使團……他們以自身的文學實踐和實績，參與所在國文學的共建，構成外國文學不可或缺、風格獨具的部分。這群作家對滋養、培育他們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更新和利用，無疑是個有趣而有益的課題，自然要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

　　如果我們接著錢先生主持的這個富有開拓意義的課題繼續做下去的話，那麽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挖掘和續寫。我們還可以對上述代表性的“兩栖作家”加以補充，比如美國的華裔學者孫康宜(Kang-i Sun Chang)，華裔作家趙建秀(Frank Chin)、任璧蓮(Gish Jen)、哈金(Ha Jin)，等等。其中最年輕的是同時擁有華裔作家和學者身份的哈金。與出生和成長均在美國主流社會的移民後代譚恩美、湯婷婷、趙建秀、任碧蓮不同，哈金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在内地土生土長。他當過兵，恢復高考後讀了大學英語系，又讀了美國文學碩士學位，之後申請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他是在中國生活了30年之後才去美國的。

　　哈金目前是波士頓大學的終身教授。他放棄母語寫作，改用英語創作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小説，如《小鎮奇人異事》《新郎》《詞海》《池塘裏》《瘋狂》《等待》《戰争垃圾》《南京安魂曲》等。憑藉這些作品，他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筆會/福克納獎、美國筆會/海明威獎、奥康納小説獎、湯森德小説獎等一系列美國的本土文學大獎。哈金還當選爲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據説該研究院的最早成員包括馬克·吐温。哈金獲得了許多作家夢寐以求、難以企及的文學成就。他的成功簡直就是一個實現美國夢的鮮活案例。

　　哈金用英語書寫的大多是中國故事。他的創作素材大都來自中國，對中國當代歷史和文化資源的充分利用，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中國民族特色和個性特徵，但是“哈金的小説創作從主題、結構到叙事方式，無不帶有西方文學傳統的烙印”。曾將哈金的《小鎮奇人異事》(由12篇短篇小説組成的集子)譯成中文的王瑞芸如此評價哈金的創作：“哈金的語言絲毫不華美，不機巧，他只求明白準確，簡練乾浄。但他正是用本分的動機，樸素的立場，乾浄的語言，對現實近於謙卑的誠懇，征服了美國寫作界。”如此看來，將哈金用英語創作的作品劃歸美國文學或外國文學，應該是符合實情的。而哈金作品中帶有中國背景和中國元素的故事書寫，又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與美國本土作家風格迥異的民族特色和個性特徵，甚或連及他多少帶有一些漢語表達色彩、并不那麽純正的“哈式英語”也豐富了英語文學的寫作。兼有中美雙重文化身份，哈金的創作就不可避免地帶有雙重的文化視角，這使得他的創作富有跨文化的内涵與特質。正如錢林森先生所説：“他們雙重的文化身份，獨具的跨文化背景，獨特的社會經歷，以及他們所擁有的中外文化根底和雙重的文化視野，注定了他們要在中外文學和文化交流中擔當最佳媒介和使者。”“他們的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傳播，擁有極爲廣泛的讀者，有的還獲得了所在國甚至國際文學大獎，成爲西方讀書界暢銷的讀物。……從而使他們的創作確實成爲西方人瞭望中國的窗户和東西交流的橋梁。”無疑，哈金實屬其中當之無愧的一員。

　　曾先後三次參與中外文學關係研究叢書編撰工作的天津師範大學王曉平教授，與山東教育出版社共同設計了“中外文學交流志傳叢書”的出版事宜。王先生認爲：“中外文學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能有新高度、新樣態、新滋味，并由此而贏得新讀者，是我們都樂見的。那種將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和跨文化現象量化、簡單化、標籤化的文字，恐怕很少有人真心愛讀。”“有人才會有故事，我們把這些故事講得有料(史料、資料)、有情、有味，有看頭，就要擺脱自恃高深的‘學報腔’。視野宜寬，材料宜富，叙事宜巧，道情宜精，議論宜深，炒舊飯自然不妙。”可以看出，王先生的編撰宗旨，一是要有高水準的學術思想内涵和品味，一是要有善於講好故事的才情與手段，融學術與創作於一爐，打造一套充滿學識和情趣，既益智又怡情，能贏得真正熱愛生活、熱愛文學的廣泛讀者群的“中外文學文化交流志傳叢書”。

　　如何建構好中外文學交流的故事？無論是寫一位外國作家及其作品與中國作家、中國讀者交流的故事，還是寫一位中國作家及其作品與外國作家、外國讀者交流的故事，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講好故事，如何講好其中人與人交流的故事(包括作家之間的交流以及作家與譯者、讀者之間的交流)、作品譯介後讀者反映、接受的故事以及作品傳播、影響的故事，等等。講好故事，不能完全依賴文筆。即便有生花妙筆，如果没有一條綫索有機地將碎片化的故事串聯起來，有可能最終書成之後缺乏邏輯性與整體感，或許成了“大雜燴”之類的亂燉。因此，要講好這個文學交流故事，找到一條或隱或明的綫索統領全篇，至關重要。

　　此外，一如王先生所言“我們把這些故事講得有料(史料、資料)、有情、有味，有看頭”，要寫出情趣，讀者愛看，恐怕選對角度、選對方法就顯得十分重要了，而所有這一切的前提一定是選對一個合適的人——這個人(抑或“兩栖作家”)和他的作品一定藏著豐富的“料”： 中外文學文化交流故事的寶藏。